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几位清谈家都不仅是谈士，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或在一段时间里多少扮演着一种“谈主”的角色。但更多的清谈家则不一定有足够的社会地位或足够的声望来从事清谈的组织活动，而只是作为“谈客”的身份，在各种清谈活动中出现。现亦择要介绍如下。

1.孙盛（307—378）[363]

孙盛字安国，先后做过陶侃、庾亮、庾翼、桓温等人的幕僚，后来出补长沙太守，最后做到秘书监。孙盛学问非常渊博。《晋书》本传说他“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在历史学方面成就尤高，“著《魏氏春秋》《晋阳秋》，并造诗赋杂论复数十篇。《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364]

孙盛是一个清谈好手。《世说新语·文学》三一条注引《续晋阳秋》云：

孙盛善理义。时中军将军殷浩擅名一时，能与剧谈相抗者，唯盛而已。

该条正文记殷、孙间的一次“剧谈”，谓“往反精苦，客主无问。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孙之谈，其所以如此剧烈的原因，盖在于二人所持的观点正相反对。殷、孙皆精《老》《易》，然殷浩之论《老》《易》，实承正始间王弼、何晏一系而来，是魏晋清谈中的主流派[365]；而孙盛却崇儒反老，论《易》则不满于王弼，显然是一个非主流派。

孙盛著有《老子疑问反讯》《老聃非大贤论》，二文今存[366]。老子为大贤亚圣，这是魏晋玄学的基本认知，孙氏之论对当时崇尚《老》《庄》之风，不啻当头棒喝。而其论《易》，亦是反潮流的，即反对自王弼以来不重卦象，而重寄言出意的解《易》方法。《三国志·二八·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云：

孙盛曰：《易》之为书，穷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附会之辨而欲笼统玄旨者乎？故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赜无闲[367]，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368]

孙盛的倾向这里表达得很清楚了。他又著《易象妙于见形论》。其文虽佚，但从刘孝标在《世说新语·文学》五六条注中所撮的大要，可以看出是强调《周易》卦象之妙，与他批评王弼摈落卦象正是一意相通的。（参阅上篇第三章第一节及75页注①）

平心而论，孙盛的论《易》、论《老》都偏于保守，于魏晋玄学的精神无所深会，但在当时一片崇尚《老》《庄》、矜贵虚无的空气中，他能独立思考，敢于反潮流，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世说新语·文学》五六条生动地记述了他舌战主流派群贤的一次清谈盛会，这条材料我们前面已经见过，但是它的重要性使我觉得有必要再引一次，并略加分析：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

《晋书·七五·刘惔传》亦叙此事，辞略不同：

以惔雅善言理，简文帝初作相，与王濛并为谈客，俱蒙上宾礼。时孙盛作《易象妙于见形论》，帝使殷浩难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与抗答，辞甚简至，盛理遂屈。一坐抚掌大笑，咸称美之。[369]

从这两条材料不难看出，孙盛的观点在当时相当孤立，几乎所有清谈名士都站在他的对立面。他的观点似乎激怒了多数派，以致引起了这次“围攻”式的论战。但他显然不示弱，且相当有理，论述得相当漂亮，连当时大名鼎鼎的殷浩竟也辩不过他。最后是请了刘惔来，才算勉强把他制服。但他之输给刘惔，部分是因为刘之声势夺人，部分是因为被围攻后已经疲乏，很难说真的认了输。

这件事之所以重要，还不在于殷、孙或孙、刘之胜负，这件事之重要乃在于它标志着咸康至永和间清谈热潮的巅峰。据《晋书·七五·刘惔传》，我们知道这次清谈盛会发生在简文“初作相”的时候，亦即永和元年（345）。当年穆帝以一岁幼童继位，崇德太后临朝，简文以“抚军大将军”的名义辅政，录尚书六条事，所谓“作相”即指此。这次盛会由简文发起，参加者有殷浩、刘惔、孙盛、王濛、谢尚诸人，除桓温在武昌，支遁、许询等人在会稽外，当时的清谈高手可谓毕集。这使我们想起大约八年前由王导发起的那次清谈盛会。如果把这两次盛会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无论就内容的深浅，对立面的有无、辩争的激烈程度与谈坐中人的参与程度哪一方面来看，后者都比前者成熟多了。这说明八年之中，东晋清谈的确有了长足的进展，当年王导热心寄望的青年现在都是清谈中的骁将了。在东晋，这次清谈的盛况不但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王濛、刘惔都于不久后去世，殷浩则于次年七月离开丹杨墓所（丹杨治所即在京城），受任为扬州刺史，这样的聚会再不可能，而东晋的清谈虽然也还出现过一些小热闹，但大体上是盛年不再了。

2.谢尚（308—357）[370]

