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面对面地竖立着，默默地互相敌视，代表着两个世界。其中一根柱子刨得很光滑，像警察岗亭那样漆上了黑白相间的线条。柱顶上面牢牢地钉着一只独头老鹰。对面六步开外处，竖着另一根柱子。柱顶上是一块铸有锤子和镰刀的铁牌。虽然这两根界桩都竖在一块平整的地面上，但是这两个世界之间却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万丈深渊，谁也休想不冒生命危险就跨越这六步的距离。

别列兹多夫这座偏僻的小镇就坐落在国境线旁。保尔在这里身兼两职，既担任第二军训营政委，又兼任新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

自从他们在安娜那里举行那场亲切的晚会以来，已经八个月过去了。但回想起来好像只是不久以前的事。保尔把一大堆文件推到旁边，靠在椅背上，陷入了沉思。

那是在八月份，铁路工厂团委派他作为团组织的负责人，乘上抢修列车，赶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他们这一百五十人组成的抢修队，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清除残破不堪的车厢。直到秋末，列车才把他们送回工厂。各车间都欢迎这一百五十名工人归来。在安娜那里，又经常可以看到保尔了。他额上的那条皱纹舒展开了，也常常可以听见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大笑声。

一天晚上，当许多年轻人聚集在安娜那儿的时候，保尔出人意料地戒掉了一种多年养成的不良嗜好。他几乎从小就抽烟，那天却毅然决然地宣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当时有人提出看法，说习惯比人的意志厉害，并举出抽烟这个例子。接着大家争论个不停。保尔始终没有参加争辩，但是塔莉亚点名要他发表意见。于是他直率地说：

“当然是人支配习惯，而不是习惯支配人。难道我们还能得出别的结论吗？”

茨维塔耶夫在角落里喊了起来：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保尔就喜欢来这一套。要是当场戳穿他的把戏，结果会怎样呢？问他自己抽烟吗？抽的。他知不知道抽烟没有好处？知道的。那就戒了呗——可惜戒不掉。不久前他还在小组会上‘传播文明’呢。”说到这里，茨维塔耶夫改用嘲讽的口吻冷冷地问道：“让他回答我们，他那骂人的习惯有没有改掉？凡是认识保尔的人都会说：骂是骂得少了，可是一骂起来就很凶。传教容易做圣徒难哪。”

一阵沉默。茨维塔耶夫的尖刻腔调，大家听了都觉得不舒服。保尔没有立即答复。他慢慢地从嘴上拿下烟卷，揉成一团，然后轻轻地说：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过了片刻，他又补充说：

“我这样决定，是为了自己，多多少少也是为了茨维塔耶夫同志。要是一个人不能改掉坏习惯，那他就一钱不值。我还有个骂人的恶习。同志们，我还没有彻底摆脱这个可耻的习惯。不过，就连茨韦塔耶夫同志也承认，不常听到我骂人了。脏话是容易脱口而出的，比不得抽烟，所以我这会儿还不敢夸口立刻和这种恶习一刀两断。但是骂人的习惯我总归是要彻底改掉的。”

入冬以前，很多顺着河水放下来的木排堵住了河道。秋水泛滥，这些木排被冲散了，顺着水流往下游漂去，眼看大批木料要损失了。索洛缅卡又派出本区的共青团员去打捞这些珍贵的木头。

保尔.柯察金不愿意落在同志们后面，虽然正患着重感冒，也瞒过大家，照样参加劳动。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当码头两岸木头已经堆积如山的时候，他却发高烧了，冰冷的河水和秋季的潮湿唤醒了沉睡在他血液中的敌人。他得了急性风湿病，住院两个星期，出院以后，他也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勉强干活。工长见了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确认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让他退职，并且给他领取退休金的权利，但是他愤怒地拒绝了。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心爱的工厂。他拄着拐杖，忍着剧痛，慢慢地挪动脚步。母亲曾几次来信，要他回去看她。此刻他想起了亲爱的老太太，想起了她在临别时所说的话：“只有在你们生病或受伤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你们。”

