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完全可以由实际生活中的冲突来解释。然而，如果我们在性格神经官能症中发现了产生焦虑的情景，为了解释敌对情绪为什么在那种特殊情况下发生并被抑制了，我们必须考虑之前已经存在的焦虑。然后，我们会发现这种先前存在的焦虑反过来成为之前已经存在的敌意的结果，如此循环往复。为了明白整个发展过程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必须追溯到童年时期。(1)

我处理的有关童年经历的情况不多，这不过是少数的几个例子之一。与通常的心理分析文献相比，我在这本书里会较少地讨论到童年时期，其中的原因并不像其他心理分析学者想的童年经历不够重要。这本书旨在说明神经官能症人格的真实结构，而不是引发神经官能症发生的个人经验。

在考察了大量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童年故事后，我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共性，即他们都处于一种共同情境中，这情境以不同的结合方式展现出如下特性。

最本质的邪恶完全是因为真正的温暖与爱的缺失。孩子只要心里觉得自己仍然是被需要和被关爱的，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忍受一般的所谓创伤，例如，突然的断奶，时不时的打骂。不用说，孩子能够敏锐地感觉出爱是不是发自内心的，绝不会被任何虚伪的表达所欺骗。孩子感受不到足够的温暖和爱的原因就是父母因患有神经官能症而没有能力来满足孩子的需要。根据我的经验，更为常见的是，这种关爱的缺失往往被掩盖了，父母们往往会宣称自己心心念念想的都是如何为了孩子好。一位“理想母亲”的过分溺爱和自我牺牲精神是导致这种气氛产生的主要原因，这种氛围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在孩子的心里埋下缺乏安全感的种子。

此外，我们发现部分父母的种种行为或者态度只会让孩子对他们产生敌意，例如对某些子女的偏爱、不公正的责骂、变化无常的情绪、不能履行的承诺，更主要的是对孩子急切希望满足的愿望由不闻不问到不断干涉。例如，干涉他们与其他朋友之间的友谊，嘲笑他们的独立思考，破坏他们追求某些事情的兴趣，不管是在艺术方面、体育方面，还是技术方面。父母的态度即使不是有意的，也会在实际上影响孩子们的愿望。

心理分析文献中，在讨论引起孩子敌意的因素时，将重心放在了孩子的愿望受挫（尤其是在性领域）和嫉妒心理上。很可能童年时期产生的敌意部分上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对一般性快乐，特别是儿童性欲方面的快乐是过于严厉的，不管后者是出于性好奇、**，还是与其他孩子一起玩的性游戏。但是，挫败感并不是产生叛逆的敌对心理的唯一来源。观察表明，孩子以及成年人在认为剥削是合理的、公正的、必要的以及有目的性时，会接受很多剥削行为，这是不可否认的。例如，如果父母没有过分强调，没有采取或多或少的残忍手段来强迫孩子，他们并不会在意要被进行卫生清洁教育。同样，在接受偶尔的惩罚时，只要他们觉得整体来说自己还是被关爱的，并且惩罚本身并没有伤害或者侮辱的意图，惩罚本身还是可以接受的。诸如此类的挫折是否会促使敌对情绪的产生还是很难判定的，因为在给孩子很多压力的环境中经常会有很多具有煽动性的因素存在。挫折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挫折所引发的情绪。

我在这点上做出强调的原因在于，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强调挫折具有危害性，这样一来就使很多父母产生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比弗洛伊德想的还要远。他们不敢对孩子做任何干预，就怕孩子会由此受到伤害。

无论是在孩子身上，还是在成年人身上，嫉妒都可能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的来源。毫无疑问，在神经官能症孩子的身上，兄弟姐妹间的嫉妒(2)以及父母中一方的嫉妒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一态度造成的持久性影响会影响到他们以后的生活。然而，人们对此会产生疑问，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这种嫉妒呢？那些在兄弟竞争和俄狄浦斯情结中所观察到的嫉妒心理注定出现在每个孩子身上吗？或者它们是由什么特定条件引发的吗？

