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周围，遍地是战壕，到处是带刺的铁丝网。整整一个星期，这座小城总是在隆隆的炮声和清脆的枪声中醒来或睡去，只有在深夜才安静下来。

今天对小城的轰击越来越猛烈，越来越频繁。炮声隆隆，空气也因而震颤不已。从制糖厂的烟囱上面，可以看见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们时而匍匐在地，时而跌倒爬起，在不可阻挡地向前进攻。他们差不多要拿下车站了。在一阵短促而猛烈的攻击之后，守卫车站的谢乔夫狙击师的第三团终于被迫退出他们最后的阵地——近郊的各个花园与果园，狼狈地、三五成群地向市区逃窜。红军的先头部队不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继续挺进，用刺刀开路，逐一扫除敌军的阻击哨，占据了一条条街道。

谢廖沙全家以及近邻们一起躲在地窖里，但是现在，他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了。他要到上面去。他不顾母亲的反对，独自跑出了阴冷的地窖。彼得留拉的败兵正沿着通往西南车站的大路逃窜。一辆装甲车在掩护他们退却。通往市区的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突然，一个红军战士跃上了公路。他迅速卧倒，顺着路面朝前开了一枪。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沙看见他们弯着身子，边跑边射击。一个晒得黝黑、两眼通红的中国人，上身只穿一件贴身衬衣，腰里缠着机枪子弹带，两只手都握着手榴弹，毫不掩蔽地在追赶。跑在最前面的是个非常年轻的红军战士，手上端着一挺轻机枪。这是攻进市区的第一支红军部队。谢廖沙欣喜若狂。他奔到大路上，使劲地高声呼喊：

“万岁！同志们，万岁！”

他出乎意料地跑出来，那个中国人差点把他撞倒。中国人正打算朝谢廖沙猛扑，但是这年轻人欢天喜地的表情阻止了他。

“彼得留拉的兵，往哪里逃了？”中国人喘着粗气，朝他喊道。

但是谢廖沙顾不上听他的话。他迅速跑进院子，抓起那逃兵扔下的步枪和子弹带，飞一样地跑出去追赶队伍去了。直到这支队伍冲进了西南车站，红军战士们方才发现了他。他们截住了好几列满载弹药和军需品的白军火车，把残敌逼进树林里，然后才停下来休息，整顿队伍。

红军战士们围住了谢廖沙。

“我认得他，”那个中国人高兴地笑着说，“他喊‘同志们，万岁！’他是布尔什维克——是我们年轻的好朋友！”中国人拍着谢廖沙的肩膀赞不绝口。

谢廖沙的心欢快地跳着。他们立刻接受了他，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和他们一块儿参加了攻打车站的刺刀战。

小城又活跃起来了。受尽苦难的居民从地下室和地窖里走出来，涌到大门口观看开进城区的红军队伍。

新的生活来得如此意外而迅速，它占据了谢廖沙的整个身心，把他卷到生活的旋涡里。谢廖沙把家也给忘了，虽然这个家离得是那么近。

他，谢廖沙.勃鲁扎克，现在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他无数次地从口袋里掏出盖有乌克兰共产党（布）印章的白纸片，上面写着谢廖沙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团区委书记。谁要是怀疑这一点，那就请看挂在他紧身制服皮带上的一支带帆布枪套的“曼利赫尔”手枪，这是他的好朋友保尔送的礼物。这是最具说服力的证件。唉，可惜保尔不在这儿！

谢廖沙整天忙着执行革委会的各项指示。在政治部，他见到了专门做青年工作的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原来她是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一头乌黑的短发，身穿茶色的新制服，腰里束一条窄窄的皮带。谢廖沙从她那里学到许多新东西。她还答应帮助他开展工作。分手的时候，丽达交给他一大捆书籍，另外又特意送给他一本印有共青团纲领和章程的小册子。

他们很晚才回到革委会来。瓦莉亚一直在花园里等他。一见面，她就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他一番：

“你真不害臊！怎么，你完全脱离家庭了吗？为了你，妈天天哭，爸也老发脾气。这样下去，准会闹出事来！”

