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读者发现所有的病史记录都是索然寡味的，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毫无用处。他们的抱怨中包含着厌恶，认为通过病史记录研究伟人永远无法理解他的重要性和成就，因此研究那些无论第一个遇到的人是谁都能轻易找到的材料，既没有用，也不合适。然而这种批评显然一点都不公平，因为它只能理解为一种托词和掩饰。病史记录的目的从来就不在于使人理解伟人的成就，当然一个人不应该为未完成自己没有承诺去做的事而受到指责。反对的真实动机也不一样。我们发现如果我们牢记传记作家注视他们的主人公的方式是非常独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动机。在很多个案中，他们选择自己的主人公作为他们研究的主体，是因为——由于他们个人的情感生活——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他们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他们于是把自己的精力花在对人物理想化的任务上，目的在于把这位伟人放入他们婴儿时期的偶像之列——也许目的在于在他身上复现了孩子心中的父亲形象。为了满足这一愿望，他们抹去了他们的偶像相貌中的个人特征；他们用内在和外在的抵制抹平了他的生活斗争的痕迹，他们不能容忍他身上有任何人类的弱点和不完美的痕迹。因此，他们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事实上是冷漠的、陌生的、理想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感觉上跟我们的关系很近的人。很遗憾他们要这样做，因为这样他们就为幻觉牺牲了真理，为了他们婴儿时期的幻想放弃了深入探讨最迷人的人性秘密的机会。[95]

尽管列奥纳多本人热爱真理、渴望知识，他的本性不会阻拦他把琐碎的怪癖和谜语作为出发点，去发现决定他的心理和智力发展的努力。我们向他致敬，就要向他学习。我们研究他的童年发展必然带来的牺牲，把给他打上失败的悲剧烙印的因素收集在一起，并不会减损他的伟大。

我们必须特别强调，我们从没有把列奥纳多看成是一个神经病患者或“神经病病例”，那是一个难堪的字眼。那些抗议我们胆大妄为，竟敢用病理学的发现研究他的人，仍然持有我们现在应该放弃了的偏见。我们不再认为健康和疾病、正常人和神经病人彼此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而且也不认为神经质性格一定是低人一等的证明。现在我们知道神经病症状，是我们从儿童发展到文明人的过程中，必须实施的抑制的某些成就的替代结构。我们也知道，我们都在生产这样的替代结构，我们使用的实践的疾病概念，以及推导是否存在本质的低人一等，正确与否要看这些结构的数量、强度和分布情况。从我们获得的关于列奥纳多性格的少量证据，我们倾向于把他放在接近被我们描述成“强迫性的”的那一类神经官能症类型；我们把他的研究比作神经官能症中的“强迫性思考”，把他的抑制比作我们所说的“意志力丧失”。

我们的研究目的就是要解释列奥纳多的**和他的艺术活动的抑制。带着这种观念，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能够发现的关于他的精神发展过程的一切。

我们没有关于他的遗传环境的信息；一方面我们已经发现他童年时期的意外状况对他有着深远的干扰性影响。他的私生子出身也许至少在五岁前，剥夺了他父亲对他影响，使他完全沉浸于母亲一人的温柔**中，母亲是他唯一的安慰。在妈妈的吻中他获得了性早熟，之后他毫无疑问已经进入了婴儿性活动阶段，关于这一点只有一种表现得到了确实的证明——他幼年时对性研究的强烈兴趣。看的本能和获得知识的本能受到了童年早期印象的最强烈的激发；嘴唇的性**区得到强化，这一点后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从他后来相反方向的行为，比如他对动物的夸张的同情，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他这一段童年时光中，并不缺少强烈的性虐狂特征。

强烈的抑制浪潮过早结束了他的童年时期，建立了青春期才会表现出的倾向。这一转变最明显的结果是回避任何残酷的性欲活动，列奥纳多这时能够过着节欲的生活，给人一种成了没有性欲的人的印象。然而，当青春期的躁动洪水般地向这个男孩子涌来的时候，它们没有通过强迫他发展一种昂贵的、有害的替代结构把他击倒。由于他很早就对产生的好奇倾向，他的性本能需要的一大部分被升华成了一种对知识的普通渴望，因此逃脱了抑制。他的利比多中一小部分继续献给**目的，表现为一种发育不全的成年**。因为他对母亲的爱曾受到抑制，这一部分被迫采取了同性恋的方式，表现为男孩子们的理想爱情。对母亲和对母亲的关系的幸福回忆的固恋，继续保留在无意识中，暂时处于不活跃的状态。在这种方式上，固恋、抑制和升华在配置性本能给列奥纳多心理生活做出的贡献上都起着自己的作用。

