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士人中所流行的谈论之风，还不是我们所说的魏晋清谈，它顶多只能看成是魏晋清谈的先声。虽然当时人也称之为清谈，如前引《后汉书》称孔仙“清谈高论”，《抱朴子》称郭泰“清谈闾阎”，《三国志》说许靖“清谈不倦”，但那都是指广义的清谈，即雅谈，亦即“清谈”一词的本来意义。而我们所说的魏晋清谈，指的是当时贵族知识分子为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学术活动。这里有两个根本特点：第一，它须是探讨哲理而非谈论具体问题；第二，它须讲究修辞与谈辩技巧。以此二点衡之，则汉末之谈论可谓已具端倪、却尚不显明。例如前面说过太学诸人的谈论大约可分为议论时政、品评人物及讨论学术思想三项，这三项中只有最后一项与第一点相合，其他两项则不合格；又如郭泰史称“善谈论、美音制”，可说与第二点相合，但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当模糊、笼统。什么时候这两个特点变得显明起来了呢？从现有资料来看，是在魏太和初年，即公元227年。下面先引一点资料。
《世说新语·文学》九条云：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注引《荀粲别传》云：
粲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释。顷之，粲与嘏善。
注又引《荀粲别传》云：
粲字奉倩，颍川颍阴人，太尉彧少子也。粲诸兄儒术论议各知名。粲能言玄远，常以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能言者不能屈。
《三国志·一〇·魏书·荀彧传》裴注亦引此段而稍详：
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象外者也[202]，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203]
《世说新语·识鉴》三条云：
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
按荀粲、傅嘏、裴徽、何晏、邓飏、夏侯玄等人在京师交游、谈论，这正是上承汉末之风。但他们的谈论与汉末的谈论却显然不同了，不再有具体的议论时政和品评人物的内容，而是“言虚胜”“尚玄远”，讨论性与天道之类的人生、宇宙之哲理，修辞与谈辩技巧也特别受到重视了，这从裴徽充当荀、傅二家之骑释者的角色可以看出一些消息。总之，一种新式的谈论开始成形了。
荀粲的“六经皆圣人之糠秕”说也显然继承了汉末谈论中的不拘守章句之精神，但是大胆得多了，也深刻细致得多了。从荀粲的观点我们可以很合乎逻辑地得出如下结论：（1）六经只表达了圣人之意的粗糙部分，拘泥于六经是不能得到真正的、深刻的圣人之意的；（2）圣人之意的精微部分“蕴而不出”，或说在“象外”，在“系表”，因此有待于我们去发掘，而且不妨离开六经去发掘；（3）“象外之意”是微理，“系表之言”是微言，这二者之间当有某种关联，即圣人之“微意”“微理”，只有用一种精妙的“微言”才能表达。我们不难看出，魏晋玄学与清谈的主要特点与基本精神都已具备于此了。那么，太和初荀粲等人的谈论标志着魏晋清谈的开始成形，这个结论应该没有疑义。
我觉得这里需要特别说几句的是关于荀粲的思想体系属于何派的问题，即荀粲究竟是道家或是儒家？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认为是道家，其论据是说他“尚玄远”，而且《三国志》注中说：“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儒、道并举，可见此“道”即老庄之意。据此，青木以为魏晋清谈不始于正始之王、何，而始于太和之荀、傅。余英时先生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想》一文中曾引青木此说而辩之，认为荀粲还是儒家，其“好言道”之“道”是对“术”而言，非对“儒”而言，“玄远”乃抽象之谓，亦非老庄之意。据此，余先生以为援引道家、正式建立玄学体系，仍非王、何莫属[204]。今按余先生的意见很对，我们的确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荀粲即是道家。我们只能说，他是要在原有儒家体系中打开一个缺口（例如说“六经皆圣人之糠秕”）。当然，打开缺口即为了引进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道家，但也不排斥道家。