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以欺伪成功，奸回定业，其主要手段是“诛夷名族，宠树同己”[272]，魏晋之际，屡兴大狱，亲曹氏的名士多遭族诛。其中大规模的诛杀异己有三次。第一次是正始十年，即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件，杀曹爽、何晏等八族，其后王凌不服，起兵反，又杀王凌、王广父子（251）；第二次是嘉平六年，即公元254年，司马师以谋反的罪名杀夏侯玄、李丰、张缉等三族，其后毌丘俭、诸葛诞不服，先后举兵反，又杀毌丘俭、诸葛诞等族（255年及257年）；第三次是景元三年，即公元262年，司马昭以所谓“不孝”的罪名杀嵇康、吕安等。何晏、夏侯玄、嵇康可说是魏晋之际三大亲魏名士集团的首领，也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玄学清谈家，经过这样三次极其残酷的杀戮，所有的名士都提心吊胆，朝不保夕，话都不敢讲，更遑论聚在一起清谈了。

事实上，自何、王没后，就已经不复有真正像样的清谈，竹林七贤之事乃是清谈的一种扭曲的变形；而自夏侯玄被杀，竹林接着解体，就连这种变形的清谈也没有了。

至于亲司马氏的名士呢，则忙于拥立新朝，接着又忙于伐蜀、平吴，也没有工夫顾得上清谈。所以自嘉平末（254）至太康初（280）将近三十年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关于清谈的记载。这一段可说是清谈的空白。

直到平吴之后，司马氏不仅坐稳了皇帝的宝座，而且统一了中国，隐隐显出一点升平的气象来，清谈才又逐渐地复活了。

在清谈绝而复续的过程中，有一个人似乎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此人是乐广（约241—303）[273]。

《晋书·四三·乐广传》云：

乐广字彦辅，南阳淯阳人也。父方，参魏征西将军夏侯玄军事。广时年八岁，玄常见广在路，因呼与语，还谓方曰：“向见广神姿朗彻，当为名士。卿家虽贫，可令专学，必能兴卿门户也。”方早卒。广孤贫，侨居山阳，寒素为业，人无知者。性冲约，有远识，寡嗜欲，与物无竞。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

裴楷尝引广共谈，自夕申旦，雅相钦挹，叹曰：“我所不如也。”王戎为荆州刺史，闻广为夏侯玄所赏，乃举为秀才。楷又荐广于贾充，遂辟太尉掾，转太子舍人。尚书令卫瓘，朝之耆旧，逮与魏正始中诸名士谈论，见广而奇之，曰：“自昔诸贤既没，常恐微言将绝，而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镜，见之莹然，若披云雾而睹青天也。”[274]

据此可知，乐广的清谈深为时人所赏，而卫瓘对他的赞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世说新语·赏誉》二三条有同样的记载，该条刘注并引《晋阳秋》曰：

尚书令卫瓘见广曰：“昔何平叔诸人没，常谓清言尽矣。今复闻之于君。”

又引王隐《晋书》曰：

卫瓘有名理，及与何晏、邓飏等数共谈讲，见广，奇之，曰：“每见此人则莹然，犹廓云雾而睹青天。”

今检《晋书·三·武帝纪》，知卫瓘为尚书令在咸宁四年冬十月，即公元278年底，次年即大举伐吴，至280年吴平，由此可以推知卫瑾对乐广的称赞多半是在280年之后。而卫瑾的话明确指出自正始末何、王诸人没后至太康初年，清谈是处于“将绝”的状态的，这正可印证我上文所谓“空白”之说。卫瓘是曾经跟何、邓等人清谈过的，知道“正始之音”的气象，现在对乐广赞叹“复闻于君”，可见何、王等人的清谈直到太康初年的乐广才算有了继承者了。

乐广清谈的最大特色是“简至”，所谓以约言析理，而厌人之心，这也正是正始之音的风格。《世说新语·文学》一六条是乐广以约言析理的最好例子，前面已经引过。与他同时齐名的清谈家王衍也自负“简至”，但与乐广相比，则自认还逊一筹，他说：“与人语甚简至，及见广，便觉己之烦。”[275]

至于乐广清谈的主要观点是什么？理论上有哪些建树？可惜都没有资料留传下来。我们仅知他于名家似乎很有研究，有人特别向他请教“旨不至”的含义[276]。此外，他和卫玠讨论过梦的成因；他不赞成**，认为“名教中自有乐地”[277]。他也相当奖掖后起的清谈人才，《晋书·九〇·潘京传》云：

（潘）京仍举秀才，到洛。尚书令乐广，京州人也，共谈累日，深叹其才，谓京曰：“君天才过人，恨不学耳。若学，必为一代谈宗。”京感其言，遂勤学不倦。[278]

太康以后，至元康年间，清谈逐渐复兴，我们在《世说新语·言语》中可以找到一条证据，该篇二三条云：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279]

张华、裴死于永康元年，即公元300年，所以这里记载的事显然在此之前。又名士中缺裴楷与卫瓘，此二人均善谈，若在世似不应不参与这样的盛会，考二人同死于永平元年，即公元291年，所以这段故事可能是发生在291年至300年中。这段时期虽是贾后主政，但由于任用张华与裴两个正直能干的大臣共掌机要，天下以安，可算西晋继太康十年之后又一段小康时期。名士间的清谈活动就在这种小康的气氛中复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