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店的音乐厅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戴着夹鼻眼镜，高高的个子，胳膊上佩着印有“警卫长”字样的红袖章。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里开会吗？”丽达问。

高个子堵住了半边门，把丽达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问：

“您有证件吗？只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才能进去。”

丽达从手提包里取出烫金的代表证，高个子念出几个字：“中央委员会委员。”他马上收起官腔，变得很热情，跟“老熟人”似的。

“请，请进，左边有空座位。”

丽达从一排排椅子中间走过去，看到一个空座位，就坐了下来。看样子，会议快要结束了。丽达仔细地听会议主席讲话。她觉得那声音似乎很熟悉。

“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出席代表团会议的代表，已经选举完毕。现在离大会开始还有两个小时，请允许我再一次核对已经报到的代表名单。”

丽达方才认出这人是阿基姆。他正匆忙地念着名字。

他叫到谁，那人就举下手，手里拿着红色或白色的代表证。

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

忽然，她听见一个熟悉的名字：

“潘克拉托夫。”

丽达回头朝举手的人望去，但是那边人头攒动，看不清码头装卸工那熟悉的脸庞。名字念得很快，又听到一个熟人——“奥库涅夫’，紧接着又是一个——“扎尔基”。

丽达看到了扎尔基。他就坐在侧面不远处。他的侧影引起了她的回忆。是的，他是扎尔基。丽达已经有好几年没看见他了。

名单在继续往下念着。突然，一个名字使丽达打了个冷战。

“柯察金。”

在她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一只手举起又放下了。多么奇怪。丽达.乌斯季诺维奇迫切地想见见这个和自己的亡友同姓的陌生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刚才举手的地方，偏偏所有的后脑勺看上去完全是一个样。丽达站起来，沿着靠墙的通道朝前排走去。这时候阿基姆已经念完了名单。会场上响起一片挪动椅子的嘈杂声。代表们大声说起话来，不时传来年轻人爽朗的笑声。阿基姆在喧闹声中大声叮嘱：

“大家别迟到！……大剧院……七点钟！……”

大厅出口处非常拥挤。

丽达明白，她不可能在这股人流中找出刚才名单上念到的老朋友。只有盯住阿基姆，通过他再找到其他人。她一面让最后一群代表从身边走过，一面朝阿基姆走去。突然，她听见后面有人说：

“怎么样，柯察金，老朋友，咱们也走吧！”

接着，她听见一个那么熟悉而又那么难忘的声音在回答：

“好的，走吧。”

她赶紧回过头去。只见面前站着一个身材瘦长、肤色微黑的年轻人。他穿着草绿色的军便服，腰间系着窄皮带，下面是条蓝色马裤。

她睁大眼睛望着他，直到一双手热情地抱住她，颤抖的声音轻轻唤了一声“丽达”，她才恍然大悟，这的确是保尔.柯察金。

“你还活着？”

这句问话等于告诉了保尔一切：她一直不知道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

大厅里早已走空了。主干道特维尔大街上的喧闹声从敞开的窗户涌入。时钟洪亮地敲了六下，可他俩都觉得才见面几分钟。钟声催促他们到大剧院去。两个人沿着宽阔的台阶走到门口。她再一次仔细地看看保尔。如今保尔已比她高出半个头，依旧是从前的模样，只是更加英武，更加沉着了。

“瞧，我还没问你在哪儿工作呢。”

“我现在是地区团委书记，或者像杜巴瓦说的，成了‘机关老爷’了。”保尔说着，微微一笑。

“你见过他吗？”

“是的，见过，不过那次见面留下的印象不太愉快。”

他们来到大街上。这儿车水马龙，喇叭轰鸣，喧嚷的人群来来往往。一路上两人几乎没说什么话，心里都在想着同一件事，就这样走到了大剧院。剧院周围人山人海，狂热而执拗的人群竭力涌向剧院石砌的大厦，企图挤进由红军战士把守的大门。希望参加开幕式的人如此之多，剧院里甚至连二十分之一也容纳不下。丽达和保尔好不容易才挤到大门口。他俩走进正厅，丽达指着后排的座位说：

“就坐这儿吧。”

