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详细讨论当代神经官能症之前，我要先拾起第一章丢下的话题，详细阐明我所说的焦虑的确切含义。这样做是非常有必要的，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焦虑是神经官能症的主要活跃症状，是我们一直都要面对的问题。

我之前曾把焦虑用作恐惧的近义词，二者的亲近关系可见一斑。事实上，焦虑和恐惧都是我们在面对危险时所做出的情感反应，都会伴随着种种生理反应，例如颤抖、出冷汗、心跳加剧，这种生理反应可能会非常强烈，从而导致突发的、强烈的恐惧，严重者甚至可能死亡。但是二者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的。

当小孩患丘疹或者轻微感冒的时候，母亲会担心孩子死掉，我们把这种情况叫作焦虑；若孩子确实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此时母亲的担心就是恐惧。当一个人一站到高处内心就害怕或者一讨论自己非常了解的话题就害怕时，我们称这种反应为焦虑；如果一个人在暴风雨的夜晚迷失在深山老林中，这时我们把这种害怕叫作恐惧。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有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区分：恐惧是当一个人不得不面对危险时的恰如其分的反应，而焦虑是面对危险，甚至是想象中的危险的过度反应。(1)

然而这一区别却存在着不足之处，即要判断这一反应是否恰当取决于特定文化下的一般常识水平。但是，即使常识中认定某一态度是没有根据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也会毫不费力地给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事实上，如果告诉神经官能症患者他害怕被神经错乱的暴徒袭击只是一种精神焦虑的话，我们就将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他会指出这种恐惧是会实际发生的，并且还会讲出发生过的真实案例。如果有人认为原始人的某些恐惧性反应与实际危险是不相称的，他们也会固执地坚持己见。例如，如果一个认为吃某些动物是会触犯禁忌的原始人无意间误吃了该动物，那他一定会吓得不得了。作为局外人，你可能会认为那是一种不恰当的反应，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迷信；但是在知道了部落信仰中关于这些禁忌的内容之后，你才会意识到这种情景的发生，对原始人来说代表着一种真实的危险，意味着捕猎或打鱼的领地可能会遭到污染，或者有即将遭遇疾病的危险。

然而，这种原始部落中的焦虑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下所说的精神性的焦虑还有所不同。和原始部落不同的是，精神性焦虑的内容和大家的共识并不一致。一旦这一焦虑的内涵被理解了，那么认为是不恰当行为的这种想法就会消失。例如，有些人对死亡有种无法驱散的恐惧；但另一方面，由于所经受的痛苦，他们又会对死亡有种隐秘的渴望。对于死亡的各种恐惧，加上对死亡的期盼性思考，会使他们对眼前的危险产生很强烈的恐惧。如果我们知道那些使人感觉无助而只能对死亡产生焦虑的因素后，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理由很充分的反应。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当人们站在悬崖边上，或者高楼的窗户旁，或者高桥上时，会产生恐惧。同样，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不太适当的反应。但是当这种情景发生在他们面前，或内心被扰动的时候，一种对生存的渴望与因为种种原因想要从高处跳下去的冲动就会产生矛盾，而这种冲突就会导致焦虑出现。

所有这些思考都在暗示我们，定义需要做出一定的修改。恐惧和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正当反应，但是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是看得见的、客观的，而焦虑则具有隐蔽性和主观性，也就是说焦虑的强度和这一情景对人所具有的意义存在正比例关系，至于他为什么会如此焦虑，可能连他本人都毫不知情。

区分恐惧和焦虑的现实意义就是想要说明，企图通过说服的方法帮助神经官能症患者摆脱焦虑是无用的。他的焦虑并不是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情景时产生的，而是源于内心感受到的处境。因此，心理治疗的任务也只能是找出某些情景对他所具有的意义。

当已经明确了焦虑对我们而言是什么之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找出它所发挥的作用。在我们的文化中，一般人极少会意识到焦虑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他们通常只记得童年时的焦虑，记得曾做过一两个焦虑的梦，曾在日常生活之外的情境里异常地焦虑，例如，要和一位显赫人物说话之前，或者在考试前。

