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理论上继承正始、绍述何王、能自成系统的则是王衍（256—311）。王衍字夷甫，是一个很好的清谈家，谈辩口才极佳，人又长得漂亮，风神潇洒，且社会地位崇高，屡居显职，于是逐渐从众名士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的清谈领袖。

《晋书》本传云：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惟裴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280]

何、王的理论即“以无为本，以有为末”，或简称为“贵无”，这是正始间形成的玄学基本架构。有了这个架构，才能援道入儒，逐渐建立玄学的整个体系。但是正始后随着清谈的消歇，这个理论也逐渐被人遗忘。乐广等人虽“亦体道而言约”[281]，却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个架构的重要性。而系统地重申这一基本架构，使“贵无”成为一时风尚，其功臣自非王衍莫属。

当时清谈名士中，在理论上足以与王衍相抗衡的，只有一个裴（267—300）。裴字逸民，他著《崇有论》，向当时流行的王衍一派的贵无论挑战，虽然贵无派人多势大，却未能把裴驳倒。《晋书·三五·裴传》说：“王衍之徒攻难交至，并莫能屈。”[282]《世说新语·文学》一二条也说：“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

贵无、崇有二派的辩难是当时清谈界一件大事，也是玄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尤其对“有无本末”这一玄学基本命题的进展与完善有极重要的意义。以后郭象的“独化论”即是从裴的《崇有论》中化出。这一点我已在上篇第三章第四节中详细讨论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裴之倡崇有，并非一般地反对清谈，反对玄学。他也并不反对援道入儒，他只是反对走极端，尤其反对在知识分子的实际行为上的**和不事事。他在《崇有论》的序文中说，老子立言是“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将以绝所非之盈谬，存大善之中节，收流遁于既过，反澄正于胸怀”，而现在这些倡言“贵无”的人未免走得太远了：“立言借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283]这些，才是他要反对的。据《三国志·二三·魏书·裴潜传》注谓裴注有《崇有》《贵无》二论[284]，可惜他的《贵无论》已佚，否则我们当可更全面地了解裴的观点。

正是因为如此，王、裴二人不仅是论敌，也是论友，他们互相之间其实是很尊敬对方的。《世说新语·文学》一一条云：

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

裴、王二人关于崇有、贵无的辩论发生在惠帝元康年间，《世说新语·文学》一二条注引《惠帝起居注》曰：“著二论”云云，考惠帝于290年嗣立，次年即元康元年，而死于永康初年（300），为赵王伦所杀，故知《崇有论》必作于元康年间（291—299）。从正始末何、王逝后，到元康间王、裴崛起，魏晋清谈经过四十余年的低谷与断层，终于又出现了第二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