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的幻梦，似乎又要死灰复燃了——不，它并没有“死”，即便在唐代，伦理观念、门阀观念，也不曾被推倒。它延续下来了。到宋代被强调到更高的位置上。

但显然，过去的“礼治”已不适应受到佛教文化思想冲击的时代了。社会群体伦理等级的和谐岌岌可危，因此，个体的自觉被推到了首要地位。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人伦、人道，必须靠对个体的道德训诫才可能得以实现。这样，儒家以礼——仁治天下，就得把个体道德与尊天命结合起来，才可能实现社会的伦理要求。

于是，从群体的伦理自发到个体的伦理自觉，就显得尤为紧迫了。

理学，作为越过自发的伦理阶段向实川理性完善的统治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理学家们煞费苦心，把“天命”作了改造，言天命与个体自觉处于和谐之中，道德规范既在人之外，也在人之内，从而不可逾越。于是，封建伦常——“三纲五常”上升为先验的“天理”；而道德律——“仁、义、礼、智、信”则上升为“天性”了。天理与天性相吻，世界便太平无事了。“不偏不倚”、“恒常不变”。人生在世，格守伦常，则率由“天性”，体现了天理。天人关系及人际关系便统一了起来，个体的道德行为也便得到调节。通过“格物、致知”，则明天理；“正心、诚意、修身”则守天理；“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由此及彼、由近及远而行天理。这种“圣人之道”，则泯灭人性，贵义而贱利……伦理的原则从此不是自然的直觉和派生，而成了一种理性精神，其思想之网更加严密，成为了枷锁与侄桔。

但朱熹无限感慨的是，“天理”总是敌不过“人欲”的，世风日下，两汉不如三代，隋唐又不如两汉。汉高祖“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唐太宗更是“无一念不出于人欲”，“王道”失传，“道统”断纤、“两千年之间、有眼皆盲”、“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不无小康，而尧舜三工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旦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所以，理欲之争便导致了王霸不敌王道，盛世不复再有，而后惟有霸道衰世了。所以得把历史往后拉至三代的“王道”才行。

这种历史倒退观，其实是伦理观不断瓦解的过程，这并不难理解。光靠某一种观念治理社会，必然会如此。所以，所谓“礼治”也成了泡影，朱熹竟不主张“严以济宽”，要把他的“王道”强加于历史过程了，竞然提出：“号令即明，刑罚亦不可弛”；“某当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因为“今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谋坏了这宽字”。“与其不遵以梗吾治，何若惩其一以戒百？与其核实检察于其终，何若严其始而使之无犯？做大事岂可以小不忍为心！”（《语类一O八·论治道》）

好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礼治”的梦幻终是梦幻。

人们不难看到，除了由此导致两次落后民族人主中原外，在明代，其严刑酷法、特务政治等等，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钳制思想、大兴文字狱，更是空前未有。

倒退的历史观必然伴随有倒退的历史。 自以为美好的“三代”一旦强加于社会，则更是残酷、恐怖之极。

所谓宋代以来的“务实”，实是统治者**裸的镇压、帝王被抬到了最高的地位，不主“孝”而主“忠”，便是为维护其残酷的统治。“礼治”——靠伦常维系，成了“人治”，靠帝王的德行了。这反映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便是“天生黑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通鉴》卷六九“臣光曰”），把人类历史进程中某一阶段里出现的君权制度，说成是与民俱生的永恒真理。

如果说，在柏拉图的历史模式中，有这么一个大循环，由理想国政体一贵族政体～财阀政体一民主政体～潜主政体，而后又回到理想国政体，即哲学王的统治的话，在理学家的模式中，只有君主政体内的王道与霸道、治与乱的单一往复。

但这里还有一种循环或互补。

暴君政治，必然导致暴民政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人是太微不足道了，一场灾荒便是饿俘千里。每次劫乱，都是杀人如麻。这里无意贬低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及积极作用。但是，朱元璋称帝后，是“蜕变”、“腐败”，还是本来如此，这恐不是心理学家回答得了的。这可是最正经的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惟一标本。连朱元璋的老家，凤阳花鼓里也唱“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他给老百姓带来的不是幸运，而恰巧是灾难。（水浒）中写李速“排头砍去”，不也正是这种暴民意识么？有暴民意识而成为暴君，倒是顺理成章的。试想想，哪位暴君要“成大业”，不是视百姓如矮蚁，修长城、修大运河，多少生灵涂炭。正是这种暴君——暴民意识，才有历代的军阀混战，迄今仍有的宗族械斗、吃大户，乃至于“文革”的“造反运动”绝对不是什么“大民主”，而恰巧是暴民政治。民主，是人民自主；暴民政治，则是一种变态的表现。我们历来不敢引人“暴民政治”这一概念，所以就无以解释历史上许多事件或“运动”。

