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黎明前的薄雾里，第聂伯河隐隐约约地闪着光，河水冲击着岸边的鹅卵石，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河边，一条狭窄的战壕里隐蔽着五个人。他们紧紧地挨着，趴在一挺圆鼻子的马克沁机枪旁边。谢廖沙脸朝大河，侧身卧在机枪旁边。他凝视着奔流的河水，不禁回想起昨天的情景。

昨天中午时分，他们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向波兰白军发起反冲锋。他第一次和一个没长胡子的波兰兵拼了刺刀。那家伙端着步枪，枪尖插着长如马刀的法国刺刀，哇哇乱叫，像野兔似的蹦着朝他扑过来。刹那间，谢廖沙看见了他那双睁得溜圆、杀气腾腾的眼睛。说时迟那时快，他用刺刀尖猛击波兰兵的刺刀，于是那闪闪发亮的法国刺刀被拨向一边。

波兰兵倒下去了……

谢廖沙的手并没有发抖。他知道他以后还要杀人。他，谢廖沙，是一个能够那样温柔地恋爱，也能够那样珍惜友情的小伙子。他并非生性凶狠残忍，但是他知道那些被世界上的寄生虫所驱使的士兵，受了欺骗和唆使，都是怀着野兽般的仇恨来进攻他亲爱的共和国的。

因此，他，谢廖沙，为了使人类不再互相残杀的日子尽快到来而杀人了。

谢廖沙正想得出神，帕拉其罗夫拍着他的肩膀说：

“我们走吧，谢廖沙，敌人马上就会发现我们的。”

保尔.柯察金转战祖国各地已有一年。他乘着机枪车，乘着炮车，或是骑着一匹被砍掉一只耳朵的灰马驰骋疆场。他已经长大成人，也更加强壮了。他在艰难困苦中锻炼成长。

被沉甸甸的子弹带磨出血的皮肤已经长好，被步枪皮带磨出来的硬茧却再也蜕不掉了。

这一年来，他经历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和成千上万个战士一样，虽然衣不遮体，但是为建立本阶级的政权而斗争的意志却像烈火一样永不熄灭。他们南征北战，走遍了乌克兰。他只有两次不得不离开革命的风暴。

第一次是因为大腿受了伤。第二次是在严寒的1920年2月得了伤寒，高烧不退。

斑疹伤寒给第十二集团军各师团造成的死亡比波兰军的机枪还要厉害。这个军当时布署在非常广阔的地带，几乎横跨乌克兰整个北部地区，阻挡波兰白军向前推进。保尔没等痊愈，就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现在，他这一团正占据着卡扎京——乌曼支线上的弗隆托夫卡车站附近的阵地。

身经百战的第一骑兵军的各师正迅速地从遥远的北高加索向乌克兰调动，这是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军。第四、第六、第十一、第十四各骑兵师，陆续向乌曼推进，在离我军前线不远的后方集结。在奔赴决战的途中，他们还顺便清除了马赫诺匪帮。

这是一万六千五百把战刀，这是一万六千五百个在草原酷暑中经过风吹日晒的勇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和西南战线指挥部竭尽全力，不让敌方事先察觉这项尚处于准备阶段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部署。共和国和各战线的司令部都小心翼翼地严守这支庞大的骑兵部队正在集结的秘密。

篝火暗红色的火舌抖动着，黄褐色的烟柱在不住地盘旋上升。蠓虫躲避着浓烟，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战士们稍稍离开火堆，围成半圆形坐着。突然，狡猾的火舌从燃烧着的木柴下面往上一蹿，舐了一下正低着头的人那乱蓬蓬的头发。那人慌忙把头一闪，嘟哝着说：

“呸，真见鬼！”

周围的人都笑了。

一个身穿呢上衣、留着短胡子的中年人，对着火光检查完他步枪的枪筒，瓮声瓮气地说：

“瞧这小伙子，看书入了迷，连火烧着了都不知道。”

“柯察金，把你看过的给我们讲讲吧，”另一个人说。

那年轻的红军战士摸了摸那绺被烧焦的头发，微笑着说：

“安得罗休克同志，这的确是本好书。一拿到手，我就怎么也放不下了。这本书叫《牛虻》。我是从营政委那儿借来的。这本书深深打动了我。只要大伙静静地坐着，我就念。”

