人们对历史怀有那么浓烈的兴趣是为什么？史学之所以兴旺发达又为的是什么？同样，史观的演变与进步到底又说明了什么？

对历史的兴趣说到底是对自身的兴趣，对自身所处的环境的兴趣，所以才有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说。

史学的发达正是为了了解人类自身，研究人类的本性。所以，科林伍德认为：“人性的科学只能由史学来完成。”他进一步说：“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至此，是否就己经把一切说尽了呢？

人“已经做过了什么”，这是过去，由此得知“人是什么”，这个“人”，也仅仅是过去的人，但史学的目的仅仅为了过去，为了现在么？对人的理解，就已到了终点么？

事实上，人类对历史的关注，更重要的在于对未来的向往，不是“已经做过什么”，而是“应该做些什么”，从“做过”之中了解到哪是该做的与不该做的，虽然无法改变历史，却总想把握未来。

在这一小节里，我们提出了“美学史观”这个概念。

这也是基于从人的了解出发的。

这一史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植根于过去业已有过的史观之中，早在人类文明发端之际，人们就热烈地向往着无限自由的境界，不物于物，取一种超越功利目的的审美观。因此，从庄子的“得至美而游乎至乐”（《庄子·田子方》）、“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到阮籍的“顺情适性”（阮籍《乐论》），强调人生的乐趣在于精神自由、个性得到自由自在的发展与满足，均可以寻到它的轨迹，只是当时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显性因子”，物质财富极为贫乏，这一追求是无从达到的。庄子死后寂寞了几百年才被提起，阮藉、楼康不是穷途大哭而返便是被杀害。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不也正是对人的追求的了解么？那时，人与自然生态的平衡，只是可望而不可即。

而人的追求总是不竭的，人的潜能的发掘也无可估最。正如科学家所报告的，人的大脑中大部分脑细胞，迄今未曾发挥作用——当然，比人猿时期发挥的要大得多。猿人是无法理解集成电路、宇宙飞船的。人在历史中不断激活出无穷的智慧，这也是“告诉我们人是什么”的过程。高速摄影机拍下人的特异功能的照片，不是仍无法用当代的科学成就去解释么？未来世界该发展到什么地步——也就是人的自由程度达到什么地步，谁可以断言？“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语）也只是抽象的把握。天人合一，就是生态的平衡。

也正是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想象几百年后的世界，恐怕比钻木取火的原始人想象今天一般那么不可思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迄今仍未走出它的蒙昧史，或马克思说的“史前史”，尚未达到自由。

人的本质，也就是对自由即美的追求。这比用善恶、真伪来解释要合理得多。

设想一下，若太空上已有数倍于地球人类史的智能者，将怎么看待地球上的战争、竞争等异化现象呢？异化，便就是愚昧的后果。

一说到“异化”，我们马上就又想到在首篇提到的，最早反对异化的思想家庄子了。他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那么深刻的影响，也反过来证明文学说到底便是反对人的异化的内在情感的曲折宣泄。有人说，文学从来与政治不能合拍，“文以载道”只会拒绝文学，所谓“政治”，无非是异化了的社会之功利罢了。这不无道理。几千年来，这一反异化的呼声不曾断绝过，禅宗主张“即心即佛”，后来则由李赞发展为个性解放的思想，要求冲决“条教禁约”：

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付物。（《李氏文集·明灯古道录》）

所以，他的“童心即真心”论，在近代中国被视为“异端”，成为启蒙思想的先声。

这样，我们在论述历史的进程之际， 由人开始经历了各种异化力量的左右，又回到了人的本题上来了。

这便是前篇所提的对人的价值的认识。

其实，从知识、智慧的价值上过来，也同样上升到人的价值观念上来了。而人是无价之宝，用价值这个概念便有点不那么合适了，在高频率的价值更新中，价值消失了，人却更突出了。

但这决不是群体的人，而是一个个自由的人，一个个获得自由发展了的人——如同（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一样：

这才是“真正的人的历史”的开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家族相似”的现象。庄子反异化，且不说马克思也反异化，视人的复归为未来，我们更看到，庄子的学说与海德格尔及其存在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更发人深思的是，正是在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门新学科——未来学正在兴起。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说等等， 日趋向前发展。我们不必在这里对未来学多加描绘，但它至少说明了这一点，人类的历史发展进人了“目的性”阶段，或者说可以对历史作出选择了。摆脱了“人为物役”的异己力量的制约。

