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使西晋国破民残，元气丧尽，有心之士知天下已乱，乃潜图兴复。永嘉元年，即公元307年，司马睿用王导之计，移镇建邺[314]，开始经营江南。至永嘉五年，刘聪将刘曜、王弥、石勒攻陷洛阳，虏怀帝，人心大恐，士族百姓纷纷逃向江南，多数即侨居于建邺、京口一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嘉南奔”。再过五年，即公元316年，刘曜又陷长安，愍帝出降，西晋随之而亡；而建康（即原建邺）方面在王导、王敦、周、刁协、刘隗等人的大力辅佐下，也渐成气候，终于在317年建立东晋，司马睿于次年正式即皇帝位，称元帝。

西晋末期自300年以后，十八年中一直是内争外乱，兵连祸结，几无宁日。贵族知识分子间的大规模清谈活动再也无法进行，偶尔在战争的空隙技痒难禁，聊温昔日之好，如前节所引卫玠与王敦、谢鲲的故事，都难免让人心生感慨。王敦说：“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言中似有意外的惊喜，就是因为此音久已不闻。

逮东晋成立，也并不意味着祸乱从此结束，升平立刻再现，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北中国已完全沦入胡人之手，长江虽然是一道理想的屏障，但江南并非完全感受不到江北的威胁；而建康一带本是三国时吴国旧地，吴人及江东士族对于司马睿及南迁的北方士族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甚至有相当的敌对情绪，觉得他们是某种外来的统治者。《世说新语·言语》二九条载元帝始过江时对江东士族顾荣说过“寄人国土，心常怀惭”的话[315]，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这样的气氛。更严重的是，在当时被迫南迁的北方士族名士中，笼罩着一股浓厚的悲观失败情绪，真有兴复之志的人是很少的。《世说新语·言语》三二条云：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又《晋书·七五·王承传》云：

寻去官，东渡江。……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叹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316]

最为人所熟知的当然还是“新亭对泣”的故事，见《世说新语·言语》三一条：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在这样的客观情势和主观心境之下，要想立即恢复从前的作为学术探研和心智享受的清谈活动当然是不可能的。何况东晋新立，制度、宪章、人事，在在都需从头擘画，士大夫们也的确有很多比清谈更重要的事要做。接着，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又发生为利益摆不平而产生的矛盾。南迁士族与江东旧族之间有矛盾，南迁士族和东晋王族之间有矛盾，南迁士族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公元322年到324年王敦、王含之乱和327年到329年苏峻、祖约之乱就是这些矛盾的集中爆发。直到这两次内乱平息下去之后，东晋政权才算真正确立。

这以后，东晋境内渐渐平静下来，王导、庾亮勉力合作，经过几年修复、建设，到咸康（335—342）年间终于露出一点承平的气象。士族知识分子的清谈活动大约在这个期间重新频繁起来。而带头的正是当时的士族领袖同时也是政治领袖的王导。

王导（276—339），字茂弘，是西晋时著名清谈领袖王衍的族弟。王导比王衍小二十岁，他小时候似乎很得王衍的喜爱，显然受到王衍很多熏陶。《世说新语·雅量》八条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这当然是王导儿时经历的事，其时王衍也还年轻，官还做得不大，否则不会有族人举樏掷其面这样的事发生；“牵臂”“共载”这样的字眼也说明王导那时还是个小孩。同时，我们有理由假定这是王导后来回忆王衍时说出来的故事，否则车中两人闲说的话第三者怎么会知道？果如此，则王导对王衍的钦敬也就很显然了。王导对王衍的佩服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两则《世说新语》看出：

王丞相云：“雒下论以我比安期、千里，我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317]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318]

