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傍晚我睡觉后醒来，发现两条腿竟然有了知觉。

我让它们垂在床沿下，可还是动不了。不管怎样，我的腿是完好的，以后还能走路，这让我有了信心。双腿的失而复得使我欢呼不已，我试着站起身来，可还没站稳就摔倒了，我摸到门口，又爬下楼梯，心里打量着大家看到我会有多惊奇。我已不记得怎样来到母亲房里，又怎么会躺在外婆的膝盖上，只看到身边围着些陌生人，其中有个穿绿衣服的小老太婆，她的嗓门最大。

“给他灌热马林果汤，再用毯子连头一块儿包严了……”她凶巴巴地说。

她浑身上下都是绿的——衣服是绿的，帽子是绿的，脸色青得发绿，就连左眼下方那粒疣子上长的一簇毛，也绿得像一小撮野草。她翘起上嘴唇，咧开下嘴唇，露出满口绿牙，用一只戴着黑色无指手套的手挡住眼睛上的光，看着我。

“这是谁啊？”我怯生生地问道。

“你的新奶奶呗。”外婆不怎么高兴地回答我。

母亲笑了，他把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推到我面前，说：“他是你未来的父亲。”

她又说了几句话，太快了我没听清楚。马克西莫夫眯缝着眼睛，朝我弯下腰，说：

“我送你盒颜料。”

房间里很亮，屋角的桌上有个银烛台，插着五根蜡烛，中间是外公最喜欢的“勿哭我圣母像”，法衣上的珍珠被烛火照得熠熠生辉，金色光轮上的红宝石艳光四射。黑乎乎的窗子上贴着几张大饼脸，鼻子都压扁了。

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在飘浮，绿老太婆弯下腰，用冰凉的手指摸我的后耳根，念叨着：“一定要，一定要……”

“他晕过去了。”外婆说着便抱起我向门口走去。

我并没有晕过去，只是闭上了眼睛，等她抱我上楼梯，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行了，别提了，听到没有？”

“你们合起伙来骗我……”

她把我放到**，自己一头埋在了枕头里，痛哭起来。身子哆哆嗦嗦，泣不成声地对我说：“哭吧，哭出来吧……”

可我不想哭。

阁楼里冰冷阴暗，冻得我直发抖，那床也颤颤悠悠地吱吱尖叫。绿老太婆一刻不停地在我眼前晃**，我假装睡着，外婆也起身离开了。

接下来的日子空白单调。母亲宣布订婚后就搬出去了，家里死气沉沉。一天早上，外公拿了把凿子上楼来，走到窗口，开始挖封住窗框的油灰。外婆端了盆水，带了块抹布也进来了。

“老太婆，怎么样啊？”外公低声问她。

“什么怎么样啊？”

“这下你高兴了吧？”

外婆的回答跟上次在楼梯上对我说的一样：“好了，别提它了！”

短短的话语里别有用意，像是深藏着一桩无人不知却无人愿提、提了就令人不快的大事。外公小心地凿下窗框上结了一冬的油灰，外婆推开窗户，花园里椋鸟高歌，麻雀欢叫，解冻的泥土迎面扑来一阵阵沁人的芳香，溢满整间屋子。炉炕上的青砖生气似的发了白，看上去冷冰冰的。我爬下了床。

“别光脚下地。”外婆说。

“我要去花园。”

我不想听她的，现在我一见到大人就心烦。

花园里，嫩绿的草尖儿已偷偷地从泥地里钻了出来，苹果树上的花蕾也已含苞吐蕊了，彼得罗夫娜家屋顶上的青苔泛出赏心悦目的新绿，鸟雀飞满枝头，处处喧闹嬉戏。空气里流淌着幽幽花香，让人陶醉。

只有在彼得大叔自杀的那个土坑里，到处是被积雪压断的枯蒿，东倒西歪，几根凌乱的火烧木乌黑发亮，满目凄凉，与春日的生机勃勃格格不入。整个土坑完全是多余的，它的存在只会让人心生不快。

我恨不得一下子就把野草拔光，把焦木、砖块全都扔了，清除掉所有的垃圾，给自己留出一个干净的小窝，夏天可以单独来住，不用和大人在一起。

我很快就动手干了起来，把最近发生在家里的烦心事一股脑儿统统丢开。

尽管我还在为那些事情气恼，可日子一长，也就渐渐地淡忘了。“你为什么老板着个脸？”外婆和母亲总这样问我。

我被她们问得心有不安，其实我并没有生她俩的气，只不过家里没有一件事是让人高兴的。

那个绿老太婆经常和我们一起吃饭、喝茶，坐在那儿就像旧篱笆上的一段烂木桩，眼睛像是用看不见的细线缝在脸上一样，在皮包骨头的眼眶里骨碌碌地翻转，不肯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当她说起上帝的时候，就朝天花板翻白眼，一提到家长里短，眼皮就往地下耷拉。

