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们，既然我们今天大会的话题大都是实际问题，因此我也以一个实际问题来作为开场白，旨在医疗上面吸引大家的兴趣，而不是吸引大家的科学兴趣。我可以想象你们对我们的治疗结果会持何种观点，我假定在座各位大都已经跨过了初学者所经历的两个阶段，也就是对我们的治疗成果出乎意料地大增而热情高涨阶段，以及因为前进道路上困难重重而沮丧阶段。无论在座的每一位已经位于本学科发展的那一阶段，我今天先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在和神经官能症的这场斗争中，我们尚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相反，不久我们在治疗方面将会取得长足进展。
我认为我们将从三方面得到加强：
一是内部进展；
二是更加具有权威性；
三是我们的努力的一般影响。
I.在“内部进展”方面，我指的是（1）我们分析知识的发展；（2）我们的技术的发展。
（1）知识的发展。当然，就理解病人的前意识而所需的知识而言，我们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很显然，知识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我们治疗能力的增长。只要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也就一事无成；我们懂得越多，我们的成就就越大。刚开始，心理分析治疗不仅深奥莫测，而且令人疲倦。病人必须把一切都说出来，医生则要不停地催促。如今，心理分析治疗的氛围要友好得多。治疗分为两部分：医生把自己的推测告诉病人，病人则检验自己听到的内容。我们的帮助机制很好懂：我们把有意识的预期的东西（病人期待着发现的东西）告诉病人，然后他在与预期的结果的相似的基础上，找到自己被压制的无意识。[144]这是一种智力帮助，让病人更容易克服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阻碍。我顺便说一下，这并非分析治疗所使用的唯一机制；在座各位都知道更强有力的是“移情”的使用。不久的将来，我在《心理分析的一般方法》[145]一书中，我将对理解分析治疗十分重要的各种因素。之后，我再向你们演讲时，对于那种认为我们今天所崇奉的分析治疗模糊了对我们的假说的正确性的支持的说法，以及那种认为治疗过程不能以理论调查的方式进行的说法，我就不用再反驳了。
下面请让我们来谈一谈一两个每天都有新东西要学、有新东西要发现的领域。首先是有关梦境和无意识中的象征主义的领域。众所周知，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领域。在研究梦境和象征符号方面，我们的同事威廉·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面对反对者的种种责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领域，的确有许多还有待研究；我本人于1899年出版的《梦的解析》一书也等待着有关象征主义方面的成果而进行重要的扩充。[146]
我想稍微谈一谈最近才被认识的象征符号。前不久，我听说有一个观点与我们有不同的心理学家，他对我们当中的一位说我们的确夸大梦中所隐藏的性的意义了：他最常做的梦就是上楼，而这毫无疑问好性没有关系。这一驳斥让我们警觉起来，于是开始留心梦中台阶、楼梯和梯子的出现，并且很快就证明楼梯（以及类似的东西）无疑是**的象征。这种比较的基础不难发现：我们经过一系列有节奏的运动，越来越气喘，到达顶端，然后几下一跳，我们可就可以飞快到达底部。这样，**的节奏模式在爬楼时得到了复制。另外，我们也不能忘记语言使用中的例证。语言使用显示“上”是**的对等词。在德语中，我们说男人是steiger（往上爬的人）和nachsteigen（在后爬的人）。在法语中，楼梯上的台阶叫做marches，而爬楼梯的人就是“**子”，和德语类似。[147]我们将成立一个委员会，集体研究象征符号，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将新发现这些象征的符号的梦境材料公布给大家。在我们的论文集第二卷中，诸位将会发现有关另一个有权的象征符号、“拯救”以及其意义的变化的一些评述。[148]不过此处我不能再多说了，要不然我就没时间谈论其他内容了。
