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莉比娜预感到风暴即将降临，她竭力想缓和气氛，说：

“廖莉娅已经够不幸的啦，老头子，你怎么能再埋怨她？以后她总会找到工作的，再说……”

老头子胖乎乎的脖颈上青筋直暴，他根本不想压制住自己的火气。

“你干吗老拿以后来糊弄我？到处都听到以后，以后。从前神父一个劲儿许愿，说死了以后上天堂，如今又来了另一帮神父。我打心眼里瞧不起你们那个以后。到那时候，世界上都没我这个人了，以后还管什么用？凭什么叫我受苦受难，让别人过好日子？还是让每个人多为自己操点心吧。我看就没有一个人为我出过力，让我过上好日子。我倒要替别人创造什么幸福生活。带着你们的空头支票见他妈的鬼去吧！想当年每个人替自己干，为自己攒下钱，要啥有啥。如今一帮人开始搞什么共产主义，倒搞得全完蛋了。”丘查姆抓起茶杯，恶狠狠地喝了一口茶。

保尔坐在丘查姆近旁，这个胖墩墩汗津津的大肉墩使他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感。这老头是旧时代苦役犯世界的缩影，在那个世界里，人与人都是仇敌。兽性的利己主义经常**裸地暴露出来。保尔把已经到了嘴边的激烈言辞又咽了回去。他只剩下一个愿望——给这个可恶的老家伙来个当头棒喝，把他赶回他刚刚爬出来的那个老窝里去。于是他松开咬紧的牙关，胸口顶住桌子边沿，说：

“波尔菲里.科尔涅耶维奇，你很坦率，请允许我也直言相告。我们的国家不必征求您这一类的人的意见，问你们是不是愿意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有一支伟大而坚强的建设大军。连国际帝国主义也无法阻挡他们史无前例的进军，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总比你们要强大一些吧。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场变革。至于像你们这样的人，不管是否愿意，都只能被强制去为建设新社会而工作。”

丘查姆怀着难以掩饰的仇恨心情，望了望保尔。

“要是他们不服从呢？你知道，强制会引起反抗。”

保尔把一只手紧紧压在杯子上。

“那我们就把他们……”保尔抓住杯子，猛一使劲，只听咔嚓一声，薄薄的玻璃碎了，没有喝完的茶水流进了盘子里。

“年轻人，拿茶杯的手放轻点。买一只杯子要八十六戈比呢。”丘查姆发火了。

保尔慢慢把身子仰靠到椅背上，对廖莉娅说：

“请你明天帮我买十只杯子，不过要厚实些，带棱的。”

那天晚上，保尔久久地思考着丘查姆家的事情。偶然的机缘把他带到这里，现在他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场家庭的悲剧。他在想，怎样才能帮助她们母女摆脱家庭的束缚。他自己的生活进程正突然停顿下来，面临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他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难以采取果断的行动。

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母亲和两个女儿永远离开老头子。但这件事并非那么简单。他没有能力组织这个家庭革命，因为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去，而且也许将永远不会和他们再见面。那么，就一切顺其自然，不必在这个低矮狭小的屋子里扬起灰尘吗？可是老头子那副可憎的模样使他无法平静。他设想了好几个方案，不过似乎都行不通。他的床搭在厨房里。他在**辗转反侧，隔壁房间里的达雅也是心神不宁，无法入睡。她回想起昨天晚上，她、廖莉娅和保尔在她的小房间里一直谈到深夜。以往庆祝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时，她只是远远地看到过那些站在主席台上的人，如今其中的一个就近在眼前，这在她还是平生头一回。这个人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父亲立下的规矩，使他们一家人离群索居，蜷缩在自家的小天地里，与社会生活完全脱节。

她在码头上缝粮食口袋，下班以后必须马上跑回家，一小时以后，又得赶到父亲工作的合作社打扫房间，擦洗地板，一直忙到半夜。只有星期天她才有几个小时空闲，可以待在自己房间里，偶尔同小姐妹们去看场电影。

她的生活宛如一条灰淡的带子。母亲只疼爱儿子，他长得酷似母亲，这是一种盲目的偏爱。乔治长成了一条大懒虫，只知道吃最好的，穿最好的。母亲一点也不把两个女儿放在心上。达雅和廖莉娅怎么也弄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般重男轻女，因而姐妹俩都是一肚子委屈。最苦的是达雅，因为在这个家里，不单是乔治一个人认定她只配做吃力不讨好的粗活重活。渐渐地，干粗活脏活成了她的一项专利。凡是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她都得干。

眼下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带来一股清新而强劲的风。她向他承认，这两年来她几乎没有看过一张报，对共青团只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而且多半还是从父亲那儿听来的，而父亲是从来不会放过臭骂那些女共青团员的机会的，他称她们为“**姑娘”。达雅向保尔诉说这些情况时，她是多么难堪啊。

