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住到了外公家。

“好啊，你这个小强盗，”他一见我就直敲桌子，“我再也不想养活你了，让你外婆养活去吧。”

“我养就我养，”外婆说，“有什么大不了的！”

“行啊，那你就走着瞧吧！”外公嚷道，不过他向我解释的时候就平静多了，“我们现在什么都分开了，各管各的。”

外婆坐在窗下织花边，木棒发出欢快的撞击声，小枕头似的针线包上插满铜针，在春日的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像一只金色的小刺猬。外婆自己也像座铜铸的雕像，她倒是一点没变。外公更瘦削了，添了许多皱纹，头发也脱落了不少，昔日的胸有成竹已**然无存，现在变得毛手毛脚、焦躁易怒。

一对绿眼睛看什么都疑神疑鬼的。外婆呵呵地笑着，跟我讲述了他俩分家的前前后后。

他把锅碗瓢盆和瓶瓶罐罐都给了外婆，说：

“这些都是你的，其他的什么也甭想要了！”

他把外婆所有的旧衣服、物件统统拿走，连同那件狐皮斗篷大衣，一共卖了约有七百卢布，借给了他的教子—— 一个卖水果的犹太人去放利钱。他已经无可救药地钻到钱眼里去了，连廉耻都不顾了。

他到处去找老关系—— 一些有钱的商人和过去行会里的同事，问他们借钱，称被儿子败光了家。出于往日对他的尊敬，个个慷慨解囊。回到家里，他拿出一张大钞票，在外婆的鼻子底下晃来晃去，像个小孩似的幸灾乐祸地说：“瞧见了吧？老傻瓜，人家可是连百分之一也不会给你哦！”

他把要来的钱一部分借给了他的新朋友—— 一个细细长长的光头皮货商，人称“鞭子”，另一部分借给了“鞭子”的妹妹，此人红脸蛋、褐眼睛，是个胖乎乎、娇滴滴、糯滋滋的店铺老板娘。

家里的一切都分得清清楚楚，今天用外婆的钱买菜做饭，明天就轮到外公给家里买食物。每次外公买的东西总要差些，外婆总要挑些好肉，可外公买的全都是没人要的肺、肚之类的内脏。

茶叶和糖也是各归各管，但煮茶的茶壶是共用的，外公常常会大惊小怪地叫起来：

“等等，让我瞧瞧，你放了多少茶叶？”

他把茶叶撒在手心，一粒一粒地数，说：

“你的茶叶小，我的大，所以味道才会浓，你得多放几片。”

外婆倒茶的时候，他盯得紧，确保两人的茶一样浓，杯数也要一致。

“最后一杯了，要不要？”外婆在茶壶快要倒空的时候问他。

“好，你也最后一杯。”外公瞥了一眼茶壶里剩下的水。他们连供奉神像的灯油都是平摊的，这竟然是共同厮守了五十年的夫妻！

我觉得外公这样做既可恶又可笑，而外婆只是一笑了之。

“不要提了！”她劝我说，“提了又怎么样呢？他年纪大了，一上了岁数，就稀里糊涂了。都八十的人了，活到这份上也不容易，由他胡闹去吧，还不知谁倒霉呢？至于咱俩，你不用担心，有我吃的，就饿不了你的！”

我也开始挣钱了。每到节假日，一大清早就背起麻袋，走街串巷地去拾牛骨头、破布、废纸以及废铜烂铁，卖给收破烂的。一普特破布、废纸和废铁能卖二十戈比，一普特骨头只有八个或十个戈比。我每天放学后都去捡破烂，每个礼拜六我就能挣到三十到五十个戈比，运气好的时候还要多些。

外婆接过我的钱，马上装进裙子的口袋里，垂下眼睛，一个劲地称赞道：“太谢谢你了，小乖乖，我们饿不死的，不是吗？瞧，没什么过不去的！”一天，我碰巧看到她望着手心里我给她的几个五戈比硬币，正在偷偷流泪呢，有无数个小孔的海绵样的鼻尖上挂着一滴浑浊的老泪。