在座诸位都从自身的经验中知道，当自己完全掌握了几个典型病例的结构后，对新病例会有怎样不同的态度。想象一下，就像我们迄今为止在癔症方面所做的那样，就通常用来构建神经官能症的种种形式的要素而言，我们已经得出了一个简洁的公式，那么请想一想这一公式对我们的诊断会有多大的影响！就像产科医生通过检查胎盘，就可以知道是否已经完全排出，还是还留有一些有毒碎片一样，我们不管最终结果和病人当时的情况如何，也应当能够指出我们的治疗已经成功，或者病人还会复发。
（2）下面我们将谈谈技术领域的创新。的确，在技术领域，几乎一切都还有待于最后验证，直至今日很多东西才逐渐被弄明白。心理分析技术如今有两个目标：替医生省力和让病人不受限制地释放其无意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我们的技术已经经历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宣泄治疗时代，我们的目标就是对病症进行阐释；而后我们离开病症，转而去发现“情结”——这个词因为荣格而成为本学科不可或缺的术语。如今，我们的目标是发现并克服“阻力”，一旦阻力被发现、被清除，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情结会毫不费力地出现。在座的诸位当中，有一些已经感到有必要对这些阻力进行调查和分类。我请各位检查一下自己的资料，看看能否下列总结：在男性病人中，治疗过程中最重要的阻力似乎来自父亲情结，其表现形式为害怕父亲，反抗父亲，不信任父亲。
技术上的其他创新和医生本人有关。我们已经知道“反移情”的存在，说到底“反移情”是作为病人对医生的无意识情感的影响结果之一而出现在医生身上。我们往往都认为医生应该认识到这种“反移情”，克服这种反向移情作用。由于为数众多的人在从事心理分析，彼此交流观察结果，而且我们已经注意到任何心理分析师都走不出其自身情结和内在阻力允许范围，因此我们要求医生应该首先进行自我分析，然后在对病人进行观察时，再进一步进行自我分析。凡是在这种自我分析中不能获得任何结果者也许应当立刻放弃能够通过分析而给病人进行治疗的念头。[149]
我们如今还认为，分析技术应视病情和病人主要的本能而进行适当的调整。我们从转换性癔症说起；在治疗焦虑癔症时，我们必须适当改变我们的治疗程序。这是因为，只要这些病人通过服从癔症条件而感到受到保护，就不能够提供解决自身焦虑所必需的材料。毫无疑问，从一开始，由于病人受焦虑的影响，医生无法让病人放弃其保护措施和工作。因此，医生必须帮助他们，把他们的无意识解释给他们，直到他们下决心放弃其焦虑的保护，把自己向已经大大减轻了的焦虑敞开。他们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得到一旦被掌握，就能解决焦虑而所需的材料。在治疗强迫性神经病时，还需要技术方面的其他调整，不过在我看来，这些调整尚不成熟，此处不宜讨论。在这方面，我们迄今为止尚未尝试过的重要问题出现了：在治疗过程中，病人一直在压制的本能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得到满足？；另外，这些冲动究竟是积极的（虐待的）还是被动的（受虐的），这两者之间有何不同？[150]
我希望你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印象：当你们彻底了解我们目前还仅仅作为猜测结果的一切时，当我们在技术上已经对病人更深层的观察所必不可少的改进时，我们的医疗程序将会达到某种程度的精确，肯定能够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而这种精确和成功不见于任何专门化的医疗领域。
