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保护个人对抗焦虑的这四种方式在很多人的生活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些人最重要的追求就是得到他人的爱或者认可，有些人更是不惜一切来实现这一愿望。这些人的行为都有一种遵从、屈服、没有主见的倾向。有些人的全部追求就是获得成功、权力或者专有物，而有些人则想把自己隔离开来，以保持独立性。然而，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人们所做出的这些追求都是对抗基本焦虑的保护行为？难道这不是人类正常范围内的本能表达吗？这种反驳观点错就错在把问题看成了是非的形式，非对即错。事实上，这两种观点既不矛盾也不互相排斥，对爱的渴望，对顺从的倾向，对成功和影响力的追求，以及退缩的倾向，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只是结合的形式各种各样，没有一点点神经质的倾向。

然而上文所述的这种或那种倾向可能会是某些特定文化中的主导态度，这些事实再次证明这些倾向完全可能是人类的正常潜能。正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描述的那样，在阿拉佩希文化（Arapesh culture）中，对爱情的态度、对母爱的态度和对他人愿望的顺从占据了文化的主导地位。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曾指出，以一种残酷的形式追求威望是夸基乌特尔人（Kwakiutl）公认的行为模式；而佛教中的主导倾向则是从大千世界中抽身而退。

我并不主张否定这些驱动力的正常特性，而认为这些内在趋势都可以为对抗焦虑提供保障。此外，在获得这些保护性作用的同时，它们可以改变自身的性质，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来更好地解释这种区别，为了证明自己的力量和技巧，想站在高处看看远方的风景时，我们可能会爬上一棵树，或者由于被凶猛的野兽追杀也有可能会爬上一棵树。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爬上了树，可我们爬上树的动机却是不同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追求快乐的需要；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是被恐惧所驱使或者出于安全性的需要不得不这样做。所以，在第一种情境下爬与不爬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自由，而第二种情境则是出于严格意义上的必要性，被迫这样做的。所以，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寻找哪棵树最符合我们的要求；而在另外一种情境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离自己最近的那棵树，或者不一定会是树，也可能是旗杆或者房子等只要能实现防护的东西。

驱动力的区别还会导致感受和行为上的不同，如果我们是被一种直接的、希望获得满足的愿望所驱使，那么我们的态度会具有自发性和分辨性。然而，如果是受到焦虑的驱使，那么我们的行为和感受则是受强制的，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可以确定的是，其中还存在着中间阶段。在本能的驱动力中，诸如饥饿感和性欲中，它们主要是由匮乏的生理紧张所决定的。有时生理紧张会积累到一定程度，使人的满足感具有一定程度的强迫性和无选择性，这些性质本应该是由焦虑所决定的驱动力的特性。

而且在所获得的满足感中也存在着差异，一般来说就是获得快乐和满足感之间的区别，(1)然而这种区别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并不是很强烈。由本能驱动——例如饥饿感或者性欲——所带来的满足是令人愉悦的，如果生理紧张一直受到克制，那么所获得的满足感和从焦虑中解放出来而得到的满足相类似。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是从一种难以忍受的紧张中解脱出来。从强度上来说，快乐和安全感可能是同等强烈的。尽管在形式上会有所区别，但是性的满足可能会与一个突然从紧张的焦虑中解脱出来的人的满足同样强烈。一般来说，对于安全感的追求不仅可以像本能驱动力一样的强烈，还会产生同等强烈的满足感。

对于安全感的追求，正如在之前的讨论中所说的那样，也包含了其他次要的满足。例如，除了获得安全感之外还会收获一种被爱和被欣赏的感受，一种获得成功和影响力的感受，还可能是一种极其满足的感受。我们马上会讲到，获得安全感的不同途径会使积压的敌意释放出来，从而又提供另外一种消除紧张的感觉。

我们已经看到焦虑是特定驱动力的背后驱动力，而且我们也已经调查到，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现在我将进一步详细地解释一下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发挥最大作用的这两种驱动力的不同：对爱的渴望与对权力和控制的渴望。

对爱的渴望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很常见，很容易被训练有素的观察员看到，从而经常被当作判断是否产生焦虑及焦虑强度的可靠指标。如果一个人从根本上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可避免的威胁和敌意，是一个令人无助的地方，这时候对爱的寻求，就会是获得任何形式的仁爱、援助或赞赏的最直接、最符合逻辑的方式了。

如果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精神情况和他们通常想象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么对他们来说获得爱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我隐约说出了他们通常感觉到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想要的东西是如此微乎其微，只是想要那些人对他们善良一点，给他们一些建议，对他们那可怜、无害而又孤独的灵魂予以一些同情；但是他们又会为了取悦别人而感到焦虑，为了不伤害他人的感情而头疼。这就是他们所看到的和所感受到的。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敏感，自己潜在的敌意是如何干扰了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同样，他也不能判断自己给别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或者别人对他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结果，他一头雾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友情、婚姻、爱情和事业都不能令人满意，他试图把这归咎于别人，他们不够体贴、不够忠诚、不够道德，或者出于一些无法知晓的原因，他们认为自己缺乏受人欢迎的天赋，因此他们开始追求爱的幻影。