当然，这种选择还不是最终阶段，但多少比过去多了极大的自由度。

人不再为温饱而忙碌，不再为物质财富操心，也才有精神的自由境界，才有纯粹的情感存在，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智慧——大脑的潜能。而今，为世所累者可谓是百分之百，庄子早就看出了这种不幸，才呼唤“不物于物”。而他在那个时代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他才高喊“归朴自然”，如同后来的启蒙主义者卢梭等人一样。

只有来个否定之否定，当社会的物质财富达到了不需让人操心的丰足，人才可能充分考虑自己的情感需要、主观趋求，才会按照美的观念去构造未来的世界，“得至美而游乎至乐”。

我们不妨把这称为美学史观。

历史这才是艺术，才是自由，才是美！

且慢！

在中国，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同，如果过早地提出这种史观，也就是说，不等社会的物质财富积累到上面所说到的丰足的程度，便过早沉酒于文化与道德的陶冶，这势必又会逆转到了原来的伦理社会。李白也早在诗中讽刺过儒家文化，历来对经济是束手无策的，他在（嘲鲁儒）中写道：“鲁史读五经， 白发死章句，回以经济策，茫茫堕烟雾。”大一统的“计划”，无非是把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理想强加于社会经济，结果只会对经济起到破坏作用。不讲经济规律，无视商品经济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这便有了过去二十多年惨痛的历史教训。

当然，更不能把这描绘为“礼治”社会。礼与美是不可以画等号的，但古代中国却常常把这画上等号。前者在中国人的伦理观上看，是否定功利、不包含功利的，所谓“贵义贱利”便是这个意义，它形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意识中的深层沉积。其实，对伦理史观而言，它表面上否弃功利，实际上却包含有极端狭隘的——只维护一人、一家、一族的统治与利益，所谓“舍身取义”，不就是为的君主之义么？“文革”中更推向极端，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穷过渡”，以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取消任何个性、情感，从唯物史观的初级阶段倒退回伦理史观阶段，所谓的“至善”不仅取消了功利，也取消了美——不妨想想“红海洋”之类壮举。可以说，这便是极“左”的某种表现特征。后者作为美，它是超越功利的，但是，不包含功利则无从超越，忘记这一点，便很容易与伦理的，‘善”相混，在史观上，则会导致倒退。只有包含才能超越礼的标准是善与恶，实用的标准是有利与不利，美的标准是超善恶亦超功利的。一部文学作品的人物，只用礼的标准衡量，是简单的、平面的，用价值观念，也就带有历史主义了，用美学观念，便超越了时空，达到了永恒。这似乎说得空了点。但换句话来说，一部作品的美学追求，不恰巧是对永恒的迫求么？不朽之作，它的首要点是美而不是其他。

历史进人美的阶段，它也便是永恒了，也就是自觉的和自为的了。我们把文学观念纳人历史观念，似乎有点唐突。但罗素说的历史是艺术，未免早了点，他说的艺术应更正为工艺，尚不是天然浑成的，而只有在这个阶段，历史才是真正的艺术。

但目前发达国家出现的“东方化”的征兆——仅仅是征兆，不能过于夸大，却是这种历史进程的先声。因为在这样的国家，已不怎么存在公开的阻挡科学与经济变革的力量了，人的兴奋点，就在于精神的自由，纵然他们还没走出价值观念的范畴。所以，老子的《道德经》有众多的译本，不少作家都以老子的格言作为座右铭，庄子更与现代西方某些哲学形态相通，如前所述，其表现出的崇高的生活理想，美得简直教人倾倒。何况它的文字、形式的高度的技巧，更谓出神入化，巧夺天工，至于禅学引起的热潮，则更发人深省了。这无一不是在追求一种无拘无束、充分自由的境界，追求归真反朴、复归自然的表现。

当然，也有人以此津津乐道，用来讥评当前中国向外来文化学习、吸收、扬弃的这一历史阶段。这种人只能是对历史一无所知，对未来也一无所知， 自然对人类文明也一无所知，一旦这类人的狭隘的文化历史观念占了上风，中国势必出现前面所预言的悲剧性的逆转，这不是没可能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已指出：