“瓦莉亚，放心吧，出不了事的。我忙得没工夫回家。说实在的，真没工夫。今天我也不能回去。我正想跟你谈谈。到我屋里去吧。”

瓦莉亚简直认不出她的弟弟了。他完全变了样。仿佛有人给他充了电似的。他让姐姐坐到一张椅子上，接着就直截了当地说：

“是这么一回事。你也加入共青团吧。你不明白吗？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是团的书记。不相信吗？喏，你看看这个！”

瓦莉亚看过证件，不知所措地看着弟弟，说：

“我在共青团里能干什么呢？”

谢廖沙把两手一摊，说：

“什么？怕没事干？我的好姐姐，我忙得连睡觉的功夫都没有呢。必须把群众发动起来。好吧，你说说，入团的事怎么样？”

“我不知道。要是我这样做，妈妈会气疯的。”

“你别管妈妈吧，瓦莉亚，”谢廖沙不以为然，“她不懂这些事情。她只想让她的孩子们守在身边。她根本不会反对苏维埃政权。恰恰相反，她是拥护的。但是她只希望别人上前线打仗，却不愿意叫她自己的孩子们参加。可这公平吗？你还记得朱赫来跟我们讲的话吗？你看保尔，他就不管他母亲怎么想，自己走了。现在咱们获得了好好生活的权利。那么，瓦莉亚姐姐，难道你会拒绝吗？呵，你入了团那才好呢！你发动女孩子，我做男孩子们的工作。我今天就叫红头发的克利姆卡参加进来。瓦莉亚，你到底参加不参加我们的组织？我这儿有关于这件事的小册子。”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递给她。瓦莉亚的眼睛盯着弟弟，低声问他：

“要是彼得留拉匪兵再打回来，那怎么办？”

谢廖沙第一次认真地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当然跟大家一道走。但是你怎么办呢？妈妈到时一定会伤心得不得了。”他默不作声了。

“谢廖沙，你替我写上名字吧。别让妈妈知道，除了你我之外，也别告诉任何人。我一定尽力帮你，这是比较好的办法。”

“就这么办吧，瓦莉亚。”

回城的时候，谢廖沙顺路去家里看看。

面对母亲的责骂，他默不作声，没有还口。但是，当父亲开口骂他时，他立刻反守为攻，把父亲驳得哑口无言。

“爸爸，你听我说，当初德国人在这儿的时候，你们搞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押车的德国兵。当时你想到过家没有？想到过的，但是你还是干了，因为工人的良心让你这样干。我也想过咱们的家。我明白，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你们会因为我的缘故受到迫害。但是要是我们胜利了呢？我们就彻底翻身了。家里我是待不住的。爸爸，这个不用说你也明白。那还有什么好闹的呢？我做的是正事，你应该支持我，帮助我，可你却扯后腿。爸爸，咱们讲和吧，这样，妈也不会再骂我了。”他温和地笑着，一双纯洁的、碧蓝的眼睛注视着父亲。他相信自己是对的。

扎哈尔.勃鲁扎克局促不安地坐在凳子上。他微笑着，在好久没有刮的、又硬又密的胡须间露出了发黄的牙齿。

“你这个小滑头，反倒来启发我的觉悟？你以为挎上了手枪，我就不能用鞭子抽你？”

不过，他的话语里并没有威胁的口气。他不好意思地犹豫了一下，然后毅然把他那双粗糙的大手伸给儿子，说：

“谢廖沙，开足马力干吧。既然你正在爬大坡，我绝不会让你刹车。只是别撇下我们不管，常回家看看。”

一个炎热的中午，柯察金的母亲挎着一个小包袱从车站走回家里。她听着阿尔焦姆讲述保尔吃官司的事，哭得十分伤心。她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无以为生，只好给红军洗衣服，战士们设法替她弄到一份口粮。

有一天黄昏，阿尔焦姆迈着比平常更快的脚步从窗前走过。没等推门进屋，他就喊了起来：“保尔来信了。”

