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获得了胜利。伤寒没能夺走保尔的生命。这已是他第四次死里逃生。卧床一个月之后，苍白消瘦的保尔已能够勉强站起来，颤巍巍地扶着墙壁，试着在房间里走动了。他让母亲搀扶着走到窗口，向街上望了很久。雪已开始融化，雪水汇成的小水洼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外面已经是冰雪消融的早春天气了。

紧靠窗户的樱桃树枝上，神气活现地站着一只灰胸脯的麻雀，它不时用机敏的小眼睛偷看保尔一眼。

“怎么样，冬天咱们总算是熬过来了吧？”保尔用手指敲敲窗户，低声说。

母亲吃惊地看了他一眼。

“你在那儿跟谁说话？”

“跟麻雀……它飞走了，这个小机灵鬼。”他无力地笑了笑。

到了盛春时节，保尔开始考虑回到城里去。现在他已经恢复到可以走路，不过体内总还潜伏着别的弄不清的毛病。有一天，他正在花园里散步，突然脊椎上一阵剧痛，他不禁摔倒在地。他艰难地爬起来，好不容易才挨到房间里。第二天医生给他做了详细检查，在他的脊柱上摸到一个深窝。医生惊讶地问他：

“这是怎么得来的？”

“医生，这是让公路上的石头给崩的。在罗夫纳城下，一颗三英寸口径的炮弹在我身后的公路上炸开了花……”

“那么，后来你怎么走路呢？一向没有妨碍吗？”

“没有。当时我躺了两个钟头左右，然后又继续骑马。直到现在才第一次发作。”

医生皱着眉头，仔细检查那个深窝。

“嘿，亲爱的，这东西很麻烦的。脊柱可不喜欢这样的震动。但愿它以后不要再发作。穿上衣服吧，柯察金同志。”

医生带着难以掩饰的担心，同情地看着他的病人。

回城前，保尔到阿尔焦姆家跟哥哥告了别。出来后，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松林跟前，在岔路口停下脚步。在他的右面是阴森森的旧监狱，有一道高高的尖头木栅栏把它和松林隔开。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

正是在这里，在这空旷的广场上，瓦莉亚和她的同志们被绞死了。他在原来竖绞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随后走下陡坡，来到了烈士公墓。这儿是小城的近郊，静谧而又冷清，只有松林在轻轻地低语。大地回春，空气中散发出春天泥土清新的气味。就是在这里，他的同志们英勇就义，为了使那些出生贫贱、一出生就当奴隶的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保尔缓缓地摘下了帽子。悲愤，极度的悲愤充溢在他的心中。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在临终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必须抓紧时间充分生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一次意外的悲惨事故都可能使生命突然中止。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公墓。

保尔独自到了车站。

他劝母亲不要去送行，因为他不愿意看到她在分别时流泪。

保尔要去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的克列夏季克大街上。他慢慢地沿着台阶走上天桥。周围的一切都很熟悉，没有丝毫改变。他来到克列夏契克大街，走进军区特勤部的警卫室。值班的警卫长告诉他朱赫来早就调走了。保尔大失所望，他甚至没有再询问详情，就默默地转身退出来。他突然感到非常疲乏，不得不在大门外的台阶上坐一会儿。

街上的喧闹和繁忙景象，多少减轻了他因为朱赫来不在而引起的强烈的失望情绪。他上哪里去呢？回到索洛缅卡去，那里他有许多朋友，只是太远了。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离这儿不远的大学环路上的那座房子。他现在当然应该到那儿去。本来嘛，除了朱赫来之外，他最想看望的同志不就是丽达吗？到了那儿，他还可以在阿基姆或米海洛的房间里过夜。

还在远处，他就看见了楼角上那间房子里的灯光。他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拉开了那扇橡木大门。他在楼梯上站了几秒钟。隔着房门，他听见丽达房间里的说话声，有人正在那儿弹吉他。

“呵哈！看来连吉他也让弹了，规矩松些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敲门。他感到十分激动，便紧紧地咬住嘴唇。

开门的是个陌生的青年女子，两鬓垂着鬈发。她疑惑地看着保尔。

“您找谁？”

她没有关上门。保尔瞥见房间里不熟悉的摆设和家具，心里就明白了几分，但他还是问道：

“我能见一见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吗？”

