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朱赫来一行人走近了小山包。斜坡上的人看见了他们。

“瞧，谁来了？”在铁路工厂当过镟工的彼得卡.特罗菲莫夫是个斜眼小伙子，穿着露出胳膊肘的破绒线衫。他用胳膊肘捅了保尔一下，指着坡下的人喊道。

保尔连铁锹也没扔，马上朝斜坡下跑。他的两只眼睛在军帽帽檐下面热情地微笑着。朱赫来紧紧握住他的手，握的时间比握谁的手都长。

“你好哇，保尔。瞧你穿了这么一身胡拼乱凑的衣服，差点认不出你来了。”

潘克拉托夫苦笑了一下，愁眉不展地对阿基姆说：

“他那五个脚趾头倒是步调一致，总是整齐地露在外面。而且，开小差的家伙还偷走了他的大衣。幸亏跟他一个公社的奥库涅夫把自己的短上衣送给了他。不过没关系，保尔是一个热血青年。他还可以在水泥地上躺上一两个星期，铺不铺麦秸都一个样，然后，他还可以躺到棺材里去。”

眉毛漆黑、鼻子微翘的奥库涅夫调皮地眯缝起双眼，反驳说：

“我们才不让保尔完蛋呢。我们可以推选他去当厨子，作奥达尔卡的一名后备军。只要他不是傻瓜，在那里他不但可以吃得饱，还可以睡得暖——愿意挨着火炉也行，愿意挨着奥达尔卡也行。”

一阵开心的哄笑淹没了奥库涅夫的话。

这是他们今天第一次大笑。

朱赫来察看了小山包，然后和托卡列夫、帕托什金坐上雪橇到伐木场去了一趟，接着又转了回来。大伙仍旧在小土坡上顽强地挖着土。朱赫来看着闪光的铁锹，看着弯着腰紧张劳动的人群，低声对阿基姆说：

“用不着开群众大会了。这里谁也用不着鼓动。托卡列夫，你说的对，他们真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朱赫来看着这些挖土的人，眼睛里流露出钦佩、爱护和自豪的神情。就在不久之前，在反革命叛乱的前夜，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曾经背起钢枪战斗；而现在，他们又都怀抱着共同的志向，要把钢铁动脉通到堆放大量宝贵木材的森林里去。木材可是温暖与生命的源泉啊。

板棚里，阿基姆做了简短讲话之后，朱赫来接着发言。在亲切的交谈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个小时。朱赫来告诉大家，原定的工程期限不能改变，必须在一月一日之前完工。他说：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按战时状态进行工作。全体党员编成一个特勤中队，杜巴瓦同志担任中队长。六个筑路队，都要担负一定的任务。尚未完成的工程平均分成六段，每队承包一段。全部工程必须在一月一日以前完工。提前完成任务的小队，可以回城里休息。此外，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要向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报，给这个小队的优秀工人颁发红旗勋章。”

各小队的队长已经派定：第一小队是潘克拉托夫同志，第二小队是杜巴瓦同志，第三小队是霍穆托夫同志，第四小队是拉古京同志，第五小队是柯察金同志，第六小队是奥库涅夫同志。

“至于筑路工程的总负责人，”朱赫来在发言结束时宣布，“也就是整个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总负责人，当然继续由不换班的安东.尼基福罗维齐.托卡列夫同志担任。”

仿佛群鸟振翅起飞，响起一阵噼啪噼啪的掌声。一张张严肃的面孔都露出了笑容。朱赫来一向很严肃，最后说的这句话却既亲切又诙谐，使一直在注意听他讲话的人全都轻松地笑了起来。

二十来个人一齐去送阿基姆和朱赫来上轧道车。

在和保尔话别的时候，朱赫来看见他那只灌满雪的套鞋，低声说：

“我给你捎双靴子来。你的脚还没有冻坏吧？”

