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最后一辆电车早已拖着它那破旧的车身回车库了。柔和的月光照在窗台上，也照到**，宛如铺了一条淡蓝色的被单。

丽达低着头，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记着日记。细细的铅笔尖迅速地滑动着：

五月二十四日

今天又想把一些印象记下来。

哪里找得出时间写日记呢？此刻夜已深了，我才拿起笔来。一点睡意也没有。谢加尔同志马上要到中央委员会去工作，这个消息使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他是非常好的同志。谢加尔这一走，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小组就要散伙了。昨天我们大家在他那里一直待到深夜，检查了我们那些“辅导对象”的学习成绩。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交给了我。

“您把开了头的事情继续下去吧，”他说，“不要半途而废。丽达，无论是您，还是他，都有值得互相学习的地方。这个青年人还没有完全摆脱自发性，他只知道用他奔放的情感去生活。而这种旋风似的感情，往往会使他多走弯路。丽达，根据我对您的了解，您能成为他最适合的指导员。我祝您成功。我到了莫斯科以后，别忘了给我来信。”临别时他这样对我说。

明天杜巴瓦就要带柯察金来。现在我把杜巴瓦描写一下：他是一个中等身材、肌肉发达、身强力壮的人。1918年入团，1920年入党。他是因为参加“工人反对派”而被清除出团省委的三名委员之一。给他辅导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每天他都打乱计划，向我提出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杜巴瓦似乎是柯察金的朋友。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该睡了。

如火的太阳烧烤着大地。车站天桥的铁栏杆晒得滚烫。保尔站在天桥的最高一层台阶上，他看见了丽达。她比他先到，正仰望着那些从天桥上往下走的人们。

保尔在离她三步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她没有看见他。保尔怀着一种平素少有的好奇心仔细观察她。她穿着条纹衬衫，下面是蓝色的粗布短裙，肩上搭着一件柔软的皮夹克。蓬松的头发映衬着晒得黑黝黝的脸。她站在那里，微仰着头，强烈的阳光照得她眯缝着眼睛。保尔第一次用这样的目光审视着他这位同志兼老师。同时，他也第一次意识到，丽达不仅是共青团省委会的委员，而且也是……。不过他一发觉自己竟出现这种“荒唐”的念头，马上责备起自己，并且立刻招呼她说：

“喂，我站在这儿，已经看了你一个钟头，你却没有看到我。走吧，火车已经进站了。”

两人走到了检票口。

昨天，省委决定委派丽达代表省委出席一个县的团代表大会，还派保尔当她的助手。今天他们必须乘车出发，可这相当不容易。车次太少，车站由一个掌握全权的交通管制五人小组控制。没有该小组的通行证，任何人别想进站。这个小组派出执勤人员，把守住所有的进出口。

保尔和丽达拼命地挤着，可怎么也进不了月台。

保尔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进出口，他领着丽达穿过行李房，走进月台。他们好不容易才挤到第四号车厢跟前，只见一大堆人拥堵在车门口，一个满头大汗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无数次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告诉你们，车厢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车厢之间的连接处和车顶上是不准站人的，这是命令。”

人们怒气冲冲地朝他冲去，把交通管制五人小组所发的四号车厢乘车证举到他的鼻子跟前。每一节车厢的前面都是一片争吵声、谩骂声。保尔看出想用通常的办法乘上这趟车是不可能了，但是又非上不可。要不然，他们就赶不上团代会了。

保尔把丽达叫到一旁，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告诉她：他先挤上车，然后打开窗子，把她从窗口拉进去。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把你的皮夹克给我，它比任何特别乘车证都管用。”

他接过丽达的皮夹克穿上，把手枪往兜儿里一插，故意把枪柄露在外面。接着他把装食品的旅行袋放在丽达脚边，独自朝四号车厢走去。他毫不客气地把旅客推开，一把抓住了车门把手。

“喂，同志，你到哪里去？”

保尔回头看了这矮壮的肃反工作人员一眼，然后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调说：

“我是军区特勤处的。现在要检查一下车上的人是否都持有五人管制小组发的乘车证。”

那个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朝他外露的手枪柄瞥了一眼，用袖口擦擦额头上的汗水，冷冷地说：

“好吧，只要你挤得上去，你就检查好了。”