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观察建立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他发现，在这些人身上，对父母的强烈嫉妒行为具有足够的破坏性而让人心生恐惧，而且会对性格形成以及个人关系产生持久的扰乱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经常发现这一现象，他认为这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不仅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官能症的症结，还尝试着在此基础上去理解其他文化背景下的情结现象。(3)这样的一般性结论是值得怀疑的。确实，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些嫉妒反应会发生在兄弟、父母与子女之间，正如它们会发生在生活非常亲密的团体中一样。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具有破坏性和持久性的嫉妒行为（当提到俄狄浦斯情结和兄弟竞争时就会想到这些）正如弗洛伊德假设的那样存在着，更不用说其他文化了。总的来说，它们就是人性反应，只是随着孩子的成长环境人为地发生了。

到底哪些因素才是产生嫉妒心理的主要因素呢？稍后在我们谈论到病态嫉妒的一般内涵时就会明白了。我们在这里需要提一下，温暖的缺失以及竞争性精神会导致这一结果的产生。此外，创造了这种氛围的神经官能症父母往往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他们得不到情感上或者性关系上的满足，因此，自然而然地，孩子就变成了他们爱的重心。他们在孩子身上寻找自己无法被满足的爱的需要。他们对爱的表达并不总是带有性的色彩，但无论如何，都是富有情绪意义的。我非常怀疑孩子与父母之间存在的潜在性欲要强大到何种程度，才足够引起潜在的心理紊乱。我了解到，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患有神经官能症的父母都会通过恐吓或者温柔的方式强迫子女陷入情感的依恋中，这带有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占有欲和嫉妒的内涵。(4)

我们通常认为对家庭或家庭中的部分成员的敌对情绪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当然，如果孩子不得不与患神经官能症的父母天天做斗争，那确实会有些不幸。然而，如果确实存在进行反抗的合理理由的话，那么孩子性格的形成危险就并不存在于感受或表达抗议上，而是存在于对抗议的抑制上。对批评、抗议或者谴责的抑制会导致很多危险产生，其中之一就是孩子容易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到自己身上，从而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这种情景的含义，稍后我们会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们很担心被抑制的敌意会产生焦虑，并开始向着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种方式发展。

为什么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的孩子会抑制敌对情绪的产生？原因有很多，并且各种原因之间以不同的程度或者组合的方式发挥着作用，比如无助、恐惧、爱和愧疚感。

小孩的无助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生理事实。尽管孩子要在很长时间内依赖外界环境来满足自身需要——与成年人相比身体不够强壮结实、缺乏生活经验，然而人们还是过多地强调这些问题的生理方面。当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孩子的依赖会发生决定性的变化，由占主导的生理学依赖转变为包含心理、智力及精神生活的依赖。这将一直持续到孩子成熟至青春期，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生。然而，在这期间对父母的依赖仍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这完全取决于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所期望实现的目标：或者希望孩子变得坚强、勇敢、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强；或者想保护孩子，让他们听话，过着单纯的生活；或者简而言之，让他们一直保持幼稚直到二十岁或更大年纪。在不良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他的无助感往往因恐吓或溺爱，或者一直处在情感依赖中而强化。孩子越是感到无助，就越是不敢去感受和表达反对意见，反抗心理潜伏的时间就会越久。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潜在的感情，或者他们所信奉的格言就是：我必须抑制自己的敌对情绪，因为我需要你。

恐惧可以直接由威胁、禁令、惩罚，以及孩子亲眼所见的暴力场景或者脾气失控的场面引起，也有可能通过间接的恐吓，例如让孩子对生活中的危险如病菌、马路上的车辆、陌生人、野蛮的孩子、爬树等留下深刻的印象。孩子越是忧心忡忡，越是不敢去展示或者感受敌对情绪。他们所信奉的格言就是：我必须抑制敌对情绪，因为我害怕你。