“好像已经冻坏了，两只脚都肿起来了，”保尔回答。接着他想起一个心中老早就有的要求，便拉住朱赫来的袖子，说：“你能不能给我几发子弹？我只剩下三发能用的了。”

朱赫来抱歉地摇了摇头，但是他看到保尔失望的眼神，就立刻毫不犹豫地解下了自己的毛瑟枪。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保尔开头简直不相信他已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礼物，但是朱赫来已经把枪带挂在他的肩膀上。

“拿去吧，拿去吧！我知道你早就盯上它了。不过要多加小心，别伤了自己人。这里还有满满的三夹子弹，也给你啦。”

许多双羡慕的眼睛齐刷刷地盯向保尔。有人喊：

“保尔，咱俩交换，我给你一双靴子，外加一件短皮袄。”

潘克拉托夫朝他后背推了一下，开玩笑似的说：

“小鬼，你拿它换一双毡靴吧。再穿着那只套鞋，你休想活到今年圣诞节。”

这时候，朱赫来已经一只脚踏在轧道车的踏板上，正在给保尔开持枪许可证。

自从朱赫来走后，各筑路队展开了一场争取首先完成任务的顽强竞赛。离天亮还很早，保尔就悄悄地起了床，谁也不惊动，艰难地挪动着在冰凉的地面上冻僵了的双脚，走到厨房。他烧开了一桶沏茶用的水之后，才回去叫醒同小队的伙伴。

等到其他各队的人都醒来时，天已经亮了。

在板棚里吃早点的时候，潘克拉托夫挤到杜巴瓦和他兵工厂的伙伴们的桌子跟前，激动地说：

“米佳伊，看见没有？保尔那家伙，天还没亮就把他那伙人叫起来了。现在他们也许已经筑好十俄丈了。伙伴们都说，他把他队里由铁路工厂来的人鼓动得雄心勃勃，夸口说要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就铺完他们那一段。他想把咱们大伙都给比下去。但是，对不起，谁胜谁负还得走着瞧！”

杜巴瓦苦笑了一下。他十分清楚为什么铁路工厂那一队的行动会使这个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如此坐立不安。就连他杜巴瓦，也受到好朋友保尔的一记闷棍：这个保尔竟一声不响，就向各队挑战了。

“这真是朋友归朋友，各自显身手。这是关系到‘谁战胜谁’的问题。”潘克拉托夫说。

暴风雪突然袭来。灰色的阴云布满天空，低低地压着地面缓缓移动。大雪纷纷飘落下来。晚上刮起了狂风，烟囱里发出呜呜的怒吼。狂风追逐着在树林中飞速盘旋、飘忽不定的雪花儿，凄厉的呼啸声搅得整个森林惊恐不安。

保尔的小队在自己的地段上清扫积雪。直到这时保尔才体会到，寒冷给人造成的痛苦是多么难以忍受。奥库涅夫给他的那件旧上衣一点也不暖和，脚上那只旧套鞋老往里灌雪，并且好几次掉在了雪堆里。另一只脚上的靴子也时刻面临着掉底的危险。而且，因为睡在水泥地上，他脖子上长了两个大毒疮。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送给他当围巾。

保尔两眼通红，骨瘦如柴。他疯狂地用一把大木锹铲着雪。

这时，一列客车慢慢地爬进了车站。火车头喘着气，好不容易才把它拖到这里。它的煤水车上一块木材也没有，炉膛里的火苗也很微弱。

司机冲着站长喊道：

“给我们木柴，我们就开走。要是不给的话，趁着它还能动弹，让我停到侧线上去。”

列车开到侧线上去了。他们把停车的原因通知了沮丧的旅客。挤得满满的车厢里顿时响起一片叹息声和咒骂声。

“你们去跟那个老头商量商量，就是在站台上走着的那个，他是工地的负责人。工地上有当枕木用的木头，他可以下令用雪橇运些木头来给火车头用。”站长给乘务员们出主意。他们立刻迎着托卡列夫走去。

