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恐惧与焦虑的不同之处时，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结论：焦虑是本质上掺杂了主观因素的恐惧。那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种主观性因素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描述一下当一个人处在焦虑期间的个人经历吧。那时候，他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无法逃避的危险感正在逼近，这使他感到无助和绝望。无论这种焦虑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什么——对癌症的臆想性恐惧，对暴风雨的焦虑，身处高处的恐惧，还是与之相似的恐惧，这两种因素，即强大的危险感和没有能力去抵抗的感觉，都始终存在。有时候，这种感到无助的危险感来自外界——暴风雨、癌症和意外事故等与之相类似的事情；有时候，这种危险感又来自自身无法控制的冲动——害怕自己会从高处跳下来，怕自己会用刀砍人；有时这种危险感是完全模糊和难以捉摸的，就像焦虑发生时我们所感受到的那样。

然而，这些感受本身并不仅是焦虑的独有特征。任何涉及实际的强大危险，以及面对这些危险所实际发生的无助感都会有相同的表现。我认为，经历过地震的人们，和遭遇暴行的两岁婴儿，他们的主观经验与一个因担心雷雨而产生焦虑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在恐惧的情形下，危险是实际存在的，无助的感觉也是由事实所决定的。在焦虑的情形下，危机感由心理因素引发和夸张化了，无能为力的感觉也是由个人态度决定的。

因此，焦虑中主观因素的问题就可以缩小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心理环境下，才会产生如此强大的危机感以及对此无能为力的态度？这是心理医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提出来的问题。身体内的化学环境也能够创造出这种感觉和焦虑的生理伴随现象，但就像化学环境能够导致兴奋和睡眠一样，事实上它们根本不是心理问题。

同样，弗洛伊德在处理其他问题上，给我们指出了处理这类焦虑问题的方向。他用关键性的发现告诉我们，隐藏在焦虑之下的主观因素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本能驱动力，换句话说，焦虑中所预期到的危险以及对此无能为力的感觉都是由我们自身冲动所爆发出的力量召唤出来的。我会在这章末对弗洛伊德的观点做出详细解读，同时也将详细指出我们的结论在什么地方存在不同。

理论上，任何冲动都具有引发焦虑的潜在力量，只要这种发现和冲动的执著会对其他关键利益及需要造成一定的损害，只要这种冲动是富有热情的、势不可当的。在有着明确和严厉的性别禁忌的时期，像维多利亚时代，屈服于性冲动经常意味着招致实际的危险。例如，一个未婚女孩这样做了，就不得不面对良心上的折磨以及来自社会的羞辱；那些屈服于**癖好的人不得不面对来自阉割、致命性的身体伤害以及精神疾病的实际危险。这对于今天看来不正当的某些性冲动，如暴露癖和恋童癖，同样适用。然而，在我们的时代环境下，只要是“正常的性冲动”，我们的态度就会变得非常宽容，会在内心承认甚至付诸实践。这其中不会涉及太严重的危险，所以在这方面也会缺乏为之担心的实际理由。

这种与性有关的文化态度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样的事实：根据我的经验，像这样的性冲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成为焦虑背后的动力。这种观点看起来有点夸张，因为焦虑表面上看起来与性欲望没有任何联系。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会对**产生焦虑，或者作为焦虑的结果在这些方面有抑制作用。然而，深入的分析表明，焦虑的根源往往并不在这些性冲动上，而是与之相伴的敌对冲动，例如通过性行为来伤害或者羞辱对方的冲动。

原则上，各种各样的敌对冲动构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焦虑的主要来源，恐怕这个新观点听起来又有点像从个别正确案例中总结出来的不合理结论。但是在这些案例中，人们可以发现敌对倾向与它所引起的焦虑存在着直接联系，而这并不是得出上述观点的唯一根据。众所周知，强烈的敌对冲突可能是焦虑产生的直接原因，只要这个冲突意味着击败目标本身。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便能说明很多这种情况：F先生和一个女孩一同去爬山，他非常爱这个姑娘，但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心理，他对她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甚至是野蛮的愤怒。当和她走在一条陡峭的山间小路时，他突然间产生了一种焦虑的情绪，呼吸沉重，心跳加速，并产生了想把女孩推下悬崖的冲动。这种焦虑的结构就和性欲中产生的焦虑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势不可当的冲动，一旦屈服，就会给个人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敌对情绪与神经焦虑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为了解释清楚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敌对冲突是产生焦虑的主要心理力量，我有必要详细考察一下压抑敌对情绪所产生的心理后果。

