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使用过历史的“显性因子”和“遗传基因”之类的术语。 自然，如果把历史当做活体看待，使用这样的术语是理所当然的。如同一个人成长之际，童年时代的“显性因子”可谓天真无邪，该笑就笑，该哭就哭，颇有点庄子的味道。人类的童年时代不妨也这么看。长大了，性成熟了。青年的“显性因子”便是胡子、喉核之类了。到了壮年，更年期反应，而后，还有老人斑……同样，人类社会的初期， 自然天性是充分一些， 白然史观便也这样形成，说庄子是第一个反异化的思想家，的确不假，他反对“人为物役”，要求“不物于物”，甚至看到了千年后“人吃人”的可悲结局：“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可谓不幸而言中，理学“以理杀人”，不就是中国社会发展成熟的一种异化了的可怕力量么？

所以，其后的“显性因子”，便是血缘宗法关系上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了。它初步的完成形态是在汉代，即董仲舒的“废黯百家，独尊儒术”，以伦理为本的“礼治”——“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云梦秦简》）。作为这个“礼治”的显绩，便是汉代的繁荣昌盛。但这一“显性因子”也有其自然衰老、走向反面的过程。

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反伦理、纵人欲的潮流**，加上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历史出现了一次激活，达到了古代繁荣的顶峰，越过印度文明的高度而成为世界文明的奇峰。

但是，伦理社会的“遗传荃因”虽一度被抑制，但不曾消失，而且仍顽固存在，于是，在宋明时期，又重新武装了起来，成为极为反动的理学体系，在中国造成了极为巨大的历史性创伤，使中国文明的进程远远落在了世界的后头。

于是，中国社会又处于了类似魏晋时期的局面——那时面临的是亚洲的另一个文明：印度自4世纪始的太平盛世，而此时，则是整个欧洲的工业革命及以后欧美的科学繁荣。

自汉代到唐代，和平渗人的印度文化长达数百年之久。而自明代至今，也有数百年了，这一“激活”的过程不断被遏制，这同传播方式及业已武装过的理学有很大关系。

但是，作为一定历史时期必定要出现的社会的“显性因子”，总是阻止不住要上升到主要位置的。

这便是日益引人注目的物质因素——物的交换：商业；与物的突飞猛进：经济与科学的发达。

如果说，血缘宗法社会的物质生产尚不发达，人们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外王内圣”上，这是不难体察的，小农经济只配有那样一个伦理社会。但是，当经济的因素凸现时，人的观念总是不得不跟上的，不管传统力量还有多大。

于是，价值观念便出现变化。

可以说，过去的伦理社会是排斥这一观念的，所谓“贵义而贱利”便是如此。我这么说，有人会提出，过去就没有价值观念么？我认为，在这个定，义上，得作个必要的说明。所谓“贵义”的“贵”不能引中为“价值”，正如“贵人”并不等于重视人的价值一样，“贵义”若说成是重视义的价值，那它便是一种抽象的、子虚乌有的价值了。中国古代有“人贵”思想，但那是指伦理群体的“贵”，而非真正的人。

所以，这一时期价值观的产生、发展、演变，乃至于升华，便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尤其对于中国社会更是如此。这种新的“价值观”与唯物史观可谓接壤。事实上，也只有当经济的因素，或生产力的作用作为“显性因子”在历史进程中出现之际，唯物史观才应运而生。在古代社会，是没有产生它的气候条件的。

由于交通与信息的关系，唐代只是亚洲文明的一次综合、交融与激活，而近现代则是整个世界文明的冲击了。这种冲击后的第一个选择，便是作为西方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在中国获得的胜利。这种“西化”过程，是经过了几十年血与，火的战争，数百年乃至千万人流血的结果，而在这场战争之前，更是上百年的选择，极其痛苦的外患与内乱的迫使所作出的选择。

中国的宗法社会在宋明间的强化，也证明它走向了末路。在中国历史哲学发展中有着重大贡献的黄宗羲，便提出：“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所谓“法”，则一是“置相”——“天下不能一人而治”，相当于内阁总理制去制约君权；二是设“太学”——近乎议会——“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再是计口授田，工商皆本，以造成“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这已有近代社会气息了，最后则是提倡“绝学”，即奖励发展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可以说唯物史观便由此逐渐形成。