她的眉毛像是用糠皮粘上去的，怪里怪气，光秃秃的几颗大牙嚼起东西来不出一点声音，拿叉子的时候故意把小拇指翘出来。

她的耳朵一动一动的，耳边的圆骨球也滚上滚下，疣子上的几根绿毛在那张干净得令人厌恶的皱巴巴的黄脸上蠕动，活像有虫子在爬。她和她儿子都穿得干干净净，哪怕只碰她一下我也会别扭。

她刚来的几天，想尽法子让我亲她那只干枯的死人手，我一闻到她手上那股喀山的黄肥皂气味，转身便跑。

“这孩子得好好教训，明白吗，叶夫根尼？”她不时地提醒自己的儿子。他也总是顺从地点点头，皱皱眉，没说什么。

谁见了这老太婆都会皱起眉，我更是恨她恨得牙痒痒，她儿子也不是个好东西，为了这一肚子的怨恨我可没少挨打。

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她很可怕地瞪大眼睛，说：

“哎哟，阿列克塞，亲爱的，你干吗狼吞虎咽吃这么快？小心噎着了。”

我不耐烦地从嘴里掏出东西来，用叉子戳着，递到她面前。

“喏，想吃就拿去。”我说。

母亲把我拖出了饭桌，我被很没面子地赶上了阁楼。后来，外婆也上来了，她捂着嘴哈哈大笑，说：

“哦，天哪，你这调皮鬼，上帝保佑你！”

我一点也不喜欢她捂嘴的样子，就跑了出去，爬上屋顶，在烟囱后面一坐就是老半天。

我忍不住想去捉弄他们每一个人，对谁也不想好好搭理，让我抑制这股冲动真的好难，可我又不得不忍住。

有一天，我在我未来的继父和祖母的椅子上抹了点樱桃树胶，他们俩都被牢牢地粘住了，动弹不得，真是好笑。可我被外公揍了一顿，随后母亲也来到阁楼上，把我拉到她身边，两个膝盖紧紧地夹住我，说：

“你为什么总这么不懂事？你知不知道这样做让我多难堪！”

她眼睛里泪光闪闪，搂着我的头贴在她的脸颊上，这比打我一顿更让我难受百倍！

我保证再也不去惹马克西莫夫家的人了，只要她不再流泪。

“这就对了，”她柔声说道，“你不能再这么调皮了，我们很快就要结婚，然后要去莫斯科，回来后你就跟我一起住。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又善良又聪明，我相信你会喜欢他的。你要像他一样念好多书，然后上大学，然后再当个医生。随便你想干什么，只要念好书干什么都成。好了，出去玩吧……”

她这一连串的“然后”就像一架不断往下延伸的梯子，把我引向黑洞洞的寂寞，使我离她越来越遥远了。她给我描述的未来毫无欢乐可言，我多想告诉她：“不要结婚了，我可以挣钱养活你。”

但这句话我没有说出口。母亲总是唤起我对温柔体贴无限的遐想，可我没有勇气对她说。

我在花园里的工作一天天地进展着，砍去杂草乱蒿后，我在土坑四周用砖块铺了一圈，还砌了个座位，宽敞得可以躺人。我又收集了一些彩色玻璃片和碎碗碟，嵌在砖块间的泥土缝里，阳光照射下来，这些碎片就会闪闪发光，像教堂里的神像一样光灿灿的。

“这主意不错。”一天，外公仔细打量着我干的活儿，说：“只是这些杂草还会再长，你没有除根，拿把铁锹过来，我帮你把土再挖深些。”

我拿来铁锹，他朝手心吐了口唾沫，咳了几下，把铁锹深深地插进土里。

“把这些草根都扔了，我要给你种上向日葵和锦葵，那才好呢……”

忽然他倚着铁锹不再吭声，我朝他瞥了一眼，发现他像狗一样机灵的小眼睛里竟然滴着眼泪。

“出什么事了？”

他身子一晃，用手擦了把脸，望着我，说：“咳，我老出汗。瞧，这么多蚯蚓！”

他又挖了起来，突然跟我说：“都是白费力气，白干了。我很快就要卖房子了，也许就在秋天吧，我得有钱给你母亲办嫁妆。唉，至少让她过得好一些……”

他挥了挥手，扔下铁锹朝浴室后的角落里走去，那儿有他的温室。

我开始掘地，没干多久，就被铁锹伤到了脚趾，这使我不能去教堂参加母亲的婚礼了。

我只能走到大门口，目送她挽着马克西莫夫的手臂渐渐远去。她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踩在从人行道上的砖块和砖缝间钻出来的小草上，像是踩着钉子在走。婚礼冷冷清清，回到家里后，大家都无精打采地喝茶。母亲很快去了卧室收拾箱子，继父在我身边坐了下来，说：

“我答应要送你颜料，可这儿买不到好的，我自己的又不能给你，我从莫斯科给你带过来。”

“我要颜料有什么用啊？”

“难道你不喜欢画画？”

“我不会画。”

“那我送你别的好了。”

母亲走过来说：“我们很快就回来的，等你父亲考完试，毕了业，就回来了。”

