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自咸康至永和，前后二十余年（335—356），是一段比较平静的时期，王导、庾亮、庾翼、桓温相继秉政，内部尚称稳定，没有大的动乱，外部虽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时有接触，但亦未构成威胁，还偶有胜利。社会的相对安定与生活的相对平静给清谈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加上居高位者，如王导、庾亮、桓温、司马昱等人的喜爱与倡导、支持，终于使沉寂了几十年的谈坐又渐渐热闹起来，而且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潮，成为魏晋清谈史上的第三个高峰。
如果单就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高手之众而言，咸康至永和间的清谈热潮可以说超过了正始与元康。《世说新语·文学》所载故事与魏晋清谈有关的大约六十来则（从五条至六五条大体都是），而发生在咸康至永和间的就有将近四十则之多（从二一条到五九条大体都是），其中提到的清谈名手不下二十人。
我们还是以人物为中心来看看这一段清谈的面貌吧。先来看看几个“谈主”式的关键人物。王导和庾亮前面已经说过，他们不久后就去世了。王、庾都是从西晋过来的老一辈，他们的作用是承先启后，真正造成咸康至永和间清谈热潮的主力却是在东晋长大的一批年轻人。让我们从殷浩谈起。
1.殷浩（305—356或362）[334]
殷浩字渊源，咸康前后，他是最负时誉的名士，也是最负时誉的清谈家。前节所引王导选他做清谈对手的故事，我已经说过，实在含有某种“交棒”的象征意味。他当时名气之高简直叫人难以相信，《晋书》本传云：
遂屏居墓所，几将十年，于时拟之管、葛。王濛、谢尚犹伺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因相与省之，知浩有确然之志。既反，相谓曰：“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335]
《世说新语·赏誉》九九条与《识鉴》一八条所载与此略同。他后来被朝廷起用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以牵制桓温的势力。以后又拜中军将军（所以《世说新语》中又称“殷中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率众北伐。结果由于北伐失败，被桓温趁机奏免为庶人。殷浩的政治、军事才能究竟怎样，是否名过其实，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我这里只想说他的清谈。
殷浩的谈名很高，王导死后，他可说是一时的清谈领袖。《世说新语·赏誉》八六条注引《中兴书》云：
浩能言理，谈论精微，长于《老》《易》，故风流者皆宗归之。
从下面《世说新语·文学》四七条可以看出殷浩为当时“风流”所“宗归”的事实：
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
殷浩在这里的“谈主”地位非常清楚。康僧渊别的地方不去，偏选择了殷浩，自然也有“收名定价于君侯”之意，而其结果，也果然是一登“龙门”，便身价十倍。
殷浩的清谈修养非常全面、广博，他对于儒、道、名、法各家的思想都有精湛的研究，晚年又下苦功钻研佛理，所以当时人普遍认为他“思虑通长”“思纬淹通”[336]。前引《中兴书》说他“长于《老》《易》”，《世说新语》又说他对于名、法色彩很浓的“才性四本”论尤其擅长，无人可与“争锋”，连东晋最杰出的清谈家支遁也败在他手下[337]。
“才性四本”是魏晋清谈中的重要论题，“原本精微”[338]，虽然清谈家们无人不晓，但要精通却非常难，东晋末期重要清谈家殷仲堪号称于玄论“莫不研究”，就自承不解“四本”[339]。正始锺、傅以后，真正懂得而且精通“四本”的，大约就只有殷浩一人。
殷浩对于佛理的钻研，也很值得稍加分析。《世说新语·文学》中提到他研究佛学的地方共有四处，在非佛徒的清谈家中，再找不到第二个人像殷浩这样在佛经上下过苦功的。他之认真研佛是在晚年被废之后，《世说新语·文学》五〇条云：“殷中军被废东阳，始看佛经。”他被废东阳在永和十年，即公元354年，两年后（若据《建康实录》则是八年后）他就去世了。殷浩晚年“大读佛经”[340]，一方面当然同他被废之后的心情和有闲有关，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保持他的首席清谈家的地位而不得不然。何以知之？试看《文学》四三条注引《语林》：
