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1910年12月出版）的基本主题六年前在弗洛伊德关于心理治疗（1905a），（标准版，7，261-2）的一篇论文中已经有所触及。除了它的主要主题以外，这篇论文值得关注还因为它包含了弗洛伊德后来很少提到的“真正的神经官能症”，以及对焦虑神经官能症和焦虑癔症的区别的提醒。

几天前，一位中年女士在一位女性朋友的保护下，前来找我咨询，主述是焦虑状态。她有四十大几岁，保养得很好，很明显她的女人气质还没有丧失殆尽。她的焦虑状态的诱因是和上一任丈夫的离婚；然而根据她的叙述，她的焦虑已经变得非常强烈，自从她去咨询了住在郊区的一位年轻的内科医生，因为医生说她焦虑的原因是缺少性满足。他说她不能忍受失去了丈夫的**，所以只有三种方式可以使她恢复健康——她必须回到她丈夫身边，或者找一位情人，或者采用自我满足的方式。从那时起，她就确信自己没救了，因为她不愿意回到她丈夫那儿，而后两种方式又是她的道德和宗教感情无法接受的。然而她来找我，是因为医生跟他说过这是我应该负责的一个新发现，而且她来找我的目的就是请我证实那位医生的说法，而且我必须告诉她这一点和任何别的说法都不是真的。跟她一起来的是一位年龄较大的，干枯的，面容不健康的妇女，她央求我向病人保证这位医生的说法是不对的；并说这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她本人就已经寡居多年，却没有受到任何焦虑的影响，仍然是受人尊重的。

我不想详述自己在面对这次访问时的尴尬和矛盾的场面，相反我将会思考把这位女士送到我这来的那位执业医师的行为。然而，首先让我们在心里牢记，那些东西可能不是多余的——实际上我也希望如此。很多年的经验已经告诉我——正如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到的那样——不要不假思索地把病人，特别是神经病病人关于他们的医生的叙述当成是真话。神经专家不仅容易成为他的许多病人仇恨情感的发泄对象，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去治疗病人；而且有时他也必须心甘情愿去为他的神经病病人潜藏的、压抑的愿望承担责任，那是一种投射。[138]病人最容易向其他内科医生倾诉这种指控是一件可悲的然而又是有意义的事。

因此我有理由希望这位女士给我讲述的关于其医生告诉她的话是有偏见的和歪曲的，而且我把自己关于“疯狂的”的心理分析的论述和这一事件联系起来，这样做对一位我不了解的人是不公平的。但是，这样做我也许会阻止其他人伤害他们的父母。

因此让我假设医生对她说的话正是她报告的那样。每个人立刻就会提出批评说，如果医生认为必须和一位妇女讨论性的问题，他必须讲究技巧和方法。然而，顺从这一要求与采用一些心理分析的技术规则是相一致的。再者，这位医生忽视了几条心理分析的科学理论，或者误解了它们，因此表明了他对心理分析的本质和目的的理解是多么肤浅。

让我们先看一下后者，科学的错误。医生给这位女士的建议，清楚地表明了他所理解的“性的生活”这个词语的含义——也就是大众理解的意思，即性需要仅仅意味着对**或产生**和分泌性物质的类似行为。然而，他不可能意识不到，心理分析通常受到的指责是远远夸大了有关性是什么的概念的一般范围。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这种指责的理由是否恰当。在心理分析中，有关性是什么的概念包括的很多；它比大众理解的含义要低得多、又高得多。这种扩展从遗传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我们把所有把原始的性冲动作为来源的温柔情感的活动都归到了“性的生活”里，甚至那些冲动原来的性目的已经被禁止，或者已经转换成了与性无关的目的的时候。因此我们更愿意说心理**，因此强调以下观点，**中的心理因素不应被忽视或低估。我们使用“**（sexuality）”这个词的综合含义，就像德语中使用lieben [去爱]那样。我们早就知道缺少心理满足的所有结果可能存在于任何不缺少正常**的地方；而且作为临床医学家，我们总是牢记不满意的性倾向（我们反对神经病症状形式出现的它们的替代性满足）在**和其他性行为中经常只能得到不完全的发泄。

任何同意这种心理**观点的人，都没有权利引证讨论**的病因学重要性的心理分析论文。通过绝对强调**中的肉体因素，他毫无疑问大大简化了这一问题，然而他仍然必须对自己所作所为承担责任。

在这位医生的建议中还可看到另一个同样重大的误解。

心理分析确实把缺少性满足作为造成神经紊乱的原因。然而难道这就是它的全部意义吗？它宣称过神经病症状是由两种力量：一方面是利比多（它总的来说是过多的），另一方面是过于严重的抑制之间的冲突造成的，难道这种教导因为太复杂就被忽略不问了吗？这第二个因素决不是次要的，凡是记住它的人，都不会相信性满足本身就是对神经官能症患者痛苦的一贴可以普遍信赖的良药。实际上，这些人中的很多或者在实际情况下，或者一般来说，是得不到性满足的。如果他们能够得到满足，如果他们没有内在的抵抗，本能自身的力量就会指出满足的方法，即使没有医生的指导。因此像那种据说是给那位女士所提的医学建议又有什么用呢？