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巧就是人的类的特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人们追求自由，也就是追求自己本质特性的实现，这还能有什么可非议的呢？几千年来，虽然人类社会产生的异化力量始终在对这一人的本质加以扭曲、阉割，但是，人为追求自由而谱下的可歌可泣的悲歌，却始终没有停止过，历代的农民起义，近代的人民革命，不都是这样的壮丽诗篇么？尽管它们大都失败了，或者在追求的过程中由于不可避免的异己力量而归于寂灭，但其出发点，不都是为了自由么？不都是对异化力量的压迫的反抗么？

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无沦有多少曲折、多少灾难，人类总是要走向自由解放的。 自由永远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历史上的任何一个进步，都是向自由的迈进，人类为实现自己的本质，是无俱于任何大自然的暴决和自身异化的、残忍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所以，自由是起点也是最终目标，通向自由之路，各个民族各有各的选择，如果不是被消灭，那其终点永远是一个——自由！

因此，人类的历史也可以归结为自由的发展史，一个同“必然”——异化作斗争的历史。“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的王国就开始了。”可这个“异化”——必然又是什么呢？仍是庄子所说的“物”，“物”着人的力量，那便是伦理社会的血缘宗法关系，以及人造神的力量，还有物的“**裸的有用性”，这个“物”囊括了一切非自觉的东西：伦理、价值、政治、宗教等等。

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的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 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彼岸”——物质生产的彼岸，只能是精神自由的领域。也就是说，精神领域的超越价值的观念，这便是美的实现。

人们对于历史的创造，若不为物质生产所困扰的话，那便只有一种选择——美的构想。当然，美自身也是千姿百态的，但它是超功利、非实用的，是崇高的、无私的。

自由与美，在这里便是不可分割的一体。

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由的力量。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庄子的观点上来了，在没了一切“物”的奴役，即功利名禄、权势欲望、利害得失之后，这便是超功利的自由，也就是最高的美了。

我们还可以在庄子中读到许多这一方面的论述，诸如“法天贵真”、“大音宛希”、“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的“天乐”等等。

历史转了一个圈，似乎又回到了它的起点。我之所以在自然史观中推崇老庄，也正是在起点看到了终点，看到人类对自由不息的追求。在为自由这一点上，庄子从不曾消极过，否则他写那么多文章、讲那么多寓言干什么？要真消极，一言不发好了。

至于禅宗“不立文字”说，我们也可以从今天的语言学中得到某种启发。文字，正如庄子说的：“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一文字造成的约束与遮蔽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如今之所以要突破概念的限制，就是要更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思想，更自由地与一切交流，不仅与庄子说的鸟、鱼之类，还可以与外星人……

说这些，只能做到挂一漏万， 自由与美的境界是无法完全以文字表叙的，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到，几千年来， 自由——美，正是作为未来历史创造的动力而活泼泼（姑且借用禅宗的语汇）地存在着的。已不是过去的结果，而是未来的象征。

有着光辉的美学传统的中国，在未来历史上的选择，只要不再走弯路，是完全可以迅速地走在世界的前列的。

马克思曾把未来的理想社会说成是“彻底的自然主义和彻底的人道主义”。

所谓“彻底”，便是解放。人道主义走向彻底的过程，恰巧就是宏观的历史；而自然主义走向彻底，则是人的美学观念的复归， 自然生态的复归同样是对异化力量的否定。两者的归宿，也便是美——自由。

所以，美作为一种自由的力量，是历史上不可抗拒的力量，未来属干美，这便是结论。在经过“天人相分”的残酷斗争之后，老庄的“天人合一”之美便以自然与人道的同一重新得到证明。

当罗素说“历史作为一种艺术”之际，他是要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把历史进步归于主观的力量，要引人个人偶然的因素，也为了与“历史作为科学”摆平。但是，他对历史所包含的美的观点却说得太少，他只说：

