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坠人到一组历史人物的云雾之中（本人近作（潘氏三兄弟》，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潘即潘汉年、潘梓年、潘寂）。他们自晚清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长征、西安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大都处于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他们的建树与不幸、深刻与无奈均是无法切割开的。他们就是整整一部历史，是中华古国20世纪断代史上的启示录，他们身上折射出的历史信息，比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要丰富得多、也沉重得多。他们不单纯是历史的比例尺，所以，把他们说成是某段历史的缩影，就已经造成了遮蔽。当我选择这些人物时。我并没意识到这些。一个人的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大厦中的一片瓦、一块砖，他的传记也决不能是史料的缀合，一位只会编辑、组织与缝合史料的传记作家，是永远不会理解历史的。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历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李大钊就曾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西方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科林伍德，也猛烈地抨击了“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强调要问一个史实“意味着什么”，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了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的世界而步人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历史学不是靠抄录最好的资料的证词，而是靠得出你自己的结论而写了出来的”。（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2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所以，当我完成这部传记时，就问了自己一句：什么是历史？

竞无言以答。

我能以三言两语作出概括么？

对于我来说，它恰如一个永恒的谜语，多少人的探究无以达到它的底蕴，但它又并不是绝对不可知的；它甚至是一个禅宗的公案，处处是机锋与棒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说出来就成了限制，“是”便成了“不是”，反而更加不可捉摸了。

“历史”这个词，具有太沉重的分量了。

它不是沉睡的陵寝，惟有帝王将相在那享受其段后的虚荣。它是历史学家战斗的疆场，他们在那里调兵遣将，让这死亡了的世界重新充满生机与活力，从而去了解人类神秘的命运，也知道自己是谁。

一切都在涌来，一切又都在流逝。古往今来，多少哲人的名言齐上心头。最易于记起而又最沉重的莫过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沦然而涕下。

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惟余我载载孑立。而“我”的历史感又涵盖了一切。

此时，“我”能回答历史是什么吗？

但人毕竟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当人作为历史研究中的主体时，他恰恰对于历史的本身就是主体，他的研究本身就是在创造。历史的研究同样是历史的创造，他永远不可以超脱于历史之外“以物观物”。 自然，有的人对这一点是明确的，司马迁作（史记）就明确讲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有的人不承认，孔子的“述而不作”便是如此，但是，后人却由此得到了“春秋笔法”，晓知微言大义。因此，无论如何，史家本身，也都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创造历史。

凭此就不难解释为何同一段历史，古人写了，今人又写，今人写了，也绝不敢说后人不会再写。不同的人， 自然有不同的写法，不仅是不同的表述方式，而且有不同的思想与观点。被视为“贼”与“寇”的，也可能当做了英雄——这是最简单的例子。涉及到历史人物本身，差异就更大了。有的说是愚顽，但有的说是聪慧，有的说功大于过，有的则说十恶不赦……本来，离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愈近反而说不清，愈远说法又不一；新的考古发现，也可能改变整整一段历史的表述；而一个新的历史观的形成，则同样使历史焕然一新。既往的历史，在其严格的意义上，也许仅仅是一堆史料。正如李大钊先生早在“五’四”时期就断言了的：历史不是陈编故纸，不是己印成的呆板的东西，过去遗留下来汗牛充栋的卷轶册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只能算是“历史的材料”，“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

参与创造历史，这对于史学家来说，无论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这也仅仅是第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因为它本身是身不由己的。而重要的是，如何创造历史——这不仅仅是写出的一部部史著，而且他所持的历史观，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当代思想的产物，换句话说，它便是整个文化意识中的一部分。而宏观的文化，则是人类劳动创造成果的总和，是超越本能的、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说到底，则是“自然的人化”。

所以，在历史研究当中人的主体精神的作用，其意义不在于过去，而在于今天与未来。对历史所作的探究，往往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转移。当我们持历史是前进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时，这种转移就充满了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现实的，历史的遗产也不能说是历史性的——它本身就是在无数“此际”的现实中过滤出来的。这里，我们便引人了一个超时态的历史（它包括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范畴。正如在全息摄影当中，它存在于一切的碎片之中，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的界限。任何切割都是无济于事的。