“念吧，保尔，快念吧！没人会打岔的。”

保尔念完了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沉思地盯着火焰。

有好几分钟谁也没说一句话。所有的人都被牛虻的死感动了。

“这个故事真悲壮，”谢列达打破了周围的沉默，“可见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本来这是一个人无法忍受的，但是当他为理想而奋斗的时候，他真的就能忍受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分外激动，这故事给他的印象太强烈了。

安德留沙.福米乔夫原是白教堂城一个鞋匠的助手，他气呼呼地高喊：

“这个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里送的该死的神父，要是让我碰到，我非立刻结果他性命不可。”

骑兵侦察员们睡觉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谢列达的呼噜打得好响。普兹列夫斯基头枕着马鞍，也睡着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麦尔还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把马拴在树上，用手招呼刚刚喝完茶的克拉麦尔到他的身边，对他说：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想换个地方，转到骑兵第一军去，你看怎么样？他们肯定就要大干一场。我看他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绝不会是闹着玩的。而我们呢，好像要永远待在这儿似的。”

克拉麦尔惊异地看了看他，然后说：

“什么叫换个地方？你把红军看成什么了——是电影院吗？这像什么话？要是我们大伙儿都自作主张，从一个部队跑到另一个部队，那可就热闹了。”

“在哪儿打战不都一样吗？”保尔打断他的话，“可以在这儿，也可以上那儿嘛。我又不是临阵脱逃。”

可是克拉麦尔断然反对：

“不行，你把纪律看成了什么？保尔，你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儿无政府主义。你要怎样——就非得怎样不可。但是我们的党和共青团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面的。党高于一切。因此，每个同志不是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而是什么地方需要他，就到什么地方去。普兹列夫斯基不是也拒绝了你的要求吗？那这件事就不用再提了。”

面色发黄、又高又瘦的克拉麦尔因为十分激动而咳嗽起来。印刷厂的铅尘早已牢固地侵入他的肺部，他的双颊时常现出病态的红晕。

当克拉麦尔的呼吸平静下来时，保尔轻声而坚决地说：

“你说的都对，不过我还是要转到布琼尼的骑兵队去。我去定了。”

第二天晚上，在篝火旁边已经看不到保尔的影子。

在邻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土丘上，许多骑兵聚在一起，围成一个大圆圈。布琼尼骑兵队一个健壮的战士正坐在炮车的车尾。他把军帽往后脑勺一推，拉起了手风琴。另一个穿着红色宽裤子的骑兵绕着圈子跳起狂热的果帕克舞，可是手风琴不合拍地发出断断续续的轰响声，跳舞者的脚步也乱了。

村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都来看热闹，他们有的爬上机枪车，有的攀着篱笆墙，看这些刚开到的骑兵战士兴高采烈地跳劲舞。

“托普塔洛，使劲跳哇！把地蹬平吧！哎，加油啊，老兄！拉手风琴的，加把劲啊！”

但是，这位手风琴手的粗壮手指扳弯马蹄铁倒不难，按起琴键来却十分笨拙。

“唉！真可惜，阿法纳西.库利亚勃科被马赫诺匪帮砍死了。”一个晒得黝黑的士兵惋惜地说，“他的手风琴拉得真好，他是骑兵连的排头兵。可惜他死了。他是一个好战士，也是一个好手风琴手。”

保尔也站在那儿。他听到最后这句话，就挤到炮车跟前，把手放在手风琴的风箱上。手风琴马上不响了。

“给我，让我试一试。”

那个拉手风琴的布琼尼骑兵半信半疑地看了看这位陌生的红军战士，犹豫不决地把皮带从肩上卸下来。

保尔按老习惯把手风琴放到膝盖上。然后，他使劲地一拉，波浪式的风箱像扇子一样展开了，手指在琴键上灵活地一滑，立刻奏出了欢快动听的舞曲。

托普塔洛马上随着熟悉的节拍跳了起来。如同飞鸟展翅，他扬起双手，飞快地绕着圈子，做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两手一上一下地拍打着皮靴筒、膝盖、后脑勺、前额，接着又用手掌把靴底拍得震天响，最后是拍打大张着的嘴巴。

