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鱼鼓着一只猫头大小的眼睛，眼睛周围呈暗红色，中间发绿，不时地闪着亮光。章鱼的几十条长长的腕足蠕动着，像一团小蛇似的盘成一团。章鱼在游动。他看见章鱼差不多就贴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那些腕足在他身上慢慢爬动起来，冰凉冰凉的，像荨麻一样刺人。他感到他的血液正从自己的身体流进不断膨胀起来的章鱼体内。刺还在不停地吸呀、吸呀。而他头上被叮的地方，疼痛难忍。

从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现在他的脉搏是多少？”

有个女人声音更轻地回答：

“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昏迷，说胡话。”

章鱼消失了，但是被它叮过的地方依旧很疼。保尔感到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沉甸甸的，怎么也抬不起来。为什么会这么热呢？大概妈妈把炉子烧得太旺了。又有人在什么地方说话了：

“现在的脉搏是一百二十二。”

他竭力想抬起眼皮。可是，心里火烧火燎的，热得喘不过气来。

想喝水，多么想喝水呀！他真想马上爬起来，喝它个够。但不知为什么，他站不起来：刚想挪动一下身子，立刻觉得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妈妈马上就会拿水来的。他要告诉她：“我要喝水。”在他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晃动。是不是章鱼又游来了？就是它，瞧它那只红眼睛……

远处又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弗茹霞，拿点水来！”

“这是谁的名字呢？”保尔竭力回想着，但是一动脑子，便又跌入了黑暗的深渊。当他从那黑暗的深渊里漂浮上来，又想起：“我要喝水。”

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

“他好像慢慢苏醒过来了。”

接着，那温和的声音变得更清晰、更近了：

“伤员同志，您想喝水吗？”

“我怎么成了伤员了？大概不是跟我说话吧？对了，我患上伤寒啦！怪不得叫我伤员呢！”于是，他第三次试图睁开眼睛，这次他终于成功了。眼睛睁开了一条小缝，他首先看到在他头部上方有一个红色的球，但这个球被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挡住了。这个黑糊糊的东西向他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碰到了玻璃杯口，沾到了甘露般的**。心头的那团火逐渐熄灭了。

他心满意足地低声说：“现在可真舒服。”

“伤员同志，您能看见我吗？”

这问话就是向他弯下来的那个黑糊糊的东西发出来的。这时，他又渐渐昏睡过去，但还来得及答上一句：

“看不见，但是能听见……”

“谁能想到他竟然还能活过来？可是，您瞧，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感到自豪。这完全是您精心护理的结果。”

一个女人异常激动地回答：

“哦，我太高兴了！”

昏迷了整整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苏醒了。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体力在慢慢地恢复。这是他的新生，一切都显得新鲜、不平常。只是他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丝毫动弹不得。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甚至连手指也都能屈能伸了。

正方形的小房间里，陆军医院的青年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坐在小桌子旁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的日记本，里面是她用秀丽的斜体字所作的简短记录：

一九二零年九月十七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看样子好多了。换药的时候，他那惊人的忍耐力使我们这些医生都感到吃惊。

在类似情况下，一般人常常不断地呻吟或是发脾气。他却一声不吭。每次给他伤口涂碘酒的时候，他都把身体挺得像绷紧了的弦。他时常疼得晕过去，但是从来也不哼一声。

我们已经全都知道：要是他也呻吟了，那一定是他昏迷了。他怎么会如此顽强呢？我真不明白。

九月二十六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去，我看见两个姑娘在那儿等着我。其中一个很漂亮。她们要见柯察金。她们是冬妮亚.杜曼诺娃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亚。冬妮亚这名字我很熟悉——柯察金说胡话时常常喊着她。我允许她们进去见他。

十月八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不用搀扶在花园里散步。他不止一次地问我，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说快了。那两个姑娘一到探视日就来看他。现在我才明白，他疼痛的时候为什么不呻吟，而且绝不肯呻吟。对我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您读一读《牛虻》，就知道了。”

