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有一条吸引了读者的视线，因为它所记的内容很重要，而且还有一处小小的形式错误。

1504年7月，他写道：

'Adi 9 di Luglio 1504 mercoledi a ore 7 mod Ser Piero da Vinci, notalio al palazzo del Potesta, mio padre, a ore 7. Era d'eta d'anni 80, lasci6 10 figlioli maschi e 2 femmine.' [79]

我们看到，这条笔记提到了他父亲的去世。形式上的小错误包括对当时的时间，在七点[a ore 7]的重复，共出现了两次，在句子的结尾列奥纳多似乎忘记了在开始他已经写过了一次。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不搞心理分析的人是不会重视它的。他们甚至不会注意这一点，而且即使他们关注了它，也会说任何人精力分散或遭遇强烈感情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错误，所以它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意义。

心理分析家持有不同意见。对他们而言，再小的事也能展示潜在的心理过程。他们很早就已经知道这种遗忘或重复情况的重要性，而且正是“分心”使本来潜藏的冲动被揭示出来。

我们要说，记述卡特雷纳（Caterina）的葬礼和学生的学费账单就是一个案例，它显示列奥纳多没有成功抑制的情感，以及被强迫隐藏的某种东西的歪曲表现。甚至形式也是相似的：同样的学究气的精确，同样对数字的突现[80]

我们把这种重复叫做一种持续言语。它是显示情感色彩的精彩手段。比如，我们想起了但丁的《天堂篇》中，圣彼得斯（St. Peters）的长篇演讲对他不合格的世俗代表的谴责：

Quegli ch'usurpa in terra il luogo mio,

Il luogo mio, il luogo mio, che vaca]

Nella presenza del Figliuol di Dio,

Fatto ha del cimiterio mio cloaca.[81]

如果列奥纳多没有对情感的抑制，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下的可能是以下文字：“今天七点我父亲过世了——瑟·皮埃罗·达·芬奇，我可怜的父亲！”然而，取而代之的是用持续言语对父亲死亡记述上的最冷漠的细节，死亡的时间，这一切都使该条记录变得了无感情，并进一步让我们看清了在这里被隐藏和抑制的东西。

瑟·皮埃罗·达·芬奇是一个出生公证员之家的公证员，精力十分旺盛，享有崇高的地位和财富。他结过四次婚。他的前两位妻子没有给他留下子嗣，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才给他带来了第一个婚生子。那是1476年，那时列奥纳多已经24岁了，早已拿他父亲的房子换了他老师维罗齐奥（Verrocchio）的画室。他跟第四任结婚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她又给生了九个儿子和两个女儿。[82]

不可否认，达·芬奇的父亲在列奥纳多的心理性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有负面的，在他童年时光的早期父亲不在他身边，而且也有直接的，在他童年时光的后半期，他出现了。凡是做孩子时对母亲充满渴望的人，都不可避免想把自己放到父亲的位置上，不可避免会在想象中把自己等同于自己的父亲，而且在后来会把超越父亲作为自己的任务。当列奥纳多五岁前，被他的祖父家收留的时候，他年轻的继母阿尔贝拉当然已经取代了他母亲的地位，就他的感情而言，他不知不觉中肯定陷入了那种与父亲竞争的正常关系中。我们知道，决定同性恋倾向的时间通常是在青春期那几年。在列奥纳多身上，当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时候，他把自己视同于父亲的行为在他的**中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然而它继续存在于其他非性的活动领域中。我们听说他喜欢华丽和优美的衣服，拥有仆人和马，尽管按照瓦萨里的说法：“他就会没有任何财产，也很少工作。”这些嗜好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他的美感：与此同时，我们在其中也发现了一种摹仿父亲和超越父亲的强迫性冲动。对可怜的农村女孩而言，他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因此儿子从来也不断受刺激要扮演一位绅士的角色，并要胜过“希律王”，[83]从而向他父亲表明真正伟大的绅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毫无疑问，创造性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的感受就像对父亲一样。列奥纳多把自己视同于父亲的结果也作用在他的绘画上，并大大影响了他的作品。他创作了这些作品，然而就不再管它们了，就像父亲不再关心他这个儿子一样。他的父亲后来对他的关心丝毫也不能改变这种强迫性冲动；因为它源于童年时光早期的那些印象，已经被抑制的和藏于潜意识的东西是后来的经验无法改变的。