在这一点上，我们从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得到的信息绝不是一致的。一些患者能完全感受到自己身处焦虑之中，焦虑的方式却各种各样，可能是广泛性焦虑（diffused anxiety），以焦虑症的形式出现；也可能伴随着一定情景或者活动发生，例如，身处高处、街道或公共场所；还可能会有明确的内容，例如，担心精神失常，担心患癌症，担心吞下什么异物，等等。另外一些神经官能症患者意识到他们有时候会产生焦虑，有时候有激发这种焦虑的外在条件，有时候则没有；但不管怎样，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外在条件十分重要。最后，一些神经官能症患者仅仅会意识到自己情绪低落、自卑、**紊乱，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但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曾有过任何焦虑。然而，进一步的调查表明他们最初的陈述是不正确的。在对这些人进行分析时，会不可避免地发现他们埋藏在表面下的焦虑和第一组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精神分析使这些神经官能症患者意识到他们之前所具有的焦虑情绪，并使他们回忆起一些令人忧心忡忡的噩梦和生活情境。但是他们对于焦虑的认识并没有超过正常的水平。这意味着有些焦虑是实际存在的，而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这样讲并没有完全揭示这一问题的全部意义。它只是更复杂的问题中的一部分。我们能够感知爱、愤怒和怀疑，但这种感受又是短暂的，很难进入人的意识中，并且会被轻易地抛于脑后。这种感受可能真的是不相关的、易逝的，但是在这之后却可能蕴藏着强大的推动力。对感觉的自知程度并不意味着这种感受的强度和重要性。(2)这意味着人们不仅仅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产生焦虑，并且这种焦虑还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尽管我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

事实上，我们看起来似乎是在竭尽全力地逃避焦虑或者避免去感受它。其中有很多理由，最常见的解释就是强烈的焦虑是最折磨人的。一个经受过强烈焦虑的患者会告诉你，他宁可去死也不想再经历这样的折磨。此外，隐藏在焦虑中的某些因素可能对个体来说格外地难以忍受，无助就是其中之一。一个人在面对巨大危险的时候会神经兴奋、充满斗志，但是事实上身处焦虑中的人们是绝望无助的。对于那些把权力、地位、主导权看作最高理想的人们来说，无助是格外难以忍受的。他们因为感受到自己的行为与理想状态不相称而心生憎恶，就好像它证明了自己的软弱和怯懦。

焦虑中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让非理性因素控制自己的行为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更加难以忍受的。那些默默发现自己正在被非理性的异己力量慢慢吞噬的人，以及那些无意间将自己训练成严格遵守理性控制的人，是不会下意识地去容忍非理性的因素的。除了包含个人动机之外，后者的反应还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为文化环境对理性思考和理性行为施加了大量的压力，并将非理性或看上去非理性的行为视作低级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在焦虑中的最后一种因素与此有一点关联。通过它的非理性，焦虑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含蓄的劝诫，即我们身体内部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对身体进行彻底的检修，现在潜意识里已经将其看成是一种挑战，但不管承认与否，我们都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挑战。甚至说，我们最反感的就是意识到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某些态度。然而，一个人越是感觉自己深陷在恐惧与防御机制的错综复杂的罗网中时，越会感到无助，越会坚持自己的错觉，认为自己说的是对的，认为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完美的，越是本能性地拒绝接受、拒绝承认自身出现了问题，需要做出改变——即使它只是间接、含蓄的暗示。

在我们的文化中，避免焦虑有四种主要方式：理性对待；否认焦虑的存在；麻痹自己；避免能够产生焦虑的思想、情感、冲动和处境。

第一种将焦虑理性化的方法是用来逃避责任的最好借口。它的实质在于将焦虑转化成一种理性的恐惧。如果这种转化的心理学价值被忽视了，那么可以想象这种转变并不会带来太多的变化。过度焦虑的母亲实际上就是在关心自己的子女，不管她是否承认或者是否将这种焦虑解读为正当的恐惧。然而，人们可以做无数次这样的实验，即告诉一位母亲她的反应不是一种理性的恐惧而是一种焦虑，并暗示她这种焦虑与现存危险并不相适，其中包含了个人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她会驳斥这种暗示，并且不遗余力地证明你完全错了。玛丽难道不是在襁褓时期就感染了这种传染病吗？约尼在爬树的时候没有摔断腿吗？难道最近没有人用糖果来诱导小孩子吗？难道她的这种行为不是完全出于爱和责任吗？(3)