在省委会里，他领到两份卷在一起的党团组织关系证明。为了不引起更大的伤感，他几乎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就乘车到他母亲那里去了。接连两个星期，老人家不断地用药熏和按摩医治他那两条肿胀的大腿。才过了一个月，他已经可以丢开拐杖走路了。胸中**漾着喜悦，黄昏又变成了黎明。列车把他送到省城。三天后，组织部开了一份介绍信，派他到省军事委员会去，担任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共青团区委会又交给他一项任务，要求他把分散在新区各地的团员召集起来，建立一个团组织。瞧，生活变化得多快啊。

这里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人数很少，全区一共只有十九个布尔什维克。他们紧张地进行着苏维埃的建设工作。在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区里，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由于靠近边界线，他们随时随地都得提高警惕。

保尔每天一跳下马，就坐到办公桌旁边；一离开办公桌，就赶往训练新兵的操场；然后去俱乐部、学校，还要参加两三个会议；一到夜里，又骑上马、挎上枪，厉声喝问：“站住！什么人？”还得细听走私马车辘辘的车轮声——这一切就是第二军训营政委日日夜夜所忙碌的工作。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由三个人组成：保尔、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欣。莉达是妇女部长，出生在伏尔加河流域，长着一双小眼睛。拉兹瓦利欣是个长得挺漂亮的高个子青年，不久前还是中学生，但他“少年老成”，喜欢惊心动魄的探险故事。他原先在一个区党委做行政干事，四个月之前才加入共青团，可是他在其他团员面前却俨然以“老布尔什维克”自居。

太阳当空高照。保尔解开缰绳，忍住膝盖的疼痛，咬着嘴唇跨上了马。就在这时，保尔听到了一阵凄厉的喊叫声。只有在村子里失火时，妇女们才会这样惨叫。保尔使劲一拉缰绳，急速调回马头。这时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农妇气急败坏地从村外跑来。

“哎呀！乡亲们哪，那边出大事啦！咱们村跟波杜布齐的人打起来了……为了地界呀！他们把咱们的人往死里打呀！”

大家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街上立即响起了妇女们的尖叫声，老头子们也都愤怒地吼叫起来。这消息像警报似的一下子传遍了全村，传到了家家户户：“波杜布齐村的人强占地界，拿镰刀砍咱们的人！”凡是能走动的村民都从家里冲出来，操起叉子、斧头，或者干脆从栅栏上拔根木桩，冲向村外正在血战的田野。两村为了争地界，年年都在那里发生械斗。

保尔狠狠地踢了一下坐骑，马立刻飞跑起来。保尔厉声催促着黑马，越过狂奔的人群，利箭一般向前冲去。黑公马两耳紧贴在头上，四脚腾空而起，越跑越快。高冈上有一架风车，向四面张开它的翅膀，似乎要挡住他的去路。风车右侧的小河旁是一片低洼的草地。左面则是一望无际、随着山坡绵延起伏的黑麦田。从高冈下面，从那条如同在阳光下取暖的银蛇似的小河那里，传来了众人的喊叫声。

马疯狂地飞下斜坡，向高冈下面的草地飞奔而去。“只要马蹄被绊一下，我和它都得完蛋。”保尔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但是马已经勒不住了，他只好紧紧贴住马的脖子，听凭风在耳边呼呼直响。

马发疯似的奔到了草地上。一群愤怒得失去理智的人正在这里像野兽一样凶猛地厮杀。好几个人已经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马的前胸撞倒了一个大胡子。他正举着一截镰刀柄在追赶一个满脸是血的小伙子。旁边一个皮肤黝黑、身体结实的农民把对手打倒在地，正用沉重的靴子使劲踹他，想把他置于死地。

保尔飞马冲进正在厮杀的人群，把他们驱散开来。没等他们弄清是怎么回事，他又疯狂地催着马，再次朝着野兽般的人群横冲直撞。他觉得只有用同样野蛮而可怕的办法才能驱散这伙打红了眼的人群。他狂怒地大喊：