研究中国独有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规律性问题，迄今仍没有大的突破。这正是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毫无疑义，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是以反抗压迫与剥削为起点的，也就是说，以自由、平等为起点，与整个人类历史的起点是一致的，其进步意义不容否定。但是， 自由与异化、平等与等级之间的转化，却又在农民军中异乎神速地得以实现。那么，它的自由平等本来就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其实，黑格尔倒是说对了，中国人“这种平等确实足以证明没有对于内在的个人作胜利的拥护，而只有一种顺服听命的意识”（《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中国》），也就是说，中国人习惯于这样一种平等，一人之下的什么都没有的平等，而不是什么都有——生来俱有的权利的平等。他们习惯于把整体的命运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把“金口玉牙”当做了“佛语纶音”，领袖则成了自然、宗教、皇权三位一体的象征。也可以说，是儒（皇权）、释（宗教）、道（白然）三教合流的至高无上的真命天子。所以，任何农民起义的结局，哪怕是胜利了，也不会产生新的政体，而只能是旧的等级制度改头换面的复生或强化。元好问讥朱温、王建诗：“围棋局上猪奴戏，可是乾坤斗两雄？”固然有蔑视称帝的农民起义头目梁太祖及前蜀主王建的味道，却也不无深意。朱元璋的例子不重复了，连《水浒》中“梁山伯英雄排座次”，到最后哪还有什么自由平等的影子呢？恰巧以绝对的等级作了终结，这种伦理秩序下的自由，与法律承认的自由完全是两码事，前者不过是一种一定等级范围内的自由与臣服罢了。

这便是中国理学的“中庸”——对立即互补，历史也是如此，乱治对立，起义与招安对立，却又互相补充，以达至整个古代社会的超稳态效应。就如王道与霸道一样，说到底也就是一回事。

这便是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实质：不承认根本的对立，抗御任何外来的冲击。

朱熹所改造和发挥的《大学》中直线推导“知止一有定一能静一能安一能虑一能得”为《四书集注）中的“功能圈”的循环模式，则是理学在这方面的证明。

他是这么注释的：

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则虑事精详，“得”谓得其所止。

“得其所止”，便是“止之至善”了。

善，又是伦理范畴了。“纲常万年，磨灭不得”（《语类》卷二四）。历史也就这般“定位不易”了。

历史的循环、事物的循环，一直到心的循环，到头来便是“不易”。对于循环圈内来说，这自然是绝对的封闭了。

长期以来的权力崇拜或权力神化，便是伦理观发展成的实用理性的必然结果。所以，宋代科学本可有长足的发展，却也被压迫、浓缩人了内向的伦理心学之中。惟有当官、抓权，才是出路，“为学”不离从政，“学而优则仕”，从而限制了自然哲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在西方文艺复兴、开始冲破神学侄桔，经济上也日趋繁荣之际，确是巨大的历史悲剧。从此，中国便从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后退下去了。

大文豪雨果不无辛辣地指出：

像印别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 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笑面人》）

鲁迅所说的，也许人已早知，他说：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 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 中国却用它看风水。（《伪自由书·电的利弊》）

于是，外国反而靠罗盘引路，用枪炮轰开了发明罗盘与火药的天朝帝国。说起来，该多令人心酸。

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集大成者，也算是颇有见识的王夫之。也视当日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不足以当我们祖先一笑，不如我们古人通达、明理，说地图之说并非西方所有，而是误解了中国的浑天之说附会出来，关于望远镜，他更说：

利玛窦地形周围九万里之说，以人行北二百五十里则见极高一度为准；其所据者，人之目力耳，目力不可以为一定之微，……苏子瞻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王元泽有云：“抹妹而累之，至两必差。”玛窦身处大地之中，目力亦与人同，乃倚一远镜之技，死算大地为九万里。使中国有人焉，如子瞻、元泽者，曾不足以当其一笑，而百年以来无有能窥其狂骇者，可叹也。（《思问录外篇》）

荒唐之极，可笑之极，光以狭隘的民族感是不足以解释的。他认为，科技再发达，也不过是小慧，是末，而我们讲的是本，是道。这便是思维方式、历史观念的根本不同。

然而，正是王夫之，本着“理依于气”的自然史观，进而提出了“理依于势”的近乎历史主义的观点。他不认为在历史发展之外有什么“天理”、“神意”、“道统”来作主宰，而主张“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势”作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客观过程，“理”为体现出来的规律性，两者统一在一起，“得理自然成势”，反过来“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思问录外篇》）。

王夫之还进一步说：

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弘。天者，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时有未至，不能先焉。追其气已动，则以不令之君臣、役难堪之百姓，而即其失也以为得，即其罪也以为功，诚有不可测者矣。（《读通鉴论》卷三·武帝）