这里王丞相、王公指王导，太尉则指王衍。尤其是后面八个字，把王导对王衍的欣赏与推崇可说表达无遗。

在王衍的影响下，王导也对清谈发生浓厚的兴趣，不仅积极参与，而且年轻时就已经有了谈名。《世说新语·企羡》二条云：

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欲”一作“叹”）

这一条材料很有用，它至少说明：第一，王导是元康谈坐上的人物之一，因为裴死于元康之次年（300），王导与裴等人“谈道”只能发生在元康间；第二，王导那时只有二十来岁，在乐广、王衍、裴、郭象等巨星的光芒下，他虽然扮演不了要角，但显然是清谈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表现不俗，否则羊曼就不会说“人久以此许卿”了；第三，王导对自己当时的表现也颇得意，而且对当时的清谈盛况非常留恋；第四，王导的话还说明东晋早期确实没有什么清谈活动，这可以印证我前面的论断。按羊曼死于328年苏峻之乱，王、羊对话显然是318至328年之间的事。

王导年轻时的谈友除了裴和阮瞻以外，他自己提到的还有王承和刘畴。王承字安期，号称中兴名士第一。他的清谈特色是“约而能通”，即“言理辩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饰文辞”，所以王衍至以之比乐广[319]。洛下舆论以王导比王承、阮瞻，已见前引。又《世说新语·轻诋》六条载王导诋蔡谟之语云：“我与安期、千里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克儿！”[320]亦一证。刘畴字王乔，“善谈名理”，见《世说新语·赏誉》三八条注引曹嘉之《晋纪》。王导拜司徒时，曾叹息说：“刘王乔若过江，我不独拜公。”[321]可见王导对他的推许和二人交谊之深。至于王家的同辈兄弟，如王澄、王敦等，自然也是王导早年的清谈伙伴[322]。

永嘉以后，王导即全力辅佐司马睿，出谋建策，为江左第一重臣，号为“仲父”，当然也是江左第一忙人。无论是东晋早期的整体情况，或是王导个人身上的重荷，恐怕都叫王导无心于清谈。但他始终对清谈不能忘怀，对昔日的盛况有深深的留恋。倥偬政务之暇，动乱忧患之隙，会不会有技痒难熬，偶一为之之时呢？这当然是可能的。《世说新语·文学》二一条说他过江后只谈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然而“宛转关生，无所不入”。这里没有指明时间，大概是有兴致、有机会的时候就会谈谈的吧[323]。

到咸康以后，东晋大局底定，王导也开始做起承平宰相来。对于政事，他觉得可以不须事必躬亲了，正不妨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世说新语·政事》一五条云：“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他一直念念不忘的早年经历过的清谈旧梦到这时才有了重新温习的可能。从现有的资料看来，东晋第一次这样的清谈盛会正是王导发起的，其大致情形见于《世说新语·文学》二二条：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

这条资料我们前面也已经见过，我之所以不嫌重复再引于此者，盖因其确实重要，实标志东晋清谈**之到来。现在请让我再就此条资料做一点分析。

首先是这次清谈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先说地点。地点是首都建康，殷浩当时从庾亮驻所武昌来，武昌在长江上游，建康在下游，故曰“下都”[324]。时间则是在殷浩“为庾公长史”时，殷浩在什么时候做庾亮的长史呢？如果能确定殷浩为庾亮长史的时间，也就可以确定这次清谈发生的时间范围。查《晋书·七七·殷浩传》云：

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将军庾亮引为记室参军，累迁司徒左长史[325]。安西庾翼复请为司马，除侍中、安西军司，并称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几将十年，于时拟之管、葛。[326]

那么殷浩做庾亮的长史是在庾亮做了征西将军之后，而且先做过一段记室参军。据《晋书·庾亮传》及《晋书·七·成帝纪》，庾亮为征西在咸和九年（334）六月，则殷浩为长史最早不得早过此时，很可能是成和十年以后。从《殷浩传》引文可以看出，殷浩做长史之后不久就因亲丧去职，后丧满而庾翼复请，殷浩称疾不起，在墓所待了将近十年。而据《晋书·八·穆帝纪》云：永和二年（346）“三月丙子，以前司徒左长史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327]《浩本传》云：“浩频陈让，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328]是殷浩于346年3月被征，7月上任，那么由此可以推出殷浩当年离任奔丧的时间必在336年8月至337年6月之间，因为早于此则已为十年，晚于此则只九年，都不得说“几近十年”也。这样殷浩做庾亮长史的时间充其量是在334年6月至337年6月，这次清谈盛会也只可能发生在这三年之间，而最可能是336年8月至337年6月间殷浩奔丧之时[329]，取其中为337年1月。