十月十四日

柯察金今天出院了。我们互相亲热地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解掉，只有额头还包扎着。他的右眼瞎了，不过表面上看来还是正常的。跟这么好的一位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难过。

情况总是这样：病人痊愈了，就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他们不再回到我们这里来。

临别的时候，柯察金说：

“要是左眼瞎了，反倒好点。现在我可怎么打枪呢？”

他还在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一开头住在冬妮亚寄居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刻想吸收冬妮亚参加他们的工作。他邀请她参加全市的共青团大会。她答应了，等她换好衣服从房里走出来时，保尔却紧咬着嘴唇。她打扮得那么漂亮，那么别出心裁，他简直不敢带她到自己的同志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他问她为什么要穿得那样漂亮，她委屈地说：

“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穿得一样，要是你不方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

那天在俱乐部里，她的漂亮衣服在那些褪了色的制服或短上衣里显得那样格格不入，保尔感到十分难堪。同志们都把她看作外人。她也觉察到了，所以故意用挑衅的、轻蔑的目光看着大伙儿。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衫的码头装卸工，把保尔叫到一边。他不客气地看了看保尔，又瞟了冬妮亚一眼，说：

“那位漂亮的小姐是你带来的吧？”

“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拉长声音说，“她的样子可不像咱们的人，倒像资产阶级。怎么能带她到这里来？”

保尔的太阳穴不住地跳动。他说：

“她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把她来了，懂吗？她对咱们并无敌意，至于在穿戴上，确实有点问题，但是你总不能光凭穿戴来判断一个人吧。我也懂得什么人才可以带到这儿来。你用不着故意挑刺儿，潘克拉托夫同志。”

他本来还想说几句难听的话，但是克制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意见。于是，他把一肚子的怒气都撒到冬妮亚身上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出风头呢？”

那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裂缝。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着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渐渐破裂。

又过了几天，其间每一次的会面、每一次的交谈，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冬妮亚庸俗的个人主义越来越让保尔觉得难以容忍。

他们两个都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不可避免。

这一天，他们一起来到秋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准备做最后一次交谈。他们斜依在陡坡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灰暗的水流在栏杆下面闪烁。一艘拖轮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逆流而上。它的轮翼无力地拍打着水面，后面还拽着两艘大肚子驳船。落日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一层金黄色，将各家的窗玻璃照得像火一样红。

冬妮亚看着金黄色的夕阳，满腹忧伤地说：

“难道我们的友情真的会像这落日的余晖一样暗淡消失吗？”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紧紧地皱着眉头，低声回答说：

“冬妮亚，这件事我们已经谈过了。当然，你知道我曾经深爱过你，而且即便是现在，我对你的爱还可以恢复，不过你必须跟我们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那时候我可以为了你的眼睛从悬崖上跳下去，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十分惭愧。如果是现在，那我说什么也不会去跳。可以拿生命冒险，但不应该是为了姑娘，而应该是为了别的事情，为了伟大的事业。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然后才属于党，那么，我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是属于你和其他亲人的。”

冬妮亚悲伤地注视着碧蓝的河水，两眼噙满泪水。

保尔望着她那熟悉的侧影和她那浓密的栗色头发，不禁对他曾经那么疼爱又那么亲近过的姑娘产生了一股怜悯之情。

他温柔地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对她说：

“摆脱一切束缚，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吧。让我们一起为消灭统治阶级而奋斗。我们这儿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和我们一起肩负着残酷斗争的千斤重担，和我们一道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没你那么高，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侮辱你，但是丘扎宁是红军中的堕落分子，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朋友们对你不友好，但是你为什么要打扮得像去参加资产阶级的舞会呢？是虚荣心害了你，你说你不愿意穿上肮脏的军便服。你既然有勇气爱一个工人，却不能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手，我感到遗憾，但愿你能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