我发现比收破烂更有钱赚的活计，是去奥卡河边的木材场或沙岛上去偷木板。沙岛上每年都有一次铁器交易的集市，所以要搭许多临时的木板房。集市一结束，这些木板房就会拆了，堆在沙岛上，一直要堆到来年春汛来临的时候。

一块好的木板，小市民房主肯出十戈比，我们一天偷个两三块不成问题。

不过，干这种营生，一定要在大雾天或狂风暴雨天，等看守的人躲进屋里去才行。

和我一起干的这帮孩子都很团结：讨饭女人莫尔多瓦十岁的儿子桑卡·维亚希里，很讨人喜欢，安安静静的，脾气好得像只鸽子；孤儿科斯特罗马，蓬头垢面、瘦骨嶙峋，一对黑眼睛大得出奇，十三岁那年，因偷了两只鸽子被送进少教所，后来自己在那儿上吊死了；十二岁的小鞑靼人哈比，心地善良，是个大力士；塌鼻子亚济，大约八岁，不声不响地像条鱼，他父亲在墓地里掘墓、看墓，癫痫病老要发作。我们这伙人里年纪最大的是寡妇裁缝的儿子格里沙·丘尔卡，为人正直，讲道理，是个斗拳的高手。我们大家都住在同一条街上。

在这个镇上，偷不算犯法，而是司空见惯的事，几乎成了填不饱肚子的老百姓用来充饥的唯一的办法。一个半月的集市交易所赚的钱还不够一年糊口用的，许多体面的小业主就在河上打起了主意，打捞被汛水冲来的木柴和原木，用小船搞点零星的货运，但主要是偷大驳船上的东西。他们一般都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岸上“蹲点”，一旦有下手的机会，绝不手软。

一到节假日，大人就吹嘘自己的收成，孩子在旁边边听边学。到了春季，忙着准备集市开张的时候，每天傍晚，街上熙熙攘攘的全都是醉醺醺的工匠、马车夫和各行各业的工人，镇上的小孩公然掏起了他们的口袋。这是合法的勾当，孩子们在大人和路人面前干得毫无顾忌。

他们偷木匠的工具、马车夫的扳手、货车上的轮轴和螺钉，但我们这帮人绝不干这种事。

一天，丘尔卡宣布：“我可不去偷东西，我妈不让我去。”

哈比说：“我也怕。”

科斯特罗马厌恶小偷，他一提到“小偷”两字，声音就特别响。看见别的孩子在偷醉汉的东西，就把他赶走，要是抓到了，还要揍他一顿。

这个愁眉不展的大眼睛男孩老喜欢学大人样，走路的时候学装卸工摇摇摆摆，说起话来声音尽量装得低沉沙哑，像个小老头似的，活得太累。

而维亚希里坚信偷就是干坏事。

可我们认为从沙岛上拖木板和木条算不上什么坏事，没人不敢，我们还想出了许多办法，这样做起来就容易多了。

趁傍晚天黑或者风雨天，维亚希里和亚济沿着河湾先走，踩过潮湿突起的冰面，堂而皇之地来到沙岛，就是为了引起看守人的注意，我们四个才能够偷偷地分散了爬进去。

趁看守人正忙着盯紧他们，我们四个在预先商量好的地方集合，各自选好要拖走的木材，派一位腿快的朋友同看守的那些人周旋，其余的趁机溜之大吉。

我们每人都带一根绳子，末端扎一个弯钩钉子，钩住木板，在冰雪地里拖行，很少会被看守人发现，就算发现了，也已经追不上我们了。

我们把卖木材所得的钱分成六份，有时一人分到五戈比，有时能分到七戈比。

这就够我们一天吃的了。但维亚希里如果不给她母亲买伏尔加，就会挨打；科斯特罗马攒钱要养鸽子，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丘尔卡的母亲病了，所以他要省下所有的钱给她看病；哈比也舍不得花一分钱，他想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他舅舅带他出来，可到了尼日尼不久，舅舅却淹死了。老家的那个小镇叫什么，他也忘了，只记得在卡马河边上，伏尔加河附近。