历史属于一个不同的范畴。乘法表虽然有用，却很难叫做美。有关人类历史命运的基本智慧，极少是通过记住乘法表的较难的条目来表现的。 另一方面，历史——我将这样坚持认为——就像人们公认的诗歌的情况那样，是每个人精神生活中值得想望的一部分。（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30-13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自然，美是人的自由创造，是人最终的历史选择，这连罗素也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了。换句话说，当人能自由创造时，便不为任何异化力量所左右了。所以，美的选择就是对丑——异化的否定。

未来的社会，只能是美的社会。

这似乎是太理想化了的历史观。理论上的推导，绝不等于真正的历史的进程。多少人许诺的理想社会，到头来却只会给人类加上重重苦难，这已经屡见不鲜了。所以，笔者也不能把一种思索的结果，当做既成的事实强加于人。即便是历史上的大思想家，他们也不对自己所作出的预言加以具体的描述，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及感觉到了这种后果。这就等于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所有人自由的意志上面导致的结果，便恰恰有悖于历史本身。

中国古代有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也许陶渊明才据此写出了《桃花源记》，也有孔子、康有为等的“大同社会”……这些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种乌托邦思想。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礼治”这种理想化的社会，强加干我们这个民族，所以才有这二千多年来伦理社会的种种悲剧。当西方在寻找武器，反对神权统治时，有人甚至还想捡起这种“礼治”，说：“我们从前也不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连雅各宾党人，也在1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说：“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霍尔巴赫甚至说：“伦理与政治是相互关联的，二者不可分离，否则便会出现危险。伦理若无政治的支持，便毫无力量，政治若无美德的支持和协助，便岌岌可危，迷失方向。伦理的目的在于告诉人们，最大的利益大于实行美德，政府的目的则促使人们这样去做……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紧紧相连的国家只有中国。”

可中国的“礼治”的煌煌功绩又如何呢？这已是有目共睹了。笔者在十年动乱中，也一度做过“礼治”的梦，到最后才猛地发现， 自己恰巧没从过去的噩梦中醒悟过来。“礼治”的乌托邦，得其反则恰巧是“以理杀人”，却无人怜悯。 自然西方最后也没引向“礼治”，包括马恩也对这进行了抨击。黑格尔则加以讥嘲，但他的偏见却导致了他确认中国必将像印度一样，沧为欧洲的殖民地。而这却不曾成为现实。

其实，“文革”不也有这么个“杀出红彤彤的新世界”的乌托邦思想么？可导致的恰巧是对人性极大的摧残，对个性彻底的剥夺，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当然不能仅仅归于这个原因，但当年许多天真幼稚的年轻人恰巧就从这点开始上当受骗的。

本来道德引导的是善，可得到的是恶，历史与伦理就这样相悖。历史，总是高于伦理的。伦理只是历史的产物，而历史绝非伦理的学生。在这点上，克罗齐倒是说得不假：

历史决不主持公道：历史永远只进行辩护；它不可能主持公道而不使自己不公正，即，混淆思想与生活，把情操方面的爱恶当做思想方面的判断。（《历史的理论与实践》）

所谓“礼治”，仅仅是圣人们一种历史错觉而已。既然圣人也有错觉，那么，这里提出的美学史观，也就更难保证其之正确了，还是老庄说的，顺其自然吧。未来学虽说不是理想主义，欲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但历史发展的参数系统是无法穷尽的，又有谁保证得了某个环节上的遗漏呢？

由此，我们是否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美的社会是一种包含了功利却已超越了功利阶段的较为现实性的未来社会，是人类对自由的不竭追求的一种结果，因而它是更科学的也更富于艺术色彩的。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有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总之，革命者只有在他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学家，在他自己的历史思想里真正重演那尽管已被他扬弃了的生活时，才能把他的革命看做是一种进步。

这意味着什么呢？

让我们重温一下既往道德社会——伦理史观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吧！在否认功利而强化伦理秩序，把空想当做意志强加于人类——它与“乌托邦”恰巧是相通的。当一个革命者醉心于他的“乌托邦”，而忘却历史上的“反乌托邦”——“礼治”造成的暴政的话，他怎么能把他的革命看做一种进步呢？

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么一条轨迹，从否认功利而实质是狭隘功利主义的“礼治”社会到近代、现代功利观念的不断更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向确立了美学原则合乎自然生态的未来社会。

这便是美学史观的由来。

那时，如同古希腊的观念复归：历史也就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