保尔信上这样写着：

亲爱的哥哥阿尔焦姆：

告诉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活着，不过不很健康。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大腿，可是现在已经快治好了。医生说没伤到骨头。你不必为我担心，很快就会康复的。我出院之后，也许可以得到假期，到时我一定回家看你。母亲那儿我没去成，现在我已经成为红军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战士。也许，你们已经听到过英勇善战的科托夫斯基的名字。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我非常敬佩我们这位旅长。母亲回家了吗？要是她在家，就说小儿子在这里向她亲切问候。请原谅我让你们担惊受怕。

你的弟弟保尔

阿尔焦姆哥哥，请你到林务官家去一趟，转告这封信的内容。

又及

母亲又流了许多泪。这个粗心的小儿子连医院的地址都没写。

谢廖沙经常到车站上那节挂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牌子的绿色客车车厢里去。共青团区委书记谢廖沙不知不觉中和丽达亲近起来。他每次离开车站，除了一捆捆书报，还带着一份朦胧的欣喜，那是由短暂的会面激起的。

师政治部的露天剧场每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铁轨上停着第十二集团军的宣传列车，车身上贴满了色彩鲜艳的宣传画。宣传车上热火朝天，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车上设有印刷室，各种报纸、传单、布告就从这里印制出来。一天晚上，谢廖沙偶然来到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间看见了丽达。

深夜，他送丽达回车站，师政治部工作人员都住在车站上。突然，谢廖沙自己也感到十分意外地对她说：

“丽达同志，为什么我老想看见你呢？”接着他又补充说，“跟你在一起真愉快！每次和你见面之后，我就觉得有使不完的劲，愿意不停地工作下去。”

丽达停住了脚步，说：

“你听着，勃鲁扎克同志，让我们来个约定吧，今后你不要再做这种抒情诗啦。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沙就像一个受到训斥的小学生似的，脸涨得通红，回答说：

“我跟你说这话，是把你当作知心朋友，而你却这样对我……难道我说的是反革命言论吗？丽达同志，今后我当然绝不会再说了！”

他匆匆地握了握她的手，逃也似的跑回市区去了。

此后一连几天谢廖沙都没有到车站上去。

丽达到革委会参加会议。她把谢廖沙拉到一边，心平气和地问：

“你怎么了，伤了你那小市民的自尊心了？你想让私人的事情影响工作吗？同志，这可绝对不行。”

于是，一有机会谢廖沙又到绿色车厢里去了。

接着，市里召开代表大会，谢廖沙也参加了。会上进行了两天热烈的争论。第三天，他跟全体代表一起带上武器，到河对岸的森林里追剿扎鲁德内所率领的彼得留拉残余匪帮，整整追了一天一夜。回来后，他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碰到了丽达。他送她回车站，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丽达很生气地把手抽回。此后，谢廖沙又有很长时间没有到宣传列车上去。他故意避开丽达，甚至在有事需要面谈时也是如此。后来，她坚持要他解释这种行为，他愤愤地说：

“我跟你有什么可说的呢？你又要给人家扣帽子：什么小市民习气啦，什么背叛工人阶级啦。”

谢廖沙和两个红军战士奉命去征集干草。不料，在村子里遭到富农匪帮的袭击。红军战士被解除了武装，给打得半死。谢廖沙比另外两个受伤轻一些，因为他年纪小，他们才稍稍留点情。贫农委员会的会员把他们三个送回城里。

谢廖沙不愿意惊动家里人，所以就在伊格纳季耶娃的房间里养伤。当天晚上，丽达来看他。她握住他的手。他头一次感到她握得那样亲切、那样紧。这样的握手他是从来都不敢的。

一个酷热的中午，谢廖沙跑到宣传列车上去，把保尔的来信念给丽达听，还讲述了这个好朋友的经历。临走时，他无意中对她说：

“我要到树林里去，下湖洗个澡。”

丽达放下手头的工作，叫住他说：

“等一等，咱们一块儿去。”

他们来到水平如镜的湖边，停下脚步。温暖而透明的湖水清爽诱人。

“你到路口去等一会。我要洗个澡。”丽达命令似的说。

谢廖沙坐在小桥旁边的石头上，脸朝着太阳。

他听到背后传来溅水声。

透过丛林，谢廖沙看见冬妮亚和宣传列车的政委丘扎宁正沿着大路走过来。丘扎宁很英俊，身穿考究的弗伦奇军服，系着军官武装带，脚登吱吱响的软皮马靴。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边走边谈。

