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心理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到同样的行为。这种类型的患者会不顾一切地向医生寻求帮助，然后不仅不采纳任何建议，还会因为没有得到帮助而产生憎恨情绪。如果他们对自己的一些怪癖有了一定的了解而接受了帮助，他们会再次陷入先前的苦恼中，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们会设法消除医生通过不懈努力让他们获得的对自身问题的一些认识，接下来病人会强迫医生采取新的方法来帮助自己，结局注定还是失败的。

病人可能从这样的处境中得到了双重满足：自己表现出无能为力，让医生继续为他服务，从而得到一种胜利的满足感。这一策略同时引发了医生心中无能为力的感觉，由于他自己的纠缠使他不能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起到主导作用，所以他找到了采取破坏性的主动的可能。不用说，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满足是完全潜藏在意识之下的，就像为了获得主导权所采取的技巧也是无意识的一样。患者本身所了解的只是自己非常需要帮助，但是并没有得到医生的帮助。因此在病人看来，自己这样做不仅合情合理，而且也有充足的理由对医生无效的治疗感到生气。同时，病人又会忍不住印证一个事实，即自己在玩儿很阴险的游戏，并因此害怕会被人发现或者报复。因此，出于防御的目的，他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在一个有利的位置，所以他采取了反攻的方式，以此来表明他并没有在默默地实施一些具有破坏性的激进行为，而是医生一直忽略自己、欺骗自己，甚至虐待自己。然而，除非当他自己真的感觉遭到了医生的危害，否则他也不会信心十足地维持着这一信念。处在这一情景下的人不但没有兴趣去进一步了解自己是否遭到了虐待，反倒对坚持这一信念抱有强烈的兴趣。他坚持自己被虐待了，往往会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想通过让自己受到虐待来证实自己说的是对的。事实上，和我们大家一样，他也不想遭受虐待，但是遭受虐待的这一信念太重要了，所以他不能轻易放弃。

主导态度可能包含了太多的敌意，从而使新的焦虑再次产生。接下来这可能会导致一些抑制作用的出现，例如无法发号施令，不能下定决心，不能准确地表达观点。因此，神经官能症患者通常会表现出过分的顺从，这反过来会导致他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抑制作用是内心的软弱。

对于将追求名望看作人生第一大事的人们来说，敌意通常会以一种想要羞辱别人的欲望出现。这一欲望在那些自尊心因遭受侮辱而受伤的人以及因此而变得恶毒的人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通常他们在童年时期都有过一些受侮辱的经历，这些经历可能和他们成长的社会背景相关——例如属于少数民族，或者本身很贫穷但是拥有非常富有的亲戚们，或者与自己的个人遭遇有关，由于其他孩子而遭受了歧视，被别人蔑视，被父母当成玩物，有时被溺爱有时却被冷落和羞辱。由于这些经历是一些痛苦的回忆，所以很容易被忘记，但是一旦问题触及耻辱一类的事情，这些经历会再次在意识中出现。然而，在成年神经官能症患者中，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是这些童年经历的间接结果而不是直接结果，它们经历了“恶性循环”后被加强了：感觉受了侮辱；想要羞辱别人；害怕遭受报复而对羞辱非常敏感；更强烈地想要羞辱别人。

想要羞辱别人的倾向会被深深地抑制，因为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他们能敏感地理解到被羞辱时会有多受伤，羞辱他人是一件十分具有恶意的事情，所以他们会本能地害怕同样的反应发生在别人身上。然而，一些倾向会毫无意识地出现：不经意地怠慢了他人，让别人等待，不经意间置别人于危险的处境，让别人处在一种依靠他人的处境中。即使神经官能症患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侮辱他人的愿望或者已经侮辱了他人，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他的心中仍弥漫着焦虑，担心自己受到指责或者遭到侮辱。我们一会儿讨论对失败的恐惧时再回过头来讲这些恐惧。由于他们对羞辱极度敏感，因此所产生的抑制作用就会呈现出希望能够避免任何可能伤害或者羞辱到他人的事情。例如，这样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不敢批评他人，不敢拒绝别人的要求，不敢开除一个员工，他会表现得过分体贴或者过分礼貌。