章学诚也以史学反理学，指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后这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是言史学也。”这是摆脱理学空言而走向现实性的历史意识。

当西方人用鸦片轰开中国大门，从而引起中国思想界激烈动**之际，龚自珍大声疾呼：“奈之何不思更法！”他把一个朝代分为治世、衰世、乱世三世历史，要废“一祖之法”、行“千夫之议”，这初露了人文主义思想。魏源则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呼唤“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他以“变古愈尽，便尽愈甚”，“根抵于民依，善乘乎时势”为变革准则。因此，他被美国学者誉为那时整个东亚最杰出的思想家。其后，受香港租界影响，洪仁歼基于“革故鼎新”，写出了《资政新篇》，孙中山更以《建国方略》提出了民生史观，以“包括一切经济主义”，重视生产力的作用。

作为首批赴欧留学生的严复，提出其历史哲学，并将其建立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上。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人其历史发展观，把世界描绘为一个连续的发展进程。人类是发展中的一环，与整个世界万物同处于一个共同体中。所以人类的存在，无论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都可以在这个网上找到确定位置……他一译出赫青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警钟，就在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忧患意识中引起共鸣。一时间，进步的知识分子都自称为“进化论者”了。他不无见识地指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口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

中西历史文明的对比，在数百年间引起的震动是空前未有的，迄今仍有增无减，但对历史的选择，毕竟受历史的制约，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影响之深，可谓举目可触。如今，不也仍有人主张，类似台湾、韩国，经济可以起飞，可以西化，但意识形态仍可以是儒家的、专制主义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毫无疑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军阀混战从未统一过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原大地，“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正击中了旧中国的积弊及病根。“五四”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同样也极为准确地打中了几千年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之要害。唯物史观迅速在中国形成，并成为改造旧中国的尖锐武器。

在无产阶级并不发达的中国，受压迫最深的农民便成了主要的革命力量，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但国民意识的革命却漫长得多，鲁迅等文豪的作品便指明了这一点：只有形式上的变更，内容并不定什么时候又可以重新推翻，太平天国便是一个先例，人们不妨拿它与唐代对比。“拜上帝会”所倡导的宗教，与唐之前传人的佛教，在其性质上犯不着作多大区别，当时也是西方宗教传人中国之际，洪秀全也从《劝世良言》中接受了基督教原始教义的影响，宗教形式的平等观，都同样是对宗法社会的一个反叛，但历史已不是唐代了，外有“洋人助妖”，内则由于农民意识造成的迷信猖撅、惟我独尊、平均主义、极权专制、内让自残，使太平天国归于失败，一次对准宗教的伦理社会所作的宗教改革己不符合历史的要求了，空想的农业社会更不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太平天国也就永远只是个“天国”。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胜利，也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伦理社会、宗法血缘关系，也不曾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人们也已经看到的等级森严的儒学，也可借“阶级对立”来复活并正名；血缘宗法关系，更演变成了“出身论——血统论”，而扼绝个性发展的群体意识， 自有所谓的“阶级利益”来代替，旧的亡魂就这么战战兢兢，然而却绝不犹豫地从新的衣裳里重新钻了出来，甚至个人迷信所造成的神化后果，比封建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文主义窒息了，人的价值淹没在更大的“仁义”之中，唯物史观也被一步步蜕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精神原召单”、“批惟生产力论”，以至不顾经济规律以长官意志办事，一直到“文革”中经济陷于崩溃边缘，中国在世界经济起飞中却来了个大倒退。

知识的价值、科学的价值、人的价值，还远远不如权的“价值”、宗法关系的“价值”、阴谋诡计的“价值”。这该是“文革”中的“价值观”了。其实，这仍是宗法社会的“无价值”。

这便是由宗法社会向经济社会或现代社会转化的艰难历程。而今，以权谋私、官商作风等等，似乎是“价值”的一种转换，其实，恰巧是宗法血缘社会的一种遗患。人们不难回想起旧中国“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那仍是封建伦理统治的必然结果。

我们面临的是价值的革命。

一方面，是把人从束缚个性、压抑才干的所谓“群体意识”——实质是专制意识中解放出来，确认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这个过程，不是两三天可以完成的。历史学家们有的甚至断言，在世界上这种转变儿乎没有不流血的例外。当然，我们已流有很多的血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便是这一目标，也就是人人都参与创造历史、选择历史。人，这是唯物史观的立足之处。实现人的价值，正是唯物史观的目的。