其次是参加这次盛会的人物及其年龄。“王丞相为之集”，说明王导是这次盛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王导是主人，“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等等，说明王导发起这次盛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清谈，而且相当郑重其事。殷浩是王导选定的清谈对手，也是这次盛会的主宾。桓温、王濛、王述、谢尚则是陪客，是清谈的听众兼观察家、评论家。其余还有没有其他次要一点的客人，不得而知，但多半是有的，只是因为这些人名气不大，记录这个故事的人就把他们给省略了。关于殷浩等人的情况下文还要谈到，现在我们先来看看这些人的年龄。王导生于276年，这时应当是六十二岁，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桓温生于312年，这时二十六岁；王述生于303年，这时三十五岁；谢尚生于308年，这时三十岁。以上诸人年龄均可从《晋书》各人本传推出。王濛的年龄，据《世说新语·伤逝》一〇条注引《濛别传》云：“漾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永和初为345年，则他生于307年，这时三十一岁。殷浩生年诸书不载，但《世说新语·文学》二八条刘孝标注云：“按殷浩大谢尚三岁”，若刘注可靠，则殷浩生于305年，这时三十三岁。很显然地，这是一个年届花甲、曾经亲身经历过西晋清谈盛况的老者率领一群二三十岁的在东晋长大的后生青年进行郑重其事的清谈活动，这个老者不久后辞世，而这些青年则成为东晋下一期清谈的要角，其中这次清谈中作为老者对手的那个青年正是下一阶段清谈的领袖人物。这简直就像是一次隆重的交接仪式。王导作为咸康初年清谈活动的领导者、组织者的角色，他对清谈后进的热心培植，他在两晋清谈中的承先启后的作用，都在这则记载中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

第三，这次清谈的效果相当出色，殷、王二人旗鼓相当，不分胜负，虽然没有得出一个胜理（不一定要），但是双方论证（“喻”）之佳，言辞（“辞”）之美，在王导看来，“正始之音”也就不过如此了。而桓温次日的回忆说明，这次清谈对于每个参与者都是一次生动而印象深刻的经验。我们竟不妨说，王导组织这次清谈的目的乃在给年轻的清谈家们树立一个标准与榜样，难怪他要如此认真，如此郑重其事，如此全力以赴了。如果真是如此，我们显然可以说，他的目的是达到了。

这里顺便谈谈庾亮。

与王导同时且同为东晋初期重臣的庾亮（289—340），字元规，据说也是一个清谈好手。《晋书》本传说他“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330]但他比王导年轻十三岁，西晋元康末年才是十岁小孩子，无缘参与当时的清谈盛会。东晋初年，他与王导一样，忙于军国大事，苏峻之乱，主要因他而起，他比王导自然更狼狈得多。迨苏峻乱平后，他先为平西将军，镇芜湖，后为征西将军，镇武昌，长期不在京城，直到340年去世。以上简历大概可以说明他没有成为清谈组织者，甚至也没有多少清谈事迹留下来的原因。但是他在武昌做征西将军时手下幕僚中清谈好手却不少[331]，前面提到的殷浩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这些幕僚大概不时有清谈之举，而庾亮偶尔也会参加，《世说新语·容止》二四条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

庾亮据说是一个很严肃的人，《晋书》本传说他“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332]，这次放下架子同幕僚们谈谑，很不容易，所以王导有那样的评语。殷浩等人在南楼“理咏”“咏谑”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想来总是清谈或与清谈接近的语言游戏吧[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