谢廖沙认出了冬妮亚。她就是上次替保尔把纸条送给他的姑娘。冬妮亚也紧盯着谢廖沙，显然也认出了他。当他们走到他身旁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信来拦住了她：

“请稍等，同志。我这里有一封信，其中有一部分与您有关。”

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递给她。冬妮亚从那个男人手里抽出手来，读着保尔的信。信纸在她手里微微发颤。接着，她把信还给谢廖沙，问：

“您还知道他的其他情况吗？”

“不知道。”谢廖沙回答。

丽达从后面走来，脚下有块碎石响了一下。丘扎宁一看到她，就低声对冬妮亚说：

“我们走吧。”

但是，丽达用轻蔑而嘲讽的声音拦住了他：

“丘扎宁同志，他们在列车上找你一整天了。”

丘扎宁不满地斜了她一眼。

“没关系，我不在，工作照样进行。”

丽达看着他们两人的背影，说：

“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骗子赶走啊！”

树林在低语，高大的橡树在频频点头。湖中碧波粼粼，湖水清澈诱人。谢廖沙想洗澡了。

洗完澡以后，他在离小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丽达，她正坐在一棵伐倒的橡树上。

他俩一边谈着话，一边向树林的深处走去。走到一块青草茂密的空地上，他们决定在那里休息一会儿。树林里很静。只有橡树在窃窃私语。丽达在柔软的草地上躺了下来，头枕着她那弯曲的胳膊。她那健美的双腿和补丁打补丁的皮鞋，隐没在高高的草丛里。谢廖沙无意间瞧了瞧她的脚，看见那双补得很整齐的鞋子，又看看自己的靴子，脚趾正从那个大洞里露出来。他笑了。

“你笑什么？”丽达问。

谢廖沙指着靴子说：

“咱们穿着这样的靴子，以后怎么打仗？”

丽达没有回答。她轻轻咬着草叶，正想着别的事情。

“丘扎宁是一个很坏的共产党员，”她终于开口说，“我们所有别的政治工作人员都穿得破破烂烂，他却只知道打扮自己。他是个混进我党的投机分子……现在，前线的局势确实很严峻。我们国家得经受长期残酷斗争的考验。”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照我看来，谢廖沙，我们不仅要用语言，而且要用枪来战斗。你可知道中央委员会已经做出决议，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吗？我想，谢廖沙，我们在这儿不会待太久了。”

谢廖沙听着她说的每一个字，惊讶地从她的声音里捕捉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语调。她那对又黑又亮的水汪汪的眼睛一直凝视着他。

他几乎要忘情地告诉她说：她的眼睛宛如一面镜子，从中能看到一切，但是他及时地控制了自己。

丽达用胳膊肘支着，欠起身子。

“你的手枪在哪儿？”

谢廖沙沮丧地摸摸皮带。

“在村子里被那帮富农抢去了。”

丽达把手伸进制服口袋，掏出一支亮闪闪的勃朗宁手枪。

“谢廖沙，你看见那棵橡树没有？”她用枪口指着二十五步开外的一棵布满裂纹的树干，然后举起右手，让它和眼睛成一直线，几乎没有瞄准就开了一枪。被打碎的树皮撒落在地上。

“看见了吗？”她洋洋得意地说，接着又放了一枪。又是一阵树皮纷纷落地。

“给，”她把手枪递给谢廖沙，笑嘻嘻地说，“看看你的枪法。”

谢廖沙打了三枪，只有一枪没有中。丽达微笑着说：

“我还以为你不会打得这么好呢。”

她放下手枪，又在草地上躺下来。制服下面显出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的轮廓。她轻轻地说：

“谢廖沙，你到这儿来。”

他的身子向她那里移了一下。

“看到天空了吗？它是碧蓝的，你的眼睛也是碧蓝的。这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灰色的，像钢铁一般的颜色。碧蓝的颜色未免太温柔了。”

突然，她一下紧紧搂住他那长着淡黄色头发的脑袋，纵情地在他的双唇上吻起来。

这个举动对谢廖沙来说太突如其来了。即使他面对枪口，也未必会如此惊慌失措。他只知道丽达在吻他，除此之外，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在这之前，这个丽达，他连握她的手都不敢超过一秒钟。

