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赫来一边思索着，一边从嘴边取下短短的烟斗，小心地用指头按了按隆起的烟灰。烟斗已经灭了。

屋子里有十几个人在吸烟，灰色的烟雾如浮云一般在毛玻璃的吊灯罩下面盘旋，在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坐椅上方缭绕。围在桌子四周的人，宛如笼罩在轻烟薄雾中。

“你们看，”朱赫来用手指着打开的地图，“这是博雅尔卡站。离车站七俄里的地方是伐木场。这里堆积着二十一万立方米的木材。一支伐木大军在这儿做了八个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结果我们被出卖了，铁路和城市还是得不到燃料。木材要从六俄里外的地方运到博雅尔卡站。即使用五千辆马车搬运，并且按一天运两趟计算，至少也需要一个月。最近的一个村庄远在十五俄里以外。而且，奥尔利克匪帮又经常在这一带出没……这意味着什么，你们明白吗？……瞧，按照原计划，伐木应该从这儿开始，然后向车站方向推进。但是这些混蛋却向森林深处伐过去。他们算得很准，知道咱们无法把伐倒的木材运到铁路沿线。事实上，我们连一百辆马车也弄不到。他们就是这样来打击咱们的！……这手段跟暴动一样厉害。”

朱赫来紧握的拳头沉重地落在地图上。

虽然朱赫来没有明说，但是十三个人都能想象得到日益逼近的恐怖。冬天就要到了，医院、学校、机关以及成千上万的居民都将遭受严寒的侵袭。车站上挤满了人，像一窝蚂蚁，火车每星期却只能开一次。

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朱赫来松开拳头说：

“同志们，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在三个月之内，从博雅尔卡站到伐木场修筑一条轻便铁路，全长七俄里，要在一个半月以内就修到伐木场的边缘。这件事情我已经琢磨了一个星期。要想完成这项工程，”朱赫来干燥的嗓子变得沙哑了，“就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在普夏-沃季查有现成的铁轨和七个火车头，是那里的共青团员们从仓库里清理出来的。因为战前曾经计划从那儿铺一条轻便铁路到城里来。不过，工人们在博雅尔卡没有地方住，当地只有一座破房子，是以前的林区小学。工人们只能分批派去，每两星期轮换一次，时间再长会挺不住。阿基姆，咱们把共青团员派上去，你看怎么样？”

朱赫来没等回答，又继续说：

“共青团应当把能派的人都派过去。第一批先派索洛缅卡区的团员以及城里的一部分团员。任务异常艰巨，但是只要向同志们说明白，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全城和铁路，他们一定会干好的。”

铁路管理局局长怀疑地摇了摇头，有气无力地说：

“这种办法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在这么荒凉的地方铺一条七俄里的铁路，现在又是秋天，经常下雨，不久就要上冻。”

朱赫来看也没看他一眼，毫不客气地说：

“安德列.瓦西里耶维奇，你本应该多关心一下伐木工作。这条铁路支线一定要修成。咱们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干等着被冻死。”

最后几只工具箱已经搬上了火车。乘务员们也各就各位了。天空下着毛毛细雨。丽达的皮夹克湿得发亮，雨珠像小玻璃球一样从衣服上滚下来。

丽达前来送行，她紧紧握住托卡列夫的手，轻声说：

“祝你们成功。”

老人的两眼从灰白色的眉毛下面亲切地看了看她。

“是呵，他们存心给咱们找麻烦。”老人嘟哝了一句，同时把心里想到的话说了出来，“不过，你们在这里可得多留点儿神！要是有什么麻烦事，你们可要马上督促一下。好啦，姑娘，我该上车啦。”

托卡列夫裹紧了短外衣。就在他临上车前，丽达仿佛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怎么，难道柯察金不跟你们一道去吗？我怎么没有看见他。”

“他昨天就和技术指导员坐轧道车为我们打前站去了。”

扎尔基和杜巴瓦沿着月台匆匆地朝这边走来，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安娜.鲍哈特。丽达注视着他们三个渐渐走近，又向托卡列夫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保尔在你那里学得怎么样？”

托卡列夫莫名其妙地看了她一眼：

“什么学习？那小伙子不是你在辅导吗？他常跟我提到你，夸起来没个完。”

丽达听着，有点不大相信他的话。

“托卡列夫同志，你说的是真的吗？他说跟我学了之后，总得找你补课的。”

老头子笑了起来。

“找我补课？……我连他的人影也没有见过。”

汽笛响了。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道：

“喂，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放我们的老伯伯上车吧。这样不行啊！没有他，我们还能干什么呢？”

秋雨打着人的脸。一团团深灰色的雨云，在低空缓缓移动。秋深了，森林里一望无际的林木已经光秃秃的，老榆树郁郁不乐地站着，满身的皱纹都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天剥去了它们的盛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子站在那里。

小车站孤零零地隐在树林里。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装卸货物的石砌月台一直通到森林里。人们像蚂蚁一样在新修的路基周围忙碌着。