如果读者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焦虑是如何通过抑制敌意而产生，并且又是如何反过来助长了敌意，换句话说，焦虑和敌意是如何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他就能认识到神经官能症患者思维方式中的自我欺骗，以及失败的原因。在不了解这一事实的情况下，神经官能症患者处在一种缺乏爱的能力但又极度需要从他人身上获得爱的两难困境中。我们不得不停在这里，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却又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什么是爱？在我们的文化中爱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有时会听到一种对爱的随随便便的定义，即爱是一种能给予感情并且也可以获得感情的能力。尽管其中包含了一部分真理，但是它太过笼统了，不能对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做出解释。我们大多数人在有些时候都会充满爱，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具备爱的能力，其中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产生爱的态度：是对他人产生积极态度的一种表达？还是害怕失去对方的与生俱来的恐惧感？或者只是想要将他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拿任何表现出来的态度当作判断标准。

尽管很难回答什么是爱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出什么不是爱，或者什么要素是和爱相违背的，人们可能会完完全全地喜欢上一个人，但是有时候也会对他生气，否定他的某些愿望或者想要一个人静一静，但是这种有限度的愤怒反应或者退缩态度和神经官能症患者所具有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无时无刻不在防备着别人，认为他人对第三方的任何兴趣都是对自己的一种忽视，并将任何需要都解读为一种强迫，将任何批评都视为一种侮辱，这并不是爱。同样，爱是允许别人对某种品质或态度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帮助他们改正不正确的态度，但是爱并不会像神经官能症患者一样为了追求尽善尽美而提出令人无法容忍的要求，一种暗含敌意的要求：如果你不是完美的，滚蛋吧！

我们还认为如果一个人要达到某种目的而将他人当作一种手段，也就是说，仅仅是或者主要是为了满足他的某种需要，这种情况和我们观念里的爱也是不相容的。在婚姻里，这一点很明显地表现为仅仅是为了得到性满足或者是为了赢得威望才与人结婚，在这里我们同样很容易混淆问题，尤其是当这种需要是关乎心理的本质时。人们可能在心里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爱着对方，而事实上只是出于一种盲目崇拜对方的需要而已。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他开始持有一种挑剔的态度，对方很可能会被突然地放弃或者仇视，因为那个人之所以被爱就是因为他陷入了盲目的崇拜中。

在讨论什么是爱什么不是爱的过程中，需要格外小心，但不可矫枉过正。虽然出于某种需要而利用被爱的对方并不算是真正的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爱是完完全全利他的，那种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不需要对方身上任何东西的感情也不叫爱。那些表现出这种信念的人，恰恰表露出自己不愿意付出爱的心理，并不表明他们有一种深思熟虑的信念。当然，我们希望能在自己喜欢的人身上得到一些东西——我们想得到满足、忠诚、帮助；我们可能也想在必要的时候得到一点牺牲和奉献。一般来说，能够表达这样的想法或者以此为奋斗目标，才是心理健康的特征。爱与被爱妄想综合征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在真正的爱里面，爱的感受是最主要的；而在被爱妄想综合征中，最主要的感受则是获得安全感，对爱的幻想是次要的。当然其间还有各种各样的过渡性状况。

如果一个人因为想要获得对抗焦虑的安全感而需要另一个人的爱，那么通常情况下，这个问题在他清醒的头脑中会被混淆。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充满了焦虑，并因此为了获得安全感而不顾一切地想要获得任何形式的爱。他所能感觉到的只能是自己喜欢这个人或者信任这个人，或者自己很迷恋这个人。然而他所感觉到的爱可能只是对某些仁慈所做出的感激的回应，也可能是由某个人或情景所唤起的希望或者感激。那些能够通过明显或暗示的方式唤醒他对爱的期望的人会自动被赋予重要性，他的感情会显现在对爱的幻想上。这种期望会通过一些简单的事实被唤醒，比如一个有权势、有影响力的人或者一个站在面前能给人安全感的人对他非常友善，这种期望可能会通过色欲或者性欲的高涨而激发，尽管这些和爱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他们会依赖于某种形式的现存关系，这种关系下面暗含着给予帮助的承诺或者情感的支持：与家人、朋友、医生的关系。很多种关系都以爱的名义做幌子，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主观依恋的想法，爱仅仅是借助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并不是可靠的真挚感情，因为一旦有愿望没能得到满足，这段感情的真实面目就会被揭露。在这些例子里，构成我们爱的观念中的重要组成因素，例如可靠、坚定等，是根本不存在的。

缺乏爱的能力的根本特征已经不言而喻了，但是在此我想要做一个特别的强调：抛开对方的人格、个性、局限性、需要、愿望和发展。不考虑这些因素的部分原因在于焦虑。这种焦虑促使神经官能症患者抓住对方紧紧不放，如同人溺水之后会抓住身旁游泳的人不放，通常并没有考虑到别人是否有意愿或者能力来救他上岸一样。这种忽视对方态度的做法同样也是对他人存有基本焦虑的部分表现，这种基本敌意的最普遍内涵就是轻视和妒忌。它通常会通过不顾一切的努力甚至是做出牺牲来获得别人的体贴，但这通常并不会阻止一些意外事情的发生。例如，妻子可能会主观地坚信自己深爱着丈夫，但是会在她丈夫把时间花在工作、个人兴趣或者与朋友的相处时而嫉恨或抱怨。一位有过度保护欲的母亲确信她为了孩子的幸福愿意付出一切，但是她根本不把孩子独立发展的需要放在心上。

