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梦的解析》一书中，我曾提到过我在分析过程中的一些发现，但是我当时却不明白。此处我将以本评论前言的形式，进行复述：

“梦境处理矛盾和对立的方式很值得注意，但是却往往被忽视。就梦而言，似乎从不存在着‘不’。梦似乎偏爱将对立变成统一，或者将对立的事物表现为统一的事物。无论是什么元素，梦都似乎更加随心所欲地用对立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乍看起来，根本无法确定含有对立要素的任何元素在梦中似乎存在——无法确定究竟是积极思想，还是消极思想。”

古时候的解梦之人似乎常常利用一个概念：梦中之物和现实刚好相反。现代研究梦的学者有时候也承认这种可能性，最起码认为梦有意义，可以解释。此外，倘若我假设那些追随我用科学来解释梦境的人已经证实了上述论点，我想也不会有人反驳。梦境有一种奇特的倾向，往往忽视反面因素，利用同样的方式来表现对立的事物，这一点我知道偶然读了语文学家卡尔·阿贝尔（Karl Abel）的一部著作之后，才弄明白。1884年，这本著作除了单行本，翌年被收入作者的《语文论集》中。该著作很有意思，除了大部分例证外，我在此处将全文引用阿贝尔的一些关键段落。我们从书中获悉一些惊人的信息：我刚刚描述的梦的行为和我们所了解的最古老的语言中的一个特点一模一样。

阿贝尔首先强调埃及语言的古老，认为它在最早的象形文字出现以前，就早已经存在。接下来他写道：

“如今在埃及语中，在这个原始社会唯一的遗物之中，有很多双义词，两个含义恰巧相反。假若我们可以想象存在这样无意义的话语，那么请让我们假设的语中有个词同时表示‘强壮’和‘羸弱’，假设在柏林有个名词同时表示‘光明’和‘黑暗’，假设有个慕尼黑人称啤酒为‘啤酒’，而另一个人却用‘啤酒’来称呼水，那么这就是古埃及人常用而让我们感到震惊的语言惯用法。如此一来，又怎能怪别人摇头难以置信呢？……”

“从这些以及诸类似的多具有悖反意义的例子来看，毫无疑问，在任何语言中，最起码都有大量的词汇即表示一事物，同时又表示其对立面。尽管难以置信，这却是事实，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接下来，阿贝尔进行反驳，反对将这种的现象解释为恰巧有两个词同音不同义，同时还驳斥了那种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古埃及人大脑不发达的企图。

“古埃及绝不是无意义词语之家；相反，它是人类理智发展的摇篮之一……当我们今天承载着文明之人还在屠戮生灵，用以祭祀嗜血的偶像时，古埃及人就已经有了纯洁而尊严的伦理道德，制定了‘十戒’中的大部分律法。一个在黑暗时代点燃了正义与文化之火炬的民族在日常语言和思想中，不可能愚蠢透顶……懂得制造玻璃并且能够利用机械抬起或移动巨石的人绝不会愚蠢到将某一事物同时看作是其本身和其对立面。诚如是，那么对古埃及人使用如此奇怪而充满矛盾的语言这一事实，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如何解释他们常常用同一语音载体来表述对立的思想，将南辕北辙的事物用最牢固的方式捆绑在一起？

在进行解释之前，我们有必要提一下古埃及语言的不可理解的行为的下一个阶段。“在古埃及词汇中，最古怪的莫过于除了具有悖反词义的词汇外，还有一些合成词，有两个具有相反词义的词素组成，但是却形成一个只具有其中一个词素意义的复合词。因此，在这种奇特的语言中，不仅有同时表示‘强壮’和‘羸弱’或者‘命令’和‘服从’这样的词汇，也有‘老少’、‘远近’、‘里外’这样的合成词，这些词尽管由具有相反意义的词素构成，但是却仅仅表示‘少’、‘近’和‘里’。……所以，在这些合成词中，矛盾的概念被有意绑扎在一起，并非像汉语中偶尔出现的那样，是为了产生第三个概念，而是用合成词仅仅表示矛盾体的一个意义——即使没有其对立面，这一部分也可以表示同样的意义……”

不过这个谜团看似困难，其实不难解决。“假如只有‘光明’，我们就无法区分‘光明’与‘黑暗’，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光明’的概念或者‘光明’一词……”“很显然，这个星球上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只能在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彼此区分开来，从而独立存在……”“由于每一个概念都是这样的矛盾统一体，除了相对于其对立面，人们又怎能首先想到它？又怎能把它传递给他人？”“由于强壮的概念只能作为羸弱的对立面而存在，因此包含‘强壮’意义的词汇必然同时反映‘羸弱’，并通过‘羸弱’而存在。实际上，这个词汇既不表示‘强壮’也不表示‘羸弱’，而是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不同，正是这种关系和不同造就了‘强壮’和‘羸弱’两个词……”“除了作为其对立面的对立面，人实际上无法掌握最古老、最简单的概念，人只能逐步学会怎样却分矛盾体的两极，学会考虑其中一极而不用有意和另一极进行比较。”

既然语言的作用不仅仅是表达一个人的思想，而是在这些思想传递给别人，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古埃及人如何让邻居明白在某一特定情况下，想表达的究竟是概念的那一极。在书面语中，这可以借助于所谓的指示符来完成，将指示符至于字母之后，指示词义，但是本身却不发音。“假如古埃及词汇ken的意思是‘强壮’，其声音用字母记录下来之后，就在后面画一幅画，画中是个直立的全副武装的男子；假如这个词表示‘羸弱’，字母后面则也画一幅画，画中是一个下蹲的瘸子。大多数具有悖反双义的词汇都通过类似的解释性图画来标注。”阿贝尔认为在言谈中，所要传达的意思通过手势来指示。

根据阿贝尔的说法，悖反双义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这一歧义现象消失了，不过在古埃及语中，我们却可以发现语言发展的中央阶段，并且一直追溯到不具有歧义的现代词汇。“本来具有双义的词汇在后来的语言中分裂出了两个单义词，而在此过程中，两个相反意义中的每一个都对原词在声音进行独特的‘简约’。”比如，表示“强弱”的象形文字ken被分解为“ken”、“强”和“kan”、“弱”。换句话说，原先只有通过对立才能表示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使得每一部分能够独立存在。