即使从科学上它证明是正确的，它也不是她能够实施的建议。如果她对**或者找情人没有内在抵制，她当然早就接受了其中的一条措施。或者说那位医生认为过了四十岁的女人就意识不到人可以找个情人，或者说他过高估计了他的影响，以至于认为没有医生的认可，这位女士就无法做出这样一步决定？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很清楚，而且必须承认，有一种因素经常让人无法做出判断。有些神经病状态，即我们叫做“真正的神经官能症”，比如神经衰弱症和纯粹的焦虑神经官能症，明显由**的肉体因素决定的，同时我们不能确定，在这些病症中，精神性的因素和抑制是否也起到自己的作用。[139]在这些病例中，自然医生首先应该考虑某种“真正的”治疗，改变病人的某些肉体性活动，而且他在这样做时，必须完全确认自己的诊断是正确的。咨询了那位年轻医生的女士主要的症状是焦虑状态，因此他也许假定她正受到焦虑神经官能症的困扰，感到给她提出肉体治疗方案是正确的。又一个不假思索的误解！患有焦虑症的人不一定就会因此患上焦虑神经官能症；这样一种诊断与那种[症状的]称呼不符合；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样的焦虑神经官能症的症状，能够把它们和焦虑同样会表现出的病理状态区分开来。我的印象是，这位女士患的是焦虑癔症，[140]而且这样一种病情学的区分的全部价值，也是同样证明了区别的正确性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表明了不同的病因和不同的治疗的事实。在这一病例中，凡是考虑了焦虑癔症的人，都不会犯忽视心理因素的错误，不会像这位医生这样给病人三种选择。

奇怪的很，这种所谓的心理分析的三种治疗选择竟然没有给心理分析本身留下空间！这位妇女明显只能通过回到她丈夫的身边，通过**或找情人满足自己的需要来治疗自己的焦虑。那么分析治疗又在哪儿呢？那可是我们提倡的焦虑状态的主要治疗手段哦！

这就把我们带入了这个所说的病例[141]中医生使用的程序中的技术性错误。这是一种早已被淘汰的观念，也是从虚假的表面想象中得出的观念，说病人存在某种无知，而且如果我们通过为他提供信息（关于他的疾病和他的生活的偶然联系，以及他孩童时代的经历等）来消除他的无知，他就一定会康复。病理学的因素不是他的无知本身，而是这种内在抵制中的无知的根源；正是这种抵制首先使无知得以产生，而且把它维持到现在。治疗的任务就在于与这种抵制作斗争。告诉病人他所不知道的东西，是因为被他抑制了，只是治疗的必要的前提之一。[142]如果关于无意识的知识对于病人的重要性就像不了解心理分析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听演讲或读书就足以治好他的病。然而，这些措施对于消除神经疾病的症状的作用就像在饥荒年月发放菜单卡片一样无法消除饥饿。这一类比的应用甚至超越了当前的范围；因为总是告诉病人他的无意识情况，会导致强化他心中的冲突和他的症状的恶化。

然而，既然心理分析不能以提供信息为药方，它规定在完成以下两种条件之前就不能这样做。首先，通过准备，病人本人必须自己抵达被他抑制的事物的附近；第二，他必须对医生形成足够的依赖（移情作用），以便让他和医生的情感关系能使他重新启航。

只有当这些条件实现以后，才能确认和掌握导致抑制和无知的那些抵制。因此，心理分析干预绝对需要和病人相当长时间的接触。试图在第一次见面时就通过唐突地告诉他那些医生发现的秘密来“突击治疗”他的努力，在技术上是应该反对的。这些努力大多会使医生受到自我惩罚，在病人身上激发起对医生很大的敌意，并使他在再也无法对病人施加任何影响。

除了以上这些，有时人们也会做出错误的推测，而人永远也无法发现所有的真理。心理分析提供了这些代替被看成某种特殊天赋的不确定的“医疗技巧”的确定的技术规则。

因此，医生只了解少量的心理分析发现是不够的，他必须使自己熟知它的技巧，如果他希望能够用心理分析的观点来指导自己的医疗过程的话。这种技巧从书本中是学不到的，当然没有巨大的时间、劳动和成功的牺牲也是不可能发现的。因此，我不认识那位据说给那位女士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对于形成关于我在论述开始时提到的这一事件的判断，当然是有一定意义。

我本人，朋友和一起工作的人都认为，不应该对如何使用这种医学技巧有任何专断。然而面对可能给病人以及心理分析事业造成的危险，我们别无选择，这种危险就在医学实践中，可以预见会成为“疯狂的”心理分析。在1910年春天，我们建立了国际心理分析协会，协会的成员公布了他们的名字以示对协会的忠诚，也是为了避免为那些非本会会员，却声称他们在使用心理分析这一医疗过程的人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143]因为，这种“疯狂的”心理分析者对心理分析事业比对个别病人造成的危害更大。我经常发现这种笨拙的程序，尽管开始的时候损害了病人的健康，但最终导致了病人的康复。不是每一次，但经常如此。当他把医生羞辱到一定程度，感到离开他的影响已经足够远了，他的症状就消失了；或者他会决定采取导向康复道路的某种步骤。最后的康复“自己”到来了，或者被归功于这位病人后来访问过的另一位医生采取的完全无关紧要的治疗。在我们听说的这位抱怨她的医生的女士的例子中，我必须说，无论如何，这位“疯狂的”心理分析者对她的贡献比某一位非常受人尊重的权威还大，那位权威告诉她患上了“血管收缩神经官能症”。他迫使她开始关注她的疾患的真正原因，或者把它引导到这个方向上。尽管她的种种反对，他的这种干涉不可避免地产生某些好的结果。然而他伤害了自己，由于病人自然的情感抵抗，强化了病人的对心理分析的偏见。所以这样的方法是应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