他不再说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到一张布告，签名的人正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朱赫来。他不由得心头一震。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办公的地方，但是卫兵不放他进去。他软磨硬缠，卫兵几乎要把他抓起来。不过他终于达到了目的。

他们见了面，彼此都很惊喜。朱赫来已经被炮弹炸去了一只胳膊。他们当时就把工作问题谈妥了。朱赫来说：

“你暂时还不适宜上前线。你就在这儿跟我一起搞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吧。你明天就来上班。”

肃反委员会繁重的工作损害了保尔的神经。他经常头疼得像针扎一样，可是还得站到月台上去。

有一天，他突然看见谢廖沙坐在一列满载着弹药箱的敞车上。谢廖沙一下子就跳下车来扑向他，差点儿把他撞倒。谢廖沙紧紧地抱住他说：

“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眼就认出你了。”

两个朋友都不知道，互相该问些什么、说些什么才好。自从他们分手以来，经历过多少事情啊！他们相互提出一大串问题，可不等对方回答，自己又说开了。他们甚至连汽笛声都没有听见。直到列车缓缓地启动了，他们才松开紧搂着的胳膊。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相见，又得分别。火车的速度在渐渐加快，谢廖沙怕误了车，最后向他朋友喊了句什么，就沿着站台跑去。他一把抓住车厢的门把手，车上许多只手立刻把他拽了上去。保尔呆呆地站在那儿目送着，直到这时他才想起，谢廖沙还不知道姐姐瓦莉亚牺牲的消息。谢廖沙一直没有回过家乡谢佩托夫卡，而保尔在意外见面的惊喜中，竟完全忘记了把这件事告诉他。他暗暗想：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心里难过。”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他和谢廖沙最后一次的见面。此时站在车顶上、挺起胸膛迎着秋风的谢廖沙也没有料到，死神正在向他逼近。

“谢廖沙，坐下吧。”军大衣背上给火烧了一个窟窿的战友多罗申科劝他。

“没关系，风跟我是老朋友了，让它吹个痛快吧。”谢廖沙笑了笑，回答道。

一个星期后，第一次投入战斗，谢廖沙就倒在了乌克兰秋天的原野上。

远处飞来一颗流弹。

中弹后他哆嗦了一下。他向前迈了一步，胸口火辣辣地疼，仿佛被撕裂了一般。他没有喊叫，身子晃动了一下，双臂张开又合抱起来，紧紧捂住胸口，随后弯下腰，仿佛要一跃而起似的，他那僵硬的身体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对蓝色的眼睛定定地凝视着无边无际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紧张工作严重地影响了保尔尚未恢复的健康。他的头痛病经常发作。终于，在连熬了两个通宵之后，他晕倒了。

于是，他去找朱赫来。

“费奥多尔，你看我是否应该换一下工作？我很想去铁路工厂干我的老本行，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了。医务委员会的人说我不适合在军队里服务，可是这儿的事情比前线还要紧张。这两天搜捕苏蒂里匪帮的工作完全把我累垮了。我想我得暂时摆脱这不断的突击工作。费奥多尔，你看我站都站不稳，我是干不好紧张的肃反工作的。”

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他说：

“是啊，你的脸色的确很不好。我早就该解除你的工作了，这都是我的错，我关心得不够。”

谈话的结果，保尔拿了一封介绍信来到共青团省委会。

他和肤色黝黑的丽达.乌斯季诺维奇简短地谈了一会儿，就决定了，保尔到铁路总厂担任不脱产的共青团书记。

过了几天，共青团铁路区委员会新调来一位书记，他就是伊万.扎尔基。保尔在书记办公室见到他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勋章。对这次见面，保尔一时说不出心头是什么滋味，思想深处多少还是有些妒忌吧。扎尔基是红军的英雄。正是他，乌曼战斗一打响就立下了头功。他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在部队里是响当当的人物。如今扎尔基当上了区委书记，成了保尔的顶头上司。

