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委员会疗养院的旁边有一座属于中央医院的大花园。疗养员从海滨回来，总要经过这座花园。在这花园的一堵高高的灰色石墙附近，长着一株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非常喜欢在它的树荫下休息。这一天，保尔又躲到了这个角落里。经过海水浴和日光浴之后，他感到了疲乏，于是惬意地躺在藤摇椅上打起了盹。旁边的摇椅上，放着他的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来疗养院的头几天，他依然神经紧张，头疼不已。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罕见的复杂病情。一次又一次的扣诊、听诊使保尔感到厌倦和疲劳。住院医生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党员，姓耶路撒冷奇克，一个非常奇异的姓。她常常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找到这个病人，耐心地劝说他随自己去见这位或那位专家。

今天看样子不会做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蒙眬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有睁开眼睛，心想：“来人以为我睡着了，会走开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一响，那人坐了下来。飘过来一股淡淡的香水味，说明坐在身旁的是个女的。保尔睁开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一双穿着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像男孩子似的剪着短发的头，一双大眼睛和一排细密的牙齿。她难为情地笑了笑，说：

“对不起，也许我打搅您了吧？”

保尔沉默不语。这不太礼貌，不过他还是希望身旁的这个女人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了翻《叛乱》。

“哦，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中央疗养院的吗？”

保尔忍无可忍地动了一下身子。“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这还叫休息吗？说不定马上又该问我得什么病啦。唉，我还是走吧。”于是他没好气地回答：

“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已经站起身子要走，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低沉洪亮的声音：

“朵拉，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

摇椅边坐下一位晒得黝黑、体态丰满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她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定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便回答说：

“环卫所的！”

她们听了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同志，恐怕不能说您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地回忆起他们初次相识时的可笑情景。

一个月后，保尔提前出了院。他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没有等候多久，就被派往一个工业区，担任地区共青团团委书记。才过了一个星期，城里的团员积极分子已经听到他第一次的演说了。

深秋时候，保尔和另外两个工作人员乘着地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比较远的一个区里去。汽车跌进路旁的壕沟里，翻倒了。

三个人都受了伤，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之后，他被送进哈尔科夫外科医院。医生们对他进行会诊，检查了他那条肿胀的右腿，看了X光片，决定立刻动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么就明天上午动手术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做了决定，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跟着他走了出去。

手术室里有好几个戴着口罩的人。当保尔躺到手术台上的时候，医生已经洗了手。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他身后急速进行。保尔回头看了一下。一个女护士正在安放手术刀和小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开始给他解下腿上的绷带。

“柯察金同志，别朝那边看，这会刺激神经。”她轻声地嘱咐他。

“大夫，您说的是谁的神经？”保尔开玩笑地问。

几分钟后，厚实的面罩完全蒙住了他的脸。教授说：

“别紧张，我们马上给你施行氯仿麻醉。你用鼻子做深呼吸，一二三地数下去。”

面罩下面传出的声音低沉而平静：

“好的。不过我得事先道个歉，也许我会不自觉地说出难听的话来。”

教授忍不住笑了。

最初的几滴麻醉药水散发出难闻的、令人窒息的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数，尽量想数得清楚些。就这样，他开始了他人生悲剧的第一幕。

又是耶夫帕托利亚。又是南方那酷热的天气。人们戴着绣金的小圆帽，皮肤晒得黑黝黝的，大着嗓门说话。旅客们乘上汽车，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麦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灰色的石灰石砌成的两层楼房。

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带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要求给他找一个俄罗斯同伴。”医生解释道，然后上前敲门。

从房间里传出一句发音很不准确的俄语：

“请进。”

保尔走进房间，放下手提箱，转过身来，看见**躺着一个满头金发的德国人，长着一双漂亮而又富有生气的蓝眼睛。他朝保尔友好地笑了笑。

“顾特莫根，盖诺森。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手指细长的苍白的手。

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到德国人床边，两个人开始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来。此时词语只起辅助作用，一切难懂的词句全靠猜想、手势、表情来帮忙，总之用上了无师自通的世界语中的一切办法。保尔已经知道，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