“她不住这里了。早在一月份她就去了哈尔科夫，听说又从哈尔科夫去了莫斯科。”

“那么，阿基姆同志还住在这栋楼房里吗？他也走了吗？”

“他也走了。现在他是敖德萨省团委书记。”

保尔只得转身离开。回到这座城市的喜悦心情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现在他不得不好好考虑在哪儿过夜的问题。

“照这样挨个儿找下去，就是走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人。”保尔克制着内心的苦恼，闷闷不乐地嘟哝着。不过，他还是决定再碰碰运气——找潘克拉托夫去。他就住在码头附近，去他那儿总比去索洛缅卡近得多。

他终于来到潘克拉托夫家门口，这时他已精疲力竭了。一个老太太开了门。她披着一条素色的头巾，在下巴底下打了个结。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他刚回来。您找他吗？”

她没有认出保尔，回过头去，喊道：

“伊格纳特，有人找你！”

保尔跟着她走到房间里，把布袋放在地上。潘克拉托夫咬了一口面包，从桌子旁转过身来，对客人说：

“既然是找我，你就坐下谈吧。让我先把这碗汤灌下去。从早上到现在我只喝了点白开水。”潘克拉托夫说着拿起一柄大木勺。

保尔在他旁边的一张破椅子上坐下来。他脱下帽子，照例拿它擦擦额头。

“难道我真变得这么厉害，连伊格纳特也认不出我了吗？”

潘克拉托夫喝了两勺汤，没有听见客人答话，便又转过身来，说：

“喂，说吧，你究竟有什么事？”

他手里拿着一块面包，正想往嘴里送，突然在半空停住了。他惊讶地眨巴着眼睛：

“哎……怎么回事，等等……呸，你真会胡闹！……”

看见潘克拉托夫紧张得满脸通红，保尔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是保尔！怎么回事，我们都以为你完了呢！……慢着！你到底是谁？”

听见他又喊又叫，他的姐姐和母亲都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他们三个人终于一起认出了站在他们面前的确实是保尔.柯察金。

第二天早晨，保尔醒来时，潘克拉托夫已经不在家，上码头去了。他的姐姐杜霞身体健壮，长得很像弟弟，一面招待保尔喝早茶，一面兴致勃勃地向他讲述各类琐事。

保尔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去，杜霞嘱咐他：

“别忘了，我们等您回来吃午饭。”

团省委里还跟从前一样热闹。门总是不停地又开又关。走廊上，房间里，到处是人。办公室里，不断传出打字机的滴答声。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看看能不能碰到熟人，结果一个也没看到，便走进书记办公室。

团省委书记穿着蓝色的斜领衬衫，坐在大写字台后面。他匆匆瞥了保尔一眼，又埋头继续写他的东西了。

保尔在他的对面坐下，仔细地观察着这位阿基姆的继任者。

“有什么事？”穿蓝衬衫的书记写完一页纸，打上句号，然后问保尔。

保尔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同志，需要给我恢复组织关系，再把我派回铁路工厂。请吩咐下面安排一下。”

书记把身子靠在椅背上，犹豫地回答：

“恢复你的团籍，这当然不会有问题。只是派你回铁路工厂，有点不太好办。茨维塔耶夫同志已经在那儿负责了，他是本届团省委委员。我们派你到别处工作吧。”

保尔皱了皱眉头。

“我回铁路工厂，不是去妨碍茨维塔耶夫工作的。我只是到车间去干我的老本行，而不是去当共青团书记。而且我眼下身体还很虚弱，请不要派我担任别的职务。”

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地写了几个字。

“把这个交给屠弗塔同志，他会把这件事情办妥的。”

人事处里，屠弗塔正在痛骂一个负责登记的助手。保尔听他们两个吵了一会儿，发觉这争吵一时半会还完不了，就打断了这位争得面红耳赤的人事处负责人：

“屠弗塔，待会儿你再同他争吵吧。这是书记给你的条子，先把我的证件办好吧。”

