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的将绝而复兴
竹林七贤与清谈
魏晋清谈在太和初开始成形，而在正始间达到**。正始十年，即公元249年春，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曹爽（及其弟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八族，控制了曹魏政权。王弼也在这次事变中被免官，是年秋遇疠疾亡。随着何、王这两大玄学领袖及众多名士的凋零，魏晋清谈的第一个峥嵘绚烂的高峰转眼间成为历史陈迹。
在这次事变中幸免于难的夏侯玄从此“不交人事，不畜笔研”[247]，尽量避免触犯司马氏，但五年之后还是被司马师安上一个谋反的罪名杀掉了。同时被杀的名士有李丰与张缉[248]。次年，即公元255年，正月，毌丘俭起兵反司马氏，为司马师所灭；不到一个月，司马师自己也病死了。再过不久，帮助司马师灭毌丘俭的傅嘏也死了，都在同一年[249]。至256年2月管辂去世后，曾经活跃在正始谈坐上的主要人物，除钟会一人以外，全都“风流云散”了[250]。
自何、王死后，名士间的交游与清谈活动便骤然消歇，从上引夏侯玄的“不交人事，不畜笔研”可以想见当时气氛之恐怖与萧瑟。在现存的史料中，我们找不到清谈活动的记载，至少在京师洛阳，先前那种热闹频繁、多姿多彩的交游谈论是看不到了。但是，在京城之外，在与曹魏集团关系不深或虽有关系但名气还不大、地位还不重要的名士中间是不是还继续着某种形式的交游谈论呢？
《三国志·二一·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云：
（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成、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251]
《世说新语·任诞》一条亦云：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又《伤逝》二条云：
王濬冲为尚书令，着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这就是后人所艳称的“竹林七贤”故事。关于此事的记载还散见于《世说新语·文学》九四条刘注、《排调》四条、《赏誉》二九条、郦道元《水经注·清水》条、陶潜《群辅录·竹林七贤》条等。专著则有东晋戴逵的《竹林七贤论》，已佚，《世说新语》刘注引该书达十七处之多。
竹林故事东晋以后盛传于世，七贤的处世态度为后世人所仿效，“竹林”二字，几乎成了清谈、隐居、避世、饮酒、放达等等的代名词，在魏晋思潮发展史上影响很大。虽然有的学者怀疑“竹林之游”这件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但也并没有非常坚强的论据[252]。这七个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是不必怀疑的，阮籍、嵇康、山涛、向秀之间的交往不仅史有明文，而且有他们自己的诗文作证[253]；王戎与嵇康同居山阳[254]，少为阮籍所赏识[255]；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刘伶是阮籍的酒友。如果说，他们有一段时期曾在山阳同住，常常去竹林喝酒，这并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至于他们后来各奔前程，结局非常不一样，则是魏晋间的特殊政治状况使然，不足深异。
不过竹林七贤的遇合显然只是一件很短暂的事，当时也并无深义，后世“竹林七贤”一词所具有的风流浪漫色彩，则是历代“好事者”缘饰所致，这大概也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东晋戴逵所作的《竹林七贤论》中就已经透露了这一点，他说：
俗传若此。颍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盖好事者为之耳！”[256]
七贤竹林之游的时间诸书不载，唯陶潜《群辅录》云：“魏嘉平中并居河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世号竹林七贤。”[257]嘉平乃齐王曹芳年号，接正始之后，从公元249年到254年。以七贤的生平和年辈推之，此说可信度很高。《晋书·四三·山涛传》云：
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
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帝曰：“吕望欲仕邪？”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久之，拜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258]
据此，可知山涛在正始末（249）曹爽被杀后曾有一段“隐身不交世务”的时期，以后便去找司马师求官，结束隐居生活，从此忙于仕途，也必然和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嵇康分道扬镳了。“竹林之游”如果不完全是子虚乌有，便只能发生在这一段时间里。考司马师于嘉平四年，即公元252年，春正月，“迁将大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将军、录尚书事”，到正元二年，即255年春正月征毌丘俭后即发目疾死，前后执政三年[259]，则山涛之见司马师求官必在此三年内。换言之，“竹林之游”的下限必在252年至254年之间。至于上限，则最早不会超过249年。其年王戎十六岁，刚刚与阮籍认识不久，见《晋书·四三·王戎传》[260]。总之，七贤“在嘉平中并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这个说法是可以接受的。
也许对于我们来说，比考证时间、地点更重要的是，竹林七贤及其故事在魏晋清谈中究竟占什么地位？说明什么问题？