达雅知道，父亲对保尔来他们家极为不满，而因为父亲的蛮横无理取闹，母亲已经气得发作过一次心脏病。

“兴许他明天就走了。今天跟父亲有过这样一场谈话之后，他是不会再留下的。他一走，家里又会恢复老样子。我真傻，老想着他干什么呢？一个人偶然来了，又走了，再过一天，他就把我们这些人都忘光了。”达雅怀着一股莫名的忧伤，不停地思前想后，不知为什么，竟难过得一头扎进枕头里，痛哭起来。

第二天是星期天，当保尔从城里回来的时候，看见只有达雅一个人在家，其他人都上亲戚家串门去了。保尔走进她的房间，他感到很累，就坐到椅子上。

“你为什么不到外面逛逛，散散心呢？”他问她。

“我哪里也不想去。”她低声回答。

他想起了昨夜设计的几个方案，决定先试探一下。

为了使他们的谈话能在别人回来之前结束，他开门见山地说：

“达雅，听我说。咱俩互相称呼‘你’吧，何必再那么客套呢？我马上就要走的。咱俩这次见面，不巧正是我自己也陷入困境的时候，要不然，事情会有转机的。要是在一年前，我可以带你们一起离开这儿。像你和廖莉亚这样的工人，肯定找得到工作！你们应当和老头子一刀两断，这种人你是劝不了的。可是目前我不能这么做。我连我自己的将来都无法把握，所以说，我现在是束手无策。那么，如今该怎么办呢？首先我要争取恢复工作。关于我的病情，鬼知道那些医生说了些什么，同志们竟要我无限期地治疗下去。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情况扭转过来……我给我母亲写信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来结束这件麻烦事。无论如何，我绝不会扔下你们不管。不过，达雅，有一点很重要，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的生活，必须彻底改变。你有这样做的愿望和力量吗？”

她抬起低垂着的头，小声回答：

“愿望我倒是有，可不知道有没有力量。”

她回答得很不坚决，保尔理解她的犹豫。

“达雅，亲爱的，没关系！只要有愿望，我们就能把事情办好。现在请你告诉我，你很留恋这个家吗？”

达雅没想到他会这么问，过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很可怜我母亲，”她终于说，“父亲欺负了她一辈子，如今乔治又紧缠着她，我真替她难过……虽然她并不像爱乔治那样爱我……”

这一天他们说了许多话，在家里人快要回来之前，保尔开玩笑地说：

“真奇怪，老头子怎么还没找个人，把你嫁出去？”

达雅惊慌地摇摇手，说：

“我不嫁人。廖莉亚的遭遇，我看够了。我绝不结婚！”

保尔笑了。

“这么说，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了？要是有一个小伙子追求你，盯着你不放，而且确实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那时候你怎么办呢？”

“即使那样，也不嫁人！他们在窗户下面转来转去的时候，全是挺好的。”

保尔伸出一只手，放到达雅肩上，和解地说：

“好吧。不结婚也可以过得不错。不过，你这样对待所有的年轻小伙子，未免太狠心了点。幸亏你还没有怀疑我在向你求婚，不然的话，我可真有点下不来台了。”保尔见姑娘满脸羞涩，便友爱地用他冰冷的手在她的手上抚摸了一下。

“像你这样的人，不会找我们做妻子的。我们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她轻轻地说。

几天以后，火车载着保尔前往哈尔科夫。达雅、廖莉亚和她们的母亲以及姨母萝莎都到车站送行。临别的时候，阿莉比娜要他亲口保证，绝不会忘记她的女儿们，还要设法帮助她们跳出火坑。他们像亲骨肉一样地分了手，达雅的眼里泪水盈盈。保尔在很远的地方还能从车窗里看见廖莉亚挥动着的白手帕和达雅那件条纹短衫。

到了哈尔科夫后，保尔不愿意去麻烦朵拉，就住在自己的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里。休息了一会儿，他就乘车前往中央委员会。他见到了阿基姆。等到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保尔要求马上分配他工作。可是阿基姆坚决地摇摇头，说：

“保尔，这不行！我们这儿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医务委员会的决定，上面写着：‘签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阿基姆，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我请求你给我工作的机会！到处住医院，没什么用的。”

阿基姆拒绝道：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保夫鲁沙，你要明白，这也是为了你好。”

但是保尔再三坚决要求，弄得阿基姆也顶不住，最后只好同意给他找份工作。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原本以为，只要重新开始工作，他失去的精力就能恢复。可是，从第一天起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他常常一连八个钟头坐在办公室里，饭也不吃，因为他没有力气走下三楼，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饭。不是手麻了，就是腿木了。有时甚至整个身子动弹不得，还伴有发烧。到了该上班的时候，他会突然浑身无力，起不了床。等到发作过了以后，他无可奈何地看到，已经迟到整整一个小时了。他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保尔明白：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掉队了。