任何时候，当我们遇到有人为非理性态度做出非常强烈的辩护时，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认识到受到辩护的态度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一个母亲并不会为她的这种情绪做无助的祈祷，而是会积极地做些事情来改变现状。她不仅不会承认错误，而且还会为自己的高标准而感到骄傲；不会承认自己的态度中包含了非理性元素，而会认为它完全理性和合理；不会看到并接受一个使自己发生改变的挑战，而会将责任转嫁给外界社会，以此来逃避面对自己的真正动机。当然，她必须要承受无法摆脱的烦恼作为换取暂时性优势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她的孩子们也要付出代价。但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归根结底是她根本不想去意识到这些，因为在她内心深处有一种幻觉：她不能改变自己，但又想设法取得这一改变能带来的所有好处。

这一原则适用于任何坚持认为焦虑是一种理性恐惧的观点。不管它的内容是关于分娩的恐惧，还是疾病的恐惧，或是害怕饮食失调，害怕天灾人祸，害怕穷困潦倒。

第二种逃避焦虑的办法是否认它的存在。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否认焦虑的存在，将其排除在意识之外，并没有真正地解除焦虑。这时候身体会出现一些伴随恐惧和焦虑而产生的症状，如战栗、出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频、呕吐、腹泻，并且在精神层面上会表现出烦躁不安、易冲动或呆若木鸡。当我们害怕并意识到自己害怕的时候，就会有这些感受和生理现象。同样，这些感受和生理反应可能也是缘于一种被压抑的现存焦虑。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对自身情况的认识只是一些外在表现，如在某些情况下会频繁小便，在火车上晕眩呕吐，有时夜间盗汗，而通常情况下发生这些都没有任何生理缘由。

然而，人们也会在意识里否认焦虑的存在，这是一种企图在意识上征服焦虑的表现。这和通常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很相像，即企图通过不顾一切地忽视恐惧来消除它。最熟悉的例子就是士兵受到克服恐惧的冲动驱使，做出了英勇的行为。

神经官能症患者同样也会下意识地去克服焦虑。例如，一个担心自己被抢劫，深受焦虑折磨的女孩，会在青春期到来之前下意识地决定忽视焦虑。她会一个人睡在阁楼里，独自在阴森、空**的房间里走动。她进行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梦揭示了这一态度的种种变化形式，在很多的场景中她都是非常害怕的，但每次都会勇敢地面对。其中一个情景就是，在半夜听到花园里传来脚步声时，她走到阳台朝着外面喊了一句：“是谁在那里？”她成功克服了对抢劫的恐惧心理，但是由于触发焦虑的因素并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已存在的焦虑所产生的其他后果仍然存在。她还是缩手缩脚，胆怯。她觉得自己不受欢迎，也无法安定下来做一些事情。

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并没有这样的自觉性，这一过程往往就自动发生了。然而，他们和正常人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决定的意识程度，而在于所得到的结果。神经官能症患者竭尽全力所能得到的不过就是消除了焦虑的特别表现形式，正如女孩消除了对强盗的恐惧。我并不打算低估这样的结果，它可能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并且在提高自尊心方面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心理学价值，但是由于这些结果容易被高估，那么指出其负面影响就变得尤为必要了。(4)事实上，不仅人格的动力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当神经官能症患者失去了内在紊乱的现象时，他同时也失去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动力。

不顾一切地克制焦虑在很多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总是不能被人们正确地认识到。例如，攻击性在某些情境下很容易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表现出来，并被认为是实际敌意的直接表达，然而实际上这可能是在面临被攻击的压力时，不顾一切所展现出来的对胆怯的克服。尽管敌意往往会实际存在，但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夸大了他所实际感受到的攻击性，他的焦虑激发了对胆怯的克服行为。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就会陷入错把这种莽撞当作是实实在在的攻击的危险。

减缓焦虑的第三种方式就是麻痹自己。在有意识的情况下，通过酒精和药物或许可以达到麻痹的作用。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尽管这些方式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联系。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因恐惧孤独而投身于社交活动中。不管这种恐惧是被明确意识到的，还是仅仅是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它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情形。另外一种麻痹焦虑的方式就是沉浸在工作中，这可以从工作所具有的强迫性以及节假日所产生的不安中表现出来。同样，这也可以通过对睡眠非规律性的需要表现出来，尽管过多的睡眠并不能更好地消除疲劳。最后，性行为会被认为是缓解压力的“安全阀”。长久以来，人们认为焦虑会引发强制性的**，但并没有意识到这对各种形式的性关系来说也是成立的。对于那些把性行为当作消除焦虑的主要手段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得到性满足，哪怕是片刻的满足，都会陷入烦躁与愤懑中。

