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汉末党锢到魏初约五十余年是魏晋清谈的酝酿期，则从太和初至正始末这二十余年就是魏晋清谈的成形期。太和初，年轻的荀粲来到京师洛阳，带动了一批与他同样年轻的十八九岁、二十岁的贵族子弟何晏、夏侯玄、傅嘏、裴徽、邓飏等人[244]，在当时已经颇为流行的谈论风气中掀起了一场理论性的革命，其旗帜是探讨六经背后的圣人微意，即性与天道。这场革命在明帝禁浮华后暂停，而于正始初在何晏的领导下复兴，到正始后期因王弼、钟会等的加入而达到**，逐渐奠定了后来被称之为“玄学”的一种新学术的理论基础。这种新学术的主要内容是用“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基本架构，把道家思想（及其他非儒家思想）引入儒家，最后融合儒道而加以新的发展。汉末以来流行于士大夫中的雅谈风气从此一变而为探讨、切磋此种新学术的专门性清谈。

这时期的清谈在魏晋清谈史上是一座耸然屹立的高峰，引起后世清谈家无穷的仰慕，尊曰“正始之音”，屡见于文籍。如《世说新语·赏誉》五一条云：“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又《文学》二二条云：“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245]

“正始之音”无论在内容、形式乃至风标上都为后世清谈树立了堪称典范的榜样。

在内容方面，这时期的清谈有着极其坚强的理论支撑。这时是魏晋玄学的奠基时期，理论创获特多，像荀粲的“六经皆圣人糠秕”论，何晏“贵无”论、“圣人无喜怒哀乐”论，王弼的“圣人体无、老子是有”论、“圣人有情，应物而不累于物”论、“名教出于自然”论、“得意忘言”论，傅嘏、钟会等人的“才性”论等等，都可以说是从来没有人说过的破天荒的理论。清谈有了这样崭新的内容作话题，其能引人入胜，引起热烈争辩是可想而知的。后世的清谈家也提倡“拔新领异”、欣赏“寻微发幽”，但除郭象、支遁等一二人外，很少有人接近正始间何、王的水平。

在形式方面，这时期的清谈也几乎是近乎完美的。清谈的最高境界是“言约旨远”，寥寥数语而含蕴深广，如不可穷。这方面的典范自然是王弼，试看他答裴徽之问，是何等简至，何等深刻，包含了多少内容，我已在前文详加剖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何晏的清谈也是非常漂亮的，《世说新语·文学》七条注引《魏氏春秋》甚至说“弼论道约美不如晏”，则其境界之高可知，可惜没有具体的资料流传下来，令人怅然。

这时期的清谈在风标上也足为后世楷模。它是真正为追求真理、切磋学术而不尚尊卑、不涉意气的。何、王的关系是最好的例子。何晏长王弼十九岁，地位高低更是悬殊，但何晏对王弼之尊重、称赞屡屡见于辞色，说他“后生可畏”，叹道：“若斯人者，可与论天人之际矣！”见王弼《老子注》精奇，即刻将自己的注改作《道》《德》二论[246]。

总之，“正始之音”在各方面都带有典范的意义。魏晋清谈在这个时期定形，同时也就达到高峰，后世的清谈竟然没有能够超越这第一座高峰，这不能不说是魏晋清谈的悲剧。不仅此也，即在人才方面，后世似乎也不如此时之盛。像荀粲、王弼、何晏，都是极富创造力的思想家，而夏侯玄、钟会、傅嘏等也可称一代人杰。可惜荀、王都没有活过三十岁，这样短的生命，这样灿烂的火花，令人叹讶不置，也令人惋惜不已。魏晋的玄学与清谈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命运，也多少有点与它的这两位创始人类似：像一颗耀眼的彗星，掠过学术史的广袤天穹，才一回眸，便消失在遥远的黑暗中了。但它留下过一道美丽的光弧，也曾经照亮过幽邃的天空，是我们后人所不当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