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题解

笔者为何选择了这么个题目——文化、史观，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选这个题目是否有标新立异之嫌？

——这，也许是读者见到书名时会产生的疑问。

标新立异么？这一点不错，做学问的人最渴望的就是这个。没有标新立异的心思，墨守成规，那只能一事无成。何况我们正处在一个标新立异的时代。但是，且不要把标新立异当做一种时髦，否则，那就无以标新，更谈不上立异——赶时髦最终只能得个鹰制品。不少关于文化的论著，由于对不同历史时期给文化的演变或冲突的影响缺乏宏观的视野及作纵向的把握，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而不少关于历史的论著，又对于民族文化施予不同历史阶段的作用不曾作出深人的研究和探讨，难免就变得单薄与枯燥。其实，历史与文化是不可分的。某种文化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对其所处的环境的一切事物的反映。因此，研究文化，也就离不开对文化的载体、对应物——即一定历史时期与具体人的分析。目前史学研究中，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影响在扩大，这在实际上也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势。可以说，史学的容量愈大，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确立便愈有必要——关于这点，我们在文中将会作较全面的论述；而史学视野的开阔，本身也说明了历史的进步——而今，文化的因素愈来愈引人注目，由“隐性”而走向了“显性”——这毕竟是全人类所共同创造的。只拘于帝王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古代史学愈来愈表现出其狭隘性及非科学性了。也只有这个时候，史学家们才能理直气壮地宣布：“历史是由人民所创造的。”

那么，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国老一辈社会科学家、“五四”运动的旗手及领袖许德琦先生，曾经用过异常洗练的一句话，道出了历史与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性。他是这么说的：

过去的文化是历史，

现实的历史是文化。

我想，这便可以作此书的题解——因为它亦反映了一种历史观。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有过“文化史观”。例如启蒙时期的伏尔泰及中国近代学者夏曾佑都曾提出过，恐怕不少人都很熟悉。对这句话，当然还需作严谨的论证。会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这很自然。甚至“什么是历史”，古今中外的回答也大相径庭呢。尤其是问到历史学家时，更叫人如坠五里云雾。

进人20世纪以来，关于历史，有的人说，既往的历史都是伪历史，只有思想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对事件的理解与估价必然导致它的再现与复活，于是一切历史便都是当代史。这是著名的哲学家克罗齐的观点。科林伍德则更进一步说，“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所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为实证主义、科学主义者强调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有人则重提古希腊经典时代的观点：历史是一门艺术，它不仅有实践功能、认识价值，尤有审美价值。可以说，历史就是一切——艺术、哲学、科学，却又什么都不是。由于历史决定论被推向了极端，又有人宣称，历史无规律可循，只有个别，没有一般；存在主义者甚至说，历史不过是个人的历史，其发展不过“表现为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没有意义可言；历史是不可知的，历史就是虚无的……。“新史学”出现了，它强调的是重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而历史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提出了总体历史理论。至于在中国，史家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做了不少工作，但总的来说，史学界还是相当沉闷与寂寞——由于僵化的模式带来的窒息，迄今仍需作必要的启蒙，许多争论的题目均在重复人家的过去。关于自己的现在，反而茫然无知。

在动笔写这部专著之前，我一遇到史学界的名流，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一说到中国人的历史观，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说得不知所以然，似乎没有人关注过这个题目。要么就不屑道，不就是循环史观，气数史观，还能有什么呢？大可一言以蔽之。有的，可以把西方史观发展演变，神学史观、理性史观、利益史观……说得头头是道，可一说到中国史观，就茫茫然了。在一个史学相当发达（这是举世公认的）的国家，却如此缺乏史识，这在他人是无法理解的，我在北美与欧洲讲学之际，就遇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解释也难以说清——能说中国人只重视实证而缺乏抽象思维，或者只顾拥有浩瀚的史料却不愿从中发现规律么？不，不，这里有很深的文化渊源，不是三两句话可以说得清的。