谢尚字仁祖，谢鲲之子，官至镇西将军，故《世说新语》中常称“谢镇西”。他年轻时很得王导喜爱，比之王戎，常叫他“小安丰”，并辟他为掾。后来又迁会稽王友[371]，即作司马昱的幕僚。由于他跟王导和简文的关系密切，又长期在京师[372]，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为清谈坐上的常客。但他在清谈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专长，也没有多少表现，不能同殷浩、刘惔、王濛、孙盛等人相提并论。刘惔比他年轻，但在清谈方面却毫不客气地把他视为弟子，有一次对他说：“自吾有回也，门人加亲。”他“受而不恨”[373]，而且还谦虚地说：“昔尝北面。”[374]

3.阮裕（约300—约361）[375]

阮裕字思旷，阮放之弟。一生做官时间不多，做京官时间尤短，大半住在会稽剡县之东山[376]。所以我们在京师谈坐上很少见到他。但是他的清谈在当时却颇有名，《晋书》本传说：“裕虽不博学，论难甚精。尝问谢万云：‘未见《四本论》，君试为言之。’万叙说既毕，裕以傅嘏为长，于是构辞数百言，精义入微，闻者皆嗟味之。”[377]《世说新语·文学》二四条记谢安少时曾向他请教《白马论》。他的年龄在当时那班清谈名流中稍长，大家似乎都对他有几分敬畏。《世说新语·方正》五三条载有这样一个故事：

阮光禄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刘许，过事便还。诸人相与追之。阮亦知时流必当逐己，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刘尹时索会稽，乃叹曰：“我入（东），当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复近思旷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378]

4.谢安（320—385）

谢安字安石，谢尚从弟，是东晋中期最有名的政治家，与王导并为东晋名相。谢安不仅在功业上可与王导相埒，在清谈修养及对清谈的爱好方面也可以跟王导媲美，甚或过之。《晋书》本传说他为相时，“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379]

谢安到四十岁时才出仕，四十岁前都住在会稽，与王羲之、许询、支遁、孙绰等人游山玩水，放浪形骸。但亦时去京城，所以在京师的谈坐上也不时有他的踪影。例如《世说新语·文学》四八条载他与殷浩的问答，五五条载他与支遁、王濛、许询等人论《庄子·渔父》显然就是发生在京师的事，而他少年时向阮裕请教《白马论》则是在会稽，当时阮裕也住在东山。

谢安的清谈本事很不错，王导、王濛都很赏识。他不到二十岁时，第一次从会稽来到京师，与王濛清谈就已小试锋芒，王濛给他的评语是：“向客亹亹，为来逼人”[380]，“向客”即指谢安，因为是谢安去后王濛的儿子问他的印象。不到二十岁已使清谈老将王濛感到“亹亹逼人”，可见是不简单的角色。稍后，他再与王濛、支遁、许询等人论《庄子·渔父》时就已经很成熟了，《世说新语·文学》五五条记此事（第三章第一节已引）说他最后发言，先是略略批评别人的观点（“粗难”），接着发表自己的见解（“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清谈中一次作万余语，恐怕是创纪录的，至少我们在现存的史料中还没见过第二宗这样的记录。万余语用普通的速度说出来，大约得一个小时或更多一点。如果只是一般聊天，当然也不算什么，但这是清言，遣辞造语，驳难铺陈，都是要十分讲究的。何况在座的又都是一流高手，要让四座厌心，没有绝佳本事怎么可能？那时谢安最多二十五岁（王濛死时他才满二十五岁），比其他三人都年轻。

371年，简文帝即位，次年卒，桓温受遗诏辅政；又次年桓温亦卒，谢安代桓温执政，直至385年去世。简文即位后（371）京师清谈活动的组织者当然非谢安莫属了。可惜关于这一点，我们并没有什么直接材料以资说明，但有一条颇坚强的旁证在，这就是《世说新语·言语》七〇条：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这段记载没有点明时间，但《晋书·七九·谢安传》叙此在谢安为相之后，我想是可信的，因为无论就王的建言与谢的答语来看，都与谢之执政身份相合，否则不仅王的话变成无的放矢，谢之答亦不着边际了。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王羲之的话已暗示谢安实是当时清谈活动的组织者与支持者，而王担心清谈误国，乃提醒谢不宜助长此风；谢则以为国家的治乱在政治不在清谈，只要政治不出问题，清谈是不会亡国的。

5.许询（约325—约360）[381]

许询字玄度，少有“神童”之目，一生未做过官，死得很早[382]。他是东晋中期著名的玄言诗人，与孙绰并称为“一时文宗”[383]。孙、许与王羲之、谢安、支遁等人同居会稽多年，交往甚厚[384]。孙绰在清谈上表现平平，许询却颇出色。《世说新语·言语》七三条注引《晋中兴士人书》[385]曰：

许询能清言，于时士人皆钦慕仰爱之。

当时士人对许询如何“钦慕仰爱”？试看以下两例。

《世说新语·宠礼》四条云：

许玄度停都一月，刘尹无日不往，乃叹曰：“卿复少时不去，我成轻薄京尹。”

《世说新语·赏誉》一四四条云：

许掾尝诣简文，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情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