屠弗塔一会儿看看条子，一会儿看看保尔，过了好长时间才总算把事情弄明白了。他说：

“哎哟，原来你没死？现在怎么办呢？你的名字早已从团员名单上勾掉了，是我亲自把你的卡片寄到团中央委员会去的。再说，你又错过了全俄罗斯团员登记的机会。团中央的文件规定，凡是没有进行登记的人一律取消团籍。因此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按照一般的规定重新入团。”屠弗塔用一种不容辩驳的腔调说。

保尔皱紧了眉头：

“呵，你还是那个老样子，年纪轻轻，却比档案库里的老耗子还要糊涂。屠弗塔，你什么时候才能有点长进呢？”

屠弗塔一下子跳起来，好像被跳蚤咬了一口。

“我对我的工作负责，用不着你来教训我。上级指示是要我执行，不是要我违抗的。至于你骂我耗子，我可要控告你。”

屠弗塔用恐吓的口气说出最后这句话，一面示威似的拿过一堆没有拆封的信件，表示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保尔不慌不忙地朝门口走去，但是他想了一想，又转身回到桌旁，取回了放在屠弗塔面前的那张书记写的便条。

“好吧，”保尔用一种讥讽而又冷静的口吻说，“你当然可以给我扣上一顶‘破坏统计工作’的大帽子。不过我倒要请教你，如果有人事先没有向你报告就突然死了，那么你有什么妙法去处罚他们呢？要知道，这种事任何人都可能遇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病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而关于这种情况的上级指示，肯定还没有下达吧。”

屠弗塔的助手听了这话，再也无法保持中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屠弗塔手里的铅笔尖一下子折断了。他把铅笔往地上一摔，但是还没来得及回击保尔，就有一群人大声说笑着拥进了房间。奥库涅夫也在其中。他们一见保尔，又惊又喜，问长问短，说个没完。几分钟后，又有一群年轻人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是奥莉嘉.尤列涅娃。她惊喜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久久地握住保尔的手不肯松开。

保尔不得不把他的经过从头到尾重新叙述了一遍。同志们由衷的喜悦、诚挚的友谊和同情，以及热烈的握手和亲切而有力的拍肩打背，使保尔暂时忘记了屠弗塔。

最后，他终于把他和屠弗塔的谈话告诉了同志们。大伙立刻气愤地嚷成一片。奥莉嘉狠狠地瞪了屠弗塔一眼，便朝书记办公室走去。

“咱们去找涅日达诺夫！他会叫屠弗塔开窍的。”奥库涅夫说着，搂住保尔的肩膀，和大伙儿一齐跟着奥莉嘉到书记办公室去。

团省委书记宽厚地微笑着，倾听着奥库涅夫、奥莉嘉和其他人所提出的撤换屠弗塔的要求。他安慰他们说：

“恢复柯察金团籍的事是用不着讨论的，马上就可以发给他团证。我也同意你们的看法，屠弗塔是个形式主义者。这是他的主要缺点。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工作搞得相当有条理。还是让屠弗塔做下去吧。我来好好地和他谈一谈。一段时间内会有效的，以后看情况再说。”

“好的，去他的吧。”奥库涅夫同意了，“走，保尔，到索洛缅卡去。今天，我们在俱乐部召开积极分子大会。他们谁也不知道你还没死，因此我一宣布：‘现在，请柯察金同志讲话！’大家一定会大吃一惊。好小伙子，亲爱的保尔，你没有死真是太棒啦。要是你真的死了，还怎么为无产阶级做贡献呢？”奥库涅夫开玩笑地结束了这番话，然后就搂住保尔，推着他来到走廊上。

“你来吗，奥莉嘉？”

“一定来。”

潘克拉托夫一家等保尔吃午饭，但没有等到，他直到晚上也没回去。奥库涅夫把保尔带回了家。他在“苏维埃之家”有一间房子。他把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款待保尔，然后取出一堆报纸和两大本共青团区委会会议记录，放到保尔面前的桌子上，对他说：

“你最好把这些都翻一遍吧。自从你得了伤寒倒在**，已经过去了不少时间。你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做了些什么事，现在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我傍晚才能回来，那时我们再一同到俱乐部去。要是你累了，就躺下睡一会儿。”

团区委书记奥库涅夫把手里的铃摇得震天响，连那些最爱说话的人也赶紧住了嘴。

托卡列夫背后悬挂着《共产党宣言》的天才作者须发纷披如狮子一般的头像，周围镶着一个绿色松枝做成的框子。当奥库涅夫宣布开会的时候，托卡列夫凝神注视着站在后台过道上的保尔.柯察金。