所以，赴西方讲学，我准备了这么厚厚的一叠研究与思考的资料，近30万字，通过至少是三次以上的讲授，才让人家多少有点明白。包括有一次与一位搞思维科学的著名学者对话，也耗费了整整几个星期。当然，历史观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方将文艺复兴前的西方思维统称为线性思维，而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思维方式，他们以约七十五年一代人作为一个阶段，以1425年为起点，即“文艺复兴”开始为界。沿着感性一理性一非理性的轨迹，划分了人类近代思维发展的八大阶段。开始三个阶段是感性的，第一阶段是共同的、一般感觉阶段，即推理的、逻辑的线性思维；第二阶段为实验性思维，实验科学由此兴起；第三阶段为反馈性思维，从而推动了“假说”创立。及至1650年起，则是理性的三个阶段，第四阶段为理论性思维，以莱布尼茨、康德为代表；第五阶段为历史性思维，维科的《新科学》震惊思想界；第六阶段为社会批判思维，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为社会的多元化进程作了论证，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一时期内诞生。19世纪下半叶，即1875年以来，非理性主义上升，第七阶段的理念性思维，则以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为标志，把人的潜意识带进了思维方式之中；到20世纪中叶，则是悟性思维阶段开始了，解构主义提出来了，如哈利所言，科学的飞跃则是非理性的，与科学家的悟性或激发心理息息相关。

之所以引用这么一大段思维演进阶段的内容，是说明在短短五百年间，西方思维发展的历史是如何之迅速的。同时，历史本身就是思想线索的客观存在。当代批判的历史哲学开创者W·狄尔泰，就曾把原名为（历史理性批判）更名为（思维科学导论）。所以，我这部文化史观的著作，也同样是思维科学的研究。人类思维的飞速演进，一直发展到本世纪末的悟性思维了——这是西方思维科学研究的一个新成就。［参见《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卷第二期（1999.12），《当代思维：意念性与悟性》］而我们呢，早在庄禅哲学时，不是已经有了悟性思维吗？为何今天的线性思维反而还那么“不可一世”呢？

无疑，对史学的高层与深层研究，科学、系统地对中国史观作一宏观的把握，也是对旧的思维方式作一次认真的清算。

例如，人们常用“循环史观”、“气数史观”来概括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究其底蕴，其实质内涵却完全不一样。如循环史观，有以自然为蓝木，亦有以轮回转世为依据；四季更换，月圆月缺，皆可谓之循环，生生死死，托体投胎，也同样为循环——这是显而易见的。也还有更精致的循环观，这就是以伦理准则为圆心，画出了大循环与小循环来：大者，“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王朝兴衰。天道更替，几百年一劫也；小者，则在于心的“知止一有定一能静一能安一能虑一能得”再回至“知止”，以这种道德自律涵盖历史……

而“气数史观”也大致如此。

所以，简单以“循环史观”或“气数史观”来概括中国史观，显然是不科学的，缺乏必要的分析、研究以及理论上的探索，如果还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足以贻笑大方。

所以，我决定下苦功夫来啃这枚“酸果”。

在一边积累资料，系统分析之际，我力图扩大自己的视野，所以，着手译一点西方的史学著作，如美国著名学者A·斯坦恩的《历史哲学与价值问题》，在这部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哲学著作中，作者把当今世界所持的历史观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科技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日趋进步的科学技术所推动的，不少发达国家都持这一史观，但原子弹给人类可能造成的灾难，却给这一史观打上了问号。此外，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问题，也对科技史观提出了挑战。那么另一类史观，则是生存史观，这是作者所推崇的，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有很多相似之处。我惊奇地发现，在我归纳出的中国古代的“自然史观”的内涵中，与当今世界推崇的“生存史观”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处，如关于环境保护、复归大自然等等。

然而，中国史观的演变史，毕竟与西方史观发展史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到现当代已有了不少的融合，尤其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之际，我得努力从中寻找出其自身的规律。

我这么做了。

与此同时，我亦得知，若干重点大学，已拨巨资投人研究西方史观发展史的选题中， 自己亦有意识去听取了有关这一研究的课题。不知怎的，我感到由衷的悲哀——他们这一研究已进行了七八个年头了。我不得不加快了自己的速度，而且在基本上没有资金投人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个课题：当时我在一非重点大学，选题也列为非重点选题。然而，我总算完成了，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拿到了国际的讲坛上。

不管这一课题研究的命运如何，我始终觉得——而且也为海外的著名学者所公认，对中国人的历史观作出深人的而不是表面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科学的而不是机械的研究，毕竟是有极其重大意义的，而且是发人深省的，对于今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多少有所贡献——至少在典籍上。

是的，中国人的历史观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具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使得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具有罕见的自信心与自制力；消极的一面，便是安于宿命，缺乏那种“冲天的”历史的奋发主动精神。我将在下面提出自己的全部的新的观点，揭示其发展规律。我不得不贸然这么做，以“为天下先”。

我不敢与上面提及过的权威及其浩瀚的经典作什么抗辩，重建“文化史观”的理论亦非我力所能及。我之所以仍在喋喋不休，只因骨颂在喉，不吐不快。且当做胡说八道，也不失为一家之言，以供批驳，若能引得关注，忘书而拎题，则已为大幸。

是为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