“谢廖沙，”她稍稍推开他那晕乎乎的头说，“我现在把自己交给你，是因为你充满青春活力，你的感情跟你的眼睛一样纯洁，还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可能会牺牲生命。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些可自由支配的时辰，相亲相爱。在我的生活里，你是我爱的第二个人……”

谢廖沙打断她的话，向她探过身去。他如痴如醉，克制住内心的羞涩，抓住了她的手……

丽达，曾是何等难以捉摸的丽达，如今成了他谢廖沙心爱的妻子。对丽达深沉而又热烈的同志般的爱恋之情突然闯进了他的生活，占据了他那颗充满斗争**的心。开头几天，他的生活常规完全给打乱了。可是紧张繁忙的工作刻不容缓，于是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直到夏去秋来，生活只赐给他们三四次相聚的机会。每次相聚都令人心醉，难以忘怀。

两个月过去了。秋天到了。

夜幕悄悄降下，给树林罩上一层黑纱。师司令部的报务员俯身在电报机上，收取着纸带。机上溜出来窄长的纸条，他迅速地把那些点和短线所表示的字句写到电文纸上：

师部参谋长并抄送谢佩托夫卡革委会主席。收到电报后十小时内，该市所有机关一律撤退。留一个营，归本战区指挥官N团团长指挥。师参谋部、政治部，以及所有军事机关，一律撤至巴兰切捷夫车站。执行结果立即向师长报告。

师长（签名）

十分钟后，一辆摩托车亮着车灯，飞速穿过城市寂静的街道。它在革委会的门口嗒嗒地停下来，通讯员把电报交给了主席多林尼克。人们马上行动起来。特务连在集合整队。一小时过后，几辆满载着革委会物件的马车驶过市区。波多尔斯克车站上，人们忙着把物品装上火车。

谢廖沙看完电报就跟着通讯员跑到外边，

“同志，我可以搭你的车子到车站去吗？”

“坐在后面吧，不过，要抓牢。”

宣传鼓动科的绿色车厢已经挂到列车上。在离那车厢十步左右的地方，谢廖沙抱住丽达的肩膀，感到就要失去一件无比珍爱的东西。他喃喃地说：

“再见了，丽达，我亲爱的同志！我们还会见面的，你千万别忘了我。”他真怕自己会马上放声大哭。他不得不走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地握住她的手，甚至把她的手都握疼了。

第二天早晨，被遗弃的小城和车站显得空空****。最后一列火车拉了几声汽笛，像是在做告别。留守城里的那个营，在车站后面的铁轨两侧布下了警戒线。

树枝光秃秃的，地上铺满了黄叶。风卷着落叶，在路上轻轻地打着转。

谢廖沙身穿军大衣，束着帆布子弹带，同十个红军战士一起，守候在制糖厂附近的十字路口，等待波兰军队的到来。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敲了敲邻居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的门。这位邻居还没有穿好衣服，他从敞开的房门里探出身子，问道：

“出什么事了？”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指指扛着枪行进的红军战士，向他的朋友使了个眼色。

“开走了。”

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满怀忧愁地看了他一眼，问：

“您可知道，波兰人的旗子是什么样的？”

“好像有只独头鹰。”

“哪儿能弄到呢？”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烦躁地搔了搔后脑勺。

“他们当然无所谓，”他想了一会儿说，“说走就走了，可是苦了咱们，要绞尽脑汁去合新政府的意。”

突然，一挺机枪嗒嗒地响了起来，打破了四周的宁静。车站附近有个火车头鸣响了汽笛，同时从那里传来了沉重的炮击声。一排排紧皱双眉的红军战士沿着街道默默地撤退，不时回头张望。

一颗冰凉的泪珠顺着谢廖沙的脸颊滚落下来。他赶紧擦掉泪珠，回头看了看同志们，幸好谁都没有看见。

铁路工厂的工人们穿着油垢的衬衫，用悲愁的目光送别红军战士。

“我们还会回来的，同志们！”谢廖沙激动地向他们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