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悠远而又恒久不变的幻梦中，有一个梦，则是与别的民族有所不同的。他们甚至认为，这不是梦，而是已有的现实或历史。

这个梦，就叫做——礼治，如孔子所言：“齐之以礼。”

它之所以是梦，因为在等级森严、人欲横流的社会里，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彼此是格格不人的。但这种“礼治”的神话，却远远传出东方的世界，连黑格尔在他的巨著《历史哲学》的“东方世界·中国”中也这么写道：

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做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22页，上海书店，2001.)

当然，他也没有怎么说错。

在汉代，孝则是置于最高位置，史书上就有过记载，为了尽孝而误了公务，不仅没受到处罚，反而得到了奖赏乃至晋升。“万恶**为首，百善孝为先”，已成了儿千年中国社会的重要遗训。而所谓“孝”，则“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善与恶，这便是道德伦理判断的范畴了。汉代列为七经之一的，则有《孝经》。《论语·为政》云：“孟兹子问孝。子日：无‘违’。”《新书·道术》中也有：“子爱利亲谓之孝。”

一句话，这种伦理道德观念，则是从“孝”出发的，也就是说，是从人的宗法血缘关系出发的。

这也是整个中国伦理道德观念的出发点。并由此有了我国古代特有的道德哲学——历史哲学。

家庭，这是社会形成的最初细胞。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宗族统治，很早就已在夏禹的时代开始。中国人以姓为首，也就是这种血缘意识的反映，已经有人著文说过了。“父”古文作“为”是“举杖”、“率教”的家长（见（说文解字》），显示出了其在家庭中的绝对的权威。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一家之“父”，便演变为百官之“尹”。尹字古文中为“习”，《说文解字》中注为：“治也，从手：1，握事者也。”“尹”则成了统治机构中的管事。“尹”下加上“口”，则成为“君”。君主者，发号施令，统率一切也。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这样一种理论，认为中国未曾来得及打破血缘关系便进人了阶级社会。但是，天然的血缘纽带、宗法关系，不恰巧是形成社会等级差别最有利的基础么？不是来不及打破，而恰巧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前者的理论，恰巧是死搬硬套搞教条主义的无可奈何的自嘲罢了。

宗统维护了君统，族权强化了王权，家规演绎出国法，血缘的纽带，为大一统的中国古代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是，“礼治”便成了中国人最美好的幻梦。礼高于法，岂不妙哉？血缘的“孝”，比强制的“法”又“高明”到哪了呢？传统奴性、孔颜人格，不正是由“孝”而起的么？它比别处的奴性更加上一条牢靠的纽带——血缘！

这种血缘的系列，正是从自然的系列延续而来的。所谓“礼”，最开始是对自然的敬畏所作的奉祀，而后，便成了对祖宗的祭祀，而当氏族的父执转化为国君时，“礼”便成了一种系统的习惯规范——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杠杆。

历史，本来就是从自然到祖先，又由祖先到今人而发展过来的。中国人重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重祖先，重祖先的史迹，由自然祟拜到祖先崇拜，恰巧反映了伦理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国人为什么有祖先崇拜，这里便可以找到解释。

我们先不说这种道德——历史哲学显而易见的栽害作用。

平心而论，把人从自然的序列中解放出来，以人的血缘关系取代自然的秩序，这总归是一个进步的开端。而且，不似西方，走向中世纪的神权统治，避免了全社会的宗教化，不以宗教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精神之柱，而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感情纽带及理性观念，所以，这才有在八九世纪以前，中国作为全世界文明的最高峰的存在。

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正是“礼治社会”的要义。

我们从以下的言论件，也可以看到作为人的群体存在的伦理史观，是如何较自然史观跨进了大大一步：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礼》）

周人单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礼》）。

到了春秋，则更推进了：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而流行的“天命”观，也最后归结于伦理学，归结于道德论。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岂不正是与社会伦理观紧紧相连么？

自然，包括政治原则更是从伦理原则中推导出来，而历史学，更离不了伦理学了。所谓“法先王”，不也由此而来么？以“孝”治天下，实际上就是以伦理的信条来整伤国家，而不是以法律的精神来治理国事。中国人的法律思想自古以来淡薄，几乎没有什么像那么回事的法纪，总是让道德、让“理”所束缚，这不能不说是个重要的原因。人们只是考虑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履行伦理义务：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者为尊，幼者为卑，以达到社会的和谐。

由“礼”及“仁”，孔子更是高度地重视伦理的学说。他把“仁”称为“至德”，把孝梯、忠信、礼、勇置于仁的统率之下。“仁”者，人二也，这便是人际关系，“孝”为仁的根本，则恰巧以血缘为出发点，“亲亲”也。所以，“仁学”，便成为了血缘宗法思想与伦理社会的核心，在彼时受到极高的推崇，便不难理解了。孟子更是发展为“仁义礼智”、“孝梯忠信”的道德信条，以道德追求为最终目标，直至得出结论：“圣人，人伦之至也”。

所以，孔子认为历史发展的“损益有知”论，则完全从道德伦理出发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礼的概念是很明白的，道德伦理是不变的，变了，则怎么“百世可知”呢？为政要“道之以德”，执常以应变。这便是他的历史观。

即便是法家，当时与儒家每每唱对台戏，但其学说恐也不离伦理史观。韩非就提出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常道”的三纲思想，认为：

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韩非子·忠孝》）

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韩非子·扬权》）

这等于说，所谓“道”，便是“三纲”了——当然还可以包括其他内容。但“明君贵独道之容”，不就令“三者顺则天下治”么？

《管子》也以“礼义廉耻”为民族的精神支柱，把“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的学问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刻不可掉以轻心，别的事再糊涂也无所谓。