这种矛盾的原始意义的存在在古埃及语中很容易找到证据，按照阿贝尔的说法，这一证据也可以推及闪语和印欧语系。在其他语系中是否存在同样情况还有待观察，因为尽管每一个民族当初都可能熟悉这种悖反的双义，但是却不一定能够辨认出来，或者到处保留。

Abel还进一步提醒读者注意一个事实：哲学家贝恩（Bain）尽管很显然不了解这种现象的存在，但是却从纯理论的角度声称此语具有这种恰好相反的双义是逻辑上的必然。他的论述是这样开始的：

“一切知识、思想或意思其本质上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只能体现在语言中。倘若我们所能理解的每一件事物都被看作是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过渡，那么每一次体现就都具有其两面性，要么每一个名称都具有双重意义，要么每一种意义都必须有两个名称。”

从“古埃及、印度-日尔曼和阿拉伯悖反双义实例附录”一文中，我精选了几个例子，它们也许会让那些不懂语文学的人也留下深刻印象。拉丁文altus意思是“高”和“深”，sacer意思是“神圣的”和“被诅咒的”，这样我们就有了意义完全相反但是发音却没有任何改变的词汇。通过语音改变来区分相反的词义可见下列例子：clamare（哭喊）-clam（轻柔的、秘密的）；siccus（干）-succus（汁）。在德语中，boden（阁楼或地面）仍然同时表示房屋的最高处和最低处。英语中的bos（坏）也有其对应的词汇bass（好）；在古撒克逊语中，bat（好）对英语的bad（坏），而英语中的to lock（锁门）对德语中liicke或loch（洞）。我们将德语中的kleben（粘）和英语中的cleave（劈）进行比较，将德语中stumm（哑）和stimme（声音）进行比较，等等。这样，甚至连经常受到嘲笑的lucus a non lucendol也不无道理。

在其论文“语言的起源”中，阿贝尔让读者留心古代思维困难的更多的痕迹。甚至在今天，英国人为了表示“ohne（无）”时，使用without（其在德语中的对应词是mitohne，相当于英语中的with-without）；东普鲁士人也这么做。With一词今天和德语中的mit对应，而它却既表示without（无），有表示with（有），这一点从withdraw（撤退）和withhold（扣留）中就可以看出。同样的变化也出现在德语wider（反对）和wieder（赞同）中。

为了和梦进行比较，古埃及语言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但是却很有意义。在古埃及语中，词汇不仅意义可以逆转，而且读音也可以颠倒。让我们来假设德语词汇gut（好）是个古埃及词汇，那么它既可以表示“好”，也可以表示“坏”，既可以读作gut，也可以读作tug。雅利安语和闪语也有很多这样可以倒读的词汇，多得不能解释为巧合。我们谨以日尔曼语为例，就会发现：topf（罐）-pot（罐）；boat（船）-tub（洗澡桶）；wait（等待）-tauwen（延迟）；hurry（催促）-Ruhe（休息）；care（关心）-reck（考虑）；Balken（梁）-Kiobe（园木）。我们再考虑其他印欧语系，相关的例子会相应增加，比如拉丁语capere（拿）-德语packen（抓）；拉丁语ten（肾）-德语viere（肾）；英语的leaf（叶子）-拉丁语的folium（叶子）；俄语duma（思想）；希腊语ovuos（精神、勇气）；梵语的medh和mudha（心灵、思想），德语的mut（勇气）；德语中的rauchen（吸烟）-俄语中的Kurtt（吸烟）；德语中的kreischen（尖叫），等等。

阿贝尔把这种倒读现象解释为词根的复制。此处我们发现有些难以理解这位语文学家的观点。在这件事上，我们都记得儿童如何喜欢玩倒读，梦也常常出于各种目的而将表现材料颠倒（拉丁文lucus（树林）据说是从lucere（照耀）派生出来的，因为阳光照耀不到树林中）。（此处颠倒的不过不是字母，而是图像。）因此，由于更深层的原因，我们应当更喜欢颠倒声音。[153]

从本文一开始提及的梦的特殊性与最古老的语言中发现的用法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我们关于梦境具有复古特征这一观点的肯定。因此，我们心理分析工作者不禁猜想，倘若我们更了解语言的发展史，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和翻译们的语言。[154]

[1]弗里斯断言“两侧对称”和“双性同体”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弗洛伊德对此表示怀疑。这场争议是导致他们彼此疏远的事件之一。下文将会间接地涉及到了这一争议。

[2]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会议记录（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引用）表明，在1907年12月11日的会议上，弗洛伊德谈到了精神分析传记这一主题。（参见：琼斯，1955，第383页）

[3]在她最近出版的《列奥纳多笔记选》（1952，286）的一条脚注中，艾尔玛·里克特（Irma Richter）指出了这一点。和菲斯特一样，她认为列奥纳多的童年记忆是他的一个“梦”。

[4]秃鹫未受精便怀孕的故事也不能用作达·芬奇在婴儿时期已与他母亲结合的证据，虽然缺少这一特别证据和这种结合并不相互矛盾。

[5][Es liebt die Welt, das Strahlende zu schw?rzen Und das Erhabene in den Staub zu ziehn. （世人喜欢使辉煌黯然失色，令崇高归于凡尘。）出自席勒的名诗《奥尔良少女》。在他1801年版的剧本《奥尔良的姑娘》中，这首诗被收录作为附加的序诗，它被认为是一部攻击伏尔泰的《少女》的作品。

[6]这句话出自雅格布·伯尔克哈特，被康斯坦丁诺娃（Konstantinowa）引用（1907，[51]）。

[7]1923年增补了圆括号里的词。

[8][“出于敬意，他起身坐到**，谈了他的病情和处境。不过，他觉得他触怒了上帝和人类，因为他没能够像应该的那样去努力钻研艺术”] 瓦萨里[波吉版，1919年，第43页。）

[9]《画论》（Trattato della Pittura）[路德维希（Ludwig），（1909，36）；亦见：里克特，I. A.（1952, 330f.）]

[10]转引自斯科格纳米格利奥（1900，[112]）

[11]冯·塞德利茨（von Seidlitz）（1909，1，203）

[12]冯·塞德利茨（1909，2，48）

[13]佩特（Pater, 1873，100）：“但是，有一点确信无疑，有一段时期他几乎不做画家了。”