两个人在角落里坐下。丽达看了看手表，说：

“离开会还有四十分钟呢，给我讲讲杜巴瓦和安娜的情况吧。”丽达发现保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丽达，我原本不想现在说这件事，可你一再要我说，我只好服从了。他们是当着我的面彻底决裂的，而且依我看，安娜是别无选择。在党内问题上的分歧是他们感情破裂的根源。咱们还是先说说安娜吧。她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我。杜巴瓦一头扎进了反党活动的泥潭里，无法自拔。安娜没少受他的气，比方说，他这样奚落她：‘你是党的一匹小灰马，主人指向哪里，你就奔向哪里。’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几次冲突之后，他们的关系就疏远了，成了陌路人。安娜提出分手，杜巴瓦显然不愿意失去她，就向她保证，说他们之间不会再有摩擦了，请求她不要扔下他不管，帮助他渡过难关。安娜同意了，并且一度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她没有再听到他恶语伤人，她给他讲道理，他也默不作声，不再反驳。于是安娜相信，他在认真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

“安娜已怀孕。不久前她在单位感到不太舒服，便回家休息。关上门后，躺到了**。她和杜巴瓦住的是套间，两个房间有门相通，不过两人有协议，把门钉死了。不一会儿，杜巴瓦带了一大帮人到家里来，结果安娜无意中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托派小组秘密聚会的见证人。她听到了一大堆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而且，为了迎接那次全乌克兰共青团代表会议，他们还印刷过一份宣言之类的材料，准备藏在衣襟下，偷偷散发给与会代表。安娜这才恍然大悟：杜巴瓦原来一直在耍手腕。

“等大家走后，安娜把杜巴瓦叫到自己房间里，要他把刚才发生的事解释清楚。恰好在那一天，我到达哈尔科夫参加代表大会，决定午饭前去看看安娜。你瞧，不早不晚，我到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档子事。”

保尔苦笑了一下。

丽达听着，微微皱起眉头，胳膊肘支在座位的天鹅绒把手上。保尔不再吱声。他注视着丽达，回想起当年她在基辅时的模样，又同眼前的她做比较，再次意识到她已长成为一个体态健美、优雅迷人的青年女性。一条朴素但缝制得很精致的蓝色连衣裙取代了她身上那件终年不变的军便服。她的手指抓住他的手，轻轻碰了一下，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我听着呢，保尔。”

保尔握住了她的手指，不再松开，然后继续说：

“安娜见到我，流露出由衷的喜悦。杜巴瓦则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原来他已经知道我同反对派做斗争的情况。这次见面的场景有点离奇。我不得不充当类似法官的角色。安娜不停地讲，杜巴瓦则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你瞧，保夫鲁沙，他不但欺骗我，还欺骗党。他组织地下小团伙，继续进行煽风点火的活动，当着我的面却说洗手不干了。他在共产主义大学里也公开表示，承认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正确的。他自称是个正直的人，可同时却又在恬不知耻地欺骗别人。当然，我同他之间已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今天的事，我要向省监察委员会进行书面汇报。’安娜气愤地说。杜巴瓦从牙缝中挤出几句阴阳怪气的话：

“‘去呀，去汇报吧。有什么了不起？这种党，连老婆都当特务，偷听丈夫的谈话，你以为我就那么乐意当这个党的党员！’”

“这种话对安娜来说当然太过分了。她禁不住冲着杜巴瓦大喊一声，叫他走开。他出去以后，我对安娜说，让我跟他谈一谈。安娜说这是白费力气。不过我还是去了。我和他毕竟曾经是好朋友，我认为他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我到了他房间。他躺在**，马上警告我说：

“‘对不起，千万别来说服教育，我对这一套早腻烦透了。’”

“可我还是得讲。

“最后我明白了，跟他争辩毫无用处。依我看，杜巴瓦是拽不回来了。我们动身去莫斯科那天，扎尔基得悉，党的三人小组给了杜巴瓦严厉申斥加警告的处分。共产主义大学的党委也支持这个决定。离最高处分只差一步，这样，杜巴瓦总算没被清除出党。”

会场里越来越拥挤，人群还在不断涌入，周围是一片谈话声、欢笑声。这座巨大的剧场正在迎接这前所未见、充满活力的人流，这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热情奔放，乐观向上，勇往直前，犹如从高山上奔腾而下的激流。

嘈杂声越来越大。丽达说：“我想，杜巴瓦的事咱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吧。干吗把余下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呢！这儿这么明亮，生活气息这么浓……”

丽达朝他身边挪了挪。现在他们挨得很近，但四周的喧闹声越来越大。为了可以压低嗓门说话，她朝他探过身去。

“我想请你回答一个问题，”丽达说，“虽然这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但我想你会回答我的：当初你为什么突然中断了咱们的学习和友谊呢？”

虽然保尔和丽达一见面，就预感到对方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此刻他还是感到尴尬。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保尔看出她是知道原因的。

“丽达，我想你完全清楚。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前，现在我只能责备当时的保尔了。总的来说，柯察金一生中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你问的就是其中的一个。”