他们说话时把我当个大人，这还差不多。不过，都有胡子的人了还要去读书，这可没听说过。“你读什么？”我好奇地问他。

“土地测量。”

我懒得再问土地测量是干什么的。

屋子里一片死静，只能感觉到一种像是地毯刮擦时发出的沙沙声，我盼望夜幕快快降临。外公背靠炉炕，半闭着眼睛望向窗外。绿老太婆在帮母亲理东西，唉声叹气絮叨个没完。外婆在中午时喝醉了酒，怕她出丑，外公已把她锁进阁楼里。母亲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动身了。

临别时，她抱起我，用一种不曾有过的眼光望着我。吻着我说：“好了，我走了……”

“告诉他，让他听我的话。”外公望着朝霞尚未散尽的天空，闷闷不乐地说。

“要听外公的话。”她画了个十字告诫我。

我原以为她会说点别的，谁知半路杀出个外公来，真让人扫兴。

他们上了辆四轮敞篷马车，母亲的裙摆像是被什么东西钩住了，她气急败坏地拉了好久。

“去帮帮她，你没看到吗？”外公对我说。可我难受极了，什么也不想干。

马克西莫夫仔细摆弄着他那两条穿着紧身蓝裤的细长腿，外婆塞给他一些包袱，他都叠在了膝盖上，用下巴抵着。“够了——够了！”他慌里慌张地皱起苍白的脸，拖长了声音喊道。

绿老太婆和她当军官的大儿子上了另一辆马车，她坐在车上就好像一座蜡像，一动不动。她儿子用剑柄挑着胡须，哈欠连天。

“这么说，您得打仗去了？”外公问他。

“非去不可！”

“好，土耳其人该打。”

他们走了。母亲好几次回过头来，挥动着手帕。外婆倚着墙壁，也含泪朝她挥挥手。外公勉强从眼里挤出几滴泪水，他含含糊糊地咕哝着：“不会……有什么……好……好结果的……”

我坐在石墩上，望着马车一路颠簸，拐过一个街角就不见了踪影。霎时，我的心门也紧紧地扣上了……

时间还早，大街上空无一人，家家户户的百叶窗都还遮掩着，我从未见过街道如此的空旷寂寥。

远处飘来牧人哀怨的笛声。“我们吃早饭去吧。”外公搭着我的肩膀说，“看起来，你注定要跟我在一起了，你这根火柴，也只有划我这个破盒子了。”

从早到晚，我俩都在花园里一声不响地忙活着。他翻了几条畦，给马林果树扎枝，刮去苹果树上的青苔，清除毛毛虫。而我一直在装点我的小窝。外公砍去焦木的梢头，在土坑周围一根根插好，我把鸟笼子都挂在木棍上，再用干蒿编了道严严实实的屏障，挡住阳光露水，一个安乐的小窝就这样完工了。

“你要学着安排自己的事情，这对你很有好处。”外公说。

我很重视他的这些经验之谈，有时候他躺在我垫有草皮的“坐骑”上，慢条斯理地给我讲道理，似乎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肯从嘴里抠出来。

“从现在起，你不能再依赖你母亲了，她还会生别的孩子，待他们会比你更亲。你外婆染上了酒瘾，你也瞧见了。”

他陷入了沉默好半晌，像是在倾听着什么，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道：

“这是她第二次酗酒了。第一次是米哈伊尔被征兵的时候，她求我给他买张免役证。哎，这个老傻瓜，要是当初送他去当兵，也许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我的日子也不长了，剩下你无依无靠，你得养活自己，懂吗？要学会独立，不能任人摆布。过日子图个安稳太平，但一定要有主见。别人的话听听无妨，但只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

除了雨天，整个夏季我都是在花园里度过的，夜里暖和，我就垫上外婆送我的一块羊毛毡，在那儿过夜。有时候她自己也会抱来干草，铺在我 “床”边，挨着我躺下，给我讲故事，但时常被她冷不丁的一声惊叫打断：

“瞧，又有一颗星星落下了！那是一个纯洁的灵魂思念凡尘，有一个好人正在什么地方诞生了。”

“一颗新星上升了，瞧，多亮啊，像宝石一样！灿烂的星空啊，你是上帝华丽的法衣！”

“冻死你们，傻瓜！”外公埋怨道，“小心中风啊，强盗会爬进来掐死你们的。”

有时候，夕阳西下，天空里涌现出火焰般红彤彤的长河，燃烧后的余烬飘摇在花园里天鹅绒般的绿荫丛中。夜幕降临，夜色在不断膨胀、延伸，把大地万物都融入它恬静的幽暗里。白日里浸透了阳光的树叶此时已含羞枝头，小草娇嗔地扑向大地的怀抱。一切清新柔和，舒缓如歌。

此时，军营里吹响了点名的号角。夜色温柔醇厚，恰似慈母爱抚，沁入心脾。静谧伸出毛茸茸的小手，轻挠你的心扉，为你拭去白昼的尘嚣。幕天席地，遥望星空，浩瀚无垠的苍穹里星光璀璨，亘古悠远……