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里——甚至很多年以后——每一位艺术家都需要依附于一位显贵的绅士、赞助人或保护人，这个人给他资金，并掌握着他的命运。列奥纳多的保护人是卢多维克·斯佛萨，人称之为依·莫罗，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热爱壮丽的事物，在外交上机敏过人，但性格古怪，不可靠。在米兰他的宫廷中，列奥纳多度过人生最辉煌的岁月，而且在给他创作的作品中，列奥纳多的创造力达到了无限的扩张，《最后的晚餐》和弗朗西斯科·斯弗萨骑马的雕像就是明证。在卢多维克·斯佛萨大难临头之前，列奥纳多离开了米兰，斯佛萨后来被监禁并死于法国的地牢中。当列奥纳多听到他的保护人的死亡的消息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公爵失去了自己的爵位、财产和自由，他所从事的工作一项也没有完成。”[84]不同寻常，当然也不是没有的意义的是，他在这儿对自己的保护人的指责正是后人对他的指责。他好像是想从他的父亲那一辈的人中找个人来为他没有完成自己的作品这一事实承担责任。就事实而言，他对公爵的指责是错误的。

然而如果他对父亲的模仿确实伤害了作为艺术家的他，然而他对父亲的反叛早在童年就决定了他在科学研究领域会做出几乎同样光辉的成就。在蒙娜丽莎令人倾倒的微笑中（1903, 348），他就像一个在黑夜中早早醒来的人，而别人仍在酣睡。他敢于发出大胆的声明，它本身就是对独立研究的支持：“一有不同意见就向权威求助的人，是用记忆工作而不是用理智工作的。”[85]因此他成了第一位现代自然科学家，他是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第一位单凭观察和自己的判断，探寻自然秘密的人，作为对他的勇气的奖励，他取得了大量的发现和提出了大量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他教诲人们必须轻视权威及抛弃对“古人”的模仿，坚持主张对自然的研究是所有真理的源泉，然而这样做他只是在重复着——在人可能达到的最高理想中——一面性的观点，那是当他还是个小孩子，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世界的时候，它就已经侵入他的头脑的观点。如果我们把科学的抽象回过头放入具体的个人经验中，我们发现“古人”和权威正好对应着他的父亲，自然再一次成了抚养他的温柔和善良的母亲。在大多数其他人那儿——无论是现代还是原始社会——对某种权威支撑的需要都是强制性的，如果权威受到威胁，他们的世界就开始动摇。只有列奥纳多无需这样的支持，如果不是他早年没有父亲的抚养，他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他后来的科学研究，那样大胆和独立，都预示婴儿期没有被他父亲禁止的性研究的存在，而且是这种排除了性成分的这些研究的延伸。

当任何人，像列奥纳多一样，在童年早期[86]没有受到父亲的威胁，在自己的研究中摆脱了权威的羁绊，如果他仍然是一位信教者，仍然不能摆脱宗教教条的束缚，那一定是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心理分析使我们熟悉了父亲情结和对神的信仰之间的亲密联系。它表明了，从心理学上讲，个人的神就是尊贵的父亲，而且分析还带给我们日常生活的证据，有多少年轻人在父亲的权威解体以后，就失去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因此我们认识到，对宗教的需要的根源就在于父亲情结，万能的、公正的上帝，仁慈的大自然，对我而言似乎就是父亲和母亲的伟大升华，或者说是幼儿时期关于他们的观念的复苏和恢复。从生物学来讲，宗教笃信可以追溯到幼小的人类早年持久的无助和对帮助的需要。当后来他发现在面对生活的伟大力量的时候，他是多么孤独和虚弱，他就感受到和童年时期同样的处境，并通过对保护自己幼年的力量的回归性复苏，来否定自己的失望。宗教总是许诺使信仰者免受神经病的困扰，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解释：它移走了他们的父母情结，那是个人以及整个人类的负罪感之所在，并且清除了它，而那些不信教的人不得不自己和这个问题作斗争。[87]

列奥纳多的例证似乎不可能证明这种宗教信仰是错误的。基督教对他不信教或（当时是一回事）叛教的指控，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瓦萨里[1550]为他写的第一部传记中有清楚的描述（芒茨，1899，292ff.）。在他的《传记》的第二版（1568）里，瓦萨里省略了这些内容，考虑到他那个年代，谈论宗教事务的极度敏感性，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即是是在列奥纳多的记事本中，他也没有直接表明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在他的研究中，他不允许自己受到圣经中关于上帝造人的叙述的丝毫影响，比如说，他对全球大洪水的可能性提出了挑战，而且在地质学中，他对成百上千年时间的计算，和现代人一样没有丝毫的含糊。