列奥纳多在童年模糊的艺术家、画家和雕刻家的理想中成长，因为他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它得到了童年早期的窥阴癖本能早早苏醒的强化。如果我们在这儿不是由于能力所限，我们非常乐意去叙述艺术活动从原始本能中产生的方式。我们只强调这一事实——再怀疑它几乎已经不可能了——艺术家的创作同时也是他的性欲的发泄；在列奥纳多的个案中，我们能够指向瓦萨里提供的信息，大小的妇女和漂亮的男孩子的头——换句话说，**目标的表现——在他的艺术努力中是很显著的。在列奥纳多的青春岁月里，刚开始他的创作似乎可以随心所欲。正如在他的生活的外部行为中，他总是以父亲为榜样，在米兰他也经历一段男性创造力和艺术多产的阶段，在那里仁慈的命运使他能够在卢多维克·莫罗公爵身上发现自己的父亲代理人。然而不久我们发现，正如我们的经验所证实的，对真正**的完全抑制并没有给他的升华的性趋势的实践带来最好的条件。**强加的形式自我显示了出来。他的活动和做出迅速决定的能力开始遭遇失败。他的沉思和拖延在《最后的晚餐》中已经表现为一种干扰的因素，而且通过影响他的技巧，对那幅伟大的绘画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他身上慢慢出现了一种过程，唯一可以类比的只有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的那种衰退。在青春期把他变成一位艺术家的发展，此时被导致他成为调查人的过程压倒，决定这一过程的因素就在幼年早期。他的性欲本能的第二次升华，让位给了原始升华，在第一次抑制发生的时候，已经为它铺好了路。他成了一位调查者，首先是在为他的艺术服务上，后来摆脱并远离了它。失去了他的保护人，他的父亲代理人以后，并且随着他的生活不断呈现出的忧郁色彩，这种衰退的轮换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他开始厌倦绘画，正如伊撒贝拉·埃斯特（Isabella d'Este）女伯爵的一位通讯员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位女士特别渴望从他手里弄到一幅画。他的幼年历史控制了他。然而此刻代替了艺术创造的研究，似乎已经包含用来区别无意识本能活动的特征——即贪得无厌、不可改变的僵硬以及缺乏适应现实环境的能力。

在他生命的顶点上，当他五十多岁时——那是女人的性特征已经开始回归，而男人的利比多仍在频繁积极提升自己的时候——他迎来一种新的转变。他的思想内容中较深的层次再一次开始活跃起来；然而这种进一步的回归对他的艺术是有利的，在此过程中他的艺术正变得发育不良。他遇到了唤醒他对母亲带着肉欲狂喜的幸福微笑的回忆，而且在这种复苏的记忆的影响下，他重新获得了在他的艺术创作之初引导他的那种刺激，那是他模拟女性微笑的时候。他绘制了《蒙娜丽莎》，《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以及一系列的神秘绘画，它们统统带有深不可测的微笑。在他最初的性欲冲动的帮助下，他获得了胜利，再一次克服艺术中的抑制。在即将到来的世纪阴影中，我们的眼睛无法看清这最后的发展。因此在此之前，他的智力已经达到了世界观的最高点，他把自己的时代远远甩在了后边。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表明了对列奥纳多的发展历程作如此描述——提出了对他的人生的这些划分，以及解释了他在艺术和科学之间摇摆不定的方式——的正当理由。如果说，我们在做出这些陈述的时候，引发了批评，甚至是从事心理分析的朋友和那些心理分析专家的批评，说我是在写一部心理分析小说，我的回答是，我根本没有过分估计这些结果的确定性。和别人一样，我也受到了这位伟大而又神秘的人物的吸引，在他的本性中我们似乎发现了强大的本能**，然而它们的表现方式又是如此的温柔。