我们也不知为什么，就觉得他那个小镇挺好笑的，所以就编了顺口溜，常常取笑这个鞑靼小白眼：

有一座城镇美丽非凡，

可谁也不知它在哪边，

手摸不着来眼瞧不见，

原来只在梦里会过面。

起先，哈比生我们的气了，可有一次维亚希里像只鸽子似的在他耳边叽里咕噜了一阵：

“得了吧，谁还生哥们的气啊？”

小鞑靼人怪不好意思的，后来他自己也慢慢地唱起了这首“卡马河边的城镇”。

比起偷木板，我们还是喜欢捡垃圾。特别是到了春天就更有趣了，冰雪消融，集市上空寂无人，雨水把铺街的卵石冲洗得干干净净。集市的水沟里随处可见钉子和铁块，有时还能捡到钱，铜币、银币都有。但为了不让看街的人把我们赶走，抢我们的口袋，就得分给他们两个戈比，不然就一个劲地朝他们点头哈腰。

总之，赚钱不容易，好在我们几个关系都很要好，虽然偶尔也会吵几句，但我记得从来没有打过架。

维亚希里是我们这儿的和事佬，他总能说出些中听的话来，把事情化解。话虽然简单，但足以令我们震惊，也感到难为情。

他说的那些话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对亚济的恶作剧，他向来不拿它当回事，他心平气和地认为一切坏事都是愚蠢和徒劳的。“有什么必要呢？”他反问道，我们也都恍然大悟了，想想确实没必要。

他称自己的母亲为“我那莫尔多瓦女人”，我们也没觉得可笑。

“昨晚，我那莫尔多瓦女人又喝醉了才回来，”他眉飞色舞地讲着，圆圆的眼睛里闪着金灿灿的光。“砰的一声推开门，坐到了门槛上，在那儿咿咿呀呀唱起歌来，嗬，这只老母鸡！”

“她唱什么了？”丘尔卡认真地问他。

维亚希里一边拍打着膝盖，一边学着母亲的样子尖声唱起来：

嗳，来了年轻的牧羊人，

挨家挨户来敲门，

我和心上人，

上街关好门，

动听的芦笛声，

送走红日往西沉，

大家听了直出神。

他还会唱好多好听的歌，唱得很投入。“就这样，”他接着说，“她在门口睡着了，冷风嗖嗖直往里钻，差点把我冻死，可我又拖不动她。今天早上我问她：‘你怎么醉成那样？’她说：‘没什么，你再熬几天吧，反正我也活不长了！’”

“嗯，她是快要死了，全身都肿了。”丘尔卡不容置疑地证实道。

“你会难受吗？”

“当然喽。”维亚希里一脸诧异地望着我，说：“她对我不错。”

尽管我们知道莫尔多瓦女人老要打他，但还是相信她是个好人。运气不好挣不到什么钱的时候，丘尔卡就提议：“我们每人省下一个戈比给维亚希里，否则他又要被打了。”

我们这儿只有丘尔卡和我能识字，维亚希里羡慕得要命。

他拉着自己那对老鼠似的尖耳朵，嘀咕着：“等我葬了我那莫尔多瓦女人，我要跪着求老师收留我。上完学，我就给主教大人当花匠，或者干脆去沙皇那儿。”

那个春天，莫尔多瓦女人带着一瓶酒，和一个为建教堂募集资金的老头儿一块，被忽然倒塌的柴垛压死了。丘尔卡对维亚希里说：

“住到我家去吧，我妈会教你认字。”