苍冷的天穹分外深邃，绚烂的星辰渐次生辉，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将你从尘土上轻轻托起，那感觉妙不可言！不知是大地在你脚下缩小，还是你奇迹般地与星月交融了。

四周越来越静，夜色越来越浓，天地之间仿佛绷着无形的琴弦，无论是小鸟呢喃，刺猬窸窣，还是人语窃窃，一如弦上弹奏的音符，清脆响亮。

拉手风琴的声音、女人的笑声、军刀磕碰人行道的砖块声、激烈的狗吠声，这些都如同黄昏的落叶，微不足道。

有时，深夜里还会传来醉鬼的喊叫声、急促的脚步声，这些都平常不过，不足为奇。

外婆久久难以入眠，手枕在脑后，暗自兴奋，毫不关心我是否听她的讲述。

她总能道出优美的传说，为美丽的夜晚增辉添色。随着她娓娓叙来，我也甜甜入梦了。清早，太阳直射我的脸庞，把我和鸟雀一同唤醒。早晨的空气慢慢变暖，缓缓流淌。轻盈的露珠从苹果树叶上悄悄抖落，温润的青草晶莹澄澈，如纱薄雾正从芳草地上袅袅升起。

淡紫色的天空中，阳光慷慨地将温暖辐射开去，晴空渐渐湛蓝深远。云雀高高在上，呖呖鸣啭。这美妙的声色宛如汩汩清泉注入心田，让我静享恬淡的喜悦。我只想快快起身，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存。

那是我一生中最宁静深思的时光。正是那个夏日，我树立了坚定的自信，我变得独来独往，孤僻离群了。奥夫相尼科夫家孩子的呼喊对我已不具**，表哥们的来访只会让我担心花园里的乐土惨遭破坏，那可是我平生第一件独立完成的杰作。

外公的话我是再也听不进去了，越来越枯燥乏味，牢骚不断。他开始动不动就和外婆吵架，还把她扫地出门，她只好去找雅科夫舅舅或米哈伊尔舅舅，常常一连几天不回家。外公自己做饭，烫到了手指就又吼又骂，摔盆砸碗，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有时他到我的小窝里来，舒舒服服地往我的草皮宝座上一坐，盯着我久不开口，突然又冷不防地冒出一句：“你干吗不吭声？”

“不干吗。”

“你要知道，我们不是老爷。”他又摆出训话的架势教导我，“没有人教我们该怎么办，凡事都得自己学，书本是为别人写的，学校是为别人盖的，反正没我们的份，我们只有靠自己……”

他想起心事来，一声不吭，像个哑巴，呆坐的样子有点可怕。

那个秋天他把房子卖了。

卖房前不久，在一次早餐桌上，他突然阴沉、坚决地对外婆宣布说：

“孩子他妈，我养活你也够久的了，从现在开始，你自寻生路吧。”

外婆听了这话，丝毫不为所动，仿佛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她不紧不慢地取出鼻烟壶，伸到海绵样的鼻子底下嗅了嗅，说：

“好啊，你怎么说就怎么做吧。”

外公在小山下的一座老房子里，租了两间黑乎乎的地下室。

搬家那天，外婆找来一只系有长带子的破草鞋，把它扔到炉炕里，蹲下身来，开始呼唤家神：

“家神家神，一家之神，给你雪橇，我们一起搬新家，保佑我们从此平平安安……”

外公站在院子里，朝窗内瞄了一眼，大叫起来：“不许你搬这东西，你这异教徒，真是丢人现眼……”

“哎哟，孩子他爸，小心惹祸上身啊！”

她一本正经地警告着，可外公怒气冲冲，不准她把家神带走。接下去的两三天，外公把家具物件卖给了几个收破烂的鞑靼人，讨价还价的时候，气得直骂娘。

外婆望着窗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低声念道：“拖吧，都拖走吧，砸了算了……”

一想到要离开温暖的小窝，我差点就要哭了。

搬家来了两辆大车，我坐的那一辆颠得七上八下，时不时地想要把我从一大堆货物中抛出去。这样颠沛流离的日子我过了大约有两年，直到母亲去世。

外公搬到地下室不久，母亲就回来了。她脸色苍白，人也瘦了，眼睛看上去更大了，眼神惶恐不安。她对什么都要仔细打量，仿佛是头一次见到我和自己的父母，而且看我们的时候沉默不语。继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轻轻吹着口哨，不时地咳嗽几下，两只手放在背后，不停地扭动着大拇指。

“天哪，你怎么这么会长啊！”母亲用发烫的手掌捂紧我的脸颊，对我说。她穿了一件肥大的棕色衣服，肚子鼓了出来，很难看。

“你好啊！”继父伸出手，说道，“过得怎么样啊？”他嗅了嗅空气，说，“这儿太潮。”

他俩衣衫破旧，面容憔悴，像是拼命追赶过什么，现在累得哪儿也走不了，只想躺下来喘口气。

喝茶的时候大家闷闷不乐，外公望着窗外雨打玻璃，问道：“这么说，烧得一无所有了？”