阿基姆又帮过他两次忙，把他调到别的部门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多月后，他又卧床不起了。这时他想起临别时巴扎诺娃说的话，就给她写了封信。她当天就赶来了，他从她那里了解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情况——他不一定非得住院不可。

“这就是说，我的身体好得不得了，已经根本用不着医治了。”他本来想说句玩笑话，但结果并不成功。

他刚觉得体力稍微恢复了点，又马上来到中央委员会。可是这回阿基姆的态度很坚决。他坚持要保尔去住院。保尔却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说：

“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什么用处，这是我从权威方面得到的消息。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退休，领残废抚恤金。可是我绝不走这条路。你们不能阻止我工作。我才二十四岁，不能靠着一张残废证度过余生，明知无用还走遍各个医院，到处寻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一个工作，一个适合我的身体条件的工作。我可以在家做事，或者在机关里搭个铺……只有一点，别叫我当个只管登记发文编号的文书。我所需要的是能够使我内心充实、感到自己并没有离开大家的工作。”

他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洪亮。

阿基姆明白，这个直到不久前还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此刻内心激**着怎样的情感。他了解保尔的悲剧。他懂得，像保尔这样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党的人，一旦脱离斗争，隐退到遥远的后方，实在是太可怕的事情。因此他决心尽可能地帮助他。他说：

“好的，保尔，不要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向你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帮你解决。”

保尔费力地站起来，把手伸给阿基姆。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认为生活能把我逼进死角，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他突然使劲抓住阿基姆的手紧压着他的胸脯，于是阿基姆清楚地感觉到他那低沉而又迅速的心跳。“只要它还在跳动，就别想叫我离开党。只有死，才能让我离开战斗行列。老大哥，请你千万记住这一点。”

阿基姆沉默不语。他知道这绝不是漂亮话，而是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的呐喊。他明白，像保尔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表达出另外的情感。

两天之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里有个重要工作让他去做，不过必须先考核一下，他是否适合在文艺战线工作。在编辑委员会，保尔受到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一位女同志，她是个老地下党员，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她问了保尔几个问题：

“同志，您受过什么教育？”

“读过小学三年级。”

“有没有上过党的政治学校？”

“没有。”

“哦，没关系，没有进过党的政治学校，也能锻炼成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阿基姆同志跟我们谈过您的情况。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不必到这里来，就在家里做，并且尽力给您提供一些方便。但是，做这项工作需要广博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番话使保尔预感到，他一定要失败了。半个小时的谈话显露出他知识上的不足，而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副总编用红铅笔划出三十多处修辞方面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很有才气。如果经过进一步刻苦自修，您将来可以成为一名文学工作者。但是，您现在写的文章还不够通顺。从您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不过非常抱歉，我们不能聘用您。可是我要再说一遍：您很有才气。您的这篇文章，只要在文字上好好地修改一下，用不着改动内容，就会是一篇佳作了。可惜，我们需要的是善于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他右眼的眉毛在**，他说：

“不错，我同意您的看法。我怎么能成为一名文学工作者呢？我曾经是一个好司炉，后来又是一个不错的电工。我很会骑马，也会鼓动共青团员，可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却是一名不合格的战士。”

他和她告别之后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的转弯处，他差点摔倒。一个拿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同志，您怎么了？您的脸色这么难看！”

过了几秒钟，保尔才清醒过来。他轻轻地推开那位女同志，拄着手杖走了。

从那天起，保尔的情形越来越糟。恢复工作是不必谈了。他越来越经常地躺在**。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请社会保险总局给他发抚恤金。在收到抚恤金的同时，他还领到了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又另外给他一笔钱，同时给了他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的证件。这时他收到玛尔塔的一封来信，邀请他到她那儿小住和休养一阵。即使没有接到她的邀请，保尔也打算到莫斯科去。他还怀着一线希望，想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份用不着走路的工作。但是到了莫斯科，大家也还是劝他先治病，并且答应把他送进一所好医院。他婉言谢绝了。

不知不觉，保尔已经在玛尔塔和她的朋友娜佳.佩捷尔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因为娜佳和玛尔塔两人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来。

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玛尔塔有许多藏书。到了晚上，玛尔塔的许多女友，有时也有男朋友来看望她们。

他时常收到由黑海港口寄来的信。丘查姆家的母女三人请他前去。生活的绳扣儿拉得越来越紧。她们企盼着他的帮助。

一天早晨，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那所安静的寓所。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大海，躲开潮湿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木南部那温暖的海岸。他望着窗外，电线杆疾驰而过。他紧锁双眉，黑色的眼睛里蕴藏着顽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