没过多久，维亚希里就神气地扬起头，念杂货店的招牌：

“货杂店……”

“杂货店，你这讨饭胚！”丘尔卡纠正道。

“我知道，可这些母字乱跑。”

“是字母！”

“它们跳来跳去的，就喜欢被人念！”

他对花草树木的爱惜程度让我们既好笑又好奇。

我们这个小镇到处是沙地，植物少得可怜，只有少数几家的院子里能见到几株病恹恹的白柳，一些歪歪斜斜的接骨木，或从篱笆脚下偷偷探出一小簇枯萎的干草。如果我们有谁坐到这些草地上，维亚希里会毫不留情地指责：

“干吗要跟它们过不去？坐在沙地上不也一样吗？”

当着他的面，我们不好意思去拗白柳枝，采接骨木花，也不敢去奥卡河岸上折柳条。“你们能不能不搞破坏啊？讨厌！”他惊愕地耸耸肩，两手一摊，冲着我们说。

看他这么吃惊，我们也都自惭形秽。

整整一个星期，我们沿街收集各种破草鞋，堆在僻静的角落里。等到星期六，就打一场精彩刺激的草鞋仗。星期六傍晚，当一群鞑靼装卸工人从西伯利亚码头下班回家时，我们躲在各个十字路口的街角，朝他们猛扔破草鞋。

起先，他们很恼火，对我们连追带赶，破口大骂，后来他们自己也迷上了这种游戏。路过战场的时候，也用草鞋武装起来。他们偷窥我们的军火库，不止一次地偷走草鞋。我们强烈抗议说：“这还有什么可玩的呀！”

他们只好把偷来的破草鞋分我们一半，战斗又开始了。

通常，他们在空旷的地方作好防御准备，我们追着他们尖叫奔跑，狂扔“炸弹”。他们也大声喊叫，如果我们当中恰好有谁踩到扔在脚下的草鞋，一头栽到沙地里，摔个底朝天，他们就得意得哈哈大笑。

游戏经常要玩到天黑才肯罢休，引得一帮小市民纷纷从角落里冒出来，聚在一起驻足观战，嘀嘀咕咕说我们不像话。沾满尘土的灰色草鞋像一群乌鸦没头没脑地乱飞，有时候我们的人被重重地砸到了，可玩得兴致正浓，哪里还顾得了疼痛！打完仗，我们常去他们落脚的地方，他们请我们吃甜马肉，还有一种别有味道的蔬菜羹。晚饭后，还能尝到香浓的砖茶，夹有核桃仁的奶油甜面点。

我们很喜欢这些人高马大的鞑靼汉子，他们个个都是了不起的大力士。他们生性纯朴，就像孩子似的。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敦厚善良，重情重义。

他们一旦笑起来就怎么也止不住了，非笑到憋出眼泪，喘不过气来才能收场 。其中有个歪鼻子的卡西莫夫人，是个顶级大力士。有一天，他把一口重达二十几普特的教堂的大钟，从驳船上一直拖到岸边很远的地方。一边笑，一边喊着号子：

“哼唷——哼唷——说空话呀，活不干！说空话呀，不值钱！金币也扯淡呀！”

有一次，他把维亚希里托在手掌上，举得老高老高，说：“瞧，你都碰到天了！”

要是遇上阴雨天，我们就去墓地，挤在亚济父亲的小屋里。

他的骨骼已完全变了形，胳膊很长，衣服破破烂烂像个乞丐，肮脏的头发像灌木丛似的从头上、脸上窜出来。小脑袋活像干枯带刺的牛蒡草，细长的脖子就是牛蒡的茎。他满足地眯起发黄的眼睛，嘴里飞快地念念有词：“上帝保佑我别睡不着觉！嗬呦呦！”

我们买了些茶叶、糖和面包，给亚济父亲带了点伏特加。

丘尔卡常常板着脸命令他：“生茶炊去，没用的人！”