丽达微微一笑。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她说，“但是我想听到的是答案。”

保尔轻轻地说：

“在这件事情上，有错的不仅仅是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要负一部分责任。有些书生动地描写了革命者的形象。他们英勇无畏、坚毅刚强、彻底献身于我们的事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我产生了要做他们那样的人的愿望。所以，我正是照‘牛虻’的方式，处理了我对你的感情。现在我觉得这挺可笑，不过更多的是遗憾。”

“这么说，你对‘牛虻’的评价已经改变了？”

“不，丽达，基本上没有改变！我只是抛弃了那种以自我折磨来考验意志的不必要的悲剧成分。然而我赞同他的主要方面，赞同他的勇敢精神、无穷地接受各种考验的非凡毅力。我钦佩这种类型的人，他们能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出来。我喜欢这种革命者的典型。在他们的心目中，个人的一切跟集体的利益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

“保尔，这番话在它该谈的时候没谈，过了三年才说出来，现在只能留下遗憾了。”丽达若有所思地笑了笑，说道。

“丽达，你说遗憾，是不是因为我始终只能是你的同志，而不可能更进一步呢？”

“不，保尔，你原本是可以更进一步的。”

“那么，这还能补救。”

“已经晚了一点儿，牛虻同志。”

丽达这样戏称保尔，同时微微一笑，解释说：

“我已经有了一个小女孩。她有个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生活得很和睦，如今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

她用手指碰了碰保尔的手。不过她立刻明白，这个表示关切的动作是多余的。是的，这三年来，他不仅仅只是在体格方面成熟了。丽达从保尔的眼睛里看出，他此刻很痛苦，但是他毫不做作地真诚地说：

“无论如何，我得到的，还是比方才失去的要多得多。”

保尔和丽达站起来。应该坐到离主席台近一些的地方去了。他们朝乌克兰代表团的席位走去。

乐队奏响乐曲。一条条巨大的横幅标语鲜红似火，闪光的大字仿佛在呼喊：“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包厢里、楼座上和正厅里，数千个位子已经坐满。数千人汇集在这里，形成一个能量永不枯竭的强大的变压器。在宽敞的剧院里，伟大工人阶级的青年近卫军中的精英分子欢聚一堂。几千双眼睛反映出厚重帷幕上方闪闪发亮的标语——“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人们仍在不断地涌入会场。再过几分钟，厚重的天鹅绒帷幕就将徐徐拉开。在这极为庄严的时刻，全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将暂时失去往日的镇定，激动地宣布：“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保尔空前强烈、空前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伟大和威力，感受到这种无以言表的自豪和前所未有的欢乐。这种自豪和欢乐是生活给予他的，是生活把他这个保卫者和建设者送到这里来，参加布尔什维主义青年近卫军的胜利庆祝会。

大会占去了与会者从清早到深夜的全部时间。直到最后一次会议，保尔才再次见到丽达。他看见丽达和一群乌克兰代表在一起。

“明天代表大会一结束，我马上就赶回去，”丽达说，“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机会在临别时再谈一次。所以，今天我准备交给你两本旧日记和一封短信。你看完后，把日记寄还给我。这些东西会把我没机会向你说的事情全告诉你。”

保尔握握她的手，又目不转睛地看了她好一会儿，似乎要把她的容貌铭刻在心中。

第二天，他俩按照约定在大门口见面。丽达把一个小包和一封封好的信交给他。周围人很多，因此他俩告别时都很拘谨。但是保尔从她那湿润的眼睛里看到了浓浓的情意和淡淡的伤感。

一天以后，列车载着他们各奔东西。

乌克兰代表们分坐几节车厢。柯察金与基辅组坐在一起。晚上，大家都已躺下，奥库涅夫在旁边的铺位上发出鼾声。保尔凑近灯光，拆开了那封信。

保夫鲁沙，亲爱的：

我本来可以当面告诉你这些话，不过还是写下来更好些。我只有一点希望：别让我们在大会前谈的那件事在你的生活中留下沉重的阴影。我知道你很坚强，所以相信你所说的话。我对于生活的看法并不太拘泥于形式。有时候，当然是在非常少见的情况下，在私人关系方面是可以有例外的，只要这种关系是真正出于强烈而深沉的感情。你是可以获得这种例外的。起初我曾想偿还我们青春的宿债，不过很快就打消了这念头。我感到这不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欢乐。不过，保尔，你对自己不应该太苛刻了。在我们的生活里不单单只有斗争，还有美好感情带来的欢愉。

关于你的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就是说关于它的基本内容，我是一点也不为你担心的。紧握你的手。