当时的风气及后来的发展证明，魏晋思想家在打开了儒家的正统体系的大门之后的确引进了许多新东西，包括道、名、法、佛，以及他们自己的创造，而其中道家是主要的大宗（事实上连荀粲的“六经皆圣人之糠秕”说也显然是受《庄子·天道》轮扁与齐桓公对话的影响）。我已在本书第二章第四节中说过，魏晋玄学的宗旨并非以道代儒，或崇道黜儒，它的目的乃在援道入儒，最终融合儒道。所以玄学家并非道家，把玄学家与道家等同起来，乃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误解。玄学家就是玄学家，他们从一个角度看可说是非道非儒，从另一角度看又可说是亦道亦儒。所以，我们要证明一个人是玄学家，并不需要证明他说的“道”一定是道家的“道”才行；同样，我们即使证明了一个人所说的“道”不等于道家之“道”，我们也并没有同时就证明他不是一个玄学家。荀粲所“好言”之“道”的确不能证明就是老庄，但也的确不是正统儒家的“道”，不是载于“六经”之“道”。那么他“好言”的正是某种介于二者之间的东西，亦即玄学家之“道”。在这一点上，荀粲和王、何并无不同，所不同者在程度之差异。荀粲较早，功在打开儒家之门；王、何稍晚，功在引进道家之实。所以，就正式建立玄学体系而言，诚如余先生所说，非王、何莫属；但如仅就魏晋清谈而言，荀粲之谈的确是其开始成形的标志，青木之说仍可存，唯无须坐实荀粲所言之道为《老》《庄》也。
说太和初清谈开始成形还有一层理由，就是当时这种探讨哲理且讲究技巧之谈论已不是只发生在一两个人之间的孤立现象，而颇有蔚然成风之势。《三国志》注引《荀粲别传》说他与他的哥哥荀俣辩论，提出“象外之意”“系表之言”等，而“当时能言者不能屈”。可见荀粲不仅跟傅嘏谈、跟裴徽谈、跟荀俣谈，而且还跟许多当时号称“能言”的人谈。荀粲固然是谈中佼佼者，但当时乐于此道、擅长此道的人显然已有一批。前引《世说新语·识鉴》三条云：“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又邓飏、李胜、丁谧、毕轨等人当时已结交为“浮华友”（见下），这些人应该都在“能言者”之流。为了证明当时谈论确有蔚然成风之势，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有力的例子，《三国志·二九·魏书·管辂传》注引《管辂别传》云：
父为琅邪即丘长，时年十五，来至官舍读书。始读《诗》《论语》及《易》本，便开渊布笔，辞义斐然。于时黉上有远方及国内诸生四百余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守单子春雅有材度，闻辂一黉之俊，欲得见，辂父即遣辂造之。大会宾客百余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辂问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贵之姿，辂既年少，胆未坚刚，若欲相观，惧失精神，请先饮三升清酒，然后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独使饮之。酒尽之后，问子春：“今欲与辂为对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与卿旗鼓相当。”辂言：“始读《诗》《论》《易》本，学问微浅，未能上引圣人之道，陈秦、汉之事，但欲论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难者，而卿以为易邪？”于是唱大论之端，遂经于阴阳，文采葩流，枝叶横生，少引圣籍，多发天然。子春及众士互共攻劫，论难锋起，而辂人人答对，言皆有余。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语众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听其言论，正似司马犬子游猎之赋，何其磊落雄壮，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变化之数，不徒有言也。”于是发声徐州，号之神童。[205]
依《魏志》本传及裴注之考辩，知管辂生于建安十五年[206]，即公元210年，那么管辂十五岁入学当在224年，现假定这次谈论发生在管辂入学之次年，则为225年，正是太和前夕。《管辂别传》的作者为管辂之弟管辰，其可信度很高。从这里的叙述看来，当时主要发生在管辂和单子春之间的这一场谈论，无论就其内容（阴阳哲理）和形式（请与前章论清谈形式参读）来看，都可说已经是典型的魏晋清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