逃避焦虑的第四种方式是最彻底的，那就是避免会引发焦虑的各种情形，包括想法、感受等。它可以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如害怕潜水或者登高的人会避免做这些事情，更准确地讲，人们可以自觉地意识到焦虑并下意识地避免。然而，他也可以在仅仅是模糊地意识到或者完全没有意识到焦虑的存在的情况下避免这些活动。例如，他可以在没有意识到焦虑的情况下在与焦虑有关的活动上拖延时间，迟迟不做决定，拖延不去看医生，不去写信；或者他可以“伪装”，主观地相信他十分关注的事情，如参加讨论会，向雇员发号施令，将自己与他人隔离开来，但这些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或者他“假装”不喜欢某些事情，并基于此而不去做。因此，一个即将参加聚会的女孩会因为害怕自己被忽视，而使自己相信她是不喜欢社交聚会的，并以此为借口避免参加这种聚会。

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探究这些自动性逃避的行为会在什么地方发挥作用，我们就会接触到一种抑制状态。抑制状态就是缺乏一定的能力去想、去做、去感受一些事情，其作用就在于避免由此所引起的焦虑。这时，意识中不会存在任何焦虑，也没有能力凭借自觉的努力来克服这种抑制的状态。例如癔症性失明、癔症性失语，或者肢体麻痹症。性冷淡和**就代表了这种抑制状态，尽管这些性抑制状态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在精神领域，抑制状态常表现为精力无法集中，不能形成或表达自己的观点，无法与他人正常交往，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现象。

多花费一些页码来列举一下各种抑制状态，以便读者对抑制状态的形式种类和发生频率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样做或许是值得的。然而，我更愿意给读者留下自我回顾的空间。因为抑制作用在现代社会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也是非常容易被识别出来的。然而，我们仍然需要简要地考虑一下那些能使人意识到抑制情绪存在的先决条件。否则，我们会低估抑制的发生频率，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抑制作用到底发生了多少次。

首先，我们要有做某些事情的愿望，接着才会意识到有没有能力去完成。例如，首先我们要有在某一领域的雄心壮志，然后才能意识到在该领域有哪些抑制作用。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难道我们不能随时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确实不是这样，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情景：一个人正在讨论一篇论文，他同时拥有自己对于该文章的批判性意见，一种微小的抑制作用会通过不敢表达批判性意见而表现出来，强大的抑制作用会阻碍他组织自己的思路，导致他在讨论结束的时候或者在第二天早上，才会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同样，抑制作用可能强大到让你根本无法形成批判性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假定他能感受到自己有不同的见解，他也会倾向于盲目地接受别人说的话，甚至认同。他不会对抑制作用有任何的感知。换句话说，如果抑制作用强大到能阻碍个人的愿望和冲动，那么抑制作用的存在根本不可能会被意识到。

当抑制作用在人的生命中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时，第二种会阻止意识出现的因素就是宁愿去相信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例如，如果一个人对任何形式的竞争性工作都会感到强烈的焦虑，每次努力尝试工作都会变得疲惫不堪，那么这时他会认为自己不够强大，不能胜任任何工作。这种想法保护了他，如果他承认了抑制作用的存在，他就会转而回到工作中，由此将自己置于可怕的焦虑之中。

第三种可能性让我们回过头来思考文化的因素。如果抑制作用与文化赞许的抑制状态形式或当前的意识形态相一致，那么人们永远无法意识到抑制作用的存在。一个具有严重抑制倾向的患者从不敢靠近女人，他不会意识到自己被抑制作用阻碍了，因为他依照着“女性是神圣的”这样一种看法来看待自身行为。在谦虚是一种美德的教条下，人们很容易产生不敢有所求的抑制倾向。抑制倾向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尤其当它作用在对政治、宗教等利害相关领域中居于主导的教条主义的批判性思考上，当人们接受惩罚、批判或隔离时也不会感受到焦虑的存在。然而，为了准确判断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理解各种各样的个人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批判性思考的缺失并不一定意味着抑制作用的存在，它很可能由于一般的懒惰性思想，由于愚昧，或者因为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教条主义恰巧吻合。