[14]见冯·塞德利茨的著作（1909，1[205，ff.]）有关试图修复和保存这幅画的历史。

[15]芒茨（Muntz）（1899，18）一个同时代人从印度写给一个美第奇人的信中间接地谈到了列奥纳多的这种独特行为（见J. P. 里克特[1939，2，103-4n。]）

[16]博塔奇（Bottazzi）（1910, 186）

[17]索尔密（1908, [24]）

[18]赫兹斐尔德（Herzfeld）（1906）。

[19]在他搜集的俏皮话——belle facezie——中或许能够找到一个例外（虽然这点并不重要）。这本书还没有译成英文。参见赫兹菲尔德（1906，151）。—— [厄洛斯（Eros）是“所有生命的保护者”的这种说法，比弗洛伊德引用“Eros”这一名称早了10年，两者所有的短语几乎完全相同。和“死亡本能”相对应，弗洛伊德用它来作为表示性欲的普通术语。比如，参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Standard Ed.，18，第50页和第52页。]

[20]（1919年版增加的脚注：）在列奥纳多有关性行为的纵向剖面图的一幅画作中，很容易看到一些明显的错误。我们肯定不会称之为**图（见图1）。雷特勒发现了这些错误（1917），并且按照我在本书中所描写的列奥纳多的性格对这些错误进行了讨论。

“恰恰是在描绘这个生殖行为的过程中，他在研究方面的超常才能完全失败了。很显然的，这只能是他过于性压抑的结果。他画了男人的整个身体和女人的部分身体。如果我们把图1拿给一个没有成见的旁观者看，遮盖住头部以下的部分，只可以看得见头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他会把它看作是一个女人的头部。前额的波形卷发以及披在身后的、长及第四或第五胸椎的长发，使它更像女人的头部了。

“这个女人的胸部有两处缺陷。第一个是艺术上的，因为从它的轮廓上看，它很松弛，而且令人讨厌得下垂着；第二个是解剖学上的，因为，很显然地，研究者列奥纳多总是对性事避而远之，所以从来没有仔细地观察过一个乳妇的**。假如他曾仔细地观察过，他就必定会注意到乳汁从许多分散的排泄管流出。然而，列奥纳多只画了一条排泄管，并且一直延伸到腹腔内，并且在他看来，很可能从乳糜池（cisterna chyli）处抽取乳汁。他也很可能认为，它以某种方式连接着性器官。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在当时，研究人体内部器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解剖人体被看作是对死者的亵渎，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毫无疑问，列奥纳多能够使用的解剖材料非常稀少。所以，他是否知道腹腔中存在着一个淋巴囊实际上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尽管在他的画中确实有一个类似于腔的东西。但是，他画的输乳管一直向下延伸到内**。由此，我们可以猜想，通过可见的解剖连接图，他想要表现乳汁的开始分泌和妊娠期的结束是同步发生的。然而，由于他那个时代的环境，即使我们打算原谅他的不完善的解剖知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实仍然存在着：确切地讲，列奥纳多非常草率地处理了女性**。我们无疑地可以区分开**和看起来像子宫的器官，但是表现子宫本身的线条彻底地混杂在了一起。

“另一方面，列奥纳多描绘的男性**要正确得多。例如，他不满足于画出睾丸，还画上了附睾，而且非常得准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列奥纳多所画的**姿势。著名画家的绘画和素描选择的都是背向的、侧向的**等姿势。可是当进行站立姿势的**素描时，我们一定会认为特别强烈的性压抑才导致了画家绘画这种孤单的、近乎怪诞的方式。假如一个人想过得愉快，通常他会尽量使自己舒服：当然，对于饥饿和**这两种原始本能而言，这也是适用的。大多数古人躺着吃饭。很正常的，今天人们采取躺着的姿势舒服地进行**，就像我们的古人一样。就意愿来讲，躺着的姿势，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人们希望能够在这种位置上停留较长的时间。

“此外，长着女人头的男人的面部表情是一种愤怒的抵抗。他紧缩双眉，歪头侧目，一副深恶痛绝的样子。他双唇紧闭，嘴角向下。在这张脸上，既看不到**的愉悦，也没有尽情的快乐；它只表现出了愤怒和厌恶。

“然而，在画两条下肢时，列奥纳多犯了最蹩脚的错误。实际上，男人的脚应该是右脚。因为列奥纳多是通过解剖纵分截面图来描绘**，所以男人的左脚应该在图面之上的位置。因为同样的理由，女人的脚也应该反过来，是左脚。但实际上，列奥纳多调换了男性和女性的位置。男人只有一只左脚，而女人只有一只右脚。如果联想到大脚趾位于脚的内侧，这种调换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仅仅这张解剖图本身就使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研究者所承受的强烈性压抑。这种压抑使他的心理几近于一种混乱状态。”

[1923年增：]实际上，雷特勒的这些说法受到了批评。因为如此严肃的结论不应该仅凭一张草率的素描而得出，甚至不能肯定该画作的不同部分是否真的同属一体。

[21]据斯科格纳米格利奥的记述（1900，49），在《大西洋古抄本》（the Codex Atlanticus）中，有一段含混不清的、不同解读的文字谈到了这一事件：'Quando io feci Domeneddio putto voi mi metteste in prig;one, ora s'io lo fo grande, vol mi farete peggio.' [“我把上帝描画成一个婴儿时，你把我关进监狱；现在，如果我把他描画成一个大人，你会待我更糟。”]

[22]梅列日科夫斯基（1902，德文译本，1903）。《列奥纳多·达·芬奇》构成了历史巨著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的第二部。另外两部是《叛教者朱利安》和《彼得与亚历克西斯》。

[23]博塔奇（1910，193）[J. P. 里克特（1939，2，244）]。

[24]《画论》[路德维希（1909，54）]。

[25]索尔密（1910，8）：[“列奥纳多建议画家研究自然……，接着，当研究的热情处于支配地位时，他就不再希望因为艺术的缘故而学习，而是为了知识的缘故才学习。”]