“同志们，在我们开始讨论团的当前任务之前，有一位同志要求先发个言。托卡列夫和我都认为应该让他说一说。”

会场里响起赞成的喊声，于是奥库涅夫高声宣布：

“现在请保尔.柯察金讲话！”

会场里一百人中，至少有八十人是认得柯察金的。所以当大家熟悉的这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子青年出现在舞台上并开始讲话的时候，会场上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喜悦的欢呼声。

“亲爱的同志们！”

他的声音是平和的，却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激动。

“朋友们，现在我又回到你们中间，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了。回到这里，我感到非常幸福。在这里我看见了许多老朋友。在奥库涅夫那里我看了不少材料，知道咱们索洛缅卡区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团员，铁路工厂和机车库的工人也不再偷偷做私人打火机这类私活，而且从废车堆里拖出一些已经报废的火车头并进行彻底修理。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国家正在复兴，正在强大起来。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大有作为的。朋友们，难道我能在这样的时候死去吗？”说到这里，他两眼闪闪发光，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保尔在一片欢呼声中走下舞台，朝安娜和塔莉亚坐的地方走去。他很快地和几个人握了手。朋友们往一起挤了挤，让保尔坐下。塔莉亚把手放到保尔的手上，用力紧紧地握住它。

安娜两眼睁得大大的，睫毛微微颤动，眼睛里流露出惊喜和欢迎的神情。

日子飞一样地过去了。每一天都不同寻常。每一天都带来新鲜事物。每当保尔早晨拟订他当天的工作计划时，他总是为时间不够用而苦恼。预定要做的事总有一部分做不完。

有一天，茨维塔耶夫走进车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全体共青团员和三十几个非团员正在擦洗窗户和机器，刮掉多年积留下来的油垢，清除废物和垃圾。保尔正手握大拖把使劲地擦洗水泥地面上的油垢。

“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呢？”茨维塔耶夫一时摸不着头脑，这样问保尔。

“我们不愿意在肮脏的地方干活。这儿已经二十年没人打扫过了，我们打算在一周之内把它变成一个新车间。”保尔简短地回答。

茨维塔耶夫耸耸肩膀走了出去。

这些电气工人并不满足于打扫车间，他们又动手清理院子。这个大院子早就变成了堆垃圾的地方，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几百个轮轴、堆积如山的废铁、钢轨、连接板、轴箱等等——成千上万吨钢铁放在露天里生锈、腐烂。一星期后，当总工程师斯特里日来到这里的时候，整个车间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了。由于擦掉了多年积累的油垢和灰尘，阳光透过带铁栏的大玻璃窗射进宽敞的机器房，照得柴油机上那些擦干净了的铜质部件闪闪发亮。机器的大部件都刷上了绿油漆，有人还在轮辐上精心地画上黄箭头。

“嗯……好……”斯特里日惊讶地说。

在车间远处的角落里，有几个人正在做扫尾工作。斯特里日朝他们走去。保尔恰好提了满满一桶调好的油漆迎面走来。

“等一等，亲爱的。”总工程师叫住了他，“我很赞赏你们这么做。不过，是谁给你们的油漆？要知道，不经我批准，不许动用油漆。这是紧缺物资。油漆机车的部件，比你们现在干的事情要重要得多。”

“油漆是我们从扔掉的空油漆筒里刮下来的。我们刮了两天，攒了二十五六磅。总工程师同志，这并不违反规章制度。”

总工程师又嗯了一声，他已经有些难为情了。

“既然这样，你们就干吧。嗯……不过这倒挺有意思……你们这种……怎么说好呢？这种主动搞好车间卫生的积极性该怎么解释呢？这些活你们都是在业余时间干的，对不对？”

保尔从总工程师的语气里觉察到他确实不太理解，便回答说：“当然。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是呀，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

“您的问题就在这个‘不过’上，斯特里日同志。谁跟您说过，布尔什维克会放着垃圾不管呢？您等着瞧吧，我们干的范围还要扩大。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事情让您吃惊呢。”