“散开，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我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这些强盗！”

接着，他从皮套子里拔出毛瑟枪，在一个满脸杀气的人的头顶上挥了一下，纵马向前，开了一枪。有些人扔下镰刀，转身就逃。保尔就这样怒吼着，一面策马在草地上来回奔跑，一面不断地开枪。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人们离开草地四散逃跑了，一来为了逃避责任，二来也是为了躲开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凶神恶鬼和他手中那支连连射击的“瘟枪”。

不久，区法院的人来到波杜布齐。人民审判员调查了好长时间，传讯了证人，但是始终没能查出罪魁祸首来。幸好这场械斗没有出人命，受伤者也都复原了。审判员以布尔什维克的耐心，苦口婆心地向愁眉苦脸地站在他面前的农民说明，他们聚众械斗是野蛮的和违法的。

拉兹瓦利欣和莉达一起到波杜布齐去，他们各有各的事：莉达要召开妇女代表会，拉兹瓦利欣是去安排团支部的工作。

看门的女工把两个客人安顿在她屋里，为他们铺好床铺，自己到干草棚里去睡了。莉达和拉兹瓦利欣开会开得很晚才回来。屋子里黑糊糊的。莉达脱下皮靴，爬到**，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但是拉兹瓦利欣那双手粗鲁而又不怀好意地触到她身上，把她惊醒了。

“你想干什么？”

“小点声，莉达，你喊什么？你明白，我一个人躺着挺无聊的，真受不了！你难道就想不出比打呼噜更有意思的事了吗？”

“放开手，马上给我滚下床去！”莉达推了他一下。她本来就十分厌恶拉兹瓦利欣那猥亵的笑脸。现在她真想痛骂他一顿，挖苦他一顿，但是一阵睡意袭来，她又闭上了眼睛。

“你干吗假正经？你以为这样才合乎知识分子的身份吗？你该不会是贵族女子学校毕业的吧？你以为这样一来，我就会相信你吗？别装傻了。要是你真懂事，就先满足我的要求，然后要睡多久都随你的便。”

他认为不必再多费口舌，就从长凳上站起来，又坐到莉达的床沿上，不由分说地伸手去扳她的肩膀。

“滚蛋！”她立刻惊醒了，“明天我非把这件事告诉柯察金不可，说到做到。”

拉兹瓦利欣抓住她的胳膊，恼怒地压低嗓门说：

“我才不在乎你那个什么柯察金呢。别固执了，反正你得依我。”

他们之间进行了短促的搏斗，静静的屋子里响起了清脆的耳光声—— 一下，又是一下……拉兹瓦利欣闪向一旁，莉达摸黑冲到门口，用力推开门跑了出去。她站在皎洁的月光下，简直气疯了。

“进屋来，傻瓜！”拉兹瓦利欣恨恨地喊了一声。

他只好把他的铺盖搬到屋檐下，在院子里过夜。莉达关上门，上了闩，蜷缩成一团躺在**。

第二天早晨，在回镇的路上，拉兹瓦利欣和赶车的老头并排坐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心里直嘀咕：

“看来，这个碰不得的女人十有八九会到柯察金面前告我一状。真是个傻乎乎的洋娃娃！长得倒挺漂亮，可就是一点都不开窍。我得跟她来软的，不然准会捅娄子。柯察金本来就瞧不起我。”

拉兹瓦利欣凑到莉达跟前坐下，装出一副羞愧的样子，甚至连眼神也变得有点忧郁。他编了一大堆不能自圆其说的理由为自己辩解，表示他非常后悔。

拉兹瓦利欣终于达到了目的：快到小镇的时候，莉达答应不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告诉任何人。

共青团支部在边境各村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团区委的干部为这些共产主义运动的幼芽付出了很多心血。保尔和莉达整日整夜在这些村子里活动。