所以，秦始皇搞郡君制，是从“私天下”的动机出发，做了符合“大公”的好事，“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读通鉴论》卷一）。“名微而众寡”的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足够奸臣了，行霸道而悖仁政，可“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这样，王夫之已经无意中触及到了历史与伦理之间并不能划一的问题，对既往的伦理史观进行了“修正”。但是，中国历史向他提出的问题，与他所能作出的回答只可能是一致的，他只能极力调和历史与伦理之间的矛盾，绝不可能上升到以历史统摄伦理的新高度，从而又窒息掉了他火花一闪似的思想。他的“理势合一”的历史规律论，“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因说，“天理寓于人欲”的社会发展观，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可最终仍脱不了伦理的约束，摆脱不开理学的框架，不但没找到真正的出路，反而仍自觉地、明确地维护着它们。“内圣外王之道”仍是一脉相承下来了。以“理”拒绝了一切，即融合了势，又抹煞了个体。这种抹煞，不再是强迫，而是以“个性自觉”来无条件放弃个人权利而实现的。于是，这种异化，又一次走向了新的峰值。从程朱到王夫之，也都无一不主情以义制利，以理灭欲，用理性道德去扑灭感情本能。

中国士大夫一千年来的可悲，就在于对这种等级之礼的伦理观的自觉服从与维护，从而形成极为牢固的依附心理。“内圣”用之于他们，便是潜移默化成的“孔颜人格”——奴才意识，将自发本能导向道德行为，感性冲动归之于理性规范。他们心甘情愿地置身于纲常的秩序之中，甸甸于帝王的权势之下，以谋求其“名位”，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学而优则仕”——全驱赶于做官的狭道上，只做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的“学问”，至于科技不屑一顾；文学艺术更是下九流了。当官便是一切——也确实有一切，一个皇权至上的官僚社会，有了权便有了一切，只要不去“冲天”，做皇帝梦。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多少可概括中国知识分子“做学问”的狭隘性，也多少正证明士大夫对于宗法社会所能起到的“互补”作用——“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古之遗训，算是把他们说死火了。他们不曾有过自己的独立性，永远只能作人身依附，不做隐士便是奴才。

自宋代以来，知识分子抬出来的诸葛亮，便是他们的理想人物，也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应帝王”、“作宰辅”的样板。

从诸葛亮，我们再去看民间兴起的“文庙”与“武庙”，不又可以看到，文庙祭的是孔子， 自然是“仁”的象征，而武庙祭的是关帝，不就是“义”的代表么？“仁义”二者之多，连任何帝王的庙宇都无法相比。这岂不是被神化了的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么？圣人， 自是高于帝王的。

而这，也是自宋代开始。

所谓“理学”，在伦理思想上吸收了一定的佛教哲学，把个人的修行变为个体的道德自觉，借“月印万川”来构造了新的理论体系，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将伦理观赋予了神学的性质，“明天理灭人欲”，则成了一种准宗教。在某种意义上，当西方正从神学统治的中世纪中挣脱出来之际，我们却在精心构置出了准神学的统治，进人了准中世纪。思想的统治便是这种道德神学了，偶像便是文武二圣——孔子和关帝。

连农民起义，也不可能摆脱这种观念，带上极浓的迷信色彩、宗教色彩，自命为“真命天子”，天下未打下来，便早早称上皇帝，并且为高度集中的权力而开始了内让，为个人的神化而大造舆论。中国的农民，没了皇帝便过不了日子，动不动便得靠“金口玉牙”作公断，指望青天……等等，正是一种丧失历史意识、丧失独立意志的“自在”，走向反面便是暴民意识。所以，一乱一治，古代哲人便也仅把“乱”当做一种维持平衡的过渡。而自宋之后，大一统的局面更稳固，也用不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观了。

这种“理学”带来的历史性大灾难，不独从戴震所说的“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漫漫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可看出来，在两次落后民族人侵，君臣们束手无策，只待“尽忠”，最后沦为异族的奴隶，也可以看得更清楚。可以说，这是一门制造完美无缺的奴才（内圣）的学问。理学家们的迁腐、愚昧、冷酷、残忍，却对外患手足无措。所以，它也是一种“内耗”的学问。

无疑，这是历史的反动。

作为造成中国历史大倒退的这一理学，在“五四”时期是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与无情的揭露的。但是，当时只是出于一种历史的**，而缺乏历史的科学态度，所以，它潜伏屈曲了一阵之后，一有机会，便又东山再起了。人们不难看见，为何“文革”中的宗教迷狂，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顶点——虽然只在历史的一瞬间，而当日“太平天国”里的极权专制、惟我独尊、平均主义、暴民意识……等等，又如何以异乎寻常的神速复活，差点窒息了一个人民共和国的生机。历史不那么简单，否定之否定也绝不是某种不变的程序，它的显性因子何时出现， 自有其规律。“五四”以来的科学、民主，为何从内部遭到了颠覆，对不少人来说，仍一无所知，实属可悲。

试回忆一下当日的口号吧——“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宁要社会主义晚点，不要资本主义正点”等等，不正浸透了理学的观念乃至于历史意识么？茶毒我们民族，在宋明间被完成的理学，是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历史已提出了这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