手风琴不断地用琴声鞭策他，以热情奔放的旋律驱赶他。于是，托普塔洛轮番地伸出双腿，像陀螺似的飞速旋转起来，同时气喘吁吁地喊着：

“嘿，哈！嘿，哈！”

1920年6月5日，经过几次短促而激烈的接触之后，布琼尼骑兵第一军突破了波兰第三军和第四军交接处的防线，把企图堵截它的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杀了个落花流水，然后朝着鲁任方向挺进。

保尔在一个骑兵连顶替已牺牲的库利亚勃科，成为排头兵。因为战士们舍不得放走这么出色的手风琴手，集体要求把他编进这一连。

队伍打到日托米尔附近的时候，骑兵们摆开扇面似的阵形，快马加鞭，向城门冲去。银色的军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大地在呻吟，战马喘着粗气，战士们立在马镫上飞驰。

马蹄下的大地急速地向后闪去，一座到处是花园的大城市向他们迎面扑来。红军骑兵飞也似的驰过郊区的一些花园，冲入市中心。“杀呀！杀呀！”——像死神一样令人恐怖和胆寒的喊杀声在空中震**。

惊惶失措的波军几乎没有进行丝毫的抵抗。该市的警备部队立刻土崩瓦解。

保尔伏在马背上飞速前进。托普塔洛骑着细腿黑马，与他并肩疾驰。

保尔亲眼看见这个英勇的红骑兵毫不手软地挥起军刀，劈倒了一个来不及举枪瞄准的波兰兵。

马蹄猛踩着石子路面，嘚嘚的响声连成一片。突然，在前方十字路口的正中央冒出一挺机枪，三个身穿蓝色军服、头戴四方军帽的波兰士兵正弯腰守着它。另外还有一个军官，衣领上镶着蛇形的金线条，看见红军骑马冲过来，就举起了毛瑟枪。

无论是保尔还是托普塔洛都勒不住马了，只好一直向死神的爪子——机枪冲过去。那军官先朝保尔开了一枪，但是打偏了，子弹像麻雀似的嗖的一声从他的脸旁擦过。战马的胸脯把这个中尉撞飞了，他仰面朝天倒下去，脑袋撞在路面的石头上。

就在这一刹那间，机枪颤动着发出慌乱而野蛮的狞笑声。托普塔洛就像被数十只大黄蜂蜇着似的，连人带马一起倒下了。

保尔的马猛地扬起前蹄，吃惊地嘶鸣起来。但是它立刻又带着保尔，跃过死者的尸体，一直冲到机枪旁边的波兰兵跟前。于是，军刀在空中划了个闪着寒光的弧形，向一个蓝色四方帽劈下去。

保尔的军刀又高高举起，刚要砍另一个人的脑袋，但是疯狂的马又蹦到路旁去了。

这时骑兵连的人马像一股奔腾的山洪，向十字路口直冲过来，几十把军刀在空中闪烁。

监狱的几条窄长的走廊上，喊叫声连成一片。

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牢房里，受尽折磨、面容憔悴的犯人们**起来了。城里正在进行巷战——莫非自己的军队突然又打回来了？莫非他们马上就可以恢复自由了？

枪声已经在监狱的院子里响起。走廊上传来奔跑声。突然，一个亲切的，无比亲切的声音喊道：

“快出来吧，同志们！”

“同志们，你们自由了！我们是布琼尼的骑兵，我们师已经把这个城市占领了。”

一个妇女眼泪汪汪地扑到保尔面前，抱住他大哭起来，仿佛他就是她的亲儿子似的。

波兰白军在这个石洞里关押着五千零七十一个布尔什维克，他们随时会被拉出去枪毙或绞死。同时还关押着两千个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对于骑兵师的战士们来说，这批人的得救比任何战利品、比任何胜利都可贵。对于这七千多个革命者来说，沉沉的黑夜骤然变成了明媚的、阳光灿烂的六月天。

有一个脸黄得像柠檬的被释放的囚犯，喜出望外地跑到保尔面前。他是谢佩托夫卡的排字工人萨穆伊尔.列赫尔。

保尔听着萨穆伊尔的叙述，他的脸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萨穆伊尔是在讲他们的故乡谢佩托夫卡发生的悲壮的流血事件。他的每一个字，都像熔化了的铁水，点点滴滴落在保尔的心坎上。