II 我已经说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权威性将大大增加。我不需要向诸位大谈权威的重要性。只有少数文明人才能够不依赖他人而生存，甚至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意见。普通人内心缺乏决断，渴望权威，其程度怎么夸张也不为过。自从宗教力量削弱之后，神经病异乎寻常的增多也许可以让人感受到这种程度。文明要求每个人律己，由于律己耗费大量的精力，从而导致自我的贫乏，这也许是导致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
迄今为止，这种极具暗示性的权威一直对我们不利。我们在治疗上取得的一切成功都不得不面对这种暗示：实际上，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取得成功，这本身就是件令人称奇的事。我曾独自一个人代表着心理分析，对当时那些令人不快的经历我不想描述。我只想说，当我告诉病人们我知道如何让他们一劳永逸地摆脱痛苦时，他们环顾我那简陋的寓所，心中想到我不过是个无名小卒，因此望着我的眼神就好像是望着赌馆的老板一样，用人们的话说，这种人要是能言行一致的话，他就不是他自己了。另外，当本该提供帮助的同时却偏爱乱插手时，或者一看见血迹或不安，病人家属就进行威胁时，进行心理手术真不是件愉快的事。手术肯定会产生反应；在外科手术中，我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当时人们根本不信任我们，就像至今人们仍然不太信任我们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治疗肯定要失败。在我们已经获得普遍认可后，要想估计我们的治疗前景，请你们想一想妇科医生在土耳其和西方的地位。在土耳其，妇科医生能做的只是给从墙上的洞中伸过来的手臂把一把脉，其治疗效果当然和能够接触到病人的程度成反比。我们在西方的对手只希望我们像土耳其的妇科医生那样接触病人的大脑。不过既然社会暗示的力量迫使生病的妇女去看妇科医生，那么医生就成为了她们的帮助者和救命恩人。我相信你们肯定不会说帮助我们、极大增加我们的成功率的社会权威无助于证明我们的假设，声称既然暗示无所不能，我们的成功实际上是暗示的成功，而不是心理分析的成功。社会暗示目前主张用水疗、食疗和电疗来医治神经病人，但是这并不能者使得这些治疗方法在治疗神经官能症方面更加有效。时间将会证明心理分析治疗可以做得更多。
不过我却要再一次扫你们的兴。社会并不会急于给我们提供这种权威，相反却肯定会给我们提供阻力，因为我们对社会持批评态度。我们向社会指出：正是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神经官能症的产生。正如我们因为揭人老底而与人结仇一样，对于无情揭露其有害的影响及不足行为，社会也不可能同情。因为我们打破了幻想，所以有人指责我们危及理想。因此，我期待着能够为心理治疗前景提供如此巨大优势的条件似乎永远也不会实现。不过目前的情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人的情感和自我兴趣尽管很强大，不过理智也很强大——的确，理智的力量并不会一下子就能感受得到，但是终了却更加强大。最后，最残酷的现实在它们伤害了的利益及激起的情感全都耗尽了其怒气后，终于得到了听闻，得到了承认。事实总是如此，心理分析师必须向世人讲述的那些令人难堪的事实也将面临同样命运，只是这样命运来得很慢，我们必须耐心等待。
III 最后，我得解释一下我所说的“一般影响”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对它抱有希望。我们今天在此所展出的是一批很可观的医疗结果，这在别处也许看不到，你们咋看起来也许会觉得奇怪，不过等你们从中发现了早已熟悉了的东西，你们就不会奇怪了。当然，你们都知道神经病是对某种本能的替换性满足，而这种本能在本人及他人面前都受到抑制。其满足能力取决于扭曲程度和不被认出。当它们所代表的谜被解开，其解决方式得到病人的接受之后，这些疾病就不再存在。尽管在童话中，你们曾听说过恶魔都藏着自己的名字，一旦说出其名字，其魔力就会立刻消失，但是在医疗过程中，这种事却难得一见。