[26]有关他的科学成就细目，参见玛丽·赫茨费德的优美传记引言（1906）、《佛罗伦萨讨论会论文集》（1910）中的各种文章、以及其它记载。

[27]研究我的《一个5岁男童的恐惧症分析》（1909b）和类似的观测结果，可以证实这些听起来不大可能的论断。[1924之前，最后这些话是这样写的：“以及在《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Jahrbuch fur psychoanalytische und psychopathologische）的第2卷中的类似的观测结果。”——参见荣格（1910）。]在一篇关于“儿童性理论”（1908c）论文中，我写道：“然而，这种沉思和怀疑便成了所有后来致力于解决问题的智力活动的原型。第一失败对孩子的整个未来都具有严重的破坏影响。”]

[28]斯科格纳米格利奥（1900，15）。

[29]（《大西洋古抄本》，F.65 v.，见斯科格纳米格利奥，[1900，22]。）在德文本中，弗洛伊德引用了赫兹斐尔德的意大利原文的德文译本。我们上文的内容翻译自德文版。事实上，德文本里有两处欠确的地方：“nibio”应该是“鸢（kite）”，而不是“秃鹫（vulture）”（参见“编者按”，第61页）；而“dentro”“within”被遗漏了。弗洛伊德自己在下文里修正了最后的这个遗漏（第86页）。

[30][1919年增注：] 在一篇对本书的友好评论中，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1910）就上述观点提出了异议。他反对说，列奥纳多的这个记忆很有可能有事实基础，因为儿童的记忆经常比人们所认为的还要更早；故事中所提到的大鸟当然不一定就是秃鹫。我很高兴得承认这一点是真的。作为减少困难的一步，我也有一个建议——即他的母亲观察到了大鸟拜访他的孩子——在她看来，这件事很可能是具有某种意义的预兆——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反复复地讲给他听。我认为，结果是他记住了母亲讲的故事；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以后很可能把它当成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记忆。不管怎么说，这个改动无损于我的整体看法。实际上，通常情况下，人们在后来编造的有关孩童时期的幻想和一些琐碎但是真实的、发生在早年而常常被忘记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因此，突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并且详细地说明它，像列奥纳多对待那只鸟——他称之为秃鹫——和它的不寻常行为的故事一样，这其中必定有隐情。

[31]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变态》（1901b）第四章中，弗洛伊德讨论了孩童记忆和心理屏障记忆。在1907年增补时，弗洛伊德把它与历史著述作了同样的对比。

[32][1919年增注：]写完上面这段文字以后，我曾尝试着对另外一个天才的难以理解的孩童记忆进行类似的分析。大约60岁时，在《诗歌与真理》（Dichtung und Wahrheit）中，哥德记述了他的生活。在最初的几页里，他描述了他如何在邻居的怂恿下，从窗户里先把一些小陶器，然后是大陶器，都扔到了街上，摔得粉碎。实际上，这是他叙述的有关童年时代最早期生活的唯一一幕。这件事的微不足道，它与其他没有成为伟大人物的人的童年记忆的相似，以及在这一段中丝毫没有提及他的弟弟（在他3岁零9个月时出生，在他将近10岁时夭折）——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分析这个童年记忆。（事实上，在书的后面部分详细描述疾病缠身的童年时，歌德提到了他弟弟）。作为结果，我希望能够用某些内容——和歌德的上下文描述一致的、它的内容值得保留的、发生在他的生命的那个阶段的内容——来还原这个故事。对扔陶器的简短分析[《诗歌与真理》中歌德的童年回忆（1917b）]使我们认识到，这是针对令人烦恼的侵犯者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行为；在书中描述这种情景之处，他的意图是战胜现实：不能允许第二个儿子长期地干扰他与母亲的亲密关系。如果最早的童年记忆，（以像这样的伪装保存下来，）都应该关系到母亲——像歌德与列奥纳多的情况那样——这其中令人如此惊讶的到底是什么呢？——[在1919年的版本中，这句话“这篇文章中没有对弟弟的任何记忆……”改成了“……明显的一点都没有提及有关弟弟的任何事情……”1923年的版本采用了现在的形式，并且在句尾增加了插入成分。1924年，在关于歌德的论文中，弗洛伊德在一条增注中说明了这一改动（1917b），标准版，17，151n.]

[33][参见《“鼠人”案例的“原始记录”》，标准版，10，311。）——可以指出的是，（假定这只鸟实际上是一只鸢），鸢的分叉长尾是它的显著特征之一。在鸢的空中的精湛飞行中，它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这毫无疑问地吸引了观察鸢的飞行的列奥纳多的注意力。最近在《泰晤士报》（1956年7月7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鸢的鸟类学报告证实了弗洛伊德在这一段里关于它的尾巴（coda）的象征意义的论述：“有时尾巴会水平地呈直角展开。”]

[34][参见第82页脚注的末尾。]

[35]关于这一点，可以比较我的《一个歇斯底里案例的分析片断》（1905e），[标准版，7，51。]

[36]“那时我还在摇篮里，”。

[37]参见《对“小汉斯”的分析》，标准版，10，7。

[38]在1910年，仅仅是“一个同性恋者”（homosexual）。

[39]贺拉波洛（Horapollo），（《象形文字》1，11）：“为了表示母亲……，他们画了一只秃鹫。”

[40]罗雪尔（Roscher），（1894 — 97），兰佐尼（Lanzone）（1882）。

[41]哈特雷本（Hartleben）（1906）。

[42]“他们说从来没有雄秃鹫存在过，全都是雌性的。”艾连，《动物的本性》（De Natura Animalium），第2卷，第46页。转引自冯·雷默（von Romer）（1903，732）。

[43]普卢塔克：“正如他们所相信的，只有雄圣甲虫存在，所以埃及人得出结论，雄秃鹫也不存在。”实际上，这句话是利曼斯（Leemans，1835，171）为贺拉波洛做的注释。弗洛伊德疏忽了这一点，误认为是普卢塔克的话。

[44]Horapollonis Niloi Hieroglyphica，利曼斯编（1835，14）。有关秃鹫的性的文字如下：“（他们用秃鹫的画像来表示）一个母亲，因为在这一生物物种中，没有雄性。”——好像在这里错误地引用了贺拉波洛的话。文中的短语暗示，我们在这里应该采用的是秃鹫由风受孕的神话。

[45]芒茨（1899，282）。

[46]芒茨（同上）。

[47][参见《儿童性理论》（1908c）]