他用胳膊、肩膀甚至拳头给自己开路，竭尽全力往里面挤。有时还得伸手抓住上层的铺位，身子悬空，从别人的肩膀上**过去。他挨了数不清的责骂，不过总算挤到了车厢中间。

“你这个挨千刀的，究竟打算往哪儿闯？”当他从上面下来，一脚踏到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上的时候，她朝他破口大骂道。这个胖女人足有二百多斤重，勉强挤在下铺的边沿，两腿中间还夹着一只油桶。所有的铺位上，都塞满了铁桶、箱子、布袋、竹筐子。车厢里闷得人喘不过气来。

保尔没有理会这个胖女人的咒骂，只是问她：

“公民，您的乘车证呢？”

“什么乘车证？”胖女人对这位突然冒出来的检票员恶声恶气地反问了一句。

另一个贼眉鼠眼的女人从上铺探出头来，用喇叭似的粗嗓门喊道：

“瓦西卡，从哪里钻出来这么个臭小子？你给我揍他一顿。”

一个小伙子应声出现在保尔的头顶上方，这显然就是瓦西卡了。他身高体壮，胸脯前长满了毛。这家伙瞪起一对牛眼睛问保尔：

“为什么找人家妇女麻烦？查什么票？”

从旁边的铺位上伸下来八条腿。这些腿的主人们勾肩搭背地坐在上面，非常神气地嗑着瓜子。这显然是一帮见过世面、经常在铁路上来往倒腾的投机商人。保尔暂时没有工夫追查他们。先把丽达接上车来要紧。

他把一只铁桶挪开一点，腾出地方，站到车窗跟前。丽达早就在车窗外面等着了，她赶紧把旅行袋递给他。保尔把旅行袋往那个夹着铁桶的胖女人膝盖上一放，马上探出身子，抓住丽达的手，把她拉了上来。一个维持秩序的红军战士发现了这一违章行为，还没来得及阻止，丽达已经跳进了车厢。丽达一进车厢，那帮投机商就怪叫起来，弄得她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她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只得抓住上铺的把手，站在下铺的边沿上。周围响起一片谩骂声。上铺的那个粗嗓门咆哮起来：

“瞧这个混蛋，他自己爬上来还不算，还拉进来一个婊子！”

上面又有一个没露出脸来的人尖叫道：

“莫季卡，照鼻梁上揍一拳！”

那个塌鼻子女人也老想瞅准机会，把木箱压在保尔的头上。周围全是这一帮流氓坏蛋。保尔很后悔把丽达拉到这节车厢里来，但是总得设法给她找个站的地方吧。于是他对那个叫作莫季卡的人说：

“公民，请你把东西从过道上挪开，让这位同志站一站。”可是那家伙却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下流话，气得保尔火冒三丈，右眉的上边像针扎一样疼起来。

“下流坯，等着瞧，回头找你算账！”他勉强抑制住自己，对那个流氓说。可是他头上立刻又挨了一脚。

“瓦西卡，再给他点厉害瞧瞧！”周围的人都一齐恶毒地起哄道。

这样一来，保尔强压了好一阵的怒火终于遏制不住了。这种时候，他的出手照例迅猛有力。

“怎么，你们这些坏蛋、投机商，想欺负人？”他好像蹬着弹簧似的，双手用力一撑就蹿上了中铺，抡起拳头猛揍莫季卡那张蛮横的嘴脸。他打得那么有力，那家伙一下子倒栽下来，掉在过道里几个人的头上。

接着他又用手枪指着上铺那四个人的鼻子，厉声喝道：

“你们这些坏蛋，统统给我滚下来！要不然，我就要了你们的狗命！”

这样一来，局面完全不同了。丽达密切地注视着周围的情况，要是有谁敢抓住保尔，她就准备朝他开枪。上铺立刻腾空了。那个贼眉鼠眼的女人连忙躲到隔壁的车厢去了。

保尔让丽达坐在腾出来的空位子上，低声对她说：

“你在这里坐着，我去跟这些家伙算账。”

丽达连忙拦住他说：

“难道你还要去打架？”

“不打架，我去去就来。”他安慰她说。

保尔再次把车窗打开，跳到月台上。几分钟之后，他已经走进铁路肃反委员会，站到他的老上级布尔麦斯捷尔的办公桌前了。拉脱维亚人布尔麦斯捷尔听保尔谈完情况，马上下令叫四号车厢的旅客都下来，检查所有人的证件。