讨厌的粘泥在靴子底下唧吧唧吧直响。路基两旁的人们疯狂地挖着土。铁器发出沉闷的撞击声，铁锹碰着石头，砰砰直响。

细雨像筛子筛过一般不停地洒下来，寒冷的雨水浸透了衣服。雨水冲坏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像稠粥一样从路基上流淌下来。

衣服都淋透了，变得冰冷沉重。但是，人们每天一直干到很晚才收工。

新筑的路基一天天向密林深处延伸。

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立着一座石头房子的空架子。里面凡是可以搬动或拆卸的东西，都被土匪抢走了。门窗变成了大洞小洞，炉灶的铁门变成了黑窟窿。从屋顶的破洞里看得见桁架和椽子。

唯一未遭劫难的东西就是四间宽敞房子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个人穿着沾满泥浆的湿衣服，躺在这块地上睡觉。大家都在门口拧衣服，泥水从衣服上流下来。他们使劲地咒骂着恶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水泥地上薄薄地铺着一层麦秸，大伙儿紧紧地挤着睡，竭力想用体温来相互取暖。衣服冒热气了，但是它从来也没焐干过。雨水渗过遮挡窗洞的麻袋，流淌到地上。雨点像敲鼓似的击打着屋顶上残存的铁皮，冷风不停地从破门外面灌进来。

厨房在一间东倒西歪的板棚里。早上大家在这里喝了茶，就到路基上去干活。午饭每天都是单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像煤一样黑的面包。

但是城里能供应的只有这么些东西。

工程队以无比的顽强忍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保尔费了好大劲才把他的一只脚从黏糊糊的泥里拔出来。他觉得脚底下刺骨的冷，这才明白，他那只破靴底已经整个掉下来了。自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他就吃够了这双烂皮靴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一直往里灌泥浆。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完全掉了，他只得赤脚踩在冰冷刺骨的泥浆里，这就让他干不成活了。他从泥里捡起破靴底，失望地看着它，忍不住违反了不再骂人的誓言。他拎着破靴子跑到厨房里，坐在行军灶旁边，解开沾满泥浆的包脚布，把那只冻得发麻的脚伸到炉子旁边。

养路工的妻子奥达尔卡在这儿给厨师打下手。她正在案板上忙着切甜菜。她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道：

“怎么？等饭吃了？还早了点吧？小伙子，谁都可以看出你是偷懒溜过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到哪里去了？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她教训着柯察金。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我的一只靴子完全烂掉了。”保尔解释了他到厨房里来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那只破得不成样子的靴子，对奥达尔卡点点头，然后对保尔说：

“她的丈夫是半个鞋匠，他会帮你缝起来的。没有靴子穿，弄得不好，会丢命的。”

奥达尔卡听到这话，再仔细看一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还把您当成一条懒虫啦。”她抱歉地说。

保尔宽容地笑了笑。她用内行的眼神看了看他那只靴子，接着说：

“我丈夫才不会补它呢——根本不能补了。为了不冻坏你的脚，我给你拿一只旧套鞋吧。像那样的旧套鞋，我家阁楼上有一只。哎，遭这样的罪，有谁见过呀！明后天就要上冻，再这样，你可就完了。”奥达尔卡现在已经非常同情他。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着一只长筒套鞋和一块亚麻布回来了。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烘烘的，穿上暖和的套鞋。他默默地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气冲冲地从城里回来了，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他们讲了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消息。

“到处都在怠工。无论你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轮子在原地打转。同志们，我跟你们直说吧：情况糟糕透顶。第二批人还没召集起来，能派多少人来也还不知道。但是眼看就要上冻了。咱们豁出命来也要抢在上冻之前把路铺过那个泥塘，要不，地冻了之后，你就是用牙啃也啃不动。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那些在城里捣鬼的家伙，自然会有人收拾他们。咱们这里必须加油干、加速干。哪怕还有一口气，也要把这条支线修成。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那不成了草包了。”托卡列夫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铿锵有力，全没了平常那种沙哑的低音。紧皱着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透露出他的坚毅和顽强。

“今天咱们召开一次全体党团员大会，把目前的情况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人员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叠成四折的纸递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这个码头工人的肩膀上看过去，只见决议上写着：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当继续留在工地，等第一批木材运出之后再换班。

共产主义青年团省委书记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签字）

狭小的厨房里挤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个人全挤在里头。他们有的靠墙站着，有的爬上桌子，有的甚至站到了灶头上。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的话不多，但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却让所有人心里凉了半截。

“明天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

老头子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强调这个决定是不可更改的。这个手势完全磨灭了大家摆脱污泥、回城同家人团聚的希望。一时间喊叫声四起，什么也听不清楚。人们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也随之摇曳不定。由于昏暗，看不清大家脸上的表情。吵闹声越来越大。一些人表示渴望“家庭的舒适”，另一些人气愤地大喊“太累了”，更多的人则沉默不语。只有一个人声明他决心离队。从角落里传出他那愤怒的谩骂声：