那没用的人便笑呵呵地遵从命令干活去了。我们一面等茶开，一面商量事情，他也会给我们出出主意：“听好了，后天特鲁索夫家做四十忌日，要大办宴席，你们就有骨头捡了。”

“特鲁索夫家的骨头都归他家的厨娘。”无所不知的丘尔卡说。

维亚希里望着窗外的墓地，浮想联翩地说：“等天晴了，我们就能去森林里玩了，太棒了！”

亚济很少说话，神色忧郁地望着大家，不声不响地拿出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玩具给我们看，有木头士兵、断腿的马、纽扣和铜片。

他父亲把各式各样的杯子放到桌上，拎上茶炊，等科斯特罗马站起来斟茶时，他已经喝光了那瓶伏特加，爬上炉炕，伸长脖子，像猫头鹰似的打量着我们，咕哝说：

“哎，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还是小孩子吗？呸！一帮小偷！上帝保佑我别睡不着觉！”

“我们才不是小偷呢！”维亚希里说。

“那就是小小偷。”

如果亚济的父亲实在是太烦了，丘尔卡会喝住他：“闭嘴，没用的人！”

维亚希里、丘尔卡和我都受不了他没完没了地说起哪家有个病人，哪里有个快要死的人。他一说起这些，就津津有味，毫无同情心。见我们不想听，故意逗弄我们：

“啊哈，害怕了吧，小鬼？有个大胖子快要死了，恐怕很长时间还烂不掉呢！”

我们不让他说，可他偏要说：“你们也要死的，总不能在臭水沟里泡一辈子啊！”

“那又怎样？我们就是死了，也是去当天使的……”维亚希里说。

“你们？还当天使？”他大笑不止，继续折磨我们，讲些毛骨悚然的死人故事。

有时候，他忽然压低了嗓音跟我们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听我说，孩子们，前天刚葬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我已经全打听到了，你们猜她是怎样的人呢？”

他总喜欢讲女人，而且脏话连篇。不过他的故事却充满了哀伤、悬疑的色彩，仿佛在请我们帮他一起解开谜底，所以我们听得都很仔细。

他讲话杂乱无章，常常话还没讲完，就被自己提出的问题打断了。不过听了以后，总还能记得一些心惊胆战的片段。比如：“‘谁放的火？’有人问她。‘我放的。’她说。‘怎么可能呢？傻瓜，那晚你不是还躺在医院里吗？’‘就是我放的！’她一口咬定。可她为什么非要这样说呢？啊呀，上帝保佑我别睡不着觉……”

在这光秃秃、阴森森的墓地里，几乎每一位由他埋葬的死者，他对他们的生平都了如指掌。他在讲述的时候，仿佛向我们打开一扇扇门户。我们依次而入，观察各家的生活，感受到了某些庄严凝重的东西。

看起来他能一直讲到大天亮，可暮色正从窗口渐渐浸润开来，这时，丘尔卡从桌边站起来，说：“我得回去了，我妈会着急的，谁跟我一块儿走？”

大家都想走了，亚济送我们到栅栏口，关上门，把瘦得只剩骨头的小黑脸贴在门栅上，轻轻说了声：

“再见！”

我们也对他喊：“再见！”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墓地里，总觉得于心不忍。有一次，科斯特罗马回头看了看，说：“也许我们明早起来，发现他已经死了。”

丘尔卡常常说我们几个当中亚济最苦，可维亚希里不同意，他说：“我们一点儿也不苦。”

我觉得也是。我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街头生活，我也喜欢我的同伴们，他们唤起了我心中的热情，我总想为他们做点事情。