压抑敌对情绪意味着“伪装”成一切都是正常的，因此当需要做出反抗或者至少当我们想去反抗的时候，反抗情绪被很好地克制了。因此，这种压抑行为不可避免会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未设防的感觉，或者更准确地说，强化了已存在的未设防的感觉。当一个人的利益遭受侵犯的时候，敌对情绪被抑制住了，这时他人便有了可乘之机。

化学家C的经历，代表了每天都会发生的一种情况。C由于每天工作过多而产生了神经衰弱。他天资过人，又有雄心壮志，但自己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点，出于一些暂时还未被谈及的原因，他压抑了自己的野心而表现得十分谦虚。当他进入一家大型化工企业的实验室后，另一位年纪稍长、级别比他高的同事G对他非常关照，每一个细节都传达着友好的信号。由于一系列个人原因——对他人友情的依赖、不敢有批判性的观察、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野心，进而也无法看到别人身上的野心等，C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友谊，但是却没有留意到事实上G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事业，这使他很震惊。但起初C并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直到有一次G将C的一个发明项目的想法拿来作为自己的想法进行汇报，而C之前在一次很友好的谈话中很正式地对G提出了这一观点。在这一瞬间C产生了怀疑，个人的野心激起了他极大的敌意，但他瞬间抑制住了这种敌意——连同合理的批判和怀疑。之后，他继续相信G是他最好的朋友，甚至当G中断他的某项工作时，他依然认为G是出于好意。最终，当G发明出了原本属于C的发明项目时，C也是仅仅认为G的天赋和才能是自己所不能及的，他为拥有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朋友而感到骄傲。因此通过抑制住自己的怀疑和愤怒，C没能意识到在重大问题上G与其说是自己的朋友，不如说是他一直抓着坚信自己是受欢迎的这一幻觉不放。C放弃了为自己的利益而战的准备，结果也没能守卫自己的劳动成果，反而让他人利用了自己的弱点。

这种通过抑制作用克服的恐惧也可以通过理智地控制敌意来克服。不过究竟是控制还是压抑，人们一般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因为压抑是一种放射性的过程，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当意识到敌意不能忍受时，压抑才会发生。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存在意识控制了。意识到敌意难以忍受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敌对别人的同时又爱或者需要这人。人们可能并不愿意听到敌对的原因是嫉妒或者占有欲；或者因发现自己内心对他人怀有敌意而感到恐惧。在这样的情况下，抑制作用是获得暂时保障的最快捷的方法：通过压抑恐惧让敌意在意识中消失或者阻止到意识之外。我愿意用另外一种说法再重复一下这句话，因为简单地说，这是精神分析里鲜为人知的观点：如果敌意被抑制，人们就不会感受到自己心中的敌意。

然而长期看来，获得保障的最迅速的方式可能并不是绝对安全的。虽然通过压抑敌对情绪（或表明它的动态特征，我们最好使用愤怒一词）能将其移除到自觉意识之外，但它并没有被彻底消除。它从个体人格中分裂出来，失去了控制，受压抑的情绪在心中不断旋转翻腾而具有了高度的保障性和突发性，因而倾向于寻找发泄途径。这种受压抑的情感具有强大的爆炸性，由于这种压抑是被隔离开的，它往往意味着更大规模的更令人惊奇的势力范围。

只要人们意识到敌意的存在，这种敌意的扩张就会从三个方面受到限制。首先，由于身处特定的条件，他会清楚地知道对于敌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次，如果愤怒的对象是关乎他钦慕、喜欢或者需要的人，那这种愤怒迟早会整合到整个情感中；最后，由于人们清楚什么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人格也是一样，这也会限制他的敌对冲动。

由于愤怒被抑制了，那么用以接近它的限制性的可能性就被切断了，结果在幻想中敌对冲动由内到外地突破了这些限制。如果上文中所提到的化学家遵从了内心冲动，那么他会告诉其他人G是如何滥用了他们的友情，或者向他的上司暗示G剽窃了自己的想法并使他中断这项研究。但是由于这种愤怒被压抑了，到最后愤怒分崩离析时，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在梦中出现的情景。在他的梦里，他很可能以某种象征性的形式成了杀人犯，或成为受人崇拜的天才，而其他人却威信扫地。