保尔小心翼翼地绕过总工程师，不让油漆蹭到他身上，然后朝门口走去。

一个星期之后，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区党委各个办公室都安静下来了。但是托卡列夫还没走。他坐在一张靠椅上，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些新材料。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进来！”托卡列夫说。

保尔走了进来，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

“大叔，这是我要负起责任来的保证。我觉得是时候了。要是你同意的话，请给予支持。”

托卡列夫看看表格的标题，又凝视了这个年轻人几秒钟，然后默默地拿起钢笔。在介绍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同志加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介绍人党龄一栏里，用刚劲的笔迹填上了“1903年”几个字，又在旁边一丝不苟地签了名。

“填好了，孩子。我相信你永远不会叫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丢脸。”

每天晚上保尔都到公共图书馆去，一直待到深夜才走。他和三位女图书管理员都混熟了，便向她们展开宣传攻势，终于得到她们的同意，可以随意翻阅各种书籍。他把扶梯靠在那巨大的书橱前面，一连几小时地坐在上面，一本接一本地翻阅和寻找着感兴趣的和有用的书。图书馆的书大部分是旧的。只有一个小书橱里放着为数不多的几本新书。其中有一些是偶然收集来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小册子，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杰克.伦敦的《铁蹄》以及其他一些书。他总是把那些最有意思的和性质相近的书摆在一起。

有一天晚上，保尔在去图书馆的路上遇见了卡秋莎.泽列诺娃。她紧紧抓住保尔上衣的袖口，挡住他的路，开玩笑地说：

“你往哪儿跑，大政治家兼教育部长？”

“到图书馆去，老大娘，给让条路吧。”保尔学着她的腔调回答。他轻轻地抓住她的肩膀，小心地把她推到一旁。卡秋莎推开他的手，和他一起并肩走着。

“听着，保夫鲁沙！你也不能老是学习呀！……哦，对了，咱们今天去参加晚会吧，你看好吗？大伙今天在济娜.格拉德什家里聚会。姑娘们早就要我带你去了，可你光顾搞政治。难道你就不想玩一玩，高兴高兴？”卡秋莎一个劲地劝他。

这个长着一双大眼睛的油漆工卡秋莎是位好同志，也是一位挺不错的共青团员。保尔不愿意让她扫兴，于是就答应了她的请求，虽然感到有点别扭和不习惯。

火车司机格拉德什家里挤满了人，热闹非凡。大人们为了不妨碍青年人，都躲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在这个大房间里和通往小花园的走廊上，聚集了十五六个姑娘和小伙子。当卡秋莎领着保尔穿过花园踏上走廊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玩一种叫作“喂鸽子”的游戏了。走廊正中间背靠背地放着两把椅子。由一个女孩做主持人，她喊出两个名字，被点到名的小伙子和姑娘就坐到椅子上。接着她又喊：“喂鸽子！”背靠背坐着的两个年轻人便向后扭过头，嘴唇碰在一起，当众接吻。后来又玩“抛戒指”“邮差送信”，每一种游戏都少不了接吻。尤其是“邮差送信”，为了避开大家的目光，接吻的地点从明亮的走廊转移到暂时熄了灯的房间里。如果有谁对这些游戏感到不满足，他们还可以玩另外一种名为“花弄情”的纸牌游戏，在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上恰好给他们准备了这样一套纸牌。保尔旁边坐着一个名叫穆拉的女孩子，十六七岁，一双蓝眼睛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递给他一张纸牌，轻声说：

“紫罗兰。”

几年以前，保尔见识过这样的晚会。尽管当时他自己没有直接参与，可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当的娱乐。但是现在，当他同小城市里的小市民生活永远断绝了关系之后，这样的晚会在他看来就未免有点荒唐可笑了。

不管怎么说，一张“花弄情”的纸牌已经到了他的手里。

他看见在“紫罗兰”牌的背面写着：“我很喜欢您。”

保尔看了看姑娘。她迎着他的目光，并不感到害羞。

“为什么？”

这个问题有点不好回答，不过穆拉早已想好了答案。

“蔷薇。”她递给他第二张纸牌。

“蔷薇”的背面写着：“您是我的意中人。”保尔面对着姑娘，尽量把语气放温和些，问道：

“你为什么要玩这种无聊的把戏呢？”