[48]参见《梦的解析》（1900a）里弗洛伊德的一些类似的论述，标准版，第4卷，135~136页。

[49]参见兰佐尼的插图（1882，插图CXXXVI — CXXXVIII）。

[50]参见《儿童性理论》（1908c）。

[51]对比《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Jahrbuch fur psychoanalytische und bpsychopathologische Forschungen）中的观察记录[也就是，弗洛伊德，1909b《“小汉斯”》，标准版，第10卷，第11页。以及荣格，1910。——1919年增]，在《国际精神分析医疗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ur arztliche Psychoanalyse）和《潜存意像》中[关于儿童的章节]。

[52][1919年增注：]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必然的结论。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追溯反犹太主义的根源之一。反犹太主义看起来力量强大，只有在西方国家中才存在的非理性的表现。割礼在无意识中等同于阉割。如果我们大胆地把它向前推测到人类的原始时代，我们就可以猜想，当初的割礼是一个比较宽容的做法，被设计来取代阉割。[有关这点的更深入的讨论可在《“小汉斯”分析》（1919b）的脚注中可以找到，标准版，第10卷，第36页；以及在“《摩西与一神论》（1939a），第三章，第一部分，第四节”中。]

[53][喜欢剪女人头发的性变态者。]

[54][一直到这一点的句子是1919年添加的。]

[55]参见奈特[1768]。

[56]我特别地提到了我个人的研究工作。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大体上能够证实塞吉尔的研究。我也知道，维也纳的威廉·斯德克尔（Wilhelm Stekel）和布达佩斯的桑多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都获得了同样的结果。

[57][1919年增注：]无可争辩的，精神分析研究提供的两个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同性恋；同时，并不需要假定它已经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心理失常的原因。第一个事实是上文提到的因为性需要而对母亲的固恋；另外一个事实包含在下面这句话中：每个人，甚至最正常的人，都具有选择同性恋对象的能力；他有时在生活中做出了这种选择；现在，他在潜意识中仍然持有这种选择，或者非常强烈地反对它。这两个发现结束了把同性恋者看作“第三性别”的说法；也彻底否决了人们一直相信的先天同性恋与后天同性恋之间的重要区别。另一性别的肉体特征的存在（由身体的两性同体性所决定）非常有助于同性恋的对象选择。这一点变得非常明显，但它并非决定性的。必须非常遗憾地讲，那些在科学领域里为同性恋者们辩护的人一直都没有能够在精神分析的已经确定的发现中学到任何东西。

[58]仅仅在这篇文章之前的几个月，弗洛伊德首次发表了关于自恋的参考意见，在他的《性学三论》（1905d）第2版的增注中（标准版，7，145n），该书于1910年初出版。1909年11月10日，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上，他提到了这个概念。关于这一主题的完整论述，参见《论自恋：导论》（1914c）。

[59]一个关于同性恋及其起源的更全面的讨论可以在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一篇中找到，特别是在1910年和1920年间增加的一条长注释中（标准版，第7卷，第144至147页）。后来，在关于这个主题的其他讨论中，可能提到了他的“一个女同性恋者的病历”（1920a）和《妒嫉、妄想狂和同性恋中的某些神经官能症机制》（1922b）。

[60]这里，列奥纳多表现得像一个习惯于每天向另一个人忏悔的人，他用日记作为自己的替身。有关这个人可能是谁的猜测，参见梅列日科夫斯基（1903，367）。

[61]这一段文字出自梅列日科夫斯基（1903，282）。

[62]或模特。

[63]为弗朗西斯科·斯弗萨制作的骑马雕像。

[64]整段文字见赫兹斐尔德（1906，45）。

[65]梅列日科夫斯基（1903，372）。—— 关于列奥纳多的私人生活的信息，在任何情况中都很缺少。这些信息的不确定性很使人头痛。我可以提及一个事实，索尔密也引用同样的账目（1908，104），不过他做了很大的改动。最严重的改动是用索尔多，而不是弗罗林。可以设想一下，这本帐目中的弗罗林不是指过去的“金弗罗林”，而是后来使用的货币单位，相当于1里拉或者33索尔多。索尔密把卡特琳娜当成了一位帮助列奥纳多料理了一段时间家务的佣人。我没有办法弄到具有两个不同版本的这些账目的原件。[实际上，弗洛伊德本人著作的不同版本中，这些数字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变化。灵车的费用在1910年是“12”，1919年与1923年是“19”，从1925年后则是“4”。1925年之前，搬运和竖立十字架的费用是“4”。有关全文的最近版本，包括意大利文和英文，见J. P. 里克特（1939,2,379页）。]

[66]“1493年7月16日，卡特琳娜到达了米兰。”—— “美貌动人的乔瓦尼娜到医院看望卡特琳娜，并询问她的情况。”

[67]列奥纳多的压抑的性欲的表现形式——病理性赘述和对金钱的关注——都是由于肛欲所造成的性格特征。参见我的《性格与肛欲》（1908b）。

[68][1919年增注：]在这里，艺术鉴赏家们会想到古希腊雕像中的奇特的不变的微笑——，比如，其中的爱琴娜（Aegina）；他也许还会在列奥纳多的老师韦罗基奥的人物画中发现某些相似的东西。因而，在接受下面的意见时有些疑惑。

[69]这些话转引自葛鲁耶，冯·塞德利茨（1909，2，280）。

[70][这一主题的题目在德文中是“heilige Anna Selbdritt”，字面意思为《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下文中涉及到了这一点，第112页。]

[71]转引自斯科格纳米格利奥，（1900，32）

[72]梅列日科夫斯基也作了相同的假定。但是，他想象的列奥纳多的童年经历，与我们从秃鹫幻想中所得出的结论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这微笑是列奥纳多自己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也这样假设），（关于他的）传说不大可能会漏掉这一巧合。

[73][即，在画中，圣安妮是最显眼的人物。]

[74]康斯坦丁诺娃（1907，44）：“玛丽向下注视着她的爱子，心中充满了柔情，面带微笑。那微笑使人不禁想起乔孔多的神秘表情。”在另一段（同上，第52页）中，她这样谈论玛丽：“乔孔多的微笑逗留在她的容貌上。”

[75]冯·塞德利茨（1909，2，274，注释）

[76][圆括号里的内容补充于1923年。]