通过分离作用（dissociation），被压抑的敌意会在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到强化。例如，如果一个高级职员因为主管事先安排工作时没有和自己商量而对他心生怨恨，但又成功地压抑了这种愤怒，那么他的上司就一定会继续排挤他，新的怨恨也会接着产生。(1)

压抑敌对情绪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这个人心中会产生一种难以控制的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感。在讨论这种后果之前，我们需要考虑一个由此而引发的问题。从定义上来看，压抑一种感情或者冲动的结果就是个体不再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使他清醒的意识中根本不知道自己对他人有任何敌对情绪。那我怎么才能说明他在自己心中“注入”（register）了这种压抑的情感呢？答案就在于，事实上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二者择一式的选择替换。正如沙利文（H.S.Sullivan）在一次演讲中说的那样，意识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层次。不仅是受压抑的冲动仍在发挥作用（弗洛伊德的经典发现之一），而且在更深的意识层面上个人也会意识到它的存在。简单一点说就是，在根本上我们并不会欺骗自己，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观察通常比意识中所了解的还要更清楚，就像我们能比自己所想象的更好地观察他人一样。例如，从他人身上获得的第一印象就非常正确，即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注意自己在这方面的观察。为了避免重复解释，我在这里采用了“记录”一词来说明这种情况——虽然没有自觉意识，但我们内心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敌意和对他人利益造成的潜在危险足够大，那么抑制敌意本身就足以引发焦虑。隐隐约约的不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造成的。然而，这一过程并不会在此处停滞，因为人有一种迫切的需要去消除对自身利益和安全有威胁的不利影响。这时，第二种类似反射的过程就产生了：个体将内心的敌对冲动反射到外在世界。第一种“伪装”即抑制作用，需要第二种伪装来补充，他“假装”破坏性冲动并不源于自身，而源于外界的人或者事。从逻辑上讲，敌对冲动投射到的人正是敌对冲突所针对的对象。结果，这个人就会被假定为是极其可怕的对手，部分是因为在这个人的身上有自己受抑制的冲动所具有的残酷无情的性质；部分是因为在危险的情况下，这种效应的程度不完全取决于实际条件，还取决于人们所采取的态度。人越是缺乏防御能力，面临的危险就显得越大。(2)

投射作用还有一个为自我辩护提供服务的附加功能。并不是我想去欺骗、偷盗、剥削、羞辱他人，而是其他人想要对我做这样的事情。一个妻子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有伤害丈夫的冲动，她主观上认为自己是最爱他的人。由于这种投射机制，她很有可能会认为丈夫是一头想要伤害自己的野兽。

这种投射过程可能会被另外一种能达到同样目的的过程所支持：因担心遭遇报复而产生的恐惧会抑制这种冲动。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伤害、欺骗他人的人同样害怕会有人也这样对待自己。这种报复的恐惧在多大程度上根植于人性中的通性，多大程度上来自罪恶与惩罚的原始经验，多大程度上被设定为要对个人进行报复的驱动力，在此将作为一个开放性问题，不做更多回答。毫无疑问，这种报复性恐惧在神经质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过程由对敌意的抑制产生，最终导致了焦虑的发生。事实上，压抑所产生的心理状态正是典型的焦虑：被来自外界的强大的危险所威胁而产生的内心无法防御的感觉。

尽管在理论上形成焦虑的步骤是很简单的，但事实上理解焦虑产生的条件通常是十分困难的。其中一种复杂的影响因素就是受压抑的敌对冲动通常不会被投射到实际关注的人身上，而是别的事情上。例如，在弗洛伊德的一个病例中，小汉斯并没有形成对父母的焦虑，而是对白马产生了焦虑。(3)此外，我有一个非常敏感的病人，在经历了对丈夫敌对的压抑之后，突然在某一天对游泳池瓷砖里的潮虫产生了焦虑。似乎从微生物到暴风雨都可以成为焦虑附着的对象。将焦虑从人们所关心的事物上抽离出来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焦虑实际上是针对父母、丈夫、朋友或者有同样亲密关系的人，那么这种敌意就会与当前的对权威的尊重、爱情的忠贞、亲友的感激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彻底否认敌意的存在。通过抑制自己内心的敌意来否认敌意的存在，将敌意投射到暴风雨上，他就否认了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敌意。很多美好婚姻的幻觉都寄托在类似的鸵鸟政策上。