浩于佛经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虚怀欲往，王右军驻之曰：“渊源思致渊富，既未易为敌，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纵复服从，亦名不益高；若佻脱不合，便丧十年所保。可不须往。”林公亦以为然，遂止。
王羲之的话道出在当时清谈高手中争胜的风气之盛和保持声誉的重要。《文学》四五条还记载了于法开和支道林争名的故事，说支讲《小品》，于派弟子去挑战，并事先“示语攻难数十番”，然后说：“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前往，与支“往反多时，林公遂屈”。殷浩当时对佛经已有相当研究，《文学》四三条说他“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他所签的既是“世之幽滞”，其中也必有于法开所谓旧不可通者，他如果真的提出来与支道林讨论，支也很可能“遂屈”，那么支道林作为名僧中的首席清谈家的声誉岂不要破产？王羲之劝阻他，真可说是设身处地。反过来，我们也就不难看出，殷浩之下苦功研读佛经，就必含有努力保持清谈盛誉之意了。
殷浩清谈的特色是思虑周到、辞藻丰赡，而且辩才极佳。我在前面论清谈形式一章中说过，如果把清谈家分为简约与丰赡两派，则他无疑属于后者。《世说新语·文学》二八条说他对谢尚清谈，“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汗流满面”（前已引），就是证明。又《赏誉》八二条说王胡之与他清谈后，非常倾服，叹息说：“己之府奥，蚤已倾写而见；殷陈势浩汗，众源未可得测。”
优点与缺点常常是孪生姊妹，与丰赡相伴而至的当然就是不简至，偶尔还会辞胜于理。例如《世说新语·文学》三三条记他与刘惔一次清谈，理已“小屈”，尚“游辞不已”，结果为刘惔所嗤。但是殷浩清谈最大的不足还不在此，他的最大的不足乃在于缺乏独到的见解，在理论上没有新的建树。《赏誉》一一三条录简文之评云：
渊源语不超诣简至，然经纶思寻处，故有局陈。
这话相当公允，可说把殷浩清谈的优缺点两面都谈到了。此外，《品藻》六七条谢安把他的清谈与支遁的清谈做了一个比较，也很得当：
正尔有超拔，支乃过殷；然亹亹论辩，恐殷欲制支。[341]
所谓“超诣”“超拔”，都是指“拔新领异”，有超过前人之新见而言。在这一点上，殷浩的确不如支遁，也不如西晋的郭象，更赶不上正始间的何、王了。公平地说，殷浩可算是一流的清谈论辩家，但不是一流的清谈思想家，他在魏晋清谈史上的地位与西晋时的王衍差不多。
2.刘惔（约314一约349）[342]
刘惔字真长，是晋明帝的女婿，谢安的内兄，仕至丹杨尹，年三十六卒官。他也是当时一个有名的清谈家，论者比之荀粲。他的清谈本事与殷浩相比，似乎在伯仲之间。刘、殷是清谈对手，常在一起辩论问题，各有胜负。《世说新语·文学》二六条和三三条记他们两次清谈，第一次“刘理如小屈”，第二次则“殷理小屈”。他们一方面互相讥嘲，如刘理屈时，殷说：“恶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343]殷理屈时，刘说：“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但内心里，他们也还是互相佩服的，例如《世说新语·赏誉》八六条说：
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
但他们二人的清谈风格却有明显的区别，殷浩是丰赡派，刘惔则倾向于简约。殷刘相辩，殷理小屈，而“游辞不已”，刘惔便觉得不耐，不再相答，且讥殷为“田舍儿”，盖亦因两人论辩风格迥异之故。又《文学》五六条称他与孙盛辩论时“辞难简切”，《品藻》四八条王濛称赞他与人辩论时“往辄破的”，都显然说明他清谈有简至之风。刘惔清谈不仅简至，而且出语警辟、漂亮，所以当时人又以“秀”“令”许之[344]。大致“简秀”二字可为刘惔清谈风格的恰评[345]。《世说新语·文学》四六条载他答殷浩之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云：“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正是给他的“简秀”风格下了一个注脚。（参看上篇第三章第四节的分析）