在1923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这次他旧伤复发，又卧倒在床。尽管伤口剧痛，他仍然精神抖擞，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这样一位出色的病友住在一起，保尔不禁喜出望外。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早到晚唠唠叨叨，唉声叹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却的。

“可惜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保尔想。

在列杰尼奥夫入院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象棋“冠军”。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之后，保尔才从瓦伊曼那儿夺得了冠军头衔。失败使瓦伊曼这个平时漫不经心的爱沙尼亚人失去了心理上的平衡，他很久都不肯饶恕击败他的保尔。不久，疗养院里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头儿，他虽然已经五十多岁，看起来却要年轻得多。他邀请保尔下一盘。保尔没有想到他是个厉害对手，平静地以后翼弃卒开棋，列杰尼奥夫以推进中卒相应，不吃弃卒。保尔作为“冠军”，必须和每一个新来的棋手对局。通常旁边都挤满了围观的人。走到第九步的时候，保尔已经发觉对方那些沉着推进的卒子正在步步紧逼。他明白他遇到了一个危险的敌手：他后悔开局时不该那么掉以轻心。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保尔尽管竭尽全力，还是不得不承认失败。他比所有观棋的人更早看出自己败局已定。他看了对手一眼。列杰尼奥夫慈祥和蔼地朝他笑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必败无疑。但是正在紧张观战、毫不掩饰地盼望保尔吃败仗的瓦伊曼还没有看出来。

“我永远要坚持到最后一卒。”保尔说。

只有列杰尼奥夫一个人听得懂这句话，他赞许地点了点头。

五天之内，保尔和列杰尼奥夫一共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二胜一平。

瓦伊曼洋洋得意地说：

“哎呀，谢谢你，列杰尼奥夫同志！你终于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他活该如此！他击败了我们所有的老棋手，可是自己终究还是栽在了一个老将手里。哈哈哈！……”

“怎么样，失败的滋味不好受吧？”他转而挖苦这位曾经战胜过他的败将。

保尔失掉了“冠军”的称号。不过，在失去了这份棋坛荣誉的同时，他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列杰尼奥夫后来成为他的一个挚友和最敬爱的人。保尔棋赛的失败并非偶然。他对象棋战略仅仅略懂皮毛而已，一个普通的棋手自然要输给一个精通棋艺的行家。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之间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子：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入党恰好在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老战士和布尔什维克青年近卫军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狱，之后又一直担任国家重要的行政工作；另一个拥有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战斗历程，但这八年抵得上好多人的一生。而且这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同时又都疾病缠身。

每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所有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晚上，十一号病房里热闹非凡。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个黄色笑话，他对这类东西有特殊的嗜好。但是他马上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玛尔塔善于用巧妙而辛辣的嘲讽堵住他的嘴，如果还不奏效，保尔就出面干预。

“瓦伊曼，你最好先征求一下大伙的意见，也许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我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保尔用不平静的语气开始说道。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一双小眼睛含着嘲笑的目光在大家脸上扫了一下，说：

“看来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下面设立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对玛尔塔我倒可以理解，女同志嘛，当然会反对的。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装扮成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好像是个共青团里的乖宝宝……再说，我可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之后，黄色笑话问题被提到原则高度来讨论。玛尔塔把各种不同观点翻译给埃勃涅听。

“我赞同保尔的看法，说黄色笑话不太好。”埃勃涅用不大正确的俄语说。

瓦伊曼只好退却了。虽然他竭力用开玩笑来敷衍搪塞，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讲过这类笑话了。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医师们禁止他下床。这使埃勃涅很难过，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从不愁眉苦脸，乐观向上，精力旺盛，却又这么年轻就丧失了健康。当玛尔塔告诉埃勃涅，医师们预料保尔的未来一定十分悲惨的时候，埃勃涅听了非常焦急。

一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们始终都不允许他下床走动。

保尔竭力对周围的人隐瞒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从他异常苍白的脸色中猜出几分。出院前的一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信里又说，根据疗养院的诊断结论，以他目前的健康状况，想恢复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委员会还随信汇来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次的打击，好比他当年跟朱赫来学拳击，经受住第一拳一样。那时他虽然倒下了，但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一封母亲寄来的信。老人家说，她有一位十五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名叫阿莉比娜.丘查姆，住在离耶夫帕托利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她很希望儿子能去看看阿莉比娜。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今后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病友们都到码头热情地欢送保尔。临别的时候，埃勃涅像对亲弟弟一样，亲热地拥抱和亲吻保尔。