无论是儒家、法家，都这样要求无条件地履行伦理义务，把它强调为先验的、普遍的与绝对的，是完全不可悖逆的。它既是理性的，又不离开感性。

取代了自然——历史哲学之后，伦理史观就这样把个体与类，将人与社会结合在一起，用血缘纽带构造了人的群体，强调了人对宗族与国家的义务。群体取代了自然的历史作用，但这种宗法的集体主义，绝对不是强调所有人创造历史的权利，恰巧是抹杀了人民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以群体之上的“圣人”的意志来书写历史。为何一部中国古代史，往往写成帝王将相史，这岂不从中窥到某些奥秘了么？

当然，在这种伦理史观的统治下，老百姓断无历史的主动精神，群体的意志绝大多数时间内只归于圣人的意志。所以， 自伦理史观而衍生出英雄史观、泛神史观，是一点也不足为怪的。

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的伦理道德，很早便以一种历史的力量存在下来，并维持下去。孔子重“道德教化”，正是让其作为一种历史力量，使人们形成信念、习惯与传统，对社会产生作用。同样，在出现外力的冲击下，这种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的伦理道德，则又强化了民族自身的内聚力，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它是历史的动力，又是历史的惰力。

其实，任何事物都存在这种两面性，一旦它凝固下来，便走向了反面。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中国）中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在伦理的拘束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完全被抹杀、漠视”。所以“实体的东西”以道德的身份出现， 因此，它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30-131页，上海书店，2001.)

黑格尔是不同意莱布尼茨的观点的，也许所在的时代不同，所依据的观点不一样。莱布尼茨自然是以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相比的，他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中说：

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在人数上和国家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 因其古老而受到草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并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泰家蟋：《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3.)

两种目光，得到两种不同的结论。

伦理学发源的治国之道，便就是“仁政王道”，是“不忍人之政”。孟子就是这么“推己及人”，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董仲舒更从伦理观上阐发出了历史发展的图式：“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并由此构筑了历史发展的循环论系统，明确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的政治纲领；强调以德治为主，以维护大一统的政治。他主张以“德”来解释天命，“天之命无常，惟德是命”（《三代改制质文》）。他接受邹衍“五德始终”说，进一步提出了“三统”、“三正”的三统之变的历史观——一种被歪曲的螺旋发展的历史循环论。

以伦理中心主义派生出来的循环论思想，充斥了中国古代的史学、政治学、哲学……它对于自然循环论来说，毕竞是以人伦关系为依据，有所不同，却每每离不了自然的投影。历史的发展便只能靠道德的作用了，所谓“正心一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安邦一平天下”，就这么来的。两千年来，这成了中国士大夫们深信不疑的公式。

而有“德行”的人，在古代认为是不多的，一方面，“人皆可以为尧舜”，以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但是，“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段话，人们曾引以为座右铭，却没看到麻木人的精神，只承认少数人有“大任”的一面，是圣人创造历史，不能正心修身者，是无以跻身历史的行列之中的。所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公孙丑下》）。认为“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孔子，五百有余岁”（《尽心下力》）。五百岁才有一个“以德配天”的“命世之才”出现，实现礼治的“王道”。

自然，这种道德哲学——历史哲学的消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带有极为严酷的精神虐杀的力量，成为等级压迫、思想禁锢，使社会僵化、封闭，日积月累，它更是成为了广大人民的枷锁。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使不知多少死魂灵即便在黄泉深处也不敢呻吟。

至于“一日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娟”则更不用说了。连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 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O近人易白沙在《帝王春秋》中，更在《虚伪》第五篇中，引下了近百条史迹，以抨击“吾国中虚伪欺诈之俗，为世界人类所未有……其显明易见者，莫如洪宪皇帝之筹安会，国民请愿投票举大总统为皇帝，而宜昌石龙之瑞，亦于此时出焉”。

这便是“礼治”下的历史。

由于血缘宗法关系，则更有了中国株连九族的传统，其残酷性令人发指。

《后汉书·章帝纪》中便提到：“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太子注：即三族也，谓父族、母族及妻族）”。易白沙亦指出：“然后戳其父之姓，母之姓，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兄弟之子，妻之父母，故又谓之族刑……言族刑，指诛及亲戚姻党。”关于这点，当代人更是深有体会，“文革”期间搞专案“查祖宗十三代”，更是三族、五族的发展，株连者，不仅亲属，还至同事、朋友，甚至莫名其妙的不相识者。自然，“十三代”更是“历史”了！更是“发达的史学意识”了！

这种伦理观对历史的消极作用，更表现在对科学技术的限制，把自然界拟人化，也就没有了作为科研对象的自然。“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荀子·解蔽》）。连文学艺术，也纳人了“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轨道。史学更甘为伦理学的附庸，着眼于“名正言顺”，没有历史主义，没有严密的逻辑与实证，只有善恶忠奸的判断。

这种道德哲学——历史哲学的种种弊端，迄今我们仍举目可见。血缘意识，深深地在我们民族的集体心理中形成了极为沉重的积淀，迄今仍在或多或少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过去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不就正是中国社会的必然后果么？我们的法制健全是何等的举步维艰呀！

所谓历史是个“老头子”，祖先崇拜，等等，也正是从这里发端的。伦理观在华夏文化中维持了两千多年，使之不曾似古埃及、巴比伦文明被湮没，但是，若不挣破，它也同样要教中国文明窒息的——已窒息得够受了。截断这血缘的纽带，让历史在切点上飞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