“我早就说过，每次列车还没有进站，车厢里就挤满了投机商。”布尔麦斯捷尔抱怨说。

由十名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组成的检查组，对车厢做了一次彻底大检查。保尔按照老习惯，帮助检查了整部列车。检查结束后，保尔又回到丽达这儿。现在车厢里坐满了新的乘客——出差的干部和红军战士。

他只能在上铺的一角给丽达找了个座位，旁边堆满了一捆捆的报纸。

“行了，咱们凑合着坐吧。”丽达说。

列车开动了。车窗外面，那个胖女人正高高地坐在一大堆口袋上，喊着说：

“曼卡，我的油桶呢？”

丽达和保尔坐在跟邻铺隔着一捆捆报纸的窄小的角落里，一边高兴地回忆着刚才那场不太愉快的插曲，一边狼吞虎咽地啃着面包和苹果。

列车缓缓地爬行着。车辆年久失修，又超载过多，不断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每到接轨处，列车都会震跳一下。傍晚，车厢里渐渐暗下来，接着，夜幕便掩住了敞开的窗子，车厢里一片漆黑。

丽达非常疲倦，头枕着旅行袋打起盹来。保尔坐在铺位的边儿上，垂下两条腿，抽着烟。他也十分疲倦，但是没有地方可以躺下。凉爽的夜风从窗口吹进来。车身猛地一震，丽达惊醒了。她看见了保尔烟头的火光。“他会这样一直坐到天亮的。显然，他不愿意太挨近我，怕我不好意思。”丽达暗暗想。

“柯察金同志，请您把资产阶级那一套虚伪礼节抛掉吧，来，您也躺下休息一会儿。”她开玩笑地对保尔说。

保尔在她身旁躺了下来，非常舒适地伸直了发麻的双腿。

“明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睡吧，你这爱打架的家伙。”她坦然地用一只胳膊搂住他，保尔感到她的头发触到了他的脸。

在保尔的心目中，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志，他的政治指导员。但是她终究还是个女人。这一点，是他今天在天桥上才第一次意识到的，正因为如此，丽达的拥抱使他很激动。他感觉到她那均匀的呼吸，她的嘴唇已经离他很近。这使他产生了一种要找到那嘴唇的强烈愿望。不过他终于用顽强的意志克制住了这种渴望。

丽达似乎猜到了保尔的感情，她在黑暗中微微地笑了。她早已经历过爱情的欢乐和失去爱人的痛苦。她曾经先后把她的爱情献给两个布尔什堆克，可是白卫军的子弹却把那两个人从她手中夺走了。一个是身材魁梧、英勇无畏的旅长；一个是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的青年。

车轮有节奏的响声很快使保尔入睡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他才被汽笛的吼叫声唤醒。

一天中午，保尔在铁路工厂接到了丽达打来的电话。她说她晚上有空，让他到她那儿继续研究上次没结束的专题：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晚上，他来到大学环路那幢房子的门口，抬头看了看，丽达的窗户里亮着灯。他像往常一样奔上楼梯，用拳头敲了一下房门，没等里面应声，就推门走了进去。

在丽达那张小伙子们谁也没有权利在上面坐一会儿的**，此刻正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的手枪、行军背包和红五星军帽放在桌子上。丽达坐在他身旁，紧紧地拥抱着他。他们正兴高采烈地谈着话……丽达喜气洋洋地朝保尔转过身来。

那军官推开拥抱着他的丽达，站了起来。

“让我来介绍一下，”丽达对保尔说，“这位是……”

“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那位军人一面紧握保尔的手，一面不拘礼节地说。

“他突然来了，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丽达笑着说。

保尔握手时很冷淡。一种莫名的嫉妒在他眼里一闪而过。他看见达维德的衣袖上缀着四颗星组成的军衔标志。

丽达正想说什么，但是保尔拦住她的话头：

“我只是跑来跟你说一声，今天晚上我要赶到码头上卸木材，你用不着等我……正巧你又来了客人。就这样吧，我走了，伙伴们还在楼下等着呢。”

保尔突然闯进门来，又突然消失了。楼梯上传来他急促的下楼声。下面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再没有任何声响。

“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丽达迎着达维德那惊疑的目光，猜测着说。

天桥下面，一辆机车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从它那强劲的胸腔中喷出一阵阵金色的火星。这团奇异的火星向上飘舞着，接着就消隐在烟雾中。