我们说对敌意的抑制必然会导致焦虑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每当这种过程发生的时候焦虑都会显现出来。通过一种我们已经讨论了或将要讨论到的保护性措施，焦虑会在发生的同时就被消除了。在这样的情景下，人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例如，对睡眠和饮酒的强烈需要。在抑制敌意的过程中，焦虑会以无数种形式出现，为了更好地理解由此产生的后果，我将列举出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A：感到危险来自个人的内心冲动。

B：感到危险来自外在环境。

由于抑制敌意的后果不同，A组是抑制敌意的直接产物，B组则假定投射作用的存在。A和B都可以分成两个小类。

（1） 感到危险是直接针对自己的。

（2） 感到危险是直接针对他人的。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四种主要的焦虑形式：

A：（1）危险来自内心冲动，并直接指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敌意会继发性地指向自己，这一过程稍后详细讨论。

例证：害怕自己会从高处跳下来。

A：（2）感觉到危险来自个人冲动，但直指他人。

例证：害怕自己会拿刀伤害他人。

B：（1）感觉危险来自外界但关乎自己。

例证：对暴风雨的恐惧。

B：（2）危险来自外界，与别人相关。这一组，敌对情绪被投射到外在世界，但所针对的原始对象仍然存在。

例证：过分焦虑的母亲害怕孩子遭遇危险而焦虑。

不用多说，这种分类的价值是有限的。它可能对提供快速定位来说是有效的，但并不能反映一切可能的情况。例如，我们无法推论说，产生A种焦虑类型的人绝不会投射抑制的敌对情绪，只能说在这种特定的焦虑形式下是没有投射作用的。

敌对情绪会产生焦虑，但二者之间的关系还不止于此。这种过程换作另外一种方式仍然是有效的。当感觉自身受到威胁时，焦虑会反过来激发一种自卫式的敌意进行反抗。在这一点上，焦虑和恐惧本身没有太多差别，都能引发攻击性行为。反应性敌对情绪在受到压抑时也会产生焦虑，并由此产生周期循环。敌对情绪与焦虑之间会相互作用，总会有一方激发并强化另一方，从而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会有大量的不曾间断的敌意产生。(4)这种相互影响同样解释了为什么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在没有明显的外界不良条件下，病情仍然会恶化。焦虑与敌对情绪是不是主要因素已不再重要了，对神经动力学极为重要的是焦虑和敌对情绪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总的来说，我所提出的焦虑的概念，基本上是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得到的。它要通过潜意识动力、抑制过程、投射反应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来起作用。然而，如果再深入到细节就不难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弗洛伊德的立场都是不同的。

关于焦虑，弗洛伊德先后提出了两种观点。第一种，简而言之，焦虑产生于对冲动的抑制。这个冲动仅仅指性冲动，是纯粹的生理学解释，因为它基于这样的一种观点：性能量不能得到释放，就会在体内产生生理紧张，从而转变成焦虑。第二种，焦虑（或者他所谓的神经焦虑）来自发现或追求冲动时会导致外界危险产生的恐惧。(5)第二种解释是心理学的解释，不仅涉及性冲动，还和进攻性冲动有关。在对焦虑的这种解释中，弗洛伊德根本没有考虑冲动的抑制或者非抑制，而仅仅涉及这种冲动带来的恐惧，因为对这种冲动的放纵会招致外来的危险。

我的概念基于这样的信念之上——为了得到一个完整的理解，弗洛伊德的两种看法必须综合起来考虑。因此，我将第一种观点中纯粹的生理学基础放宽，并与第二种观点相结合。这样来看，焦虑主要并不是来自内在冲动而产生的恐惧，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对受到抑制的冲动感到恐惧而产生的。在我看来，虽然弗洛伊德提出的第一个概念建立在精细的心理学观察上，但仍没能充分利用到它的原因在于，他给出了一个生理学的解释，而没有说明抑制了冲动之后内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的心理学问题。