爱可能是导致压抑敌对情绪的另外一个原因，当父母越是缺乏对孩子真诚的爱时，越是会经常给予口头的强调，说自己是多么爱孩子，愿意为孩子呕心沥血，愿意做出多大的牺牲。孩子，特别是那些受到恐吓的孩子，会紧抓着这种爱的替代品，不敢反叛，生怕会失去听话的奖赏。在这种情景下，他们的格言就是：我必须抑制敌对情绪，因为我害怕会失去爱。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孩子们抑制着对父母的敌对情绪，因为他们害怕因此破坏了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显然受到了恐惧的驱使，害怕这些强大的巨人会抛弃他们，收回他们的仁慈甚至会反对他。除此之外，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孩子会因为自己表达了任何敌对或者反对的感受而感到内心愧疚，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表达了或者感受到了对父母的敌意，或者打破了他们制定的规则，他在心里就会觉得自己是下贱和卑鄙的。产生内疚的这两种原因是互相关联的。孩子越是为跨过禁区而内疚，就越不敢有任何的怨恨和责备。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禁区是最容易引发愧疚感的。不管这种禁令是通过能感受到的沉默还是公开的威胁或者惩罚显现出来，孩子们能感受到对性的好奇以及性活动是被禁止的，如果沉浸在**的欢愉中，也会被认为是肮脏和下贱的。同样，如果对父母有性方面的幻想，即使出于整个社会环境对性持有的禁止态度而没能表现出来，也容易使孩子感到愧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信奉的格言就是：如果我心里产生了敌意，我就是一个坏孩子。

上述因素的不同组合形式都可能使孩子抑制住自己的敌对情绪，最终导致焦虑的产生。

但是任何一种出于幼年的焦虑最终一定会导致神经质的发生吗？我们对于知识的掌握还不足以充分地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我认为对于神经官能症的发展，幼年时的焦虑是一个必要的因素，但不一定是充分的原因，看起来良好的生活环境，如极早地改变周围的不利环境或者不利影响因素，能预防神经质的发生。然而，如果正如事实上所发生的那样，生活环境不足以缓解焦虑，那么这种焦虑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我们后面会看到，它会逐渐与增加或者推动神经官能症形成的种种过程联系在一起。

在众多可能会对幼年焦虑产生影响的因素中，有一个因素需要加以特别考虑。敌意和焦虑的反应是出于周边形势而不得不这样，还是会发展成对所有人都存有一种敌对和焦虑态度，这二者之间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例如，如果一个孩子足够幸运地拥有一位慈爱的祖母，善解人意的老师，很要好的朋友，那么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经历会让他感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自己充满敌意。家庭生活经历越是困难，孩子越是容易对他的父母和其他小朋友产生恨意，并且还会怀疑和憎恨所有身边的人。孩子越是生活在孤立的环境中，越是不能丰富和拓展自己的经验，越容易滋生敌对情绪。最终，孩子越是掩盖自己对这个家庭的怨恨，例如遵从父母的意愿，就越会向外界社会投射更多的焦虑，以致非常确信地认为，这个“世界”是危险的、恐怖的。

对“外界”的这种一般性焦虑可能还会逐渐地发展和增长。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在与其他小朋友相处时，不敢像他们一样大胆和富有进取心。他会失去被人需要所带来的幸福，也会将一句无害的玩笑当作是一种残忍的拒绝。他会比其他的孩子更容易受伤，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也会下降。

由上面我所提到的这些因素或相似因素所引起的状况会在心中不断增长，在充满敌对的世界里会弥漫着孤独和无助。对于个人挑衅的敏锐反应很快会明确成一种性格态度，这样的态度并不能构成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但它是一块肥沃的土壤，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展成特定神经官能症。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官能症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所以我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基本焦虑（the basic anxiety）。它与基本敌意（the basic hostility）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研究过所有不同形式的焦虑后，我们会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基本焦虑存在于所有人际关系中。尽管个体焦虑可能是由实际原因引起的，但是即使在没有实际原因的情况下，基本焦虑仍然存在。如果将整个神经官能症的情形比作一个政治动乱的国家，那么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就像是对政治制度的潜在不满和抗议，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表面都是一片祥和，但可能会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个国家中，它们可能表现为暴动、罢工、集会、游行示威。在心理学领域，焦虑同样会通过各种症状显现出来。除了特别的挑衅原因，焦虑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来自共同的背景条件。

在单纯的情景神经质（situation neuroses）中，基本焦虑是不存在的。情景神经质是对实际冲突情形的神经性反应，就那些个体而言，他们的自身关系并没有被扰乱。由于下面这个案例经常出现在心理治疗实践中，所以我们将其作为这一类案例的典型给予介绍。