第二天早晨，一辆四轮马车载着保尔离开码头，驶到一座带着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保尔叫陪送他的人进去问问，丘查姆一家是否住在这儿。

丘查姆家一共有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查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两只黑眼睛流露出抑郁的神情，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昔日的美貌；两个女儿名叫廖莉亚和达雅，还有廖莉亚的小男孩，和那个胖得像头猪似的糟老头子丘查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做些粗活；大女儿廖莉亚过去是个打字员，前不久和既是流氓又是醉鬼的丈夫离了婚，现在失业在家。她成天忙着照料小男孩，并帮着母亲做做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之外，还有一个儿子名叫乔治，不过他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查姆一家热情地接待保尔。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戒备的目光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尔耐心地向阿莉比娜老太太讲述了他所知道的柯察金家的全部情况，同时也顺便问了她和她家的情况。

廖莉亚二十二岁。她留着褐色的短发，宽脸庞，是个心地单纯的女子。她和保尔一见如故，很乐意地把家里的全部秘密都告诉了他。保尔从她那里了解到老头子专横暴虐，控制着全家，扼杀任何主动精神，不给人丝毫自由。他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喜欢吹毛求疵，使整个家庭始终笼罩在惊恐不安中。因此儿女们都极端厌恶他，妻子更是恨透了他，二十五年来一直在反对他的专制。女儿们永远站在母亲这边。家里争吵不断，生活很不愉快。他们每天都在为了大大小小的事情怄气，没完没了。

直到晚上，保尔才见到小女儿达雅。母亲在门廊里低声告诉她，来客人了。她腼腆地同保尔握手问好，面对这位陌生的年轻男人，她的脸羞得红到了耳朵根。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粗壮的起茧的手。

达雅已满十八周岁。她算不上漂亮，但是那一对淡褐色的大眼睛、有点像蒙古画上画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线条分明的鲜艳嘴唇，使她显得富有魅力，她那件带条纹的工装衫紧紧地裹着年轻的富有弹性的胸脯。

姐妹俩分住在两个狭小的房间里。达雅的小房间里摆着一张小铁床和一个衣柜，上面放着各种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几张照片和风景面。窗台上摆着两盆花，深红的天竺葵和粉红的马兰花。薄纱窗帘用淡蓝的带子束在一旁。

“达雅从来不让男人进她的房间，可您瞧，她竟然为您破了例。”廖莉亚开妹妹的玩笑。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年人住的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大家谈话。丘查姆老头聚精会神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不时从眼镜上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

“今天的报纸看了吧？你们的领导人正在对咬呢。这么说来，别看他们是高层的政治家，暗地里捅起刀子来却一点都不比咱平头百姓差。真热闹。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合伙整托洛茨基，后来这两个人降了职，他们几个又一起联合起来对付那个格鲁吉人，哦，就是斯大林。

“嘿嘿！还是有句老话说得好：大老爷打架，小百姓遭殃。”

保尔推开没有喝完的茶杯，两眼喷射出愤怒的火光，盯住老头子。

“你说的大老爷指的是谁？”他一字一顿地问。

“随便说说而已。我是个非党人士，这些事跟我不搭界。年轻时我也曾当过傻瓜。1905年因为多嘴还蹲了三个月班房。后来我看清楚了——人得替自己多想想，犯不着替别人瞎操心。谁也不会让你白吃白喝的。眼下我是这么个看法：我给你干活，你就拿钱来，谁给的好处多，我就拥护谁。什么社会主义啊，对不起，这些废话还不是说给傻瓜听的。我对现政府不满，是因为我看不惯眼下时兴的那套家庭规矩，还有别的一些说道，结果搞得道德沦丧、荒**无度。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太自由了。”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起来，缓过气之后，他指着廖莉亚说：

“她就是个例子，一点也不征求别人意见就和那个流氓结了婚，回头，问也不问别人，又和他离了婚。这下倒好，我还得养活她和一个野孩子。真是太不成体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