[77][1919年增注：]如果想要把画中的圣安妮和玛丽两个人物分开，并画出每个人的轮廓，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人们会说，她们相互融合在一起，就像胡乱紧密地堆在一起的梦中人物一样。所以，在某些地方很难说清圣安妮在哪里结束和玛丽从哪里开始。但是，在一个评论家的眼中[1919年版，只有“在一个艺术家的眼中”]，这是一个错误，一个画像布局的缺陷；但是，从分析的观点来看，联系到它的隐秘含义，这样的布局是正确的。对画家而言，童年的两个母亲融合成了一个完整形体。

[1923年增注：]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把卢浮宫中的《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与著名的伦敦漫图作比较。两者的素材相同，但画面布局不同（见图2）。在伦敦漫画中，两位母亲融合地更密切，她们各自的轮廓甚至更难分辨。以至于那些评论家们，一点儿都不打算解读这些，只好说看起来好像“两只头都长在同一个身体上”。

大多数权威一致认为，伦敦漫画是更早的作品，它的创作时间是列奥纳多在米兰的第一个时期（1500年以前）。另一方面，阿道夫·罗森伯格（Adolf Rosenberg）（1898）认为伦敦漫画是同一主题的更晚、而且更成功的画作；他同意安东·斯普林格（Anton Springer）的观点，认为它的创作时间甚至晚于《蒙娜丽莎》。如果漫画肯定是更早的作品，那就完全符合我们的观点了。也就不难想像卢浮宫中的画如何由这幅漫画而产生，反之则不合情理。如果我们把漫画中的布局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就能看到列奥纳多觉得非常有必要解开这两位女人的梦幻般的融合——一个和他的童年记忆相符的融合——在空间上把两只头分开。这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从两个母亲的组合中，他把玛丽的头部和上半身分离出来，并且让它们向下弯曲。为了给这种移位提供一个理由，他只好让小耶稣从她的膝盖上下来，站到了地面上。这样，被小羊羔取代的小圣约翰就没有地方了。

[1919年增注：]奥斯卡·菲斯特（Oskar Pfister）在卢浮宫的这幅画中有一个值得注意发现。即使有人不愿意毫无保留地接受它，这个发现仍然具有无可争辩的重要性。在玛丽的不寻常安排的、相当凌乱的衣着中，他发现了一只秃鹫的外形，他把它解释为一个潜意识的画谜：——

“在画中，代表着画家母亲的秃鹫，母亲的象征，是完全清晰可见的。”

“围在前面女人臂部的蓝布清晰可见。这块蓝布盖住了从她的大腿伸展到右膝盖的部分。我们可以看见秃鹫的非常有个性的头部、它的脖子以及它的身体开始处的锐曲线。对于我的这个小发现，几乎没有一位观察家能够局部接受有关这个画谜的证据。”（菲斯特，1913，147）。

我肯定，读者在这里一定会不吝惜时间，去观看附图，试试看自己能否发现菲斯特看到的秃鹫外形。那块蓝布，它的边缘。

[78]见我的《**三论》（1905d），标准版，第?卷，第223页。

[79][“1504年7月9号，星期三，7 点钟，塞尔·皮埃罗·达·芬奇，波蒂斯塔（Podesta）宫的公证人，我父亲在7点钟去世了。他享年80岁，留下了10个儿子和2个女儿。”'] 根据芒茨（Muntz）的英译（1899, 13 n.）。

[80]列奥纳多这里把他父亲的年龄记成了80岁而不是77，这是一个大错误，这里暂且不谈。[参见120页注2。]

[81][“在地上，那个篡夺了我的座位的，我的座位，我的座位的人，那个座位在上帝之子的眼睛里还空着呢。他使我的埋葬之地成为污水横流之所。”] 《神曲》第27章，第22-25行。

[82]在他的日记中这一段，列奥纳多明显又犯了一个错误，那是关于他的兄弟和姊妹的人数——它与该段值得注意的精确性形成了显著的对照。

[83][原文中后三个单词是英语。]

[84]“I1 duca perse lo stato e la roba e liberta e nessuna sua opera si fini per lui.”转引自冯·塞得利兹（1909, 2, 270）。

[85]“Chi disputa aUegando l'autorita non adopra l'ingegno ma piuttosto la memoria.”转引自索尔密（1910, 13）。《大西洋古抄本》，F. 76r.a.]

[86][这个单词是1925增加的。]

[87][最后一句话是作者1919增加的。——弗洛伊德在致纽伦堡大会上同一时期的演讲中提到过这一点（1910d），p. 146 以下，很久以后在《群体心理学》（1921c）的最后一章中，标准版，18，142，又一次提到这一点。]

[88]根据赫兹斐尔德（1906, 32）。“大天鹅”似乎是指西塞罗山（Monte Cecero），那是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座小山[现改名为西塞里山（Monte Ceceri）：“Cecero”在意大利语中是天鹅的意思。]。

[89][1919增加的脚注：] 这一陈述是根据保尔·费得恩（Paul Federn）[1914]和穆力·沃伊德Mourly Void （1912）的研究做出的，他们是两位瑞典科学家，与心理分析无关。[另参见《梦的解析》（1900a），标准版，5, 394.]

[90][“Friiher.”在1923以前的版本中，“daruber”出现在Fruhe的位置上，意思是“关于它的”。]

[91]瓦萨里（根据肖恩的翻译）（1843, 39）[波基（Poggi）编，1919, 41].

[92]同上，39 [波基编，41].

[93]关于这些书信和与它们相关的问题，见芒茨（1899, 82 ff.）；真正的原文及相关的注释见赫兹斐尔德（1906, 223 ff.）。

[94]“另外，他甚至花了一些时间画绳结，如果不从绳结的一头看到另一头，直到看到绳子完全形成一个圆形的样子，是不能发现图案的。在铜板刻着一幅非常复杂和漂亮的图案，在中间能读到“列奥纳多·达·芬奇研究院”的字样。”肖恩（1843, 8）[波基编，5].

[95]这里的批评没有特殊的针对性，不能认为是特别针对列奥纳多的传记作者的。

[96][毫无疑问，这里指向弗里斯（Fliess）的观点，弗洛伊德深受其影响。参见他的《论文三篇》（1905d），标准版，7, 216n。然而，在这儿特殊的二元性的问题上，他们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观点。见上文，p. 59n.]