“我可以给你们木柴，但是不能白给。要知道，这是我们的筑路材料。现在工地被雪封住了。你们车厢里有六七百个乘客。妇女和小孩可以留在车里，其他人都得拿起铁锹来铲雪，一直做到晚上。如果他们答应这样做，就可以得到木柴。要是不愿意干，就让他们在这儿坐等到过年吧。”托卡列夫对乘务员们说。

“瞧，弟兄们，来了这么多人！哦，还有女的呢！”保尔听到背后有人惊奇地喊。

保尔回过头去。

“这里有一百人交给你，分配他们干活吧。看着点，别让他们偷懒。”托卡列夫走到保尔跟前说。

保尔给这些新来的人派了活。有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身穿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头戴一顶暖和的羔皮帽，非常愤怒地转动着手上的铁锹。他旁边站着一个青年女子，头戴海狗皮帽子，帽顶上还带着一个小绒球。他抗议般地对这女子说：

“我才不铲雪呢，谁也没有权利强迫我干这个。我是一个铁路工程师，要是请我领导工作，我倒可以答应。但是铲雪的事情，绝不是你我分内的事，没这条规定。这老头子违法行事，我要控告他。谁是这里的工长？”他问身边的一个工人。

保尔走上前去：

“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

那男子用轻蔑的眼光把保尔从到脚打量了一番。

“您是什么人？”

“我是工人。”

“那么，我跟您没什么可谈的。把工长给我叫来，或者别的负责人……”

保尔怒视着他说：

“不想干活可不行。车票上没有我们的签字，您就别想上车。这是工地主任的命令。”说完保尔又问那女子：“您呢，女公民，您也拒绝干活吗？”但是，霎时间他愣住了，因为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冬妮亚.杜曼诺娃。

她好不容易才认出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就是保尔。保尔身上穿着又破又旧的短褂，脚上穿着两只稀奇古怪的鞋子，脖子上围着一条脏毛巾，脸好久没洗了。只有他那双眼睛，还跟从前一样炯炯有神。这正是他的眼睛。就是这个像叫花子一样的衣衫褴褛的人，不久以前还是她所爱的！世事变化得多么快啊！

冬妮亚不久之前结了婚，现在随同她丈夫到一个大城市去。她丈夫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担任要职。她想不到竟会在这样的情境下遇到她少年时代的恋人。她甚至觉得不便和他握手。她的瓦西里会怎么想呢？保尔竟潦倒到如此地步，真叫人心痛啊。显然，这个青年火夫除了挖土之外不会有更大的长进了。

她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窘得满脸通红。那个铁路工程师气疯了，这衣衫褴褛的臭小子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在他看来，这实在是太无理了。他把铁锹往地上一扔，走到冬妮亚跟前，说：

“冬妮亚，咱们走吧。这个拉查隆尼，我瞧着就气不打一处来。”

保尔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知道拉查隆尼是什么人。

“假如我是拉查隆尼，那你就是未被消灭的资产阶级。”他粗声粗气地回敬道。接着，他把目光转向冬妮亚，冷冷地对她说：“杜曼诺娃同志，拿起铁锹，站到队伍里去吧。别学这个胖水牛的样。请原谅我这么说，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人。”

保尔看着冬妮亚那双长筒皮套靴，冷笑了一下，随口补充道：

“我劝你们最好别留在这儿。前几天，匪徒刚刚光顾过。”

他转身向自己的工作队走去，他那套鞋在走路的时候啪啦啪啦地直响。

他最后这几句话显然对那个工程师产生了影响。

冬妮亚终于说服了他一起去铲雪。

傍晚收工后，人们都向车站走去。冬妮亚的丈夫匆忙走在前头，打算在车厢里占个好位子。冬妮亚停住脚步，让其他人先过去。走在最后面的是保尔，他已经疲惫不堪，一边走一边拄着铁锹。