刘惔既是明帝女婿，丹杨尹又是晋时的京兆尹[346]，地位崇高，加上刘惔的清谈才华，所以在建元及永和初，刘惔的府邸也自然成了清谈中心之一，而刘惔也显然扮演了“谈主”之一的角色。《世说新语·文学》五三条载张凭有才而未显名，至刘惔处，值诸贤来清言，张发言惊四座，立刻被刘惔赏识，并推荐给司马昱，即任为太常博士。其情形可说与康僧渊之见殷浩如出一辙。
3.王濛（307—345）[347]
王濛字仲祖，是晋哀帝的岳父，仕至司徒左长史，故《世说新语》中常称为王长史。他与刘惔是很好的朋友，情同手足。他死时，刘惔放一把犀柄麈尾在他的棺中，悲痛得晕了过去[348]。
王濛在清谈上也跟刘惔齐名，王、刘并为当时风流所宗[349]，《世说新语》中许多记载都是王、刘并提，几乎像一对双胞胎似的。王濛的清谈风格也偏于简约一派，《世说新语·赏誉》一三三条注引《王濛别传》说：
濛性和畅，能清言，谈道贵理中，简而有会。
王濛在语辞音调的讲究方面似乎还超过刘惔，当时人纷纷用“令音”“温润恬和”“韶润”之类的词来形容他的清谈[350]，他自己也说在“韶音令辞”方面，刘惔不如他[351]。刘惔是非常自大的人[352]，在清谈方面自视尤高，许多人他都瞧不起，但从没说过比王濛高明[353]。由此可见王濛在当时清谈名士中地位之高、名誉之好。《世说新语·文学》五五条记支遁、许询、谢安等人“共集王家”，以《庄子·渔父》为题举行清谈盛会，可见王濛的家也是当时的一个清谈中心，而王濛与刘惔等人大约轮流充当“谈主”的角色。
至于王濛当时清谈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他的特长在哪些方面，可惜我们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了。
4.桓温（312—373）
桓温是东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是一个很有抱负、很有野心的人，其枭雄的一面颇似东晋初年的王敦，而年轻时之爱好清谈也跟王敦相像。
桓温在永和初继庾翼为荆州刺史，带重兵镇守武昌。从那以后，他就计划西伐、北伐，欲通过征战以独揽东晋的军政大权。大约也是从那时起，他对清谈的看法开始改变，时有批判清谈之言[354]。但那以前他在京都却是谈坐上的活跃人物，这可从《世说新语·文学》二二条（前已引）、《品藻》三七条看出（见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二九条，说他“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这当然是345年前他尚在京都的事，因为下有“简文欲听”之语，其时简文也是在京城的（见后）。这条记载说明桓温当年不仅是清谈爱好者，也曾经是清谈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5.司马昱（320—372）
司马昱即简文帝，司马睿少子，初封琅邪王，咸和元年，徙封会稽王，371年即位。他虽然只做了两年皇帝，但实际上执政的时间却长达二十八年之久。永和元年，即公元345年，他的侄儿穆帝即位，年方一岁，崇德太后临朝，任命他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也就是实际上的宰相了，时人以“周公”目之[355]。太和元年（366）更进位丞相、录尚书事，直到371年登皇帝位。《世说新语》中称他为简文，又称会稽王、相王、抚军等。
司马昱在咸康至永和间那一群赫赫有名的清谈高手中，他年龄最轻，清谈本事也不算高，刘惔说他只是“第二流中人耳”[356]，但是他的政治地位却无疑最高，与其他人比较起来，他更有条件成为清谈的组织者。事实也正是如此，试看《世说新语·文学》所记载的当时的清谈活动，明确说发生在他家里的就有三次（四〇条、五一条、五六条）。
司马昱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辅政四分之一个世纪无所建树，大权一直在桓温手里。面对桓温的霸道，除了哭鼻子之外，几乎一筹莫展[357]。常识也很缺乏，连稻和草都分不清[358]。所以谢安说他是“惠帝之流”[359]，真没冤枉他。但作为东晋中叶一个重要的清谈活动组织者，他却功不可没。一时清谈名士，都集中在他的门下。刘惔、王濛最受他的宠礼，“俱蒙上宾礼”[360]，“号为入室之宾”[361]。此外，孙盛、支遁、许询、韩伯之徒，都是他门下的谈客。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以清谈名士而为皇帝，司马昱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个[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