[97]“La natura e piena d'infinite ragioni che nonfurono mai in isperienza”（Herzfeld, 1906, 1 l）。——[这似乎是暗指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姆雷特说的话：

天国人间事真多，荷拉提奥，

比你在哲学梦想中的还要多。]

[98][德语“Dirne”，在本文中的此处和其他几段中，译成“prostitute（妓女）”不是很准确，因为妓女在英语中过分强调这种关系的金钱上的一面。“Harlot”可能会更好地表达原文的含义，如果这个词今天不是变得如此古老，并带上了圣经的色彩。]

[99][在1924年的版本中作“变形”（deformed）。]

[100][这一观点弗洛伊德在关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论文（1910c）中也阐述过。]

[101][这一事实早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1910c），标准版，4，318页已经有过暗示，在他的那本关于笑话的书（1905c）中也有明确的提及。参见上文。]

[102][参见弗洛伊德关于儿童性理论的论文的最后一段（1980c）。]

[103][这似乎是弗洛伊德在出版物中第一次真正使用这个术语。当然，这个概念是他早已熟悉的（参见标准版，4，263n.），而且他已经提到过“核心情结”，例如，在上一个脚注提到的论文中，以及在他的“五篇演讲”，1910a，同上，第47页。]

[104]见[包括一个讨论]兰克的《英雄的出生之谜》（1909）[弗洛伊德（1909c）]。

[105][麦克白，五幕七场。这是弗洛伊德第一次把这一引喻延伸到出生和焦虑的关系上。在此前一年（1909）给《梦的解析》第六章（E）（1900a），标准版，5，400-1所加的一个脚注中他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而且在1909年11月17日（琼斯，1955，494）在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的一次会议的谈论中他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在《入门演讲》（1916-1917）的第25讲中的开始他也花了一些篇幅再一次讨论了它。然而关于它最长的讨论将见于他的《禁止、症状和焦虑》（1926d）中，特别是在本书的第二、八和十一章，A（b）中，在这里他先前观念得到大大的修正。在他的心理学研究开始阶段，弗洛伊德没有把焦虑症状跟出生的经验，而是把它跟**的伴随状况联系在一起。参见他关于焦虑神经症（1895b）的第一篇论文第三部分的倒数第二段和也许更早的在弗里斯（Fliess）通信（弗洛伊德，1950a）的草稿E。

[106][参见《梦的解析》（1900a）第二章，标准版，4，98，和1914增加的一条脚注。

[107][拯救之梦在1911年增加到《梦的解析》第六章（E），标准版，5，403中的一段中也曾提到。女性的拯救之梦在弗洛伊德的论文“梦与心灵感应”（1922a），标准版，18，212页以下也有分析。]

[108][在一篇在本文写作很多年以后写作的论文（1920a）中，弗洛伊德展示了在一个同性恋的女孩身上发生的跟本类型完全相同的一个目标选择的个案，见标准版，18，160f.]

[109]这里英译本使用“libidinous”一词，以示与技术词汇“libidinal”相区别。

[110][这里似乎是指在《癔症研究》（1895d），标准版，2，67n中已经描述过的“false connection”。

[111]斯度伯（Steuber）（1907），斯特克尔（Stekel）（1908），佛伦茨（Ferenczi）（1908）。[弗洛伊德曾为斯特克尔的书写过一个序言（弗洛伊德，1908f），后来又为斯坦纳（Steiner）同样主题的另一本书写下了一个序言（弗洛伊德，1913e）。

[112]斯特克尔（1908，191ff.）

[113][“依附”或“情感依附”型的目标选择在弗洛伊德后来的关于自恋的论文（1914c）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114][《创世纪》，ii，24.]

[115][在1924年以前的版本中，这里使用了非常不同寻常的词，“unconsciousness”。]

[116][这个术语借自于荣格的词汇联想试验（荣格，1906），而且在“鼠人”个案历史中，弗洛伊德也使用过（1909d），标准版，10，210。

[117]与此同时我愿意承认妇女的性冷淡是一个复杂的主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入手。[这个问题在《处女的禁忌》（1918a），第201页以下，有详细的考察。]

[118]弗洛尔克（Floerke）（1902，16）。

[119][这个术语似乎是由霍克（Hoche）和布洛克（Bloch）引入的。参见弗洛伊德的《**三论》（1905d），标准版，7，151n.]

[120][参见《文明和它的不满》（1930a）第六章中两个长脚注。]

[121][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可参见弗洛伊德后期的论文“有终结的和没有终结的分析”（1937c）结尾处的脚注。]

[122]参见克劳里（1902），普洛斯和巴特尔斯（1891），弗雷泽（Frazer）（1911）和哈维洛克·埃里斯（Havelock Ellis）[1913]。

[123][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成的。]

[124]在关于婚礼仪式的诸多其他例证中，毫无疑问不是新郎而是其他人，比如他的助手和伙伴（我们传统上的伴郎），被允许完全得到新娘的**。

[125]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3），[标准版，13，141-4]。

[126][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1921c），标准版，18，101，的第六章，以及《文明和它的不满》（1930a）的第五章中又回到了这一问题的讨论。]

[127][这一点在弗洛伊德的《入门演讲》（1916-17）的第19篇的结尾处的一段中有解释。]

[128]普洛斯和巴特尔斯（1891，1，xii）和杜劳尔（Dulaure）（1905，142）。

[129]参见“本能的转化，以肛门性欲为例”（1917c）[标准版，17，129]。

[130][维也纳戏剧家（1839-89）。]

[131]亚瑟·舒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一个短篇小说杰作（弗雷尔·冯·雷森伯格（Freiherr von Leisenbogh）的命运），值得在这里介绍，尽管场景完全不同。一位恋爱经验非常丰富的女演员的情人，由于一场事故快要死去。她的情人为她制造了某种新的处女贞操，并诅咒在他死后的将来第一个占有她的男人会死去。有一段时间，这位身带禁忌的女人不敢尝试任何爱情生活。然而，在她爱上一位歌手以后，她偶然想到一种解决方案，把第一夜献给那个叫弗雷尔·冯·雷森伯格的人，他已经追求了她很多年。结果诅咒落到他的身上：他一了解到他的意想不到的爱情好运背后的动机，就中了风。