这正是我们今日历史观的立足点。它指向未来，但不是神秘的东方式的预言或符咒，而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不是沮丧、气馁，而是振奋、腾飞。

但是，首先得证明，历史前进这一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历史又是怎样在前进的。这种历史感，则是肩负有全人类命运的一种神圣的责任感。

在宏观的东方文化中产生的历史观，迄今仍未有人作一纵的概括与总结，实在是一大憾事。但仅仅是概括与总结，又远远不能满足于当代人的要求。但总得有人去做。只要做了，就总是个开端，且不管留下的脚印是如何歪歪斜斜。历史的足迹又儿何笔直过呢？

下面。我就尝试回答一下上面的问题。历史总是留下一个个问题，而对任何答案也决不打上满分的。但无数的答案汇集在一起，至少能得一个高分吧。

我以为确立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也就保证了人在历史前进中逐步挣脱形形式式的束缚，走向自由创造——选择历史的可能。其实，整整一部人类的“史前史”（马克思语），不就是一部人类的解放史，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么？由异化而复归的历史么？无论那是大起大落、金戈铁马、威武雄壮的正剧，还是惊心动魄、哀婉凄绝、催人泪下的悲剧；无论历史处于平沙落雁、澄江如练的徐缓之中，抑或正面临急转直下，**的碎变里……

历史之光并不投射在“客观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写历史的人身上，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Philosophy of History,An lntmdntion,21. London,1951.）

这是当代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不过是重复了许多历史学家，包括克罗齐、科林伍德等人的观点，但正是以这些人为开端，形成了历史哲学的当代新潮——历史学家们的责任由此变得更加重大了！

是的，认识历史，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通过对现实的认识而影响、创造未来。

一种新的历史观的诞生，总是同旧的传统文化面临挑战与解体分不开的。今日的中原大地，还残留有十年浩劫的痕迹，历史无情地把这一沉重的代价置于整个民族的面前，十年是一个血与火的启示。难道不可以说，一部文革史，恰巧正是中国几千年宗法社会惰性的一次全息摄影么？它固然是极为落后的经济模式的后果，但它更是一种“文化”。

但是，对这段历史的反思，不同的人却大相径庭，当把“文革”煽动起的暴民政治说成是“大民主”之际，民主的思想观念又得到了多少发展？过大的希望自然会带来了迅速的消沉与悲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我们似乎又嗅到了六朝遗风的气息，在文字游戏中找到了超脱与逃遁。但是，理论毕竟在稳步地前进，它与社会某些似乎不可抑制的溃疡与病变相悖而行，不断地揭出了新的旗帜，纵一度挫折而在所不计，并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启蒙式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的呼唤，关于民族性的探讨，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的冲突……业已形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较之“五四”时期的开放，可谓各有千秋，但毕竟是在“开言”了；纵然还受某种结构的限制，却多少有了一点自己的“心声”。我们是否能把“五四”以后跌落下去的浪头重新推拥上去，以达到新的、前所未有的波峰，恐怕并非不可预测了。

一方面，是似不可抑制的溃疡与病变；另一方面，又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二者的冲突，将会达到怎样白热化的程度，我们是否能避免世界上众多的历史学家所预言的在向民主制度迈进中的“几欲不可预知的大灾难”，走出我们民族独特的发展道路，创造人类文明的又一个峰巅……从历史的反思走向历史的选择，这正是当代中国人彻夜不眠要寻找解答的问题。

就这样，我们从反思的历史，便走向了哲学的历史的阶段。

这就是历史的要求，也是现实的要求。

在人们的习惯中，历史仅仅是一种考据的要求，一种原始形态的东西，但正如前所述，任何历史的描述，都不可能达到客观、完全与彻底，，任何新的发现都可以对它加以改变。这只是一种考据的历史。

史学，我们通常把它归结为批评的历史，它不是上述的历史，而是这一历史的历史，阐述历史发展过程的一门学问，这包括史学理论与治史方法。由于史学家各自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他们阐述历史的过程也就迥然不同。不少史学著作所呈示的历史观更是五花八门。