“一无所有了，”继父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差点儿也出不来了。”

“呣，大火无情啊。”

母亲紧靠着外婆，凑到她耳边窃窃私语。外婆眯缝起眼睛，像是不能见光的样子。

空气越来越压抑。突然，外公带着挖苦的语气，慢条斯理地大声说道：“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先生，我怎么就听说根本没什么火灾，而是你在牌桌上输了个精光。”

屋子里顿时一片肃静，只听到冷雨敲窗和茶壶噗噗冒气的声音。

“父亲……”还是母亲先开了口。

“叫什么叫，”外公歇斯底里地怒吼道：“你还想怎么样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三十岁的人了，不能嫁个二十岁的。你瞧瞧，细皮嫩肉的小白脸，跟了他，你就能当阔太太了？现在怎么样啊，我的好女儿？”

他们四个吵了起来，继父声音最响。我跑到过道里，坐在柴堆上，简直傻了眼了。这怎么可能还是我的母亲？她以前绝不是这样的。在房间里我记不太清楚，可来到这漆黑的过道上，她原先的样子已清晰地浮现出来。

后来，我也忘了是什么原因，我又住到了索尔莫夫镇。那儿的房子很不一样，墙上没糊墙纸，木头缝里塞满了麻屑，里面蟑螂成群。母亲和继父住在两间朝街的房子里，我和外婆住在厨房里，只有一扇天窗。

房顶上，工厂的黑烟囱正不停地冒出滚滚浓烟，冷风一吹，整个小镇都烟雾弥漫。在我们冰窖似的房间里永远充斥着一股烧焦的油烟味。一大早，工厂的汽笛就像恶狼一样号叫：“噢呜——噢呜……”要是踮起脚尖站到长凳上，透过窗户的顶端，刚好能看见亮着灯的厂门敞开着，像老叫花子咧开没了牙的黑嘴，密密麻麻的人头正在往里涌。

到了中午，汽笛又尖叫起来。大门像黑嘴似的张开了，露出一个黑簇簇的深洞，被反复咀嚼过的工人从洞里呕了出来，他们像排到街上的一股污水，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把黑压压的人群驱散回家。

在这儿几乎看不到天空，被烟熏黑的屋顶上和落满煤烟粒子的雪堆上，低垂着一个巨大的灰黑的平顶盖，以它日复一日的单调色彩扼杀你的想象力，让你只感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

晚上，工厂上方晃动着浑浊的红光，照亮了烟囱的顶端，仿佛它们不是从地面上升起来，而是从烟云里落下去，一面降落，一面喷吐着红烟，不停地吼叫着。这让人难以忍受的嘈杂场面，像恶毒的虫子一样一口一口吞噬着人的内心。

外婆干起了苦力，从早到晚就忙着做饭、拖地、劈柴、挑水，到了睡觉时累得呼呼直喘气。

有时候，她做完了饭，套上那件短棉袄，把裙子高高掖起，就动身进城去了。

“去瞧瞧老头子过得怎么样了。”

“我也去！”

“没看见这风刮得有多大吗？冻死你！”

每次去城里，她都要在茫茫的雪地里走上长长的七俄里。

母亲怀孕了，脸色蜡黄，整日裹着块镶有长穗子的灰色破披巾。

我恨死这块披巾了，它让母亲匀称挺拔的身子变了形，我也恨那些破穗子，一心想要扯烂它们。我恨这所房子，这个工厂，恨透了整个镇子。母亲穿一双邋遢的旧毡靴，咳嗽时隆起的肚子不停地颤动。灰蓝色的眼睛里神情冷漠而愤怒，她常常木然地盯着空****的墙壁，目光仿佛被墙壁粘牢了。有时候，她整整一个小时望着窗外的街道，一个劲地发呆。那条街道很像人的下巴，一部分牙齿老得发黑，参差不齐，另一些已稀松脱落，补上的新牙又大得可笑，恐怕连下巴都合不上了。

“我们干吗要住这种地方？”我问道。

“唉，你别问。”她说。

那些天，她不怎么跟我说话，就是开了口，也是使唤我干这干那的：

“把这给我，全拿走，去一趟小店……”

她很少肯让我出去玩，因为我每次出去，都被一群野孩子打得鼻青脸肿的才回来。打架是我唯一的乐趣，要打就打个痛快。母亲为此用皮带抽我，把我惹急了，下次打架就会打得更凶，母亲的惩罚也变本加厉。我终于警告她，如果她还这么打我，我就咬她的手，自己跑到野地里冻死算了。她惊恐地推开我，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累得气喘吁吁地说：“小畜生！”

在我心中，那些朝气蓬勃、五彩纷呈，被称为爱的彩虹已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隐隐作痛、空虚、孤独、百无聊赖的心境。我仇视周围的一切，这种仇恨如蓝色的火焰喷薄而出。

继父对我很苛刻，跟母亲也极少说话。只知道吹口哨、咳嗽，或站在镜前，不停地用细木条剔他满嘴的歪牙。他和母亲吵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冷漠地称呼她“您”，这样的称呼让我忍无可忍。