一个四十五岁的妇女，抱怨自己在晚上的时候会心跳加速，忧心忡忡，并伴随着盗汗的症状。但是，在她身上没有发生任何器官病变，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她的身体十分健康。她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热心肠、性情直率。二十年前，出于外界一些原因而不是她本人的意愿，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五岁的男人。她和他在一起特别幸福，**也很令人满意，并育有三个健康成长的孩子。她一直很勤劳，家务料理得很好，然而在最近的五六年里，她的丈夫莫名其妙地变得古怪起来而且性能力有所下降，她忍受了所有的事情，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神经官能症的反应。但是在七个月前，问题开始出现了，当一个和她同龄的、条件般配又可托付终身的男人出现后，她的注意力被瞬间吸引了。接下来她开始讨厌自己那个年老的丈夫，但是出于自己思想上和社会上对背叛的强烈看法，以及总体来说还算不错的婚姻关系，她把这种感情给完全克制住了。经过了几次交谈和帮助后，她开始能够公正地看待这种冲突性情景，并由此摆脱了焦虑。

为了更好地表明基本焦虑的重要性，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性格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个体反应与上述案例情况做出比较。后者出现在健康人身上，他们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能够有意识地解决冲突性的情景，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正视冲突的存在和冲突的本质，因此不能够做出明确的决定。两种不同类型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最大一点不同，就是情景神经质更容易取得显著的治疗结果。对于性格神经官能症病例来说，治疗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结果不得不花上很长的时间，有时候治疗周期太长，导致很多患者都来不及等到那个时候。相比之下，情景神经质的问题更容易解决。为理解情景神经质所做的一次讨论，往往不仅是对症状的治疗，同样更是对病根的治疗。而在性格神经质的治疗中，因果治疗是通过改变环境来消除困扰的。(5)

因此，尽管在情景神经质中我们对冲突情景与神经性反应之间的强烈联系印象深刻，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关系在性格神经质中就不会出现。由于基本焦虑的存在，最微弱的刺激也可能会引发最强烈的反应，稍后我们会对此有更详细的介绍。

尽管焦虑的表现形式或者对抗焦虑的保护措施的变化范围都是非常广的，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个体差异，但是基本焦虑多多少少还是一样的，它们仅仅是在范围或者强度上有差异。我们可以将其大致描述成一种自我感觉很渺小、无助、被抛弃和濒临危险的感觉，身处充斥着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和嫉妒的世界里。我的一个病人在她自发画出来的一幅画中就传达了这种感觉。在画中，她是一个瘦小、无助、**的小婴儿，坐在画面中央，周围是各种具有威胁性的怪物、人类和动物，正准备要攻击她。

在精神变态中，人们会发现病人对这种焦虑的存在有着很高的自觉意识。妄想症患者的焦虑仅仅发生在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身上；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周边世界潜在的敌意有很敏锐的自觉性，甚至由于太敏感了会将向他们展示的善意看作潜在的敌意。

然而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基本焦虑或者基本敌意，至少没有人意识到在人的一生中它所具有的分量和意义。我的一个病人在梦里看到自己是一只小老鼠，为了避免被踩到，不得不躲进洞里藏起来——这无疑描述出了她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举止。这并不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想法，事实上她非常害怕看到人，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焦虑什么。对每个人最基本的信任的扭曲可以通过肤浅的信念来掩盖，即认为人们总体上来说还是挺可爱的，也可以用与他人敷衍性的友好关系来掩盖；对所有人怀有的蔑视心理可以通过随时随地的恭维来加以伪装。

尽管基本焦虑涉及的对象是人，但它可以完完全全剥离个人特性而转变成一种感觉，一种受暴风雨、政治事件、病菌、意外事故、变质食物威胁的感觉，一种被命运诅咒的感觉。对于受过良好训练的观察者来说，发现这些态度的基础并不难，但是要让神经官能症患者自身意识到自己的焦虑并不关乎病菌这类东西，而是人，则还需要经过高强度的精神分析工作。他对其他人的愤怒，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对某些实际刺激所做出的充分而又合理的反应，而是他对他人在整体上都存在着敌对情绪，他不相信所有人。

在解释基本焦虑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内涵前，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一个在很多读者头脑里都可能有的困惑，对他人产生的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构成神经质主要的组成部分，难道不是一种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只是程度稍轻的“正常”表现吗？当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区分两个观点。

