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尝试变换一个角度，从文学切人到历史之中，尤其是在论述自然历史阶段的时候，我以为这有更充足的理由。

因为文学，在其最根本的任务来说，就是对人类异化的抗辩。作家的痛苦、孤独，则是他从内心深处是属于那个自然的、未被异化的世界的。当专制主义者异化为权柄，行使暴政，当劳动者被异化为牛马、为机器，麻木迟钝之际，当商人异化为金钱，卷进生意来往，当资本家异化为资本，投人了增值的竞争……他们可谓忙忙碌碌、热闹非凡，他们是不会有孤独、寂寞之感的。人们不难发现，孤独、寂寞系每一名真正的作家所具有的，老子、庄子、屈子，一直至李白、杜甫以及现代的鲁迅、巴金……概莫能外。他们是异化了的社会的天生的反对派，他们的悲剧意识之所以是永恒的，因为这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换句话来说，缺乏悲剧意识的作家，只会被历史所遗忘，不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因为他是与历史格格不人的，而不是相对立的或相一致的。

所以，这种孤立感则是人迫于历史的异化力量。人的天性总是渴望自由的，因为异化，这种天性被压抑了、扭曲了，于是，文学中的抗辩便更为激烈。

《庄子》，如果我们把它看做文学的话，这便是刚刚被异化的人提出的最早的抗辩。当然，它也可以被看做是哲学、历史及思想方面的作品。正如郭沫若先生说的：

庄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确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他不仅是一位出类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拔萃的文学家。

但“特异的存在”似乎有点不确，庄子应当是一个必然的存在，否则，他就不足以影响整整一部中国的文化史。而对于他诞生的那个历史时期，他更是理所当然的。

无论是他的《逍遥游》，抑或《秋水》，以及《内篇》中的所有作品，还有尚存疑的《外篇》的许多精品，都是那么充满了奇特的想象力，那么出人意料之外的机智而又雄辩地突破了僵化的概念和定义，把任何固有的思维方式及处世哲学痛快淋漓地打了个粉碎。他驾驭着未曾被捆绑起的思考，让想象力获得空前博大的自由——“不物于物”，“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及，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大有当代解构主义的意味。

他力图向我们揭示大自然以及广袭的宇宙间的诗境，揭示出未曾物化或异化的人类历史的进程，并揭示出了艺术（这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未来）的真谛，不，应当说，是揭示了整个世界的真谛。在这个意义上，一部（庄子），堪可称之为一部古往今来的历史启示录：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这是自然哲学，也是历史哲学。

在远古时代，人类总是把自然人格化，认为自然有其“大美”、“明法”、“成理”的庄子，则是这种自然人格化的升华。这是一曲大自然的颂歌，也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而不息”。效法自然，遵循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中便有：“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类脱离蒙昧、野蛮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大自然选择的结果——物竞天择，人类终于开始脱离动物的意义，开始有了自己的历史，但人世间的纷争却由此而起，所以，《庄子·天运》篇中才有老子谴责三皇五帝治天下那洋洋洒洒的宏论，对那一段历史由一而变的宏观把握。（庄子。马蹄）篇中则有：“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日天放。”这己是对人的异化的一种愤嫉的抗议了。“天放”，不就是自由的另一种说法么？

对这种异化的抗议，则发展到了《淮南子》中对三皇五帝的反叛精神的讴歌了。

“夸父追日”，何等的豪迈、悲壮、浩气回肠，然而，这勇于追日的英雄，却被黄帝的正统势力所杀害。共工同撷项争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水撩尘埃归焉。……这是反抗，是对于自由的追求。

同《庄子》一样，这些文字，均是天生的在野（野者，更多赋予自然的本性）派的宣言，是一切失败的英雄们的愤世嫉俗而又超然于物外的佛语纶音。几千年来，它抚慰着所有奋起反抗而未果的苍凉的魂灵。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异化了的社会的天生的反对派——文学家及艺术巨匠。因此，它是历史前进中，最终达到人性复归的一个呼唤，一个绵长的、凄婉的呼唤。