我们想探究的正是在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观。所以，不想在考据的历史（史料）与批评的历史（史学）上多加停留，只能几笔带来，甚至阐述上也极为粗疏。“通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太严格的规范，必然会造成汗牛充栋而无人问津的结果，而现在更不是下定义的时代。

被称为历史哲学之父的维科，引人了埃及人所说的历史进程，认为历史是按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与人的时代三个阶段划分而向前发展的，揭开了以理性主义统摄历史的序幕。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作的精辟的分析：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 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出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连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4-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毫无疑义，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何等的气魄！何等的批判精神！

而今，在中国多少当代人不也在感叹，认为中国人自古缺乏一种理性精神，并把这视做中国文明的致命弱点，却忘记了人。

维科认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别，都必然经历神一英雄一人三个时代的发展历程。到了黑格尔，则宣称：“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马克思吸取了从维科那里开始显示出的唯物论因素，把“头足倒立”的黑格尔哲学颠倒了过来，确立了唯物史观，划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发展阶段，赶走了神喻式的“理性”，把“人”放在了世界历史的中心，确立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揭示了由于人的彻底解放给世界历史发展的无限丰富的选择性。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马克思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尚未获得彻底解放的全部历史，称之为人类史的“史前史”。他指出，只有这个“史前史”的结束，才是真正的人的历史的开始，因为“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但是，在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上兴盛起来的古代文明，从一开始，就不曾选择维科所描绘的“共时态”的发展阶段。这是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形态的另一种文明。难怪马可·波罗从中国回到欧洲时，人们会把他所描绘的东方文明视若一派胡言，说他完全是“白口做梦”。

历史，从其开端就呈现出其不同的选择可能。所以，这部论著将从个人独特的研究出发，对中国的文化史观的框架予以重建，使其更加科学化、系统化，而不落人僵化的模式。当年，马克思就针对这一点说过：“他（——我的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这里，说得是何等的严肃、认真，并发人深省。

遗憾的是，不少自命为历史学家的人，却每每以西方历史发展的模式去套我们的东方历史发展阶段。明明我们的唐代，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阶段，成为当时整个世界文明的一个峰巅，却非说佛教自西域传人，从东汉末年便开始了中国的“中世纪”，直到今天仍未超出。诚然，基督教的西行，蛮族的人侵，使西方的“中世纪”以圣经取代了一切，已有过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遭到了毁灭，神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都合并到了神学之中”（恩格斯语）。而这一现象，在中国从未出现过，至于佛教在中国古代文明中起到的不同作用，本书将辟专题讨论。我们不曾有神、英雄、人的形态的更迭。因此，喋喋不休争论的什么“早夭的奴隶社会”或“早熟的封建主义”，本身也或多或少地脱离了中国的历史实际……我们不否认，各民族的文明，正处于一个不断融合、碰撞及重建的过程，也许会有一天，世界历史的发展会出现偶合与同步，会共同达到一个文明的顶峰，但在今天，简单地套用别人的公式，实质上则窒息了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对历史及未来命运的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历史哲学，尚处在鸿檬初开的阶段，是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形态的。如果不建立我们自己的历史哲学，我们则难以认识清楚、解释明白、研究透彻中国过去已有的历史，也更难以选择、创造我们的未来。中国人在今天的历史中的主体精神发挥得实在是太少了，甚至几乎未曾被认识到，因此，如何谈得上主动地、生气勃勃地去创造新的历史呢？

也难怪西方的经典作家认为，在东方所谓历史，就是一个老头子，它左右着今天与明天，有着一种神秘的符咒式的力量。

而今，是从这神秘的符咒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打倒“历史”这个老头子！开创我们生机勃发的新世纪。东方式的预言，从来只意味着死人拖着活人，而不是活人把死人埋葬。我们已经给拖得够惨的了……只要我们这么做了，未来是绝不会辜负我们的。我们属于未来，属于自己！那历史地形成的异己力量，终有一天要为我们所挣脱。我们就能真正开始写下一部人的历史。

这不是梦吃，也不仅仅是逻辑的推理。

这也不是宗教式的信仰，而是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