[132][这好像是弗洛伊德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参见编者注，第210页。）因此在这里引用弗洛伊德后来（1921e）的一封信的适当地方，在信中他坚持两种本能之间的区别。伊夫斯·勒·雷伊（Yves Le Lay）翻译的法语的《五篇演讲》（1910a）分别第一次出现在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和2月的《日内瓦滑稽剧》上。前面有日内瓦大学教授埃都阿德·柯拉帕拉德（Edouard Claparede）写的一篇长篇引言，对心理分析理论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其中还包括了弗洛伊德认为有误的一段，他曾写信给·柯拉帕拉德抗议过。当1921年法语译本以书的形式出版的时候，柯拉帕拉德增加了一个附录，其中引用法语翻译的“这封信的一个片断”。它没有日期，假定是1921年以前写的。下面是法语翻译的一个译本，这是第一次译成英文的形式：——

“…在这一点上——如果你允许我做如此批评的话——你把我的意思弄错了，给你的读者提供了不准确的信息。错误就在下面一段中：“8. 利比多。性本能是所有精神活动展示的本质推动力量。]，你在后面加了一些我和我的弟子都无法理解的意思：“然而我们必须透过字里行间理解文义，要抓住理论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字面意思。”令我吃惊的是，这种不同寻常的误解竟然也会出现你的笔下。相反，关于移情神经官能症，我已经十分清晰地宣布我对**本能和自我本能做出了区分，就我而言，“利比多”的意思只是指前者的能量，即**本能的力量。是荣格，不是我把利比多等同于所有精神官能的本质力量，而是他反对利比多的**本质。你的叙述既不符合我的观念也不符合荣格的，而是二者的混合物。从我这儿你借用了利比多的**本质，从容格那儿你借用了它的一半含义。就这样在评论家的想象中制造了一种泛爱主义，在我和荣格的观点中，这一点都是不存在的。就我而言，我完全意识到一组自我本能和它们对心理生活的所有影响的存在。然而广大的公众并不知道这一点；这一点藏了起来，他们看不到。人们经常宣称每一个梦都表现了一种性愿望的实现，而我强调的正相反。但是这没有用，人们继续重复着同样的东西。

真诚感谢和衷心祝福，

弗洛伊德。”

[133][席勒，“哲人”。]

[134][参见《**三论》（1905d）。]

[135][在德语中，“Reize”的意思即可以是“魅力”也可以是“刺激”。参见弗洛伊德的《**三论》（1905d），标准版，7，209。]

[136][参见下面，224页关于“真正的神经官能症”的一些论述。]

[137][参见“多拉（Dora）”病史（1905e），标准版，7，40-1以及52-3。——只有在1910年的版本中，论文的结论是这样的：“阿尔弗雷德·奥尔德的著名作品试图用生物术语来定义这一因素。”]

[138][这种投射的一个例子下面第236页，病例B中可以找到。]

[139][关于“真正的神经官能症”——纯粹的身体和现代社会造成的症状——在布罗伊尔（Breuer）时期，弗洛伊德讨论的很多。（这个术语本身似乎第一次出现在他的论文“神经官能症的病理学中的**”。（1898a）。在他的后期著作中，这些症状提到的不多——另一次偶然的提到是在上面的218页——在他给关于**的讨论的投稿（1912f）中一个长长的段落，以及在他关于自恋的论文（1914c）的第二部分开头的一段里除外，在这两个地方（和在其他两个地方一样），他暗示说忧郁症，将和神经衰弱症，以及焦虑症一起，被看成三种“真正的神经官能症”之一。在他的《自传性研究》（1925d）中的第二部分，他评价了以下事实，这一话题已经不见研究，然而又宣称他仍然认为他早期的观点是正确的。实际上，稍晚一些时候，他又一次讨论了这一主题，见《禁止、症状和焦虑》中的两三个地方。另参见《入门演讲》（1916-17）中的第24篇演讲。]

[140][在此不久前，弗洛伊德曾把焦虑歇斯底里症看成是一种临床实践，他在与“小汉斯”（1909b），标准版，10，115页一下，有关的地方解释过这一概念。]

[141][在1910年的版本中，在这一点上只有这样一句话：“这也许很容易归结为知识的缺乏。”]

[142][参见上文142页和编者的脚注。]

[143][本学会是在1910年3月底在纽伦堡召开的第二届心理分析大会上建立的。]

[144]这一观点在弗洛伊德的论文“小汉斯”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解释。他在其技术论文“论开始治疗”中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论文“无意识”的第2和7部分，他详细讨论了解释过程的元心理。

[145]《心理分析的一般方法》是一部有关心理分析技术的系统著作，在1908至1900年期间，由弗洛伊德设计并撰写了部分内容，但是却从未出版。几年后（从1911开始），他陆续发表了有关这一技术的独立论文。

[146]1909年，斯泰克尔发表了一篇关于梦的解析的论文，1911年又发表了一部巨著讨论相同问题。1925年，弗洛伊德在为《梦的解析》添加的一段文字中，谈到了斯泰克尔的著作对他的影响。《梦的解析》一书于1909年出版，这一版是弗洛伊德在1908年夏天修改好的。在这一版，尤其是第三版（1911）中，关于象征主义的章节得到了极大扩充。

[147]除了第一句，在1911年版的《梦的解析》中，这一段到此为止曾作为一个脚注。

[148]参见‘一种特殊的目标选择’。在纽伦堡大会上，应欧内斯特·琼斯建议成立了一个专门专门委员会，研究象征符号，但是正如琼斯所说，“不见成果”。

[149]弗洛伊德并不总是相信有志于心理分析的人能够进行适当的自我分析。他在后期强调必须由他人来进行心理分析培训。

[150]这些观点在弗洛伊德提交给布达佩斯大海的论文（1919）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51]这里引用的是弗洛伊德早期的一篇论文，也就是关于焦虑性精神病的第二篇论文（1895）。在那篇论文的后半部分，他分析了产生精神病的不同类型的原因。他然后介绍了由好几个条件构成的“病源等式”的概念，每一个条件都必须得到满足后，才能产生精神病。凡是能够防止这些条件得到满足的因此都具有治疗效果。

[152]弗洛伊德在其《入门讲座》（1916-17）第24讲中曾经详细讨论过“病中所获”这一问题。

[153]与矛盾的语义相比，倒读现象也许和梦境的关系更密切些。关于这一现象，请参照迈耶-林特尔恩的著作。

[154]我们也可以假设词语原初的悖反意义展示了一种现成的机制，出于种种目的，这种机制被口误所利用，从而导致相反的意义被表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