如果“正常”一词是用在表示一般性人类态度上，那么我们可以说基本焦虑确实是一种正常的关系，它在德国哲学和宗教语言中被称作 “生于忧患”（“Angst der Kreatur”）。这个词语想要表达的意义实际上是指，当我们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力量——例如面对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和意外事故——时会感到无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童年时的无能为力，但这种认识会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身体中并持续一生。与基本焦虑一样，这种“生之苦恼”当面对外界强大的力量时会让人产生无能为力的感觉，但是有这些力量并不意味着敌意的产生。

然而，如果“正常”是相对于我们的文化而言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总体上，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他的生活没有足够的保障，那么经验会让一个趋于成熟的人在面对别人时有所保留，在选择信任别人的时候会更加谨慎，会越来越意识到人们的行为并不是很直率的，而是由胆怯和眼前利益所支配的。如果他是一个城市里的人，那么他会把自己也包括在其中；如果不是，他会在他人身上更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总而言之，他会形成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和神经官能症患者所持有的态度极其相似。然而，他们之间仍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区别，年轻而成熟的人在遭遇人生的失败时并不会感到无助，在他身上也不会发现类似神经官能症患者那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倾向，他仍然保持能给予美好和真挚友谊的能力，并且会相信它。或许这些区别可以通过这样的事实加以解释，健康人是在能够解决这些不幸的时候遭遇了人生的各种不幸，而神经官能症患者是在不能掌控这些遭遇的时候遇到了不幸，因为无力面对的结果，他们产生了焦虑。

基本焦虑对个人、对自身以及对他人有着特定的内涵，当基本焦虑发生的时候会伴随着自我的内在软弱感，这种情感上的孤独会让人更加痛苦。由于对他人存在着深深的不信任和敌意，所以在想要依赖他人而又不能实现的时候，就埋下了潜在冲突的种子。它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使这个人想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在别人身上，希望自己能受到包容，被好好地照顾；然而由于内在基本敌意的存在，又导致他不能过多地信任并实施这一方案，这个人就不可避免地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寻找安全保障上。

这种焦虑越是无法忍受，保护性手段越是要准备得彻底。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主要的方法来保护个人抵抗基本焦虑：爱、顺从、权力和退缩。

第一种，一份不管是什么形式的稳定爱情，都会是对抗焦虑的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其信条就是：如果你爱我，你绝不会伤害我。

第二种，根据是否关乎特定的人或者制度，顺从可以再粗略地进行细分。例如，在对标准化传统观点的顺从中，对一些宗教仪式或者有权势的人物的顺从会存在特定的顺从焦点。顺从这些规则或者遵守这些需要就成了所有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种态度有时会不得不采取“听命”的形式，尽管具体的“听命”形式会根据所要遵从的需要和规则的不同而不一样。

当遵从的态度不再依附于任何制度或者个人时，就会采取更一般化的形式，顺从所有人的一般愿望，避免任何可能会引发憎恨的事情。在这些情况下，个人会抑制自己的所有需求，抑制对他人的批判，宁愿让自己遭受侮辱也不做任何反驳，并愿意无分辨性地对其他人好。偶尔会有人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焦虑藏在行为当中。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知晓，并且坚定地相信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大公无私和自我牺牲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如此远大，甚至让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愿望。无论是确定形式下的顺从还是一般性的顺从，他们的信条是：如果我退一步，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顺从性的态度也可以通过爱来达到寻求安全保障的目的。如果爱情对于一个人非常重要，那么他生命中的安全感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爱情，他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这意味着原则上他会顺从别人的愿望。然而，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人们无法相信爱情，那么这种遵从的态度会直接导向于寻求保护而不是赢得爱情。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有通过严格的顺从才能感受到安全感。他们心中有强烈的焦虑感，不信任爱情这种东西，所以实现爱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了。

第三种，企图获得对抗基本焦虑的保护是通过权力来实现的——通过努力获得实际上的权力、成功、占有物、崇拜，或智力上的优越感来获得安全感。在这种企图获得保护的尝试中，其信条是：如果我有权力，别人就不能伤害我。