丽达

保尔沉思着把信撕碎，然后两手伸出窗外，任凭风吹散他手中的碎纸片。

两年过去了。时光不紧不慢地流淌着，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飞速前进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总是给这些表面似乎单调的日子带来崭新的内容，每天都在变化，日新月异。一亿六千万伟大的人民，首次在世界上成为自己辽阔疆土和丰富宝藏的主人。他们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而紧张地、英勇地劳动。国家在日益壮大，国力在不断增强。不久前，那些废置的工厂还是毫无生气的，一片凄凉，可是现在已经看得见烟囱都在冒烟。

保尔觉得，这两年过得飞快，简直是一晃而过。他不会慢腾腾地过日子，不会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迎接清晨，也不会在晚上十点钟准时上床睡觉。他不仅自己抓紧分分秒秒，同时也催促别人。

他舍不得多花时间睡觉，常常可以看见他的窗户在深夜还亮着灯光。屋子里有几个人围着桌子坐着。他们是在学习。在这两年时间里，他们读完了《资本论》第三卷，弄清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精妙结构。

夏天到了，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去度假。身体不好的都想去海滨。这个季节，谁不盼着轮到自己休假。保尔竭力替伙伴们张罗疗养证，申请补助费，让他们去休养。同志们出门的时候，脸色苍白、神态疲惫，但心情都很愉快。他们留下的工作就压在了保尔的肩膀上。于是他犹如一匹驯顺的拉着大车爬坡的马，担负起全部工作。一批同志回来了，晒得黑黑的，神采飞扬，精力充沛。接着，又走了另一批。整个夏天一直人手不够，工作却不能停顿。保尔也就没有一天不在岗位上。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这两个季节会给他带来许多肉体上的痛苦。

今年他特别焦躁地盼望着夏季的到来。他的身体一年比一年衰弱，即使只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他也感到异常痛苦。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承认自己是个残废，无法胜任繁重紧张的工作；要么坚守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他选择了后者。

地区卫生处处长巴尔捷利克医生是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党员。有一天，在地区党委常委会上，老医生坐到保尔旁边，说：

“柯察金，你的气色很不好。你到医务委员会检查过吗？健康情况怎么样？大概没去过吧？我有点记不清了。朋友，你应当好好检查一下。星期四下午来吧。”

保尔太忙，没去。可是巴尔捷利克没有忘记他，硬把他拉了去。那儿的医生为保尔做了认真全面的检查（巴尔捷利克以神经病理学家的身份亲自参与了检查）。检查的结论如下：

医务委员会认为保尔.柯察金同志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并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必将产生严重后果。

在这个结论前面，还用拉丁文写了一长串病名。保尔从中只了解一点：他的主要问题不在腿上，而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损伤。

巴尔捷利克把医务委员会的决定提交党委会讨论，没有一个人反对立刻解除保尔的工作。但是保尔自己提议，等共青团地区委员会组织部长斯比特涅夫回来之后他再离开。他担心团委的工作没人负责。这个要求虽然遭到巴尔捷利克的反对，大家还是同意了。

再过三个星期，保尔就要得到他一生中第一次休假。去叶夫帕脱利亚疗养的疗养证已经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

这些日子保尔更加努力地工作。他召开了地区团委会的全体会议。为了能够安心地离开，他竭力在临走之前把一切安排妥当。

可是就在他即将去休养，去看他平生从未见过的大海的前夕，他意外地遇到了一件十分荒唐而又可憎的事。

下班以后，保尔来到党委宣传鼓动部办公室，坐在书架后面敞开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参加宣传工作会议。他进来的时候，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过了一会儿，走进来几个人。保尔坐在书架后面，看不见他们，但是从说话的声音里听出有专区国民经济处处长法伊洛。法伊洛个子高高，一副军人派头，长得挺帅。保尔不止一次听说他爱喝酒，喜欢纠缠漂亮姑娘。

法伊洛曾经打过游击，一逮住机会就眉飞色舞地吹嘘，说他每天都砍下十个马赫诺匪帮的脑袋。保尔非常讨厌他。有一回，一个女团员向保尔哭诉，说法伊洛答应同她结婚，可是同居了一个星期之后就抛弃了她，现在见面时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个。法伊洛逃过了专区党委监察委员会的追查，因为那个姑娘拿不出证据。可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真的。此刻，保尔留心听着进屋的人说话，他们不知道他就在旁边，其中一个人说：

“喂，法伊洛，你那件事情怎么样？有没有搞出点新名堂？”

“你可以向我道喜了，昨天我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了。你还说这美事成不了呢。不，老弟，只要我盯上了哪个娘们，你就放心吧，我准能……”法伊洛接着说了一句不堪入耳的下流话。