吵架时，他总要把厨房门关得严严实实，有意不让我听到他说话。可我竖起耳朵，仍能听见他瓮声瓮气的声音。有一天，他剁着脚大喊：“就因为您这该死的大肚子，我没法往家里请客人，您这头老母牛！”

我大吃一惊，在叠铺上暴跳如雷，一头撞到了天花板，舌头被咬出了血。

每逢礼拜六，就有几十个工人来找继父卖粮票，这种粮票在工厂的小店里才能用，是老板当作工资发给他们的。继父以半价买进，他坐在厨房里跟他们交易，每接过粮票，都要装腔作势皱一下眉，说道：

“一个半卢布。”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你就不怕上帝……”

“一个半卢布。”

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没过多久，在母亲分娩前，我被送到了外公那儿。

他已经搬到了库纳维诺的砂石街，在那儿的一幢两层楼房里租了个小房间，有个俄式火炉，两扇朝院子的窗户，这条街道再往下就到了纳波尔教堂墓地的围墙。

“怎么啦？”外公出门来迎我，尖声笑了起来。“俗话说，‘好朋友不如亲娘’，现在还不如你的老鬼外公了！唉，你们这些人啊……”

我还没来得及熟悉新家，母亲和外婆就带着婴儿来了。继父因为诈骗工人被赶出了工厂，也不知道沾了谁的光，很快又当上了火车站的售票员。

打发了一段无聊的日子，我又随母亲住到了一间石屋的地窖里。她即刻送我去上学，开学第一天，学校就跟我过不去。

我穿着母亲的鞋子，大衣是外婆的外套改的，黄衬衫，长腿裤，这身行头被同学们笑个没完。因为穿的是黄衬衫，便得了个“方块”[23]的外号。

我很快和男孩子们打成一片，可是牧师和老师都不喜欢我。

老师是个黄脸秃子，动不动就要流鼻血，老是鼻孔里塞两团棉花进教室。他坐到讲台后面，带着很重的鼻音问我们问题，问到一半突然没了声音，原来他拉出棉花在摇头晃脑仔细地瞧。

他的脸扁平，黄铜色，皱纹里夹着像绿铜一样的东西。最受不了的是他那双完全多余的眯缝眼，没有它们，这张脸就已经够丑的了。两个死鱼眼整天盯着我，害我没事老想把脸擦干净。开头几天，我坐在第一排，几乎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这真让人受不了。除了我，他的眼里好像再没有过别人，不停地用鼻音说：

“彼斯科夫，你要换衬衫了！彼斯科夫，脚不要蹭地！彼斯科夫，你的鞋子又漏了一摊水！”[24]

为此，我想了一个损招，狠狠报复了他一下。一天，我找到半个冻坏的西瓜，挖空瓜瓤后，把它吊在过道门的滑轮上，门一打开，西瓜便升了上去，可老师一关门，瓜皮就落了下来，像一顶帽子，不偏不倚刚好扣住他的光头。

那晚，管门人带着老师的字条把我遣送回家，为了这场恶作剧，我没少受皮肉苦。

还有一次，我在老师的抽屉里撒了鼻烟灰，他接连不断地打喷嚏，只好离开教室，让他的军官女婿来代课。军官命令全班同学都唱《上帝保佑沙皇》和《自由啊，我的自由》，谁唱跑了调，他就用尺子敲谁的脑袋，敲得咚咚响，很好笑，但不怎么疼。

宗教课老师是个年轻英俊、头发松软的牧师。他不喜欢我，因为我没有《创世纪》，而且我还学他说话的样子。

他一进教室就要问我：“彼什科夫，书带了吗？是啊，书。”

“是啊，没带。”

“什么‘是啊’？”

“没什么。”

“你回家去吧！是啊，回家，我不想教你。是啊，一点都不想教你。”

这一点也难不倒我，我就在镇上几条肮脏的街道里随便逛逛，在喧闹声里东张西望，一直等到放学才回家。

牧师有张温文尔雅基督式的脸，女人似的眼神亲切柔和，一双温柔的小手拿什么东西都小心翼翼，不管是书本、尺子，还是羽毛笔，仿佛它们都是有生命的，对它们爱护备至，唯恐轻轻一碰就要伤到它们。他对学生可没这么好了，不过大家还是很喜欢他。

虽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可学校还是通知我，由于不守规矩即将被开除。

这使我很郁闷，看来一场暴风雨快要来临了。母亲现在动不动就会生气，打我也越来越成了家常便饭。

好在救星突然降临，大主教赫里桑夫亲临我校，我记得他还是个驼背。

主教个子矮小，穿一件宽大的黑袍，在讲台边上坐下后，从袖管里露出双手，对我们说：“来，孩子们，我们谈谈好吗？”顿时，教室里如沐春风，充满了欢声笑语。

他叫了好多同学后才问到我：“你多大了？怎么长这么高啊！小朋友，你常在雨水里淋的吧？”