我在学校又遇到了麻烦，同学们讥笑我，叫我臭要饭的、捡破烂的。有一次，吵过架后，他们还去老师那儿告状，说我身上恶臭难闻，实在没法跟我一起坐。

我记得，那次诬告深深伤害了我，我没有勇气再进学校。他们这么做绝对是恶意中伤，我每天早晨都洗得干干净净的才去上学，从来不穿那身拾破烂的衣服。

不过，我还是通过了升三年级的考试，获得了奖品：一本福音书、一本带硬壳封面的《克雷洛夫寓言》和一本没封面、也看不懂的《摩根蜃景》。另外，还有一张奖状。

我把这些奖品带回家，外公欣喜若狂，激动得不得了，说这些书该好好保存，得锁到他的箱子里去。

因为没钱，外婆卧病在床好些天了。外公一会儿呻吟，一会儿号叫：“我要毁在你们手里了，你们把我吃空吃穷了……”

于是，我把书拿到书店里卖了五十五戈比，把钱都给了外婆。

我在奖状上乱画一通，交给外公，他看也不看就藏了起来，什么都没发现。

离开学校后，我重新回到了街头生活。正值春光融融的大好时节，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挣的钱也多了。每到礼拜天，我们大家就去野外，到树林里去，通常要玩到很晚才回家，虽然精疲力竭，可个个兴高采烈，彼此的关系也更亲密了。

可是好景不长。继父丢了工作，又不知去向。母亲只好带着小弟弟尼古拉搬到外公家来住。外婆去了一个富商家，绣祭坛圣棺上的盖布，我只好做起了保姆。

母亲整日呆坐不语，身心憔悴，几乎连走路都力不从心了。小弟弟患了瘰疬病，脚踝溃烂，虚弱得连哭喊的力气也没有。饿了也只能颤颤悠悠地呻吟几下，吃饱了就睡，像只小猫似的轻轻打呼噜。

外公仔细摸了摸他，说：

“得好好喂他，可我上哪去弄这么多吃的养活你们啊？”

“他吃得很少……”母亲嘶哑地叹了口气说。

“这个很少，那个很少，加起来还少吗……”他厌恶地挥了挥手，对我说，“尼古拉需要晒太阳，把他放在沙地上。”

我装了一袋干燥洁净的沙子，倒在窗户底下太阳晒得到的地方，按外公说的，把弟弟放进沙堆里，让沙子一直淹到他的脖子。小家伙好像很喜欢这样，坐在沙堆里，喜滋滋地眯起眼睛望着我，他的眼睛很怪，没有眼白，只有一对蔚蓝色的瞳仁，周围有一圈浅蓝色的光晕。

我很快就对小弟弟产生了深深的依恋，我觉得，他好像能明白我所有的心思。我挨着他躺在窗下的沙堆上，直到窗口传来外公的尖叫声：“要死还不容易吗？有本事你给我活下去！”只听到母亲不停地咳嗽……尼古拉从沙堆里抽出手来，晃着苍白的小脑袋，要我抱他。他的头发稀疏斑白，脸蛋像个小老头，却一脸聪明样。如果有小猫、小鸡靠近了，他会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然后朝我露出一丝浅浅的微笑。这一笑让我心有不安，莫非弟弟已经觉察到，我厌倦了这样无所事事地守着他，想丢下他跑到街上找伙伴们去玩。

小小的院子垃圾遍地，从大门口起，有几间摇摇欲坠的棚屋、柴房和地窖，最后拐弯处是一间浴室。屋顶上堆满了破船板、劈柴、木板和潮湿的碎木块，这些都是在流冰期和春汛期间从奥卡河上打捞上来的。整座院子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各种木材，这些在水里浸泡久了的木料早已发了霉，一晒太阳，便散发出阵阵腐臭味。

隔壁是一家小牲口屠宰场，几乎每天早上，我都能听到小牛哞哞、小羊咩咩的哀叫声，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像是在尘土飞扬的天空里撒了一张无形的血红的网。