在他的“预言”中，有一些东西肯定会激怒基督教信徒敏感的感情。比如，在“论面对圣徒肖像的祈祷”，他说：

“人们会对一无所知的人、睁着眼睛什么也看不到的人说话；他们向他们提问，却得不到回答；他们会祈求这些长着耳朵什么也听不到的人听他们说话；他们会为一个失明的点灯。（据赫兹斐尔德英译本，1906, 292.）

或者“在耶稣受难日的哀悼上”：

“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伟人们都会为在东方去世的某一个人痛苦。”（同上，297.）

关于列奥纳多的艺术，也存在上述同样的观点，即他拿走了圣徒身上和教会的最后一丝联系，把他们变成了人，以便在他们身上反映出伟大和美丽的人类感情。穆德颂扬他克服了弥漫的腐朽气息，恢复了人为肉欲的战斗，和生活的欢乐。在反映列奥纳多痴迷于破解伟大自然之谜的日记中，并不缺少表现他对造物主的尊敬的段落，他是所有这一切崇高的秘密的终极起源；然而没有任何文字表明他希望维持和这一神圣的力量的个人关系。记录他晚年生活的深刻智慧的思考，散发着让自己匍匐在自然规律（Avaykn）面前，希望上帝不要减少对自己的丝毫眷顾的人类的顺从气息。几乎不要怀疑，列奥纳多在专断的和个人的宗教上都胜人一筹，通过他的研究工作，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远离基督教徒观察世界方式的地方。

上面提到，我们做出的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发展的发现并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在列奥纳多的个案中，他儿童时代首先进行的研究也是关于性问题的。实际上，他本人的一个明显的伪装反而暴露了自己，他把自己对研究的渴望和关于秃鹫的幻想联系在了一起，把鸟类飞翔的问题单独挑了出来，作为他一定会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是特殊的事实链条上的一环带来的结果。在他的笔记中有一段文字相当模糊，那是关于鸟的飞翔的，听起来像一个预言，很好地展示了他的情感兴趣的度，正是这一点使他坚持自己成功模拟飞行艺术的愿望：“伟大的鸟儿第一次将从大天鹅的背上起飞，它将使宇宙惊愕不已，使所有的写作声名远扬，给自己出生其中的巢穴带来永恒的光荣。”[88]他很可能期望自己有一天能飞起来，而且我们从已经实现的梦想中了解到，他会带着喜悦期望实现那一希望。

然而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梦想能飞呢？心理分析提供的答案是，飞翔或成为一只鸟，只是另一种希望的包装，而且有不止一种途径，包括词语或失误，引导我们认识这种途径。当我们思考好问的孩子被告知婴儿是一只大鸟带来的时候，比如鹳；当我们发现古人把**画成有翅膀的样子时；发现德语中表示男性性活动最常见的词语是“vogel”（德语飞翔的意识）；发现男性的器官在意大利语中就叫做“l'uccell”' （鸟）时——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一大堆相关概念的几个小小的碎片，从中我们了解到在梦中，能够飞行的愿望将恰好被理解为对能够进行**的渴望。[89]这就是婴儿早期的一个希望。当成年人回忆童年时光，他那时似乎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当时他玩得很开心，对未来没有任何期望；正是这一原因使成人嫉妒孩子们。然而如果孩子自己能够早一点给我们提供信息，[90]他们很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童年时光似乎并不是幸福的田园诗，那是我们再回首往事时扭曲的认识，相反，孩子们在整个童年时期都被一种希望长大，做成年人做的事的愿望引诱着。这种愿望就是他们所有游戏的动机。每当孩子们感到在他们研究性的过程中，在那个神秘却如此重要的领域，有一种精彩的东西，只有成年人才能得到，而孩子们是被禁止知道和去做的，他们就会产生想去做这件事的疯狂愿望，他们以梦见飞行的方式梦见它，或者准备把他们的希望伪装起来，以便在后来的飞行梦想中能用到。这种今天我们最终已经实现的飞行愿望，却是有着婴儿期性欲根源的。