许询平时住在会稽，这次是到京城来接他的姐姐[386]，刘惔、简文都如此赏识他，可见其才情之高。“无日不往”与共语达旦，其内容无疑主要是清谈。

许询曾和谢安、王濛、支遁等人论《庄子·渔父》，见《世说新语·文学》五五条。又曾和王濛的儿子王修比赛清谈，结果许询赢了王修，见同篇三八条。

6.王修（约326—349）[387]

王修字敬仁，小名苟子，是王濛之子。王修很聪明，书法漂亮，又能清谈，可惜只活了二十四岁就死了，跟当年王弼一样，所以他的侄儿王熙叹息说：“无愧于古人，而年与之齐也。”[388]

王修十三岁的时候就作了一篇《贤人论》，他父亲拿给刘惔看，刘惔夸奖说：“见敬仁所作论，便足参微言。”[389]“足参微言”就是说足以领悟精微奥妙的玄言了。事实上，《世说新语·品藻》四八条说王濛与刘惔清谈，他倚在床边很仔细地听，事后还要问父亲：“刘尹语何如尊？”可见他的确听得懂了。谢安来谈，他也提出差不多同样的问题（见前）。支遁也夸他“是超悟人”[390]。总之，王修可说是一个清谈神童，难怪会跟另一个神童许询比赛高下了。

但是王修的清谈记录似乎并不佳，他不仅输给了许询，而且输给了一个并不知名的和尚僧意。《世说新语·文学》五七条载他在瓦官寺与僧意辩论圣人有情无情，他执无情论，结果竟被僧意问得哑口无言。也许毕竟是太年轻了，清谈的修养和历练都还不够吧。

7.王羲之（321—379）[391]

王羲之字逸少，王导之侄。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在东晋中期贵族知识分子中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殷浩曾给他写信说：“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392]可见他声望之高。

王羲之虽然有过不满当时清谈太盛的言论，但他自己其实也是很喜欢清谈的。他早年在庾亮幕府，曾与殷浩、王胡之等人清谈，我们在论庾亮时已看到了。他后来做会稽内史，当时著名文人雅士，如许询、孙绰、李充、支遁、谢安，包括年长一点的阮裕等人都住在会稽附近。他曾经在清明时大会同志，“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饮酒赋诗，高谈阔论，最后把各人的作品汇成一册，他亲自执笔写了那篇传诵千古的《兰亭集序》（又称《临河叙》，见《企羡》三条刘孝标注）。

《晋书·八〇·王羲之传》说他“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393]，所以他不像谢安、许询等人常去京师，我们在京师谈坐上似乎看不到他的影子。但是当时会稽文人雅士之多，也足以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谈坐了，尤其是东晋最出色的清谈家支遁那时就在会稽，更使得会稽谈坐可以与建康谈坐匹敌。《世说新语·雅量》二八条注引《中兴书》曰：“（谢）安元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此处“谈说”即指清谈无疑。

王羲之和支遁是好朋友，但是王羲之做会稽内史之前二人并不相识，初次见面是因孙绰的介绍，气氛非常冷淡，王羲之素来高傲惯了，哪里瞧得起一个“沙门”？但第二次见面情形却全然改观，王羲之甚至有相见恨晚之感。其中的催化剂就是清谈。《世说新语·文学》三六条叙述这个经过非常生动有趣：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读到此，我们不难想象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那就是：王羲之的会稽内史府必会与京城司马昱的相王府一样，变成清谈名士们的聚会中心了。说到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句，事实上，在东晋的清谈热潮中，我们至少看到两个中心，一个在京师，一个在会稽，可能还有第三个，即武昌。庾亮与桓温先后驻节武昌，他们的幕僚中清谈好手云集，清谈活动也一定不少。

8.王胡之（？—371）[394]

王胡之字修龄，羲之堂兄弟。曾做过郡守、侍中、丹杨尹，后拜司州刺史，未行而卒。他也是当时清谈活跃分子，《世说新语·赏誉》一二九条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简，好达玄言也。”支遁对他评价不错，说：“见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终日忘疲。”[395]又把他和谢安、谢万兄弟相比，说王胡之“攀安提万”[396]，即在二谢之间。王胡之曾和殷浩清谈，对殷浩佩服之至，已见前文。《世说新语·企羡》四条也写他对殷浩的钦佩，读来令人感动：

王司州先为庾公记室参军，后取殷浩为长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启求住，曰：“下官希见盛德，渊源始至，犹贪与少日周旋。”

我们在前文谈庾亮时曾引《世说新语·容止》二四条，说庾亮与幕僚们在南楼“咏谑”，看来就是发生在殷浩已来而王胡之尚未离开的时候。

9.张凭（348年前后在世）

张凭字长宗，留下事迹不多，但《世说新语·文学》五三条（前已引）那个故事已足以使我们相信他从那次以后必是京师谈坐上的常客之一。

除以上诸人之外，在咸康至永和间活跃于谈坐上的重要人物中，还有以支遁为代表的一批高僧，他们是魏晋清谈中的一股生力军，我将在下面专节叙述。此外，还有一些著名文人，如孙绰、袁宏、伏滔等，也是谈坐上的常客，但他们主要以文章而非清谈出名，所以就略去不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