最后，羞辱他人的倾向可能会隐藏在羡慕他人的倾向背后，因为给别人施加侮辱和给人赞赏是截然相反的事情，后者是彰显和隐藏前者的最好方式。这就是这两种极端经常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的原因。这两种态度有许多不同的分配方式，分配的原因主要取决于个体的不同。它们会分别出现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一段时期对所有人都持轻蔑的态度，一段时期又会陷入英雄式的崇拜；也有可能对男人持欣赏态度，而轻蔑女人，或者相反；或者盲目崇拜某一个人或两个人，然后盲目轻视全世界其余的人。只有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人们才能够发现这两种态度在现实中是可以共存的。病人可能同时盲目崇拜或者鄙视医生，或者压抑着两种情感中的一个，或者在二者之间犹豫不决。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敌意通常呈现出剥夺他人的倾向。欺骗、窃取、剥夺或者挫败他人的愿望本身并不是病态的。它可能是一种文化的固有模式，或者由于被实际情况所认可而被认为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这些倾向充斥着高度的感情色彩。即使他从其中得到的优势微乎其微或者毫不相关，如果他成功了，他还是会兴高采烈、十分自豪。例如，为了买到便宜货，他会花费与节省下来的金钱完全不对等的时间和精力来和对方讨价还价。他获得成功的满足感来自两个方面：一种是觉得自己以智取胜，技高一筹；另一种就是感觉自己伤害了他人。

剥夺他人的倾向会有不同的形式。如果医生不能无偿地治疗病人，或者索要的费用超过了患者的支付能力，神经官能症患者就会憎恨这个医生。如果员工们不愿意无偿加班工作，他就会对员工感到气愤。在与朋友及子女的关系中，他往往会通过宣称他们对他负有责任而将剥夺倾向合理化。父母可能以此为借口让孩子做出牺牲而毁掉孩子的生活，即使这种倾向并没有以破坏性的形式出现。那些认为孩子的存在就是让自己获得满足的母亲，也必然会在感情上对孩子进行剥夺。这种类型的神经官能症患者还会从他人身上扣留一些东西，扣留应该付给别人的钱，或者扣留他本应该提供的一些信息，或者对方期望能够从他身上得到的性满足。这种掠夺的倾向可能通过一些暗示表现出来，如反复梦到自己偷东西，或者有意识地想要去偷盗，但是被自己克制了，他可能在某些时期就是偷盗狂。

这种类型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在下意识地剥夺他人。一旦他们期望得到什么东西，与之相关联的焦虑就会导致抑制作用的发生。例如，忘记买之前想好的生日礼物，或者如果有女人愿意与他们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们就会**。然而，这种焦虑并不是总会导致抑制作用的实际发生，但是会逐渐明显地意识到一种潜在的恐惧，即自己正在剥夺或者掠夺他人。事实就是如此，尽管意识里他们会愤懑不平地拒绝这种想法。神经官能症患者在不包含这些倾向的活动中也会产生一定的恐惧，同时仍然不会意识到在其他活动中自己确实剥夺或者掠夺了他人。

这种剥夺他人的倾向会伴随着嫉妒他人的情感。如果别人拥有我们想要得到的某些优势时，我们大多数人的内心都会有些嫉妒。然而，对于正常人来说重点在于自己想要拥有别人的那些优势；而神经官能症患者的重点在于即使自己不想要它们，也不准别人得到。这种类型的母亲会嫉妒孩子们的快乐，并对他们说“谁今天笑得欢，明天就让他哭个够”。

神经官能症患者会极力将自己嫉妒心的丑陋面目转变成一种合情合理的嫉妒，以此起到掩盖的作用。别人的任何优势，无论是牵涉到一个洋娃娃，还是一个姑娘、一种清闲的日子或者一份体面的工作，在他看来都足够光鲜亮丽，让人称心如意，这让他觉得自己的嫉妒是合情合理的。这种合情合理只有通过某种不经意间对事实的歪曲才能实现：低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错误地认为别人所拥有的好事才是自己最想要的。自我欺骗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即连他自己都真的相信自己是因为不具备别人超越自己的某种优势，才处在悲惨的境况中的，而完全忘记了他在其他方面所具备的优势，让自己完全不想和其他人进行角色对换。他为这种扭曲所支付的代价就是无法享受和欣赏近在眼前的幸福和快乐。然而这种不可能，保护了他免受因他人羡慕而感到诚惶诚恐。正像那些有充足理由保护自己不受某些人嫉妒而故意歪曲了事实的正常人一样，他们也并不是有意放弃自己已拥有的满足。但是他做得太彻底，导致真的剥夺了自己获得快乐和幸福的权利。他想要拥有一切，但是由于自身的破坏性冲动以及出现的焦虑，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