如前所述，七贤竹林之游，如果真有其事，也只是一个短暂的结合，三五年而已，甚或更短。他们在一起究竟做了些什么？从现存的资料看来，实在是没做什么，除了喝酒还是喝酒。至于为什么喝酒，似乎各人内心的想法也不一样。嵇康是看不惯司马氏集团那一班伪君子，口里讲仁义、称周孔，心里想的只是如何剪除异己、夺权篡位，手段之卑劣、残酷令人发指，所以他要“非汤武而薄周孔”[261]，“越名教而任自然”[262]，而自知自己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一定为“世教所不容”[263]，所以只好隐居山阳，到竹林里找一块干净地，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喝喝酒，免得看到京城里那些乌烟瘴气的事，也免得成为司马氏集团的眼中钉。山涛的想法就不一样了，他之所以隐居山阳是因为看到司马氏和曹氏争权，而鹿死谁手，大势未定，他不想在这种时候出去做官，弄得不好会成两家斗争的牺牲品。他劝石鉴的话“无事马蹄间”很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心态。所以当司马氏代魏的大势一定，他就结束隐居，主动向司马师求官去了。其余的人，虽然各有各的想法，但大致不外乎以上两种心态。王戎接近山涛，阮籍和向秀则接近嵇康[264]。至于刘伶和阮咸，不过是跟着喝喝酒罢了。
所以，严格地说来，所谓“竹林七贤”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集团，既不是一个政治集团，甚至也不是一个清谈集团。他们的共同活动主要是喝酒，他们的结合点则是在老庄哲学的外衣下，以一种不问世事、放浪形骸的姿态来回避当时的政局。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竹林七贤”在魏晋清谈史上的影响和地位。
首先，七贤故事在东晋以后流传甚广，无论其中缘饰的成分有多少，它已然在清谈名士的意识中成为一个客观存在，因而就不能不正视它的影响。七贤故事中的饮酒、避世、做官而不办事、放达不守礼法等特色在清谈名士，即贵族知识分子中广泛受到称赞、宣扬与仿效。虽然也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评与抵制，但势力似乎远不及前者。于是清谈与任诞合流，清谈名士中从此多**之士。其末流甚至只会**而不能清谈，所以东晋王恭就曾说过：“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265]后世一提到清谈，立即就想到**，想到喝酒，想到做官不做事、不负责，其实二者并无必然的联系，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竹林七贤的传说。
第二，竹林传说标志的这种清谈与**合流之风，是当时政治状况对知识分子的压迫所导致的结果。《晋书·四九·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266]这种政治状况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都没有根本的改善，因而清谈与**合流之风也就终魏晋南北朝之世都相当盛行。
第三，竹林放达之风，从学术思潮来看，是道家思想备受推崇之后，在知识分子的处世态度上所导致的结果。其中庄子的思想及其对生活的态度，尤其在竹林七贤的传说中有非常明显的烙印。同时，竹林七贤的故事反过来又促进了庄子思想的进一步流行。庄学在正始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晋以后渐盛，而其转折点正在竹林。阮籍著《达庄论》，向秀为《庄子》作注，此后《庄子》就成为清谈中的重要内容了。
第四，竹林虽非清谈集团，七贤也不是一流的清谈家，但他们大都善谈则是没有疑问的。《晋书·四九·嵇康传》说他“善谈理”“美词气”；《阮籍传》说阮籍“发言玄远”；《王戎传》说戎“善发谈端、赏其要会”，曾论子房、季札，“超然玄著”[267]。此外，若广义地看，将著论作为清谈的一种补充形式，则嵇康、阮籍、向秀都应视为清谈大家。嵇康的论文很多，篇篇逻辑严密。且思想上的原创性很强，刘勰说他“师心以遣论”[268]，就是说不依傍他人以立论，这一点只有正始间荀粲、何晏、王弼才能与之媲美。他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都是前人没有说过的、相当独到的见解。王导过江只谈三理，而其中两理出于嵇康[269]，可见对后世清谈影响之大。阮籍著有《乐论》《通老论》《通易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玄学论文，虽然不如嵇文之严密和丰富，但也有一定影响。向秀曾为《庄子》一书作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后经郭象“述而广之”，一直流传至今。向、郭《庄子注》对西晋以后清谈内容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致使“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270]。尤其是《庄子》之学，从此以后特别为清谈家所喜爱，其地位几乎要超过《老子》与《周易》（参看上篇第三章第一节）。从竹林七贤留下的轶事记载来看，他们在著论方面的成绩显然超过谈辩的业绩，这大概也是当时的政治状况使然：交游谈辩有结党之嫌，容易惹祸，写文章比较安全，当时的文章主要在朋友们之间流传，不是发表在报章杂志之上的。然而嵇康终于因写文章而促祸，则又非始料之所及矣[271]。
从整体来看，竹林七贤之事代表了魏晋清谈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始于曹爽、何晏之被杀，终于嵇康之受刑，即公元249至262年，约十四年。其代表人物为嵇康、阮籍、向秀。从一个方面看，这是正始清谈高峰之后的一个低谷；从另一方面看，这是正始清谈雅音之后的一个变调。它有三个明显的特色：（1）清谈与**合流；（2）著论多于谈辩；（3）《庄子》开始受到特别重视。正是这三个特色构成了竹林时期的“低”与“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