“保夫鲁沙，你好！”冬妮亚跟他并排走着，说，“老实说，看到你这种样子，我真感到很意外。难道你不能在现政府里弄一个比挖土好一点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了委员或是相当于委员的首长呢。你的生活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

保尔站住脚，惊奇地看了她一眼，说：

“我也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这么酸臭。”

冬妮亚的脸一直红到耳根。

“你还是这么粗鲁！”

保尔把铁锹扛到肩上，迈开大步向前走。走出几步之后，他才回答说：

“不，杜曼诺娃同志，坦率地说，我的粗鲁比你所谓的礼貌要好得多。你用不着担心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过得挺好。但是你的生活却变得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两年以前，你还好些，那时候你还敢和一个工人握手。可是现在呢，你浑身都发出樟脑丸的味道。说句心里话，现在我跟你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

保尔收到他哥哥阿尔焦姆的来信。信上说他就要结婚，让保尔无论如何回去一趟。

一阵风吹走了保尔手上的白色信纸，它像鸽子一样飞上天空。他不能去参加哥哥的婚礼。现在怎么能离开工地呢？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大熊已经赶上他这一队了，他们突进的速度简直叫大家目瞪口呆。这个码头工人正在拼命地争第一名，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惯有的沉着，不断地鼓动他队里的“码头工人”用一种疯狂的速度去干活。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手烤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来了。他见过托卡列夫后，就到工地找保尔。他们亲热地互相问了好。接着，克拉维切克笑眯眯地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瑞典制的漂亮的黄面皮里短大衣，用手拍拍那富有弹性的皮面，对保尔说：

“这是给你的。猜不出是谁送的吧？……呵，你这傻瓜，好好想一想吧！这是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送的，为的是不让你这蠢驴子活活冻死。这本来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礼物，她接到手时立刻就交给我，说给柯察金捎去吧。阿基姆曾经对她说过，你在冰天雪地中只穿一件单衣干活。这倒叫奥利申斯基的鼻子有点皱起来了。他说：‘我可以另外送一件军大衣给那位同志嘛。’但是丽达笑着说：‘不必了，他穿短的干活更方便。’这就是那件皮大衣，拿去吧。”

保尔惊讶地捧着这件珍贵的礼物，过了一会儿，才犹犹豫豫地把它穿到冻得冰凉的身上。那柔软的皮毛立刻使他的后背和前胸都感到暖烘烘的。

丽达在日记里写道：

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雅尔卡送回城里。其中有奥库涅夫。我去了一趟车站，看见从哈尔科夫开来的列车的连接板上抬下来几具僵硬的尸体。连医院里都没有暖气供应。可恶的暴风雪！它要刮到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十二月二十四日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消息证实了：昨夜奥尔利克匪帮倾巢出动，袭击了博雅尔卡工地。双方交战了两小时。匪帮切断了电话线，所以今天早晨朱赫来才得到确切消息。匪徒被击退了。托卡列夫受了伤，子弹击穿了他的胸膛。今天将把他送回来。昨夜担任警卫组长的克拉维切克被刀砍死了。是他最先发现匪徒并鸣枪报警的。他一边往回跑，一边射击进攻的敌人，但是还没来得及跑到学校，就被砍死了。筑路队里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工地上驻有一列装甲列车和两个骑兵中队。

潘克拉托夫升任筑路队队长。白天普兹列夫斯基团在格卢鲍基村追上了一部分匪徒，把他们一个不剩地砍死了。筑路工地一些非党团人员，来不及等火车，就沿着铁路线步行回城里来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受伤人员都已运到，被安置在医院里。医生答应救活托卡列夫。他依旧昏迷不醒。其他人已没有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博雅尔卡的来电：“为了回答匪帮的袭击，我们——轻便铁路的建设者，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和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在这里召开大会，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排除一切困难，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材运到城里。我们将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记录别尔津。”