“一天深夜，我们一下子全给逮捕了，是一个无耻的叛徒出卖了我们。我们大伙落入了宪兵队的魔爪。保尔，你知道他们打得有多厉害啊。那些日子的事我真没法说。保尔，有好多人你是认识的：瓦莉亚，县城里的罗莎，她还是个孩子呢，才十七岁，一个多么好的女孩子，一双眼睛总是那么信任地瞧着别人。还有萨沙.邦沙弗特，你记得吧，他是我们厂的排字工人，一个快乐的小伙子，总是爱画讥讽老板的漫画。这些人，你都认识。其余的人都是从县城和镇上抓来的，一共二十九个，其中六个女的。他们残酷地折磨我们。瓦莉亚和罗莎第一天就被强奸了。那帮畜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她们被拖回牢房的时候，都已经半死不活了。罗莎回来以后就不住嘴地说胡话，几天后就完全疯了。

“那些禽兽还不相信她真的疯了，说她装疯卖傻，每次提审都毒打她一顿。她被枪毙的时候，模样真吓人。脸给打成了紫黑色，两眼发直，样子完全像个老太婆。

“瓦莉亚直到最后一刻都表现得很好。她们死得都像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她们从哪儿来的那股力量。她们死得那么悲壮，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瓦莉亚参加的是最危险的工作——她负责跟波军司令部的报务员保持联系，还经常到县里做联络工作。他们搜查她家的时候，又在她的房间里找到了两颗手榴弹和一支毛瑟枪。手榴弹就是那个叛徒给她的。整件事情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好给她安上企图炸毁波军司令部的罪名。

“军事法庭判决瓦莉亚和另外两个同志绞刑，其余的全部枪毙。判决的告示贴遍全城，人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决定在白天当众行刑，好让每个人看了都害怕。大伙儿默默地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只偶尔有人说一两句话。该说的前一天都说了，并且也互相进行了诀别。只有罗莎蜷缩在牢房的墙角，自言自语地说些听不明白的话。瓦莉亚被强奸后又遭毒打，已经被折磨得走不动了，一直躺在那儿。两个由乡下捉来的女共产党员，是一对亲姐妹，互相紧紧地拥抱着，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斯捷潘诺夫是从县里给抓来的，他年轻力壮，像个大力士，被捕时曾打伤了两个宪兵。这时他坚决地对姐妹俩说：‘同志们，别流泪！要哭就在这儿哭，到外面可别哭了。咱们绝不能让那些吸血的恶鬼得意。他们反正是不会放过咱们的。咱们终究一死，那就应该死得从从容容。咱们谁也不能跪下。同志们，请记住，死也要死得英勇！’”

“敌人用枪托把我们赶到监狱的院子里，每四人一排，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押到大街上。他们叫我们一起站在绞架跟前，让我们先亲眼目睹自己的同志被绞死，然后再枪毙我们。军事检察官和高级军官们都站在绞架旁边。最后，终于把瓦莉亚和其他两个被判处绞刑的同志押出了监狱。他们三个人互相挽着胳膊，瓦莉亚站在中间。她实在衰弱得走不动了，那两个同志搀扶着她。不过，她还是竭力想自己走。她记住了斯捷潘诺夫的话：‘死也要死得英勇。’她没穿外套，只穿一件绒线衫。”

“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显然不愿意看到他们挽着胳膊走，用力推了他们一下。瓦莉亚说了一句什么话，一个骑马的宪兵立刻扬起鞭子，朝她脸上狠狠地抽了一下。”

“这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妇人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她呼天抢地，不顾一切地挣扎着，竭力要挤过警戒线，冲到三个人跟前。但是她被抓住，并且被拖走了。那老妇人准是瓦莉亚的母亲。他们走近绞架的时候，瓦莉亚唱了起来。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歌声——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能如此慷慨激昂地歌唱。她唱的是《华沙革命之歌》，那两个同志也和着她唱。宪兵用马鞭疯狂地抽打他们，但是他们似乎感觉不到疼痛。于是宪兵把他们打倒在地，像拖口袋一样拖到绞架跟前，匆匆忙忙念完判决书，就把绞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这时，我们一起唱起了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过来，我只看见一个匪兵用枪托把支着平台的木桩子推倒，我们的三个同志就全让绞索给吊了起来……”