每当牲口被斧背猛击头顶、发出阵阵惨叫时，尼古拉也皱起眉、撅起嘴，好像要学牲口叫，可他只能“噗……噗……”地吹气。

中午，外公从窗口探出头来，喊道：“吃饭了！”他把小孩抱在膝盖上，自己喂他。先把马铃薯和面包嚼烂，放在手指上，再塞进小孩两片薄薄的嘴唇里，结果把小嘴和尖尖的下巴弄得黏糊糊的。才喂了几口，他就掀起小孩的衣服，轻轻按他鼓胀的小肚子，自言自语地说：“够了没？不会还要喂吧？”

这时，从昏暗的角落里传来了母亲的声音，她正躺在**。

“您又不是没看到，他在用手够面包呢！”

“小孩子哪知道饱了没有啊……”

随后，他又把嚼烂的东西塞到弟弟的嘴里。见他这样喂，我像是受到了奇耻大辱，只觉得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想要把它吐出来。“好了！”外公终于说，“给他母亲抱过去吧。”我抱起他，可他哼哼唧唧地还想回到桌边去。母亲迎面站了起来，气喘吁吁地伸出枯瘦的胳膊，人干瘪得像一株枝叶凋零的细云杉。

母亲几乎成了哑巴，很难再听到她激动得呼哧呼哧的说话声了，整天就静静地躺在角落里。我觉得她快要死了，外公也没完没了地提到死，尤其一到晚上，当一股难闻的熟羊皮的腐烂味钻进窗户的时候，他谈死谈得最起劲。外公的床在角落里，几乎就在圣像底下，他躺在**，头朝窗户和圣像，咕咕哝哝地说道：

“看来，死期快到了，可我们有什么脸面去见上帝呢？怎么跟上帝说呢？一辈子瞎忙活，什么也没干成，到头来竟落得这么个下场！”

我睡在炉炕和窗户间的地板上，地方太短，只好把脚伸到炉炕下的缝隙里，常有蟑螂爬到脚趾缝里来搔痒。可在这个角落里，我遇见了很多让我幸灾乐祸的事。外公做饭的时候，炉叉和火钩把儿常常一不小心就碰碎玻璃，像他这样聪明的人竟然也不知道把炉叉截短一点，真是件好笑的怪事。

有一天，炉子上什么东西煮过了头，他手忙脚乱地将瓦罐猛地一拉，结果瓦罐摔得粉碎，炉叉还撞断了窗框上的横档，打碎了两块玻璃。这真是飞来横祸，老头子坐在地上痛哭起来。“哦，老天爷啊，老天爷啊……”后来趁他不在，我用面包刀把炉叉柄砍掉一截。被他知道后，骂个没完：“该死的小兔崽子！要用锯子锯，听到没有？用锯子！锯下来的一截还能做擀面杖，还能卖几个钱，你这个丧门星！”

他说完就跑进过道里去了。母亲说：“他的闲事你不要管……”八月份的一个礼拜天，大约中午的时候，母亲去世了。那时，继父刚从外地回来不久，他又混了份差事。外婆带着尼古拉已搬到他那儿住，就在火车站近旁一套干净的房子里，过几天准备把母亲也搬过去。

母亲去世的那天早晨，她轻轻地对我说：“去把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叫来，就说是我要见他。”她说话的声音比平时要清亮得多。说完，她一手扶住墙壁，从**坐了起来，又加了一句，说，“快去！”

我觉得她似乎在微笑，眼里闪现出从未有过的亮光。

继父正在做弥撒，外婆让我去犹太女人开的小店里买鼻烟，可那儿没现成的，我只好等老板娘把烟叶磨碎了，给外婆带回去。

等我回到外公家，母亲已坐在桌子边上，换上了干干净净的雪青色的连衣裙，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跟从前一样神清气爽。

“你好些了吗？”我问她，心里有丝莫名的胆怯。

她可怕地瞪了我一眼，说：“过来！你又跑哪儿去了，啊？”我还没来得及回话，她已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抓起桌上那把又长又韧的刀子，用刀背狠狠打了我几下，直到刀子从她手里滑落了。