尽管社会由病人和健康人共同组成，但是让我们假设是整个社会而不是个人患有精神病；本该是个人接受问题，让我们假设它是总体认同问题。在个人身上取得的医治成功，对社会也应当成功。假如他们不希望知道其大脑活动过程的亲朋和路人都晓得了这些病症的一般意义，假如他们自己晓得在展示自己病症的过程中，他们所产生的一切都立刻为别人所知，病人是不会让自己的种种疾病为世人了解的——他们焦虑，过于温柔，只不过是为了掩饰其憎恨；他们的恐旷症反映了其受挫的雄心；他们专注的行为表示对心中的恶意的自我谴责和防范。不过，一般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掩藏病症——病症往往不可掩藏，想要掩藏就不能得病。揭秘会深深伤及精神病赖以产生的“病源等式”[151]，从病中所获就会变得虚无缥缈，从而导致因为医生的不谨慎而造成的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最终后果只能是疾病的产生过程被终止。
假如这一希望过于理想化，你们也许应当记住，尽管是在一些非常孤立的例子中，这种方法实际上已经消除了神经病现象。想一想从前的农村女孩当中经常出现有关圣母的幻觉。只能这种现象把很多信徒聚集在一起，从而导致一座小教堂在那个圣迹上建立，那么这些女孩的幻觉状态就不可能在受到外在影响。如今，甚至连我们的神职人员对这样的事件也改变了态度；他们允许警察和医生这些幻想者，因此如今的圣母只偶或出现。
或者让我用类比的方法总结一下这些我在前面描述过将要产生发展——我不想做大规模的总结，因此其结果也更容易接受些。假设一个文明社会里有一群先生和女士打算在一家小酒店举行野餐。女士们约定：谁要想去卫生间，就说去摘花。某个心怀不轨的人听说了这个秘密，于是在散发给全体成员的节目单上印着：“凡想放松一下的女士请说去摘花。”这样一来，女士们谁都不愿意用摘花这一借口；同样，其他类似的客套话尽管刚刚约定好，但是也会被放弃。结果怎么样？女士们会坦承要上卫生间而不会感到任何羞耻，男人们也不会反对。
让我们再回到更严肃的例子上来。有这么一些人，他们面临一生中无法解决的矛盾，患上了精神病，加以逃避，这样就从疾病当中有所收获，尽管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代价太大。倘若因为心理分析不小心揭露了秘密而不能逃避，这些人会怎么做？他们就会变得老实，向他们的本能坦白，然后直面矛盾，力争获得其所需，或者加以摆脱，而整个社会随着心理分析方面的启蒙，将会变得更加容忍，从而为这些病人提供帮助。
不过请我们记住，我们的人生态度应当是渴望卫生或治疗。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心中理想的精神病防治办法并非对每一个人都适用。在我们假设的条件下，很多精神病人并不支持矛盾，而是迅速屈服，或者造成比自身疾病所造成的更大的错误。精神病实际上有其生理功能，旨在作为一种防护措施，因此尤其社会合理性：精神病所提供的“病中所获”并非总是主观的。你们当中难道没有人曾经研究过某一精神病例的成因，但是却不得不承认那实际上是最温和的结果？当世上还充满其他无可避免的不幸之时，我们还应该做出如此巨大牺牲来特地根除精神病吗？
那么我们应当放弃努力，不再把精神病的隐含意义解释为危及个人、伤害社会运作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吗？我们应当放弃，不再从科学的洞见之中得出可行的结论吗？不；我认为除了这些，我们的义务刚好相反。精神病所提供的“病中所获”最终在总体上不仅妨碍社会，也妨碍个人。我们的启蒙工作所造成的不幸只会影响某些人而已。这些牺牲所带来的整个社会态度的变化——更趋实际、更值得称道，其代价不会太高。不过不管怎么说，如今产生精神病症、服务于不同于现实的幻想世界的能量即使不能一下子都得到应用，也将有助于加强对我们文明变革的呼声，我们可通过这些变革来谋求子孙后代的健康。
所以，我想向在座诸位保证：你们在对病人进行心理分析治疗时，你们实际上是在多重意义上尽自己的义务。你们不仅仅通过利用唯一的发现神经病秘密的机会来服务于科学；你们不仅仅为病人提供他们今天所能获得的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你们全都在为社会进行启蒙，通过启蒙我们期待着在社会权威的间接道路上，能够对精神病进行最根本的预防。[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