正因为这种史观的属性与自然共存，它的命运也同样是生生不息的。也难怪西方的大哲学家黑格尔，要首推老庄的学说是整个东方思想的代表。“废黝百家，独尊儒术”，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学说是一直作为统治者官方的正统思想强行注人的，而老庄的思想，则以其形象生动、语言绮丽，尤以其自然天性，在民间潜移默化，得以广泛地流布，显示出了其更强大的生命力。

人们常常强调东方富于神秘主义色彩，并以老庄为最大代表，但是，他们“顺乎自然”的思想，却使主宰世界的天神或鬼怪无立足之地，它在宇宙之上那不可企及的制高点上，是那般出神人化地把握了历史的行程，驰骋起超乎时空的想象之旅，抓住了超越过生与死、兴与废、盛与衰界限的精神的火把，真诚地、颤栗着地释放着人性的光矢，爱的光矢。它看来是那么没有逻辑，那么轻慢理性，但它却达到了历史——逻辑远不能达到——的高度。

史观中存在着的二律背反，就如自然中存在的二律背反一样。

庄子写了那么多的寓言，而他自身也成了一个寓言，一个无法排解的悖论：他是那么无情地鞭挞了当时的现实社会——“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肤筐》），竞被后人大骂为没落阶级的代表，说他鼓吹历史倒退的虚无主义理论，如同他在艺术上一样，他找到了“法天贵真”、“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的最高境界，却又被人说成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反对者。

其实，这个时期的史观，如同老庄一样，看来是矛盾的，是悖论，可实际上，它远远超于矛盾与悖论之上——矛盾与悖论只属于理性的世界，而人类历史的进程并不见得就是理性做主宰。老庄有什么办法使自己能同当时那个非人性的社会相协调呢？除非把自己也当做一个寓言——所以他写了那么多寓言，而在寓言中，任何逻辑上水火不相容的事物就能和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因此，西方一位作家就这么说过：“……‘道’是作为寓言或者矛盾的言论来感受的。”

其实她也说白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史学自一开始就充满了一种理性的精神，史学的发达，令西方咋舌。但是，我们这里又发现了一个悖论，发端于史官的道家，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却是以其感性的、直觉的、超功利的、 自由的、弘扬个性的主张昭之于后世。纵然《汉书·艺文志》中明明是这么记载的：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不能不归于反映于老庄著作及一系列寓言中所表现出的自然史观了。

是自然启发了庄子，以寓言体的方式，直接诉诸直观形象，与那个“矫情伪性”的充满了所谓“仁义道德”的社会作对抗。因此，无论对社会还是对文学而言，他都是一位最大的叛逆者，不能见容于任何人为规范。作为一个伟大的叛逆者，他证明了叛逆的伟大，所以，他才在一个个不见容于他的社会中，找到了无数的崇拜者、倾慕者，以至后续者永不断纤——直到异化社会成为了历史，他的自然史观也仍要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瑰宝。

行文至此，关于自然史观，关于那个自然历史阶段，我们只说了前面一部分。

仍旧是悖论，作为白然史观的另一面，或后面部分，却是没有老庄思想那么多的诗意，那么多的浪漫主义色彩。

自然可以有春明景灿、艳阳高照、清波**漾的时候，也可以有天崩地裂、雷霆震怒、回风舞雪的日子。当然，正如老庄所言，它也有它的“明法”、“成理”，也就是规律性的东西。

自然的发展毕竟是缓慢的，人类的存在，也不过几百万年，有历史记载，仅几千年。而大自然的历史，则是以亿、兆来计算的。正如地球的造山运动，需千万年之功……而人类历史，一开始超出自然而发展，其所遵循的规律，相对则要迅猛得多、激烈得多，没那么平和与稳定。因此，把自然哲学加于历史哲学之上，其消极、滞后的作用则可想而知。

先于老庄的《易经》，记录了研卦的卦象以及周人卜笙的部分卦辞和丈辞，而今，我们可从中看到自然的变化对当时人类史观的深刻影响。

按《易传·系辞传》的解释所说，八卦作者包牺（即伏羲）氏曾“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作的八卦，而八卦之所以均由阴（--）、阳（——）两丈排列组成，则是得自于天象、地理变化，以及人类男女、禽兽雌雄的不同的启示，从而把阴阳当做一切事物最共同的、最基本的性质而提出来，历史也一般被这么对待，诸如“否极泰来”，泰卦（蜚）与否卦（鑫），其上下卦象恰好相反。由于自然本身存在着的对立统一关系，所以《易经》中也包含有朴素的自然辩证法因素，讲变化发展，讲物极必反，讲转化等等。