第四种，获得保护的方式是退缩。它和之前所说的三种保护方式存在一个共同点：都存在着想要与这个世界进行角逐的某种意愿，用一种或者另外几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然而，保护还可以通过从整个世界中退缩来获得。这并不意味着钻进一片沙漠或者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它指的是实现对他人的独立性，因为一个人的外在或者内在需要再也不会受到影响了。就像拥有大量的占有物，占有的动机与寻求权力或者影响力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占有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只要占有或者囤积财物的目的是从他人身上获得独立，通常在享受这些财物的时候就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焦虑，并且会带有一种吝啬的态度，因为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对各种不测事件做出保障。另外一种实现外在独立性的途径则是最大程度地压缩个人需求。

例如，内在需要的独立性可以通过情感上与他人脱离联系来实现，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伤害或者失望了。这意味着要遏制住个人的情感需要，这种和他人情感脱离的表现就是不在乎任何事情，包括他自己。这一态度经常会在知识分子圈内发生，不拿自己当回事并不是说认为自己不重要而感到挫败，事实上，这些态度可能也是互相矛盾的。

这些退缩的方式和顺从或者屈服的方式存在着相似之处，因为二者都涉及对个人意愿的放弃。然而对于后者来说，放弃是为了获得安全感而更好地“听命”，或者说是为了更好地遵从他人的意愿。而对于前者来说，“听命”的想法根本不存在，放弃的目的就是想从他人身上获得独立性。因此，他们的信条是：如果我退缩了，我将不会受到伤害。

为了估计这些用于抵御基本焦虑的方式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能发挥多大作用，有必要考虑一下它们的内在强度。它们并不被一种满足快乐或者幸福的愿望所推动，而是为了获得保障的一种需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与内在驱动力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不具有影响力或者影响力没有那么大。例如，经验表明，为了实现自身志向而为之奋斗所带来的影响和性冲动的影响是一样大的，甚至还要更强大。

只要现实条件允许这样做，片面追求这四种方式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有效地实现他们所追求的保障。然而，通常情况下，这种片面的追求会带来人的人格在整体上出现萎缩的副作用。例如在一个需要女人服从家庭或者丈夫、遵守传统规范的文化下，一个女人采取了顺从的方式就会得到内心的安宁和很多次要的满足感。如果一个君主永不停息地追求权力和财富，那结果同样会获得内心上的安全感和事业上的成功。然而事实却是，通过直线的方式追求目标通常会遭遇失败，因为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或者由于太缺乏考虑和计划而使自己陷入了与周边环境的冲突中。从潜在的焦虑中获得的安全感并不是通过一种途径，而是多种途径，但这些途径本身又是不兼容的，这是很常见的。因此，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会被一种不可避免的力量驱使着想要主导每一个人，同时又想被所有人关爱和呵护；想要顺从其他人的愿望，同时又想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别人身上；想要和他人脱离情感联系，同时又渴望得到他人的爱。往往就是这些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官能症的核心动力。

最容易招致冲突的两种方式就是对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会对这些内容做进一步的详细分析。

我所描述的神经官能症的结构总体上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冲突，即神经官能症在本质上是内在驱动力与社会需求或者是“超我”展现形式之间的冲突。尽管我认同个人追求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是每种神经官能症不可或缺的引发条件，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充分条件。个人愿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一定会导致神经官能症的发生，却有可能导致事实上的人生限制，也就是对于欲望单纯的克制和压抑，或者用更简单一点的话来说，就是会遭受现实中的痛苦。只有当这种冲突导致焦虑产生了，而且企图缓解焦虑的防御性措施反过来导致了种种不可抗拒的倾向发生，但彼此之间又互不相容时，人们才会患神经官能症。

(1)　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解释“心理治疗要追溯到多远的童年时期”这个问题。

(2)　参看大卫·李维：《兄弟竞争实践中的敌对模式》，载于《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第6卷（1936年）。

(3)　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

(4)　上述观点在总体上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不一致，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生物学的特定现象，而是受文化的影响所产生的后果。由于这种观点被几位学者（玛丽洛夫斯基、波姆、弗洛姆莱西等）讨论过，我只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中可能导致俄狄浦斯情结产生的因素：由于**不协调导致的婚姻不和谐；父母无限制地滥用权威；严禁孩子有性发泄；让孩子保持童真并在情感上依赖父母，否则就在情感上孤立他们。

(5)　在这些病例中，神经分析并不必要，也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