将追求爱作为保护性手段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很难意识到自己不具有爱的能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错误地认为他们对其他人的需要是出于爱，不管是对于个别人还是全人类。他们有一个迫切的理由来维持和捍卫这一错觉的存在，一旦放弃这一错觉就意味着自己会马上对周边的人怀有敌意，但是又想得到他们的爱，而这是一种两难的困境。人们不能在鄙视、怀疑，想要毁掉他人的幸福和独立的同时，又渴望得到他的感情、帮助和支持。为了实现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相容的两种情况，我们必须严格地将敌对的态度从意识里驱逐出去。换句话说，对爱的幻觉尽管是将真挚的喜爱与需要混淆了，但这又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做法，因为它具有的特殊作用使对爱的追求变得可能。

神经官能症患者在满足对爱的饥渴的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尽管他暂时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爱，但他还是无法真正地接受这份爱。人们可能会期望他接受任何被给予的爱，就像一个口渴的人得到了水一样的急切。事实上这种情况会发生，但只是暂时性的。每一位医生都知道为人和善、体贴入微的后果是什么。什么都不做，仅仅给病人提供热情的医疗关怀并进行彻底的全身性检查，病人身体上或者心里面的问题可能会马上消失。即使是很严重的情景神经官能症，当病人感觉到自己被爱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全部恢复的。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2)就是这种情况的最著名的例子。即使是性格神经官能症，这样的关心不管是出于爱、好奇还是作为医生的关怀，都能减轻病人的焦虑，从而使情况大大得到改善。

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爱都只能给他提供一种表面上的保证，甚至能获得一定的幸福感，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却并不相信，或者会充满怀疑和恐惧。他并不会去认真地相信这些，因为在他的心里认为可能没有人会爱他。这种无法被爱的感觉是一种有意思的信念，事实上与之相反的任何经验都不可能撼动这一信念。的确，它可能因为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而不被反映在意识里，尽管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当然，它很有可能通过一种“我不在乎”的态度掩饰其本来的面目，通常人们将其解读为一种自负，这样就很难被人发现了。无法被爱的想法和没有爱的能力是如此接近与相像，事实上，这就是一种爱的能力不足的意识反应，能够被他人真诚喜欢的人从来不会怀疑别人是否真的喜欢他。

如果这种焦虑根深蒂固，那么给予的任何感情都会被怀疑，并且马上就可以做出判定，认为这种感情的给予出于一种不可告人的动机。例如，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这样的病人会觉得心理医生仅仅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宏伟志向才想要帮助他们，他所说的任何感激性和鼓励性的话语都是为了治疗的需要。我的一个病人曾经认为当她情绪低落的时候，我花周末的时间前去看她是想正面地侮辱她。公开表达的爱很容易被他们认为是一种嘲讽。如果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孩对一位神经质男士公开示爱，那他会认为那是一种嘲笑，甚至是一种**裸的挑衅，因为他绝对不会想到女孩是真的很喜欢他。

爱上这样的一个人不仅仅意味着会遭到怀疑，还会引发正面的焦虑，认为屈服于一段感情就像是一只昆虫被困在蜘蛛网中一样，或者认为相信一段爱情就意味着脱掉自己的盔甲生活在食人族当中一样，会时刻面临被吃掉的危险。当神经官能症患者越是面对自己是可以拥有真诚感情这样的事实时，越是会感到恐慌。

最后，爱的证实可能还会引发神经官能症患者失去自主的恐惧。情感上的依赖，正如我们马上要看到的一样，对那些脱离了爱就不能活的人造成了真正威胁，任何有些许相似的事情都会引发一场不顾一切的顽强抵抗。这样的人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自己产生任何形式的正面感情回应。因为任何快速的回应都会引起失去自主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必须盲目地蒙蔽自己来对抗这样的一种意识——即他人是善良的、是热心的，还会莫名其妙地想方设法摒弃任何可以证实爱的证据，并坚持自己的想法，认为别人都是不友善的、不真诚的，甚至是恶毒的。这种方式产生的情景就像是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想要吃东西但又担心食品有毒一样。

总之，那些受基本焦虑驱使的人，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来寻求爱，得到那种梦寐以求的爱几乎是不可能的，产生这种需要的情景，本身就妨碍了这种需要的满足。

(1)　沙利文在《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精神病内涵的札记：人际关系研究》（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第43卷，1937年）一文中曾经指出，对于满足感和安全感的追求体现了调节人生的一种基本原则。

(2)　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Elizabeth??Barrett??Browning，1806—1861）英国著名女诗人，童年时因从马背上摔落而长期瘫痪，后来因丈夫罗伯特·布朗宁对她的热爱和关怀而奇迹般地康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