保尔倚靠着天桥的栏杆，望着道岔上各色信号灯的闪光，他眯缝起双眼。

“柯察金同志，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发现丽达有丈夫，您就那么痛苦呢？难道她曾经说过没有丈夫吗？即使说过又怎么样呢？为什么这件事突然叫您这么难过呢？何况，我亲爱的同志，您不是一向认为，除了高尚的友谊，和她没有别的任何关系吗？……您怎么会把这点给忘了呢？嗯？”他讥讽地反问着自己，“再说，如果他不是她的丈夫呢？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可能是她的兄弟或叔叔呢？……要是那样，你无缘无故地让一个人难堪，也太可笑了。显然，你跟其他庄稼汉一样，是个地道的粗人。是不是她的兄弟，一问便知道。假如他真是她的兄弟或叔叔，那你还有什么脸面跟她解释呢？得了，以后你再也别去见她啦。”

汽笛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天已经晚了，该回家了。别再胡思乱想啦。”

扎尔基伸手去接电话。

“静一静，同志们，我一句也听不清！”他朝挤满团区委书记办公室的共青团员们喊，他们都在叽里呱啦地说话。

说话声稍微小了一些。

“喂，哪一位？哦，是你啊！对，对，马上开。会议内容？还是那件事，就是从码头上往外运木柴。什么？没有，没有派他出去。他在这儿。叫他接电话吗？好的。”

扎尔基向保尔招招手：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找你。”说着，他把听筒递给保尔。

“我还以为你不在呢。今天晚上我正巧有空，你来吧。我兄弟从这儿路过，顺便来看看我，我们已经两年没见面了。”

果真是兄弟！

保尔没有听到她后面说的话。他回想起那天晚上的情景以及随后在天桥上所做的决定。对，今天晚上应该去见她，把联系着双方的桥梁烧断。爱情给人带来多少烦恼和痛苦。难道现在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听筒里又传来丽达的声音：

“你怎么了，没听见我的话吗？”

“嗯，不，我在听。好的，开完常委会我就来。”

他放下了听筒。

他直视着她的眼睛，紧紧地抓住橡木桌子的边沿说：

“恐怕我以后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

他说完，只见她那浓密的睫毛向上颤动了一下。她手里那支正在纸上画着的铅笔突然停住了，一动不动地搁在打开的笔记本上面。

“为什么呢？”

“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每天有多紧张。很可惜，但也只好把学习的事推到以后再说了……”

他倾听着自己说的最后几句话，觉得口气还不够坚决。

“何必又吞吞吐吐呢？这就是说，你还是缺乏斩钉截铁的勇气。”

于是，他又坚决地说下去：

“此外，我早就想告诉你，你讲的内容，我不大明白。从前我跟谢加尔同志学习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记得住，但是跟你在一起，就怎么也不行。每次在你这里学完之后，我都得去找托卡列夫同志再补习一下。我的脑瓜不好使。你最好还是另外找一个聪明点的学生吧。”

他避开她凝视的目光。

为了不给自己留一点退路，他又固执地补充说：

“所以，用不着再浪费你我的时间了。”

保尔站起来，小心翼翼地用脚稍稍挪开椅子，然后从上往下看了看她那低垂的头和在灯光下显得更加苍白的脸。他戴上帽子，说道：

“好吧，丽达同志，再见了！十分抱歉，打扰了你这么多天。这些话，我早就该对你说的。这是我的过错。”

丽达机械地把手伸给他。保尔突然变得这样冷淡，使她大为震惊。她只能勉强地说：

“保尔，我不怪你。既然我过去做的不能合你的意，没能使你了解我，那么，今天得到这样的结果，只能怪我自己。”

保尔的脚步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他悄无声息地掩上房门。走到大门口，他站住了——现在还可以回去，跟她解释清楚……可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当面得到轻蔑的回答，然后再离开这儿吗？不！

在这座城市里，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倒是有不少人知道这场风暴即将来临。他们把步枪笨拙地藏在庄稼人常穿的长袍下面，从四面八方潜入这座城市。有些人装扮成小商贩的样子，坐在火车顶上溜进城里。下车之后，他们不去集市，却凭着记忆，把东西带往预先约定的街道和住宅。

这些人都是知情人，可是城里的工人群众，甚至那些布尔什维克却并没有察觉到风暴正在逼近。

全城只有五个布尔什维克掌握敌人准备活动的全部内情。

在军区特勤部里，水兵朱赫来已经连续六夜没有合眼了。他是掌握全部情况的五个布尔什维克之一。费奥多尔.朱赫来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一个猎人，正死死盯住即将扑来的猛兽。