保尔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是他极端愤怒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专区党委的妇女部长，是和保尔同时调到这里来的。共事期间他们成了好朋友。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共产党员，对每一个妇女，对每一个到她这里来寻求保护或征求意见的人，她都热情接待，体贴关怀。科罗塔耶娃受到专区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普遍尊敬。她还没有结婚。法伊洛说的无疑就是她。

“法伊洛，你不是在撒谎吧？她可不像那种……”

“我撒谎？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比她强的我也搞到过。只要有本事嘛。对付不同的娘们得用不同的手段。有的第二天就投怀送抱，不过说实话，这是不值钱的货。有的得追上一个月。关键是必须学会打攻心战。干什么都得有一套特殊的办法。老弟，这可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我在这方面可称得上是个专家啦。哈哈哈……”

法伊洛自鸣得意，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那群听众怂恿他继续往下讲，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细节。

保尔站起身来，攥紧拳头，只觉得心在狂乱不安地剧烈跳动。

“像科罗塔耶娃这样的女人，你想靠上帝保佑，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到手，那是白日做梦，可是把她放过去，我又不甘心，何况我还跟格里博夫打了一箱葡萄酒的赌呢。于是我就开始运用计谋。假装顺便走进她屋里，去了一趟又一趟。可她尽给我白眼。外面对我有不少闲言碎语，说不定已经传到她耳朵里去了……一句话，从侧面进攻失败了。于是我就采取迂回战术，来个迂回包抄。哈哈！……你懂吗？我跟她说，我打过仗，杀过不少人，到处流浪，吃足了苦头，可是连个贴心的女人都没给自己找到。现在我像一条狗似的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没人关心我，没人体贴我……我就这么胡诌瞎编，如此这般地一个劲诉苦。一句话，向她的弱点发起进攻。我在她身上可下了不少工夫。有一阵子我想，见他妈的鬼去吧，干脆结束这场滑稽表演。但是事关原则呀，为了原则，我不能放弃她……最后总算把她弄到手了。老天不负苦心人——真没想到，我碰上的不是个婆娘，竟是个黄花闺女。哈哈！……嘿，太有意思了！”

法伊洛还在继续讲他那令人作呕的下流故事。

保尔记不得他是怎么一下子冲到法伊洛跟前的。他愤怒地大喝一声：

“畜生！”

“你骂谁？偷听别人的谈话，你才是畜生！”

保尔大概又说了句什么，法伊洛一把抓住他的前襟，说：

“你竟敢这样侮辱我？！”

说着，他就给了保尔一拳。当时，他喝得醉醺醺的。

保尔操起一张橡木凳子，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幸亏保尔衣袋里没有手枪，法伊洛才算拣了一条命。

于是，竟然发生了这样荒唐的事：在预定动身去克里米亚的那天，保尔不得不站在党的法庭上。法庭主席要保尔谈谈冲突的经过。他讲得很平静，但是大家都能感觉到，他是在竭力克制自己。

“这里议论的这件事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当时我没能沉住气。以前我做工作，曾经拳头用得多，脑子动得少，但这样的时期早就过去了。这次又出了岔子，直到法伊洛的脑袋上挨了一下子，我才清醒过来。最近几年来，这是我唯一一次暴露出游击作风。虽然他挨打实质上是罪有应得，但我仍然谴责自己的这种行为。法伊洛的所作所为是我们共产党员生活中的一个丑恶现象。我无法理解，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同时又是一个下流的畜生和恶棍，我永远也不会与这种现象妥协。这次事件迫使我们开始讨论生活道德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

参加会议的党员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把法伊洛开除出党。卫生处长巴尔捷利克把保尔的神经系统状况向法庭做了介绍。当党的检察员建议给保尔警告处分时，与会者提出强烈反对。于是他撤回了提议。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以后，列车载着保尔向哈尔科夫飞驰。经他再三请求，专区党委同意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由那里另行分配工作。他得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鉴定，然后就动身了。阿基姆现在是乌克兰团中央书记之一。保尔去见他，向他汇报了全部情况。

阿基姆看了鉴定，见到在“对党无限忠诚”这句话之后还写着：“具有党员应有的沉着、镇静，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容易暴怒，甚至失去自制，其原因是神经系统受过严重损伤”。

“保夫鲁沙，这是份很好的鉴定，但到底还是给你写上了这么一条。你别放在心上，即使神经很健全的人，有时也难免会出这种岔子。到南方去吧，恢复恢复精力。等你回来以后，咱们再商量派你到什么地方去工作。”

阿基姆紧紧握住了保尔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