拉兹瓦利欣不愿意到村子里去。他跟那些农村小伙子合不来，得不到他们的信任，经常把事情搞糟。可是莉达和保尔干这些工作却得心应手，很自然地就和那些青年打成了一片。全区的青年都认识保尔。在各村的晚会上，在街头巷尾，手风琴对宣传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手风琴使保尔成了大伙的“自家人”。大家倾听着手风琴奏出的乐曲，也倾听着它的演奏者——工人出身的军训营政委兼共青团书记的讲话。琴声和年轻政委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和谐地融合为一个整体。村子里已经可以听到新的歌曲，各家除了祷告用的赞美诗集和圆梦的书籍以外，也出现了别的新书。

有一天，从波杜布齐传来噩耗：村团支书格里沙夜里被人暗杀了。保尔一听到这个消息，忘记了腿疼，一下子就冲到执委会的马厩里。他用疯狂的速度备好马，用鞭子左右抽打着马肚，朝边界飞驰而去。

在村苏维埃那间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的尸体停放在一张饰有绿色枝叶的桌子上，身上覆盖着红旗。屋门口有一名边防军战士和一名共青团员站岗，在上级负责人到来之前，任何人都不准进屋。保尔走进屋子，走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

格里沙躺在那里，头歪向一旁，脸色像蜡一样苍白，眼睛睁得大大的，依旧保持着临死前的痛苦表情。他的后脑勺被利器击破，现在用枞树枝遮掩着。

是谁对这个青年人下了毒手？他是独生子，母亲是个寡妇。父亲从前给磨坊主做长工，后来成了村贫民委员会委员，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

老母亲一听到儿子的死讯，立刻昏倒在地。邻居们正在救护这位不省人事的老人，可她的儿子却默默地躺在这里，保守着自己的死亡之谜。

格里沙的死震动了全村。这位年轻的团支部书记、贫苦农民的保护者，在村子里他的朋友远远多于敌人。

两个村子的人都来参加格里沙的葬礼。保尔带领他的军训营和全体共青团员来给自己的同志送葬。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战士在加夫里洛夫指挥下，列队站在村苏维埃门前的广场上。在悲壮的哀乐声中，人们抬出覆盖着红旗的灵柩，把它安放在广场上。这里埋葬着国内战争中牺牲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如今在烈士墓旁又新挖好一只墓穴。

格里沙流的血使他生前努力保护的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贫苦的青年和村民都表示坚决支持团支部的工作。在葬礼上致悼词的人个个满腔悲愤，强烈要求抓住凶手，严惩不贷，并且就在这个广场上，在烈士墓前当众审判他们，让大家都看清敌人的真面目。

接着，放了三次排枪。常青树枝铺在了新的烈士墓上。当天晚上，团支部选出了新的支部书记——拉基京娜。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防哨所通知保尔，说他们那儿已经发现凶手的踪影。

一星期后，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别列兹多夫剧院开幕了。利西岑神情庄严地向大会做报告：

“同志们，我非常高兴地向大会报告，一年来经过我们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们大大地巩固了本区的苏维埃政权，彻底肃清了土匪，并且狠狠地打击了走私活动。各村都建立了坚强可靠的贫农组织，共青团组织壮大了十倍，党的组织也在发展。前不久，在波杜布齐村，富农暗杀了我们的同志格里沙。现已查明，凶手就是磨坊主和他的女婿。他们已被逮捕，不久，省法院巡回法庭就要审判他们。大会主席团接到许多村代表团的提议，他们都要求大会做出决议，请求法院对这帮暴徒处以极刑……”

大厅里响起震天动地的呼喊声：

“赞成！处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莉达出现在大厅侧门门口。她向保尔招招手。

在走廊上，莉达交给他一封公函，外面写着“急件”两字。他立刻拆开来看：

共青团别列兹多夫区委会。抄送区党委会。省委决定，从你区调回柯察金同志，另行委派重要的共青团工作。

保尔不得不向工作了一年的区委告别。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区党委会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柯察金同志转为正式党员；第二，解除他的团区委书记职务，通过对他的品格和工作能力的鉴定。

利西岑和莉达紧紧握住保尔的手，亲切地拥抱了他。当他骑着马从大院出来转向大路的时候，十几名战友为他鸣枪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