“真他妈的见鬼！这儿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罚人做苦工，也得是犯了罪呀。可我们犯了什么罪？逼着我们在这儿干了两个星期，该够了吧。再没有人愿意做傻瓜了。谁做的决议，就让谁自己来干好了；谁愿意在泥坑里打滚，就让他打滚去吧。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要开小差的人是谁。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一张气得变了形的脸和张开的大嘴。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照？我不怕，我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谁在这儿胡说八道？谁说党交给的任务是做苦工？”他声音低沉地说，目光严厉地扫视着站在周围的人群，“同志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逃回城里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要是咱们从这儿逃走，许多人就会冻死。同志们，咱们早点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家。但是当逃兵溜走，像刚才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这么简短的几句话，也被那个人的声音打断了：

“那么，非党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回答。

一个身穿城里流行的短大衣的年轻人，挤到桌子跟前。他扔出一张小卡片，那卡片像蝙蝠似的从桌子上方翻下来，撞到潘克拉托夫的胸口，弹回来，落在桌沿上。

“这是我的团证，请收回吧，我可不愿为了这么一小张硬纸片牺牲我的健康！”

他最后那句话被全场爆发出来的痛斥声淹没了。

“你为什么随便乱扔团证？”

“呸，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他加入共青团，图的是升官发财！”

“把他轰出去！”

“看我们不揍你一顿，你这传染伤寒病的虱子！”

扔掉团证的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回避鼠疫病患者一样地让开他，放他出去。他一走出去，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拣起扔下的团证，把它放在小油灯的火苗上。卡片烧着了，变成一个黑色的小卷筒。

马匹在松软的雪地上谨慎地迈着步子。有时候，马蹄踩到积雪下面的树枝，发出噼噼啪啪的脆响，于是马就惊惧地打一个响鼻，闪到一旁。但是低垂的耳朵挨了一枪托，就又加大步伐追上前面的马。

十来个骑马的人已经翻过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前面便是一长条没有被雪覆盖的黑色地面。

他们在这里勒住了马。马镫碰在一起，发出“当”的一声。领头的那匹公马使劲抖了一下身子，长途跋涉之后的它浑身冒着汗。

领头的人指着那破屋子，对他们说：

“他们的人，还真他妈的不少。我们主要是吓唬吓唬他们。大头目说了，无论如何要叫他们明天统统滚蛋，否则，他妈的这帮臭工人真要弄到木材了……”

他们一个跟着一个，沿轻便铁路两侧朝车站走去，慢慢地靠近了林业学校旁边的一片空地。他们躲藏在树背后，并不敢走到空地上来。

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雪团如同松鼠，从被月光照成银白色的桦树枝上滚落下来。短筒枪在树林里喷出火光，子弹飞出树林，打得破墙上的泥灰四溅。潘克拉托夫他们运来的窗玻璃也被击得粉碎，发出悲戚的叮当声。

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们，他们猛地跳起来，但是房间里子弹嗡嗡乱飞，迫使他们重新趴下了。

有的人还压到了别人身上。

“你到哪里去？”杜巴瓦一把抓住保尔的军大衣问。

“出去。”

“快趴下，你这傻瓜！你一露头，他们就会打死你。”杜巴瓦急切地压低声音说。

他俩紧挨着躲在房门旁。杜巴瓦紧紧地贴着地面，紧握着手枪的那只手伸向门边。保尔蹲着，紧张地用手指摸了摸左轮手枪的弹槽。里面还有五颗子弹。他摸到空槽，便把转轮拨了过去。

枪声骤然停止了，静得令人感到诧异。

杜巴瓦低声命令那些卧倒的人：

“同志们，有枪的过来。”

柯察金小心地推开了门。空地上没有一个人影。只有雪花缓缓地飞舞着，飘向地面。

那十个骑马的人抽打着马匹，正向密林深处逃窜。

吃午饭的时候，有一辆轧道车飞也似的从城里开来。朱赫来和阿基姆走下车来。托卡列夫和霍利亚瓦在站台上迎接他们。一挺马克沁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支步枪从轧道车上搬了下来，放在月台上。

他们匆匆地向工地走去。朱赫来的大衣下摆不断擦在路面的积雪上，留下了一道道锯齿形的划痕。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

“这条支线你们能够按期完成吗？”

托卡列夫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才说：

“你知道，老弟，一般说来是根本无法按期完成的，但是又非完成不可。问题就在这里。”

他们赶上朱赫来，并排走着。托卡列夫很激动地接着说：

“瞧，问题的中心就在这儿了。要知道，这里只有我和工程师帕托什金两个人知道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在人力和装备都极其缺乏的情况下，按期完工是办不到的。但是，好在全体人员也都知道这条路非筑成不可！所以上次我才敢说：‘只要我们这口气还在，一定按期完成任务。’你们自己看看吧！我们在这儿挖土已经快两个月了。第四班眼看又要到期了，可是基本人员却始终没换过，没喘过一口气，全凭青春的活力支撑着。要知道，他们有一半人已经冻坏了。只要看看这些年轻小伙子们，就会心如刀割。他们都是些无价之宝啊……只怕不止一个人的命会断送在这块可恨的荒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