我们以军礼在索洛缅卡安葬了克拉维切克。

盼望已久的木材已经近在咫尺。但是筑路进度特别缓慢，因为伤寒病每天要夺去几十双有用的手。

有一天，保尔像喝醉酒似的，两腿发软，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发烧已经好几天了，但是今天的热度比以往哪天都高得多。

那吮吸着筑路队血液的肠伤寒也在悄悄地向保尔本人进攻，但是他健壮的身体仍在抵抗它。一连五天他都强打精神，挣扎着从铺着麦秸的水泥地上爬起来，跟别人一道去上工。但是无论是那件暖和的皮短大衣，还是朱赫来送给他的那双已经套在冻坏的双脚上的毡靴，都帮不上他的忙了。

他每走一步，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一下他的胸口。他浑身发冷，上下牙直打架，两眼发黑，只觉得树木像旋转着的木马似的围着他直打转。

他好不容易才走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他仔细一看，只见站台旁边停着一列跟站台一样长的平板列车，上面装着小火车头、铁轨和枕木，许多随车同来的人正在忙着卸车。他又向前走了几步，身子便失去了平衡。他只觉得头一晕，就栽倒在地上。积雪贴着他那灼热的脸颊，他觉得很舒服。

几个小时以后才有人偶然发现他，把他抬进板棚里。柯察金呼吸困难，已经认不出周围的人了。从列车上请来的医生说：“大叶性肺炎兼肠伤寒。体温四十一点五度。至于关节炎和脖子上的两个毒疮，那倒不值一提了。光是上面那两种主要病症，就足以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来的杜巴瓦都尽全力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护送保尔回家乡。

幸亏柯察金那一队的队员全体出动，更主要的是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施加了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科汉斯基和昏迷不醒的保尔硬塞进挤得满满的车厢里。车上的乘客怕他得的是具有传染性的斑疹伤寒，死也不肯让他们上车。有人甚至威胁说，只要车一开动，他们就把病人扔下去。

霍利亚瓦挥动着他的手枪，指着那些人的鼻子怒吼：

“这个病人不传染！哪怕把你们统统赶下车，也得让他走！你们这些自私自利的家伙，记住，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动他一下，就把你们全赶下车扣押起来。给你，阿廖沙，这是保尔的盒子枪。要是谁敢碰他，你就对准谁开枪。”霍利亚瓦为了吓唬那些人，又加上这么一句。

列车开动了。在空空的月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跟前说：

“你说，他能活吗？”

没有回答。

“走吧，德米特里，这件事只能顺其自然了。现在一切都得咱们负责了。必须连夜卸下机车，明天早晨就试车。”

霍利亚瓦给沿线各站每个肃反工作同志打电话，反复请求他们不许乘客把生病的柯察金抬下车。直到每个朋友都答应绝对办到之后，他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上，一个不知姓名的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的尸体被大家从客车里抬到了月台上。他是谁，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车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请求，慌忙跑到车厢跟前阻止，但是看到这个年轻人确实已经死亡，只好叫人把他抬到车站的停尸房里。

他们立刻打电话给博雅尔卡的霍利亚瓦，把他那么关切的那个青年同志的死讯告诉了他。

博雅尔卡发了一个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报告保尔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重病的保尔送到家里，接着，他自己也得了伤寒病躺倒了。

以下是丽达的又一篇日记。

一月九日

我为什么这样难过？在坐下动笔之前就大哭了一场。谁会想到丽达竟会失声痛哭，而且哭得这么伤心！难道眼泪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象征吗？今天流泪是因为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悲痛。为什么我会感到悲痛呢？今天本是喜庆的日子。可怕的严寒已经被战胜，铁路的各个车站堆满了宝贵的木材，我也刚开完庆祝胜利的大会回来。那是市苏维埃为表彰筑路英雄们而举行的扩大会议。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会感到悲痛呢？我们胜利了，但是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柯察金。

保尔的死使我发现了真情：他对于我，比我原先所想的更加珍贵。

日记就写到这里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提笔写下一篇。明天我要写信到哈尔科夫，告诉他们我同意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