他伸出一只留有尖尖长长的指甲的瘦手放在课桌上，另一只手捻着稀疏的胡须，慈祥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的脸，提议说：“好，跟我讲讲《创世纪》里你喜欢什么？”

我回答说没有书，也没学过《创世纪》，他扶了扶帽子，问道：

“怎么会呢？这些东西应该学的！不过，你总知道一点吧，有人跟你讲过吗？知道《诗篇》吗？好！祈祷词呢？喏，你瞧！《圣徒传》知道吗？那么，诗歌呢？好！你的学问不少啊！”

我们的牧师进来了，满脸通红，气喘吁吁。主教给他画了个十字，为他祝福。他正准备讲我的不是，被主教一抬手拦住了，说：“等等……你给我们讲讲上帝的仆人，阿列克塞，好吗？”

“多好的诗歌啊，是吧，孩子？”当我因为忘词停下来时，他说，“你还会什么？大卫王的故事，知道吗？很好。我太想听了！”

我发现，他是真的想听，也很喜欢诗歌。他让我讲了好久，才叫我停下来，问我：“你学过《诗篇》吧？谁教你的？你慈祥的外公吗？他很坏！哈哈，肯定是你太淘气了吧？”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可还是承认了。

老师和牧师也七嘴八舌说起我的坏话来，证明确有其事。主教垂下眼睛听他们数落我，然后叹了口气，说：“听听他们是怎么说你的，来，过来。”他把一只满是檀香气味的手放在我头上，问道：

“为什么这么淘气呢？”

“念书没劲儿。”

“没劲儿？不应该啊。孩子，如果你觉得念书没劲儿，书就念不好，可你的成绩挺好的。看来还有别的原因。”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小书，一边在上面写，一边说：“彼什科夫· 阿列克塞，对了。呣，孩子，不要太淘气了，稍微有一点不要紧，可要是太顽皮了，谁受得了啊？孩子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一群欢快的声音齐声应道。

“你们怎么样啊？不太淘气吧，嗯？”

“不对，我们太淘气了！”男孩子们调皮地笑着说。

主教往椅背上一靠，把我搂入怀里，他出其不意地说了几句话，连老师和牧师也都忍不住笑了，他说：“可不是吗？我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调皮得很，咱们怎么都一个样啊！”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他又问了许多问题，巧妙地把大家难住了，彼此争论不休，气氛越来越活跃。

最后，他站起来说：“小淘气们，我得走了，舍不得你们啊！”

他举起胳膊，把大袖口捋到肩膀，朝大家画了个很大的十字，祝福道：

“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祝福你们多行善事。再见！”

大家齐声高呼：“大主教再见，您要再来啊！”

他点点高筒帽下的头，说：“来，我一定来！我要给你们带书来。”

他从容地离开教室，对老师说：“让他们都回去吧。”

过道上，他拉起我的手，压低声音说：“以后不要再这么调皮了，好吗？我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淘气。好，再见了，孩子。”

我很感动，一种特殊的感情涌上心头。即使后来老师把我单独留下，告诫我从此以后要老老实实，我也恭恭敬敬地听着。

牧师一边穿外套，一边和颜悦色地说：“从现在起，你应该来上我的课了。是啊，应该的。不过，要坐安稳了！是啊，要老实点！”

我在学校里的事就这样过去了，可在家里却闯下了大祸：我偷了母亲一个卢布。

我绝对不是故意的。一天傍晚，母亲去了其他地方，留下我照看小孩。闲来无聊，我就想找点事儿做，翻出继父的一本书——大仲马的《医生札记》，书里夹着两张钞票，一张十卢布，一张一卢布。

我看不懂那本书，刚想合上，忽然闪过一个念头，用那一个卢布，我不仅能买《创世纪》，也许还能买本“鲁滨孙”的书呢。

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有这本书的。那天很冷，下课的时候我给大家讲童话故事，可突然有人不屑地说：

“童话净瞎编！‘鲁滨孙’才好看呢！”

另外有些孩子读过“鲁滨孙”的，也都说好。他们瞧不起外婆的童话，这让我很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本书弄到手，读了以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那简直是胡说八道！

第二天我带了一本《创世纪》、两本破旧的《安徒生童话》、三磅白面包和一磅香肠去了学校。

在弗拉基米尔教堂附近的一个角落里，有个昏暗的小书店，我在那儿看到过“鲁滨孙”这本书，又小又薄，黄颜色的封面。第一页上画着个头戴尖顶兽皮帽，身上也裹着兽皮，胡子拉碴的男人，我一点也不喜欢他这副样子，还不如那两本破破烂烂的《安徒生童话》呢。

课间大休的时候，我把面包和香肠分给大家吃。接着，我们一起读《夜莺》，这真是一个美妙的童话，开头就把大家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中国，所有的人都是中国人，连皇帝也是中国人。”

这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我被它质朴的幽默和轻快的韵律逗乐了，它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真好。

我没能在学校里读完《夜莺》，因为时间不够。回到家里，母亲正捏着锅柄在煎鸡蛋，她很小声地问我：“你拿了一个卢布了？”