这三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让我们无法识别失能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经验丰富的心理分析学家也很难发现这些失能性倾向。但是，假设我们能识别所有的失能倾向的发生，对于发生频率的估计仍会低于实际水平。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反应都考虑在内，即使有些正处于日臻成熟的过程中，在我们心里依然相信自己是能有所作为的，但是与此相关的焦虑却对行动本身发挥着某种影响。

首先，从事一种令人心生焦虑的活动会产生一种紧张、劳累，甚至筋疲力尽的感觉。例如，我的一个病人虽然已经康复，不再惧怕走在大街上，但对此仍存在着相当大的焦虑，周末走在大街上时会感到身心疲惫。实际上，他能做很吃力的家务而且不会感到一丝劳累，所以这种疲惫并不来自身体上的虚弱，而是与在室外走路有关的焦虑所造成的。虽然焦虑已减少到能使其外出行走，却没有少到能让他不受任何影响而摆脱疲惫感。现实中，很多归结为过度工作的机体困难并不是由于工作负荷大，而是因为工作造成的焦虑，或者与同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

其次，与某种活动相关的焦虑会造成该功能的损伤。例如，如果发号施令会让人产生焦虑，那么这种命令就会以一种辩护的、徒劳无效的方式发出来；如果骑马会造成人的焦虑，那么这个人就会失去驾驭这匹马的能力。人们对这种情况的意识程度是因人而异的。他们可能会意识到焦虑会阻止自身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来执行任务，或者只是隐约地感觉到自己不能把某件事情做好。

再次，与某种活动相关的焦虑会破坏该活动本身所带来的欢愉。这对于轻微的焦虑来说是不成立的；相反，轻微焦虑还会产生额外的热情。怀着轻微焦虑的心态坐过山车会让过程变得更加刺激，但是在强大焦虑下则会让人觉得这是种痛苦的折磨。与性关系相关联的强大焦虑会使他们完全不能享受到**的乐趣，如果这个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焦虑在作祟，那他便会认为性关系本身毫无意义。

最后一点可能会让人有些困惑，因为我在前文中提过对某事的厌恶可能是为了避免产生焦虑的一种方式，在此想表达的是厌恶可能是焦虑发生的后果。事实上，上述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厌恶感既是避免焦虑产生的手段，也是焦虑作用后的结果。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就让我们明白了理解心理现象是多么困难。心理现象往往错综复杂，它们互相交织在一起，除非我们下定决心去考察无数交织在一起的行为，否则我们不可能在心理学领域取得任何进步。

讨论我们如何才能防御焦虑的目的并不是想把所有的防御机制都详尽无遗地展示出来。事实上，很快我们将了解到彻底防止焦虑发生的办法。我之所以关注这些，是为了证明这样的一个主张，人们实际拥有的焦虑可能比意识到的还要多，有些焦虑虽然没有被意识到，但依然存在；同时也是为了指出一些能够被人发现的焦虑的共同之处。

简而言之，焦虑可能发生在身体不适的感觉之下，例如心跳加速、身体疲惫。一些看似正当合理的恐惧也会揭示出焦虑的存在。这种隐藏的力量可以驱使我们借酒浇愁，或沉浸于各种娱乐消遣中。我们会经常发现，这种焦虑使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或者去享受某些事情，我们也会发现，焦虑是隐藏在种种抑制作用背后的推动力量。

由于接下来要讨论的某些原因，我们的文化使每个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个体都产生了大量焦虑。因此，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建立我之前提到过的这种或那种防御机制。神经官能症患者病得越严重，人格越容易被这些防御机制所渗透和把控，他不能去做或者没有想到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尽管根据他的活力状态、精神状态和教育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去做。神经官能症越是严重，展现出来的失能倾向就越多，并且会更加微妙和强大。(5)

(1)　弗洛伊德在他的《神经分析新论》中的《焦虑与本能生活》一章中，对“客观的”和“病态的”焦虑做了类似的区分，并将前者称为“对危险的明智反应”。

(2)　这仅仅是对弗洛伊德基本发现中的某一方面的一种阐释，即无意识因素的重要性。

(3)　参看桑多·拉多：《过分焦虑的母亲》。

(4)　弗洛伊德总是强调这一点，即症状的消失并不能代表病被完全治愈。

(5)　舒尔茨·亨科在《精神分析绪论》中特别强调过Luecken的重大意义，即在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人格上和生活中所发现的“空白和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