“捡起来，给我……”

我拾起刀子，放到桌上。母亲推了我一把，我坐在了炉阶上，战战兢兢地打量着她。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慢慢地挪到角落里，在**躺下，用手帕擦脸上的汗水。她的手已经不听使唤，两次无力地垂落在枕头上，手帕只擦到了枕头。

“水……”

我从水桶里舀了一杯水。她费力地抬起头，咂了一小口，用冷冰冰的手把我推开，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她望了望屋角的神像，又瞧了瞧我，嘴唇微微翕动，像是要挤出一丝笑意，长长的睫毛慢慢地盖住了眼睛。她的两肘紧贴在腰间，手慢慢地移向胸口和喉咙。脸上渐渐蒙上了一层阴影，逐步渗入到脸庞深部。枯黄的皮肤绷紧了，鼻子变尖了，嘴巴奇怪地张着，但已经没了呼吸。我拿着杯子，在母亲身边不知站了多久，望着她的身体渐渐僵硬，脸色渐渐灰白。

外公进来了，我对他说：“母亲死了……”

他看了看**，说：“瞎说什么？”

他走到炉炕前，拿出烤好的馅饼，把炉门和烤盘碰得乒乓乱响。

我望着他，希望他明白母亲已经去世了。继父进来了，穿一件白色帆布上衣，戴一顶白色制帽，什么也没说，拿起一把椅子，放在母亲床边。突然，他把椅子往地上一扔，像吹铜喇叭似的大喊一声：“她死了，你们看哪……”

外公瞪大了眼睛，手里拿着炉门，从炉边跌跌撞撞走过来，像个瞎子。

往母亲的棺木上撒干沙土的时候，外婆仿佛什么也看不见，踉踉跄跄地朝乱坟堆里摸过去，一头撞到了十字架上，磕破了脸。亚济的父亲把她搀到他的小屋，外婆洗脸时，他低声在我耳边说了些安慰的话：

“唉，上帝保佑我别睡不着觉！你怎么了？不要这样嘛！外婆，您说是不是啊？人活一辈子，还不都一样！管你是穷是富，谁也逃不了要进坟墓。我说的对不对啊，外婆？”

他向窗外望了一眼，突然跑了出去，很快和维亚希里一块儿进来了。他拿了一个断了的马刺递给我，眉开眼笑地说：“瞧瞧，多好的东西，这是我和维亚希里送给你的。你瞧，这小轮子，怎么样？这准是哥萨克骑兵戴过的！我想出两个戈比，让维亚希里把这玩意儿卖给我……”

“你干吗要骗人！”维亚希里生气地咕哝着，亚济的父亲在我面前窜来窜去，朝他挤眉弄眼道：

“维亚希里，你至于吗？好，你厉害！这不是我，而是他送给你的，是他……”

外婆洗好了，用头巾裹住青肿受伤的脸，叫我回家。可我不想回去，我知道在丧宴上又有人会喝醉酒，也许还会大吵一场。还在教堂的时候，我就听见米哈伊尔舅舅跟雅科夫舅舅说：

“今天来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维亚希里为了让我高兴，把马刺套在下巴上，伸出舌头拼命想去够它，亚济的父亲故意高声大笑起来，对我喊道：

“你瞧瞧他在干吗，瞧瞧！”他见这些还是不能把我逗乐，索性严肃地对我说，“好了，好了，你振作一点吧，谁都会死的，连鸟儿都有这么一天。你听我说，你要是没意见，我想在你母亲坟上铺一层草皮，怎么样？要不我们现在就去墓地，你、维亚希里和我，我家亚济也去，铲些草皮，铺在你母亲坟上，那可是再好不过了！”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就和他们一起去了墓地。

母亲下葬后没几天，外公就对我说：“阿列克塞，你别像枚奖章似的老挂在我脖子上，这儿没你待的地方了，你还是去人间自谋生路吧……”

就这样，我走向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