“就在我们九个人站在墙根等着挨枪子儿的时候，他们宣读了判决书，说将军大人开恩，把我们的死刑改为二十年苦役。其余的十七位同志还是给枪毙了。”

说到这里，萨穆伊尔猛地扯开衬衫领子，好像领子勒得他喘不过气来似的。

“他们的尸体整整吊了三天，匪兵站在绞架旁边日夜看守着。后来我们牢房里又关进来几个犯人。他们说：‘第四天，三个人中最重的托鲍利金同志的绞索断了。他们才把另外两个人也解下来，就地掩埋了。’但是绞架一直竖在那儿。我们被押到这儿来的时候，看见绞索还在绞架上悬着，还在等待着新的牺牲者。”

萨穆伊尔停止了述说，呆滞的目光凝视着远方。保尔没有觉察到他的话已经讲完了。

那三具尸体的样子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们面容扭曲，脑袋歪向一边，在风中无声地摆动着。

骤然，街上吹起了震耳的集合号，号声惊醒了保尔。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萨穆伊尔，我们到外面去吧。”

在大街上，骑兵正押着波兰俘虏走过。团政委站在监狱门口，在阵地记事册上写了一道命令。他把纸条交给矮壮的骑兵连长，说：

“安季波夫同志，你拿着这命令，派一个班，把俘虏全部押解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受伤的要给包扎好，抬到车上，也往那个方向运。送到离城二十俄里的地方，就让他们回去吧。我们没有工夫再管他们了。注意，不许粗暴地对待俘虏。”

保尔跨上战马，回过头来对萨穆伊尔说：

“你听见没有？他们绞死我们的同志，而我们却要把他们送回自己人那儿去，还不许粗暴地对待！这怎么办得到呢？”

团长回过头来盯了他一眼。保尔听到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似的说出这坚决而严肃的话来：

“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枪毙的。我们不是白军。”

当保尔策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他想起了在全团宣读过的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其中最后几句是这样说的：

工农国家热爱自己的红军，以拥有红军而自豪，并要求不要在它的旗帜上染上一个污点。

“不要染上一个污点！”保尔的嘴唇微微嚅动着说。

保尔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个人。这些日子，每天都在激烈地战斗。保尔.柯察金已经溶化在集体里面了。他和所有的战士一样，仿佛已经忘记了“我”字，只知道“我们”：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布琼尼的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连续进攻，接连不断地重创敌军，摧毁了波军整个的后方。他们像冲击峭壁的巨浪一样冲上去，退回来，稍微休息片刻，又发出可怕的“杀呀！”的喊声，再次冲上去。

8月19日，在利沃夫地区的一次激战中，保尔被打飞了军帽。他勒住马，但是前面的战友们已经冲进了波兰白军的散兵线。杰米多夫从洼地的灌木丛中冲出来。他冲向河岸，一路上高喊：

“师长牺牲了！”

保尔浑身一震。列图诺夫，他英勇的师长，大胆无畏的同志，就这样牺牲了！一阵狂怒袭上保尔的心头。他用刀背猛拍了一下已经十分疲乏、马笼头上沾着点点鲜血的坐骑格涅多克，向厮杀着的人群直冲过去。

“砍死这些野兽！砍死他们！砍死这些波兰小贵族！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他狂怒地扬起马刀，不顾一切地劈向一个穿绿制服的波兰兵。由于师长的死，全连燃起了复仇的怒火，把波军的一个排杀了个精光。

他们追逐溃逃的敌军，进入一片开阔地。这时，波军的大炮向他们开火了。榴霰弹在空中爆炸，向四周散布着死亡。

一团绿火像镁光似的在保尔眼前一闪，耳边响起了一声巨雷，烧红的铁片灼伤了他的脑袋。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开始缓缓地向一旁倒下去。

保尔像一根稻草似的被甩离了马鞍，越过马头，重重地摔倒在地。

刹那间，黑夜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