扎尔基把保尔当作老朋友，友好地接待了他。保尔对内心一闪而过的妒意感到羞愧，也热情地同他握手问好。

他们在一起工作很协调，成了大家都知道的好朋友。在共青团省代表会议上，铁路工人区团委有两个人当选为省委委员——保尔和扎尔基。保尔向厂里要了一小间住房，保尔、扎尔基、厂团支部宣传鼓动员斯塔罗沃伊和团支部委员兹瓦宁四个人搬了进来，组成了一个公社。他们白天忙于工作，总要到深夜才回到家里。

党要推出新政策的消息传到了共青团省委，不过，起初只是一些零碎的说法，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概念。几天以后，在第一次学习研讨政策提纲的会上出现了分歧。保尔不完全理解提纲的精神实质，带着怀疑、难以言说的沉重心情离开了会场。

不知不觉中他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而且一旦卷入反党活动，他便表现得十分激烈。他在共青团省委全会上的第一次发言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会场上马上形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接下来是令人心烦意乱的、痛苦的日日夜夜。各级党、团组织都参与到辩论中来，争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保尔和他的同伙们强硬地坚守自己的立场，在团省委内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

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身材结实，额头高高，浑身充满活力，政治上也很成熟，他同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一起找保尔和观点同他相同的人个别谈心，做他们的工作，但是毫无效果。

在全区党员大会上，来自中央的工人反对派代表发表演说，遭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痛斥。接着，保尔上台做了言辞激烈、尖刻得让人难以容忍的发言，指责党背叛了革命事业。

第二天，团省委召开紧急全会，决定免除保尔和另外四名同志的团省委委员职务。保尔同扎尔基不说话了，他们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在团支部里，保尔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他们在支部会上还狠狠整了扎尔基一顿。斗争深入发展，结果保尔又被开除出区委会，还撤销了他团支部书记职务。此举引起轩然大波，有二十来个人交出团证，宣布退团。最后，保尔和他的追随者一起被开除出团。

保尔苦恼的日子从此开始了，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惨淡的时光。

扎尔基离开公社，搬走了。保尔脱离了生活常规，心情异常压抑。他站在车站的天桥上，失神的目光望着下面来往奔驰的机车和车辆，却什么也没看见。

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是一个叫奥列什尼科夫的共青团员，砖瓦厂的团支部书记。此人满脸雀斑和疙瘩，既善于钻营，又自命不凡、目空一切。保尔一向很讨厌他。

“怎么搞的，他们把你也给开除了？”他问，一双白森森的小眼睛在保尔脸上扫来扫去。

“是的。”保尔简单地回答说。

“我说过多次，”奥列什尼科夫迫不及待地表达，“你图个什么呀？遍地都是犹太佬，他们无孔不入，到处发号施令。他们巴不得开店赚大钱呢。当初你上前线打仗，他们却安安稳稳地坐在家里。如今反把你给开除了。”他不屑地哼了一声。

保尔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盯着他，预感到要出点事。他控制不住自己，用手一把抓住奥列什尼科夫的胸脯，怒不可遏地将他晃来晃去。

“你这个地地道道的白卫分子，卑鄙的娼妓，你胡说些什么？你知不知道，我们城里被白匪枪毙的布尔什维克中，有一半以上是犹太工人？连你也钻进了反对派？这帮混蛋都该枪毙。”

奥列什尼科夫挣脱开身子，没命似的沿着阶梯往下跑。保尔愤怒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瞧瞧吧，都是些什么人赞成我们的观点！”

歌剧院里挤满了人。人流如同一条条小溪涌进各个入口处，坐满了大厅和上面的楼层。全市党团组织的联席会议将在这里召开，要对党内斗争进行总结。

会议主席摇了好一会儿铃，全场才安静下来。

“刚才省党委做了报告，现在由共青团内反对派的代表发言。首先请柯察金同志上台讲话。”

