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优点，往往也是他的缺点。杜甫爱民，却因百姓远离老家洛阳，“辜负”了家中妻儿；杜甫性情耿直，一心为友，也因友、因直肠而仕途不畅；杜甫爱赋诗盛赞今古文人，却也因舌绽莲花，而被人误以为阿谀奉承。但杜甫不在意他人的误解，因为他相信君子坦****。

当杜甫弃官离去，他心头所思所想并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是失落、失意。

他不是对自己的仕途失望，而是对整个朝廷绝望。他难过的是自己再不能改变什么，果真活到了还未盖棺，便已定论的地步。

无论怎样，死去的人再不会回来，活着的人却还要活下去。

相州大败，河南依旧**，杜甫辞官后不能再回老家洛阳。长安还有几位昔日好友可投奔，但杜甫已不再期望仕途，加上长安生活成本昂贵，更不是上上之选。这时，杜甫想到了身在秦州的从侄，还有被贬至秦州的好友赞公和尚，去投奔他们，倒是不错的选择。

于是杜甫带着家人，往西部走去。当他来到陇山，想到史书上说，从东方来的人走到这里往往会踌躇不前，杜甫便为此赋诗，一抒心中悲事。

秦州杂诗（其一）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及关愁。

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

杜甫的心，还是放不下。他虽为布衣，心却还依旧记挂着“仕途”之事。这不能怨他不够潇洒，因为他在西部见到了满目悲事。两年前杜甫在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时，说：“东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极柱亦倾，如何正穹是。”

杜甫来到秦州时，正巧是“西极柱亦倾”之际。当吐蕃势力逼近洮州、岷州，身在秦州的杜甫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那段时间，杜甫笔下“烽火”频繁出现，更是写下了数十首诗。

洮州和岷州临近秦州，因此秦州便成了百姓们的避难所。杜甫来到秦州，先是在城东南五十里东柯谷杜佐家中寄居，不久又住到了秦州城里。不知何时，他想起了某位舍弟，便写下了《月夜忆舍弟》：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已是千古名句。世间所有游子，皆在怀念故乡，也都在渴望着望一望故乡的那轮明月。

身在秦州，杜甫是离家越发地远了。他思念故乡，思念散落各处的亲人。

杜甫想在秦州住下来，赞公和尚也期望他到城南西枝村建个草堂，可因为资财不足，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杜甫初来秦州，一无资财，二无田地，且不用说建草堂，仅是吃穿用度也只能靠杜佐和赞公接济。他在《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中写道：“隐者柴门内，畦蔬绕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

可是，生活总不能一直靠他人的帮助，所以杜甫又开始挖掘草药，靠贩卖草药为生。杜甫在《同谷七歌》中写下了他挖黄独时的经历，“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

雪满山脉，短衣不掩其胫，一阵寒风吹来，杜甫和儿子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有时，他们挖不到草药，家人便只能饿肚子。儿女们因饥饿呻吟着，杜甫的心被这呻吟声叫得心如刀绞。他把这种沉痛的心情写到了《空囊》里：

翠柏苦犹食，晨霞高可餐。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

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

家人忍饥挨饿，也只是肚皮难受，杜甫一遇饥寒，便会疟疾发作。可即使如此，他仍要在口袋里留得一文钱用以充门面。

这一文钱，正是人处沙漠时的那瓶水。只要还有一口气撑着，他便要给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

在“食柏实”“呼朝霞”的日子里，杜甫依旧记挂着百姓。那段时间他写下太多关于抵抗胡人、吐蕃、回纥的诗，像“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

即使是布衣，杜甫还是不忘自己的志愿。他在饥寒交迫中想象着天下万民也如他一般承受着诸多苦难，便愤恨不平。由此他想到了散落天涯的友人们，像是薛据、毕曜、高适、岑参、孟云卿、房琯等。当然，杜甫最为怀念的人，依旧是李白。

这些年，李白九死一生，杜甫很是担心。他常听到李白被捕入狱、生死未卜的消息，所以常常写诗“忆”他。

杜甫还常常怀念郑虔。郑虔被贬为台州司户，与杜甫是生离，但身处战乱时期，这无异于死别。后来杜甫得到了郑虔的消息，知道他“为农山涧曲，卧病海云边”，认为他像是一支宝剑被埋没在了土里，再无出头之日。

这一时期，杜甫写下了太多诗。有人说他写下了一百二十首，也有人说他写下了八十多首，他之所以写下这许多诗，大概是因为想治一治郑虔的心病吧。

杜甫一直认为自己的诗能治病。有一次郑虔夫人生病，杜甫让她读他的诗，杜甫说，我的诗能治病，如若一首不行便读二首，再不行，扁鹊也无药可医了。

在外人看来，这是个笑话，可杜甫绝对是认真的。他在最苦难的时期赋诗**，大约也是为了治愈自己。

诗，既能治病，又怎会不抵饿？

杜甫在秦州住了不到四个月，衣食不仅不能自给，还引发了旧疾。正走投无路之时，杜甫听说同谷县附近栗亭的良田里出产薯蓣可以充饥，便去挖薯蓣来食。后来杜甫又去山崖里寻找蜂蜜和冬笋，收获颇丰后才决定离开秦州去往同谷。

只是杜甫在同谷停留了仅一个月左右，便决定离开了。关于离开的原因，杜甫说：“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这一次迁居，杜甫决定去成都。

还好，成都没有让杜甫失望。他在《成都府》中写道：“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昔日，唐玄宗带着官僚逃到成都，百姓也跟着他流亡到了这里。在温暖的南方，产出粮食颇为丰富，百姓相对较为富足。杜甫选择迁居成都，自然更多是为温饱而来。

乾元二年（759）岁末，杜甫一家是在西郊外浣花溪寺度过的。

初到成都，杜甫接受了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的救助。裴冕在唐玄宗时期与王鉷为友，又是马嵬事变后六次上疏拥戴肃宗即位的官员。杜甫曾写《鹿头山》恭维过裴冕，但后来杜甫诗中便极少再提及他了。

换言之，裴冕是房琯的敌党，杜甫打心底里不喜欢他。

出于无奈，杜甫向现实妥协，接受了裴冕的救助，这或许便是杜甫的过错了吧。他到底低头了，没有做到“宁死不吃嗟来之食”。事实上，杜甫的低头不为自己，更多的是为了家人。每次见到妻儿们捂着肚子呻吟，杜甫内心便充满愧疚。接受“朋友”的救助，也是他对家人唯一能做的事了。

在寺庙里，杜甫还接受了僧人、邻居，以及友人的帮助。在严武以及其他好友的帮助下，杜甫在城西七里浣花溪畔找到一块荒地，在此处修建了一个草堂，这便是后人所说的“浣花草堂”或“杜甫草堂”。

漂泊许久，杜甫终于再次有了家。倘若可以，他愿意永久安居此处，再不用承受漂泊之苦。当然，杜甫更希望回到老家洛阳，在那里安放衰弱的身躯，最终魂归故土。

可是那时的人，是不敢有期望的。谁知道明天会怎样，能过好今天已是难得。

草堂落成之时，杜甫终于有了一个“好的今天”。苦了那么久，他们一家人终于可以松口气，再不用此腹无食，此身无依。

心安处，便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