我与弗洛伊德意见的第二点不同在理论上不重要，但在实践操作中很重要。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即焦虑会来源于稍加放纵就会招致外在危险的冲动。性冲动当然属于这一类，但是只有在严格的个人和社会禁忌是在这些冲动上建立的情况下，才会使它们变得危险。(6)从这个角度来说，由性冲动产生焦虑的频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对于性的态度。我并不认为类似这样的性是焦虑的特殊来源。但是，我认为在敌对情绪中，或者更准确地讲在被抑制的敌对冲动中，存在着特殊的来源。将这章所讲述的概念用更简单实际的方式表述出来就是：当我发现焦虑或显现出焦虑迹象的任何时候，头脑中想到的是究竟什么样的敏感点被刺痛从而导致了敌意的产生，用什么来解释必要的敌意压抑？根据我的经验，在这些方向上做进一步的探索，往往能获得对焦虑的令人满意的理解。

第三点和弗洛伊德观点存在分歧的地方在于，他假设焦虑仅仅产生于孩童时代，开始于所谓的出生焦虑，接着是对阉割的恐惧，后来在生活中的焦虑都源于孩童时代的反应。“毫无疑问，那些被我们称作神经官能症的人们对待危险的态度仍停留在幼儿时期，并没有成熟到能走出过去的焦虑状态。”(7)

让我们单独考虑一下包含在这一解释中的各个要素。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在幼儿时期格外容易产生焦虑的反应。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它有着合理的、能够被理解的原因。因为孩子在面对不利影响时，相对来说都是无助的。事实上，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特点上来看，我们总会发现焦虑的形成开始于童年早期，或者至少我所说的基本焦虑的基础在那个时期就已经打下了。然而，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认为成年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的焦虑与最初引发这种焦虑产生的条件仍然紧密相关。例如，一个成年男性仍然会被孩童时代对阉割的恐惧而困扰，尽管形式略有不同。毫无疑问，婴幼时期的焦虑在遇到适当的刺激时，保持着不变的形式再次出现在后来的生活中是很少见的。(8)但是，简而言之，我们发现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发展。在一项分析中，我们能够完全了解到神经官能症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会发现从早期的焦虑到成年的行为怪癖存在着一条不间断的行为链。因此，与其他因素一起，焦虑会包含在童年时期的一些特殊冲突中。但是，从整体上看来，焦虑并不是一种幼稚的反应。如果将其认为是一种幼稚反应，就会将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会把幼稚的态度当作是童年时期的态度。如果我们有合理的理由称焦虑是一种幼稚的行为，那也可以称焦虑是儿童身上早熟的成人态度。

(1)　昆克尔在《性格学引论》中注意到，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态度源于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并因外界因素而得到不断强化，结果会令这个人越陷越深，在逃避过程中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昆克尔称这种现象为“魔鬼之圈”（Teufelskreis）。

(2)　弗洛姆在《权威与家庭》（该书由国际社会研究院的霍克海默主编）一书中明确指出，焦虑与引发焦虑的危险并不机械地取决于危险的实际危害，对内心无助、消极绝望的人来说，哪怕是相对来说很小的危险都会导致焦虑的产生。

(3)　参看《弗洛伊德文集选》，第3卷。

(4)　一旦我们意识到敌意会通过焦虑得到强化，那么为破坏性驱动力寻找一种特殊的生物学根源就不再是必要的事情了，正如弗洛伊德在他关于死亡本能理论中所做的那样。

(5)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中《焦虑与本能生活》一章，第120页。

(6)　或许在某种社会环境中，如塞缪尔·巴特勒在《乌有乡》中描绘过的社会中，任何身体疾病都要承受惩罚，因而患病的冲动也会导致不正常的焦虑。

(7)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中的《焦虑与本能生活》一章，第123页。

(8)　舒尔茨在《神经官能症、生命需要和医生的责任》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病例：一个员工频繁地更换工作岗位，原因在于某些上司激起了他内心的愤怒和焦虑。精神分析表明只有那些长有某种胡须的上司才会激怒他。这个病人的反应证明，这是对他父亲的反应的反复性重演，因为在他三岁时，他父亲曾以威吓的方式攻击过他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