从后排站起一个人，身穿保护色军便服，沿着台阶快步跑上讲台。他仰起头，走到台口栏杆前，用手摸了一下前额，仿佛在回忆什么事情，随后倔强地摇了摇他那长满鬈发的脑袋，两手紧紧扶住栏杆。

保尔看见剧场里人坐得满满的，他觉得几千双眼睛都在注视着他，宽敞的大厅和五个楼层都鸦雀无声。人们在企盼着。

应该开始发言了，大家都在等他。他仿佛处于临战状态，鼓足全身的力气，用发自内心的响亮声音对全场的人们说：

“同志们！我今天想讲讲过去，讲讲我们的生活，讲讲那一把革命的烈火。这烈火如同在巨大炉膛里燃烧的煤炭，把我们点燃，使我们燃烧。我们的国家靠这烈火生存，我们的共和国靠这烈火取得了胜利。我们靠这烈火，用我们的热血粉碎并歼灭了敌人的乌合之众。我们年轻一代和你们这些阅历丰富的老同志一起，被这烈火席卷着，开辟了新天地。我们两代人，父辈和子辈，曾一同在疆场浴血奋战。今天，我们两代人又一起聚集在这里。你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而我们作为你们的战友，却制造动乱来反对自己的阶级，反对自己的党，破坏党的钢铁纪律，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同志们，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们经受住革命烈火的考验，却险些背叛了革命。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你们都清楚我们同你们——党内多数派斗争的经过。我们这些人，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里，都没有掉过队，如今却发动了这场动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使我们对资产阶级怀有刻骨的仇恨，所以把新经济政策视为反革命。其实党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新形式，仅仅是用另一种形式，从另一种角度来进行斗争，可我们却把这种过渡看作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

“是的，同志们，这些日子对我们来说是沉痛的。一方面，我们被自己心中的疑团弄得晕头转向，脑海里经常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你这是在跟谁斗？另一方面，又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党。这的确非常痛苦。当我们这些强硬分子被开除出组织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才开始懂得，什么叫政治上的死亡，是的，是死亡。因为离开了党，我们无法生存。于是，我们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我们以工人的朴实态度，公开并且直截了当地对党说：‘请还给我们生命吧。’这几个月里，我们明白了自己所犯的错误。离开了党，我们就没有了生命。没有比做一名战士更幸福，没有比意识到你是革命军队中的一员更值得骄傲的。我们永远不会再离开无产阶级起义者的队伍。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不可以献给党的。一切的一切——生命、家庭、个人幸福，我们都要献给我们伟大的党。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你们中间，回到了我们这个坚强有力的大家庭里。我们将和你们一起重建这个满目疮痍、遍地血迹、贫穷饥饿的国家，重建我们的朋友和同志用鲜血换来的国家。而已经发生的这件事将成为对我们坚定性的最后一次考验。

“让生命长存，我们的双手将和千万双手一起，从明天起就开始修复我们被毁坏的家园。让生命长存，同志们！我们将重建一个新世界！心中有强大动力的人永远不会被打败。我们一定胜利！”

保尔激动地说不下去了，他浑身颤抖着，走下了讲台。大厅被震撼了，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仿佛房基塌陷，四周的墙壁也随之向大厅倾倒一般。欢呼的声浪在圆形屋顶回**，千百只手在挥舞，整个大厅沸腾了。

保尔向侧门走去，但他双眼模糊，看不清台阶。一股热血涌向头部。他急忙一把抓住侧面沉重的天鹅绒帷幕，才没有摔倒。一双手扶住了他，他感觉到被一个人紧紧搂住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轻轻响起：

“保夫鲁沙，朋友，把手伸给我，同志！我们牢固的友谊今后再也不会破裂了。”

一阵剧烈的头痛使保尔差点失去了知觉，但是他仍然聚集起力量，回答扎尔基说：

“伊万，我们还要一道生活，一道大踏步并肩向前。”

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们掰开。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已不仅仅是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