但是，“易者，不易也”。它归根结底，讲的是自然恒久的稳态，是不变。历史也是一般。《易传·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正是对历史、对人世的演变，否泰、安危的深思熟虑，力图找出天与人的关系，把远古的图腾崇拜及对于外在的、 自然的、神秘性的恐怖、畏惧与臣服，演化为一种“天道”与“天命”的观念。这也许便是自古以来深深扎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忧患意识的根源吧——这如我们在前文已提到了，中原大地，其东南西北均是当时人们所无法逾越的重重的自然屏障，远古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迁徙（《盘庚》），为生计而挣扎，在大自然的**威中寻找喘息的处所。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著，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丈，和顺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传·说卦》）

由天及地，由地及人，天地与人道是结合在一起的， 自然与历史同样不可分，请看：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易传·序卦》）

这当然是历史的哲学，是历史的伦理，历史就这般变迁，人道就这般来由，一切的一切，均可描绘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这就是这段时期的无法分解的自然——历史哲学。

我们可以从《易经》与《易传》看到大量的以自然来说明、解释历史发展，或对历史与自然作统一的阐释的交辞。这不难让人追溯起上古以天象卜人事的传统。

包括孔子在内，他的史观也是与自然分不开的，把自然当做历史中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价》）嗯！天丧予！天丧予！（《先进》）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天生德于予，恒怒其如予何！（《述而》）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这说的是自然之天。

我国自古以来，历久不衰的循环史观或气数史观，归根结底，也是这种自然史观的变种。因为大自然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恒常的变化，被纳人了人类历史变化的解说之中。 自然有春秋代序，甚至地震也是周期性地发生（这已有现代科学的解释），人们也就联想到了历史上的一治一乱、一盛一衰，把自然的变化视作了历史演变的征兆。这在史书上可以找到很多的证明。

当然，到了后来，人们也不完全认为历史与自然是同步发展的了，也看出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但这种自然史观，作为人类认识的一个过程，毕竟有着其深远的影响，迄今在民间，所谓“天怒人怨”的说法，“气数已尽”的批评，仍十分流行，因此，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作为一个民族积淀下的潜意识，总是或强或弱、或多或少地起到它的作用，甚至有时还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样，长期以来拉住这个民族后腿，使历史前进放慢的作用则不可以低估。它的消极性，这里就不多说了，何况积淀于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也不仅仅是这个部分——当然它是最底层的部分。

正如前面所说的， 自然的序列，也就引人了人的序列，历史的序列。中国古代的医书，不仅把自然的图式或宇宙的图式，与人体的系统对应起来，而且通过经验直觉，建立了自己的经络理论，充分地利用了自然史观上的“天人感应”。

且看《黄帝内经·素问·气交变大论》上说的：

东方生风，风生木，其德敷和，其化生荣，其政舒启，其令风。……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德清洁，其化紧敛，其政劲切。……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变有灾，而物由之，而人应之也。

讲医学，竟大谈其“政”与“德”了，实属荒谬。但是，反过来，我们岂不可以看到，这不恰巧把历史也当做一个活体，一个大自然的活体么？

而大自然，是无从在外面给予任何激活、催化的，同样，经络理论、针灸治疗，本旨则在于内在调节，排斥任何外来的冲击，以取得活体内部生长发展的动态平衡。别看这是一种医学理论，可在史观上，我们不同样可以发现，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外来激活的因素，长期以来，是如何存在着一种敌意的、排斥的顽固态度，带来了整个民族的封闭性的心理。它也为以后的伦理史观，宗法血缘关系，提供了其稳定性的基因。历史的演变归结为自然的循环往复，人际关系也便顺从自然的秩序，这便成为了一个完全的封闭系统，稍有打破便是大逆不道，天所不容。

就从这里开始，我们民族的历史走了与别人大相径庭的道路。华夏文化则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二自然”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