很明显，正像我们所讨论的其他所有的敌对倾向一样，这种剥夺和压迫的倾向不仅来自破裂的人际关系，而且还会导致人际关系的进一步破裂。尤其当这种倾向或多或少是无意识的，通常来说，这必然会使他在面对他人时不太自然甚至处于羞怯的状态。面对无所企图的人，他们的言谈举止和态度会十分自然；但只要对方能让自己有利可图，他们便会很不自然。这种优势可能是有形的好处，例如获得某些信息或者某种推荐，或者是更无形的东西，比如未来获得好处的可能性。这种情况适用于性关系，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关系。这种类型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对自己不关心的人，相处起来会非常坦诚和自然；但是遇到想让对方在意自己的人时，就会感到尴尬和拘谨。因为对他来说，获得对方的爱和想从他身上得到一些好处是一样的。

这种类型的人可能会有很好的谋生能力，因此他会把自己的种种冲动导向获得利益方面。他们常常也会在赚钱方面存在着抑制作用，所以他们会犹豫要不要向别人索取报酬，或者愿意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只索取少量的回报，并因此会表现出比真实性格更加大度的特性。他们很可能会因为收入不足而感到不满，却没有意识到不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如果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抑制作用渗透到他的全部人格，这样的结果会让他无法自立，他必须获得别人的支持才能够正常生活。他会过着像寄生虫一样的生活，以此来满足他的剥夺倾向。这种寄生虫式的态度并不一定以认为“整个世界都欠我”的形式呈现出来，而是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通过期待他人能够帮助他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希望他人主动采取行动，为他的工作提供建议。总而言之，希望他人承担起自己人生的责任。这样的人会对生活形成一种奇怪的态度：他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自己的生活，能有所建树或者虚度一生完全取决于自己，他以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度过每一天，就好像好的事情和坏的事情都是从外界而来，与自己的作为没有任何关系，就好像他有权坐享别人的劳动成果，将所有的不如意都归咎于别人。在这些情况下，因为坏的事情一般要比好的事情多，所以他们对整个世界的憎恨情绪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这种寄生虫式的态度在被爱妄想综合征中也能发现，尤其当对爱的需要表现为对物质恩惠的渴求时更是这样。

神经官能症患者剥夺和压迫倾向的另一种常见后果就是产生焦虑，害怕自己会被别人欺骗或者剥夺。他会生活在永久的恐惧中，担心有人想要利用他，想要窃取他的钱或者想法。在面对遇到的每一个人时，他都会表现出一副恐惧的样子，害怕别人对他有所企图。一旦他真的遭受了欺骗，就会产生与事物本身不对等的气愤，例如，出租车司机载他的时候绕了弯路，或者一个服务员向他收取了过多的费用，都会让他大发雷霆。将自己被欺骗的倾向投射到别人身上的心理学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对他人产生一种正当的愤怒比面对自己的问题要令人愉快得多。然而，癔病患者经常会将责难看作是一种胁迫的方式，或者恐吓他人使对方产生愧疚感，从而使他们遭受到虐待。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就在描写小说人物多兹沃尔斯女士的性格时，对这种策略进行了精彩描述。

神经官能症患者对权力、威望和财富的追求的目标和方式可以大致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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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重大成就在于，他发现并且强调了这些追求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表现出的症状或者表现出的伪装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重要性。然而，阿德勒认为这些追求是人类本质中最主要的倾向，本身不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1)这种感觉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得到了加强的原因就要追溯到心理自卑感和生理缺陷上了。

弗洛伊德同样发现了这些追求的不同内涵，但是他并没有把它们归结到一起来讨论。在他看来，追求名望是自恋倾向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他原本可以将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敌意看作是“肛门欲施虐狂阶段”的衍生物。然而，后来他意识到这类敌意不能被还原到性欲基础上，所以就将它们看作是“死亡本能”的表现。这样他就保持了生物本源观点。阿德勒和弗洛伊德都没有发现焦虑在产生这样的驱动力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没有发现它们的表达形式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1)　尼采同样对权力的渴望做出了片面的评估，参见《权力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