穆拉窘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难道您不喜欢我的坦率吗？”她撒娇地噘起了嘴唇。

保尔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不过他很想知道与他谈话的女孩究竟是什么人。于是他提了几个姑娘乐意回答的问题。几分钟后，他已经了解到穆拉在七年制中学上学，父亲是车辆检查员。她早就认得保尔，并且有意和他做朋友。

“你姓什么？”保尔问。

“姓沃伦采娃，名字叫穆拉。”

“你哥哥是不是机车库的团支部书记？”

“是的。”

这下保尔弄清楚了他在跟谁打交道。沃伦采娃是区里最积极的共青团员之一，显然他不太关心妹妹的成长，因此她渐渐变成了一个平庸的小市民。最近一年来，她像着了迷似的参加女友们举办的这类接吻晚会。她曾在哥哥那里见到过保尔几次。

现在，穆拉已经感到她身旁的这个人不赞成她的行为，所以当别人招呼她去“喂鸽子”时，她察觉到保尔嘲笑的表情，便坚决拒绝了。

他们又坐了几分钟。穆拉把自己的事情讲给他听。这时，卡秋莎走到他俩面前，问：

“手风琴拿来了，你拉吗？”她调皮地眯起眼睛，看看穆拉，“怎么，你们已经认识了？”

保尔让卡秋莎在身旁坐下，在周围的一片谈笑声中对她说：

“我不拉了，我和穆拉马上就走。”

“哎哟！这么说是玩腻了吧？”卡秋莎意味深长地拖长了声调。

“对，腻了。你说说，这儿除了你和我，还有别的共青团员吗？也许只有咱们两个加入了这‘养鸽者’的行列吧？”

卡秋莎以一种和解的口吻说：

“这些无聊的游戏已经结束了。马上就开始跳舞。”

保尔站了起来。

“好吧，老大娘，你跳吧，我和沃伦采娃还是要走的。”

一天晚上，奥库涅夫难为情地在保尔床前转来转去，最后坐到床沿上，用手捂住保尔正在看的一本书，说：

“保尔，有件事得告诉你。一方面，这好像是小事一桩，但从另一方面说呢，又完全相反。我跟塔莉亚.拉古京娜之间不知怎么就好上了。你看，一开头是我挺喜欢她，”奥库涅夫抱歉地搔了搔头，但是看到保尔并没有笑他的意思，就鼓起勇气，说：“后来塔莉亚对我……也有点那种感觉了。总而言之，我用不着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你，一切都明摆着，不说也清楚。昨天我俩决定共同生活，品尝一下它的甜蜜和幸福。我二十二岁，我们俩都已成年。我想在平等的基础上跟塔莉亚建立共同生活，你看怎么样？”

保尔沉思了一会儿，说：

“尼古拉，我能说什么呢？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一样的出身。其他方面也很般配，塔莉亚又是一位再好不过的姑娘……你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天，保尔就把自己的东西搬到机车库的集体宿舍去了。几天后，同志们在安娜那儿举行了一个不备食物和饮料的、共产主义式的晚会，庆贺塔莉亚和奥库涅夫的结合。晚会上，他们追忆往事，朗诵读过的最感人作品的片断。他们合唱了许多歌曲，而且唱得非常好。战斗的歌声传向远方。后来，卡秋莎.泽列诺娃和穆拉.沃伦采娃拿来了手风琴。于是，房间里响起深沉浑厚的男低音和手风琴银铃般清亮的旋律。这天晚上，保尔演奏得分外精彩。等到瘦高个的潘克拉托夫出人意料地跳起舞来，保尔更是忘却一切，他舍弃了时新的格调，如同烈火冲天一般，激昂奔放地演奏起来：

哎哩，父老乡亲，

坏蛋邓尼金好不伤心，

因为西伯利亚的肃反人员，

让高尔察克送了命……

手风琴声描述着往事，描述着战火纷飞的岁月以及今日的友谊、斗争和欢乐。当手风琴转到沃伦采娃手里，奏起紧张热烈的“小苹果”舞曲时，有一个人随着乐曲，旋风般地跳起狂热的切乔特卡舞。这个人并非别人，正是保尔.柯察金。他跺着脚，跳得如痴如醉。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狂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