这方面，当然是个宏观的把握。人的价值——这是最终的价值。

人的价值的实现，也是作为真正人的历史的开始。

但是，在我们今天，这必须有个过程。

且不说前面已讲到的，由宗法血缘关系到价值观念的形成，有个艰难的过程，而从初步的价值观念到最终的价值观念，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迄今，我们的世界还没有完成这一过程，中国就更不曾完成这一过程。

中国农民是讲“实惠”的，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开始，实物的重要性， 自然胜于金钱本身。有钱也不存银行，这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念。而这观念已没多大市场了。

但金钱是死的，人的智慧才是活的。进一步，人们才会在“捞钱”的狂热中，认识到知识与才能的价值。当然，这本身也很艰难。投资搞经济好说，投资搞“虚”的，在下边只怕还推不动呢。哪位头头不死盯住产值、利税？当然，这也关系到他的权力的稳固，可见还摆脱不了伦理社会的羁绊和“钱”的羁绊。无疑地，对于目前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对于愉懒、停滞、保守的旧秩序，有着不可低估的革命作用。但把价值归于金钱，毕竞是个低层次的起步。价值仅仅停留在数最上的客观物质上。

而对于发达的现代社会而言，信息本身的重要性愈来愈显示出来，而且也呈示出了它更高的价值。有人甚至以“信息社会”来描绘即将到来的未来社会。所谓“信息”， 自然包括新发明、新技术成果的迅速传播、采用、提高和完善。

当然，这显性因子仍是“经济”。唯物史观有着其显而易见的优势。

由重视物质、金钱，进而发展到重视信息、知识、教育及文化，这在价值观念上是一个不断的革命与更新过程。

于是，人们对物品的选择，对其本身的普遍的使用价值重视程度，将逐渐让位于长远的考虑和主观上的需求及情感上的爱好。所谓“智力投资”，如今日趋迫切与重视，正是这一革命过程的反映。

人们便由此产生了知识的价值、智慧的价值等观念了。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发达社会中“软件”组织——文化、科学、教育方面的规模、投资，远大于落后社会在这方面的规模、投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

于是，落后社会又面临着一种“马太效应”。这就是先进社会在知识价值革命中以几何级数发展时，落后社会还按照算术级数缓慢向前，这样，两个社会之间的差别就会愈来愈大，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这是经济作为“显性因子”出现后，不同文明程度的社会所会产生的必然对比。谁落后谁就要挨打，要被剥夺——这样，落后社会不可避免便会面临这样的命运：重蹈古巴比伦等攫灭的命运。

要么，就需要外来的激活！

这不仅是经济理论，也是历史理论，如同我们一千多年前，自魏晋的动乱至唐代的鼎盛一样。

一百多年来，我们已经反复过了多次，关闭一开放一再关闭一再开放，历史给予的证明，再闭关锁国，便只有古巴比伦可悲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或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全世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在这个交通、信息已经相当发达的状况下，不再是独立的、与别处无关的。因此，它们之间出现的碰撞、冲击、综合的规模，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大得多。先进的、高级的唯物史观，总是不断地取代低层次的或初级的唯物史观。

当“知识的价值”、“智慧的价值”，愈来愈趋于个性化的时候，也就是人人参与主动创造历史的时候，历史就不是盲目的，而是带有目的性的、可供选择的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辉煌论题便要得到真正的论证。那种“各领**二百年”的时代，必会让位于“各领**两三年”乃至于几个月，历史必会以这样的方式迅速更新、前进，社会将充分享用知识与智慧，而不至于在比较稳固的使用价值中慢慢爬行。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不同于使用价值，它一旦更新，便失去了意义。在价值观的最高阶段，价值本身便趋于消亡了。就拿电子管、电子元件来说，它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知识及工艺面前，便完全失去了价值。而这种价值更新的频率愈高，价值的意义便越易消失。

将有新的概念来取代它——价值。

我们也许说得太早了一点，也看得太远了一点。历史，是否也如几何级数的曲线在向上发展，随着岁月的推移，它的速度便更快呢？或者，一旦摆开束缚，便会沿切线方向飞出，不可企及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