“嗯，用来买书了……”

她抡起锅柄就朝我狠狠地打过来，还没收了我的书。我后来一直没找到书，这比打我一顿难受多了。

我好几天没去上学了。肯定是继父把我的事情告诉了他的同事，同事又说给自己的孩子听，同学们就把它传到了学校，我下次再去学校的时候，迎接我的是一个新绰号——小偷。

虽然简单、干脆，可我是冤枉的。我并没有隐瞒拿走卢布的事实，但没有人肯相信我，不管我怎样费力地去解释。

所以，我只好回到家，对母亲说再也不去学校了。

她又怀孕了，正坐在窗前，给小弟弟萨沙喂奶。她抬起灰白的面孔，眼神痛苦万分地望着我，嘴巴张得像鱼一样。

“你撒谎！”她低声说。“不可能有人知道你拿了卢布。”

“那你去问好了。”

“一定是你自己说漏了嘴。老实说，你有没有提过？不要撒谎，我明天就去学校，我会查出到底是谁说的！”

我报出了那个学生的名字。她大惊失色，顿时泪眼汪汪。我去了厨房，躺在自己的**，那只不过是搭在炉子后面的几口旧箱子罢了。隔壁房间传来母亲的呜咽声：“天哪，我的天哪……”

热乎乎的油抹布发出阵阵令人恶心的气味，我实在躺不住了，只好起床去了院子里。

母亲大声叫住我：“你上哪儿去？过来！”

我俩坐在地上，萨沙躺在她的膝盖上，抓着她衣服上的纽扣，不住地点头说：“豆豆。”其实他想说“扣扣”。

我依偎在母亲怀里，她搂住我，说：“我们没钱，每一个戈比，每一个戈比……”

她说不下去了，用滚烫的手臂箍紧我。

“这个畜生……畜生！”她突然恨恨地说，这是我第二次听她说这句话了。

萨沙也跟着模仿：“‘去’生。”

他长得很怪，笨手笨脚的，脑袋特别大，一双漂亮的蓝眼睛笑盈盈地朝周围看看，像是在等待什么。他很早就开始咿呀学语了，从来也不哭，日子过得怡然自乐。他身体虚弱，还不怎么会爬，可是一见到我，就格外高兴，伸出小手让我抱他，用软软的小手摸我的耳朵。不知什么原因，他手指上总有一股紫罗兰的香味。

他没有生病，却突然夭折了。那天早晨他还跟平常一样，乐乐呵呵的。到了傍晚，教堂敲晚祷钟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桌上了。这事发生在第二个小孩尼古拉出生后没多久。

母亲果然说话算话，她去学校解释了我的事情，我可以重新上学了。但是，又得跟外公一起住了。

一天喝晚茶的时候，我从院子里来到厨房，听到母亲几乎绝望地大声叫喊：

“叶夫根尼，别走，我求求你了！”

“滚开！”继父说。

“我知道你要去找她！”

“没错，去又怎样？”

两人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母亲一边咳嗽，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畜生！”

我听见继父重重地打了她一下，我冲进房间，看到母亲跪倒在地，背和手肘撑在椅子上，头往后仰着，眼里闪着愤恨的光。继父穿了一身新制服，衣冠楚楚，他的细长腿正在猛踹母亲的胸口。

我抓起桌上一把银柄的面包刀——这是父亲唯一留下来的东西，使出全身力气，朝继父的腰上刺去。

幸亏母亲一把推开了他，刀子只把衣服撕了个大口子，还划破了一点皮。

他呻吟了一下，捂着腰逃出了房间。

母亲抓起我，尖叫着把我往地上一摔，继父从院子里跑回来，把我拉开了。

天已经很晚了，他还是出去了。我躺在炉子后面，母亲来看我。她轻轻地抱起我，亲吻我，哭着说：

“原谅我，亲爱的，是我不对，可你怎么能这样呢？那可是刀子！”

我冷静地告诉她，我要杀了继父，然后再自杀。

我想我能做到，至少我要试试。

直到现在，那条细长腿还不时地在我眼前晃动，穿着镶有亮边的裤子，正在猛踢女人的胸口。

每当我回想起俄国人令人憎恶的野蛮生活，不禁扪心自问，这种丑行值得一提吗？深思熟虑后，我坚信必须要提，因为它们是根深蒂固的丑恶的真实。时至今日，这种丑恶仍在苟延残喘。我们一定要对这种真实追根溯源，才能将它从狰狞可耻的生活中，从我们的心灵和记忆的最深处连根铲除。

促使我描写这些丑恶的另一个积极的原因是：尽管它们令人痛恨，把无数美好的灵魂摧残压迫，但俄国人的心灵依然不屈不挠，蓬勃向上。他们正在与苦难搏斗，最后的胜利非他们莫属。

我们的生活令人惊讶，不仅因为它有滋生败类的沃土，更因为它还哺育了一个个鲜亮、健康、富有创造力的新生命。人类固有的善良在不断地生根发芽，这让我们深信不疑，美好光明的新生活必定会向我们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