列奥纳多向我们透露，他从童年时期起，就感到自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飞行的问题捆绑在了一起，他还向我们证实，他童年的研究就是以性事为导向的；而且这就是对我们这一时代的儿童研究的结果的必然期待。这里有一个问题，至少已经躲过了后来使他远离**的抑制。随着意义的稍微改变，同样的主题继续吸引着他，从他的童年时光一直到他的智力完全成熟；很可能，他期望得到的技能不是原始的性的意义上的实现，当然也不是机械方面的，而且他在两个方面都是受挫的。

实际上，伟大的列奥纳多在不止一种方式上，整个一生都是个孩子；据说所有伟人都注定会保留某些婴儿特征。甚至在成年时，他仍然在玩耍，这也是为什么伟人在他的同时代人看，经常显得既奇怪又不可理解。列奥纳多为宫廷欢宴和仪式接待建造了最精美的机械玩具，我们对这一点很不满，因为我们不愿看到这位艺术家把自己的精力花在这样的琐事上。他本人似乎没有因为把时光花在这里而有任何不情愿，因为瓦萨里告诉我们说，列奥纳多制造的很多东西，并不是别人委任他去做的：“在那儿（罗马），他搞到了一块软腊，用它制作出了很精美的动物，里面充满了气，他一往里吹起，那些动物就到处飞，而当气跑完了，它们就会落到地上。贝维迪尔（Belvedere）的葡萄酒酿造者抓了一只很独特的蜥蜴，列奥纳多从其他的蜥蜴身上取下皮肤给它做了一对翅膀，翅膀里注入水银，这样当它爬行时，翅膀就会震动起来。后来他又给它做了眼睛、胡须和触角，驯养它，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并用它吓唬所有的朋友。”[91]这样独特的创造性经常用来表现严肃地思想。“他经常把一头羊的肠子细心地洗干净，使它们可以放在手心里。他把肠子拿进一个大房间，在隔壁的房间里，放上铁匠用的鼓风机，把肠子拴在鼓风机上，并往里面充气，直到它们占满整个房间，迫使人躲到一个角落里。就这样他向人们演示了羊肠是怎样变透明，并充满气的。羊肠最初只占一个很小的空间，渐渐扩展到整个房间，因此他把羊肠比作天才。”[92]他在无害的掩饰和巧妙的伪装下，用寓言和谜语表现了同样的幽默和快乐。后者采用了“预言”的形式：几乎无一例外的观点丰富，却显然缺少任何智慧成分。

列奥纳多给他的想象安排的游戏和恶作剧，在某些情况下令他的传记作者痛苦又迷惑，因为他对列奥纳多性格的这一面不理解。例如，在列奥纳多的米兰手稿中，有一些写给“叙利亚领主，巴比伦神圣苏丹的总督”的书信草稿，在这些信中，列奥纳多介绍自己是派往东方那些地区建造某些工程的工程师，为别人指责自己的懒惰辩解，提供了塔和山脉的地理描述，结尾还有对他在那儿时发生的伟大自然现象的描述。[93]

在1883年，J. P. 理查德（Richter）试图证明用这些文件，列奥纳多在旅居埃及为苏丹服务的时候，确确实实做过这些观察，而且他在东方时，甚至还接受了伊斯兰教。按照这种观点，他的访问发生在1843年之前的一段时期——也就是说，在他在米兰大公的宫廷里定居下来之前，然而其他睿智的作者毫不困难地就发现证据显示，列奥纳多假设地东方之旅的真实面貌——那是年轻的艺术家想像的产物，是他为了自娱自乐所创造的，其中他也许表达了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并体验一下冒险的愿望。

另一个很有可能是他的想象力的创造的例子是所谓的“芬奇研究院”，那是从五六个符号，一些异常精美的交织图案，的存在中推导出来的，它们包含了研究院的名字。瓦萨里提到了这些图案，但没有提到学院。[94]芒茨把其中的一种装饰放在了他研究列奥纳多的大部头著作的封面上，他也是少数几个相信“芬奇研究院”真的存在的作者。

很有可能，列奥纳多玩耍的本能在成年以后消失了，也有可能这种本性进入了代表他的性格最新和最高扩张的研究活动中。然而它的长时间存在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童年时期，享受了最大的**快乐的人，要割断与童年的联系的努力是多么漫长啊，而且这种快乐达到了空前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