在这种时候，不能喊叫，也不能打草惊蛇。只有把这头嗜血成性的野兽击毙，才能消除后顾之忧，安心从事劳动。千万不能把野兽惊跑。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只有保持冷静的头脑、运用铁的手腕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决定性的时刻越来越迫近了。

就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在曲曲弯弯迷宫般的秘密接头地点里，敌人决定：明天夜里采取行动。

不！就在今天夜里。五个对敌情了如指掌的布尔什维克决定抢先一步。

晚上，一列装甲车没有鸣汽笛，悄悄地开出了车库，随后车库又悄悄地关上了大门。

密码电报由直达线路急速发往各地。电报所到之处，共和国的保卫者们都顾不上睡觉，立即行动起来，连夜直捣匪巢。

一刻钟后，全副武装的队伍已经在校园里集合完毕。

朱赫来用眼睛扫视了一遍肃立的队列，发出命令：

“出发！”

三百名战士在空寂无人的街道上行进。

城市在酣睡。

一辆汽车亮着车灯，从市中心沿利沃夫大街急驰而来，开到指挥部旁刹住了车。

这一次，古戈.利特克送来了自己的父亲——本市的警备司令扬.利特克。老利特克跳下车，用拉脱维亚语急匆匆地对儿子说了几句话。汽车猛然向前一冲，一眨眼就消失在德米特里大街拐角处。古戈.利特克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两只手像粘在方向盘上似的——忽而向左，忽而向右，不停地转动着。

哈哈，这回他利特克开飞车的本领可派上大用场了！谁也不会因为他疯狂的急转弯而关他两天禁闭了。

最先遭到打击的是阴谋分子的司令部。第一批俘虏和缴获的文件马上送到了特勤部。

荒凉街上有一条小巷，巷内十一号住着一个姓秋贝特的家伙。根据肃反委员会截获的情报，他在这次反革命阴谋中扮演着一个不小的角色。他的住处藏有预定在波多拉区行动的军官团的名单。

警备司令扬.利特克亲自到荒凉街来逮捕这个家伙。秋贝特住的房子有几个窗户朝着花园，花园的高墙外面是从前的修道院。在这所房子里没有找到秋贝特。据邻居说，他这天一直没有回来过。经过搜查，找到一箱手榴弹，还有几份名单和地址。老利特克下令埋下伏兵，自己就在桌子旁边翻看刚搜到的材料。

在花园里放哨的士兵是一个年轻的军校学员。他可以看到亮着灯光的窗户。一个人站在角落里真难受，有点害怕。他的任务是监视那堵高墙。可站岗的地方离那扇能壮人胆的明亮窗户很远。月亮也见鬼了，很少露一下脸。

“干吗派我到这儿来站岗？墙那么高，反正谁也爬不上去。到窗子跟前瞧瞧怎么样？”年轻学员这样想。他再一次看看墙头，就离开了散发着霉味的墙角。他在窗前停住了脚步。老利特克正匆匆收拾文件，准备离开房间。就在这当口，一个人影在墙头上出现了。他从墙头上看见了窗外的哨兵和屋子里的老利特克。人影像猫一样敏捷，从墙头攀到树上，然后溜下了地，又像猫一样蹑手蹑脚地接近哨兵，一扬手，哨兵倒了下去。一把海军短剑刺穿了哨兵的脖子，只剩剑柄露在外面。

花园里一声枪响，包围这个地段的人们顿时像被电击了一般。

一阵皮靴声，六个人飞快地向这所房子跑来。

扬.利特克已经死了。他坐在靠椅上，头倒在桌子上，满脸鲜血。窗户的玻璃已被打得粉碎，但是敌人没来得及抢走文件。

修道院旁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凶手跳到街上，一面拼命朝卢基扬诺夫广场跑，一面不停地开枪还击。但是他未能逃脱，一颗子弹追上了他。

这天夜里，索洛缅卡大队损失了五个人。而在肃反委员会里，已再也看不见那位共和国的忠实保卫者、老布尔什维克扬.利特克了。

暴动被制止了。一场风暴平息了。

但是，新的敌人又在威胁着城市——铁路运输即将瘫痪，饥饿和寒冷将接踵而来。

粮食与木材供应成了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