然而不管列奥纳多的生活真相怎样，我们不可能停止探索对它进行心理分析解释的努力，直到我们完成了另一项任务。我们必须像通常那样划出界限，界定出心理分析在传记领域能取得的成就：否则我们就会把每一种不受欢迎的解释斥为一种失败。心理分析研究掌握的材料包括一个人的生命史资料：一方面是事件的偶然处境，和背景影响，另一方面是所报告的受试者反应。在它的精神机制知识的支撑下，它开始致力于在他的反应力量上，为他的本性建立一种动态的基础，去揭示他的思想的原始动机力量，以及它们后来的转化和发展。如果这方面是成功的，人生命中的性格行为就可以从体质和命运，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的交互作用上得到解释。如果这样的努力不能带来任何确定的结果——这也许正如列奥纳多个案中的情形——该指责的就不是心理分析方法的不正确或不完备，而是传统提供的、跟他相关的材料的不确定和破碎本质。因此，传记作家应该为这种失败负责，他强迫心理分析在这么不充分的资料上做出专业的结论。

然而即使我们能利用的历史材料非常丰富，如果对精神机制的处理也有最大的把握，仍然有重要的两点，是通过心理分析研究无法让我们弄明白的，当事人为什么结果成了这样的人而不是那样的人，这一点是怎样的不可避免。在列奥纳多的例子中，我们不得不认为，他碰巧具有的私生子身份以及母亲给他的过分温柔，对他的性格形成和后来的运气有着最具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在童年阶段过后到来的性压抑使他的利比多得到升华，变成了对知识的渴望，并造成了他后来整个一生的性冷淡。然而在童年时期最初的性满足以后的这种抑制不一定必须发生；换一个人，这件事也许不会发生，或者不会反映在这么广泛的领域中。我们必须承认，这里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是不能进一步通过心理分析手段解决的。同理，我们没有权力宣称，这种抑制浪潮的结果是唯一的可能性。也许换一个人，很可能无法成功地把自己大部分的利比多从抑制中抽出来，把它升华为对知识的渴望。在同样的影响下，他可能会造成对自己的智力活动的永恒伤害，或者会形成不可克服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倾向。这样列奥纳多就给我们留下了两种无法用心理分析解释的性格特征：他对本能抑制的特殊倾向性，以及他升华原是本能的独特能力。

本能和它们的转化处在心理分析可以辨析的边界上。在那一点上，它让位于生物研究。我们被迫在性格的生理基础中，寻找抑制倾向和升华的源泉，而心理结构是在生理基础建立以后才建立的。因为艺术天赋和能力和升华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承认，通过心理分析我们是无法进入艺术功能的本质的。现代生物研究的倾向性是把一个人的器官结构的主要特征解释为男性和女性倾向混合的产物，这种观点以[化学]物质为基础。列奥纳多体格健美和左撇子的习惯可以用来支撑这种观点。[96]然而，我们将不会离开纯粹心理学研究的基础。我们的目的仍然是，展示在本能活动的道路上，个人的外部经验和他的反应之间的联系。即使心理分析无法揭示列奥纳多的艺术能力这一事实，它至少使我们明白了它的种种表现和局限。无论如何，似乎只有一个拥有列奥纳多的童年体验的人，才可能绘制出《蒙娜丽莎》和《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这样的作品，才能使他的作品招致如此令人悲伤的命运，才能在科学研究中做出如此惊人的成就。似乎在他童年的“秃鹫幻想”中隐藏着他所有成就和不幸的答案。

然而，人们能否接受关于发现“恋亲丛（parental constellation）”的这个发现吗？它强调偶然情况对一个人的命运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例如，列奥纳多的命运取决于他的私生子身份及他的第一个继母康娜·阿尔贝拉的不孕。我认为人们没有权利反对这样的研究。如果我们认为偶然性对决定我们的命运是没有价值的，就会陷入一种列奥纳多试图推翻的虔诚宇宙观中，那是在他写下“太阳是不动的”这句话时[p. 76]。在我们的生命最缺乏防御能力的时候，公正的上帝和仁慈的天命没能很好地保护我们免受这些影响，我们自然会感觉到委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全然忘记，事实上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偶然，从我们自身起源于**和卵子的相遇开始——然而，偶然是自然规律和必然性的一部分，只是缺少和我们的愿望和幻想的联系而已。在我们的生命中，构成我们身体的“必需品”和我们的童年的“偶然遭遇”之间的决定性因素的分配，它们的细节也许仍然是不确定的；然而总的来说，我们的童年早期时光的重要性已经是不可怀疑的了。我们对自然的尊重仍然太少，用列奥纳多模糊的话（它使人想起哈姆雷特的诗句）说：“（自然）中充满了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数“领域”。”[97]

作为人类，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与无数的实验中的一个相对应，在实验中，这些自然的“领域”会强制进入我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