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萌芽于汉季，而衰微于晋末，南朝之后，只剩下一点回声。《世说新语》一书的叙事亦上起自汉末陈蕃、郭泰、李膺诸人而下迄于晋宋之交之谢灵运。与其说这是一个巧合，毋宁说其中有相当的必然性。近代学者已注意到这一事实。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
《世说新语》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其书上及汉代者，不过追溯原起，以期完备之意。惟其下迄东晋之末刘宋之初迄于谢灵运，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盖起自汉末之清谈适至此时代而消灭，是临川康王不自觉中却于此建立一划分时代之界石及编完一部清谈之全集也。[180]
英时先生在其所著《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中对陈先生这一观点评论说：
按陈先生注重清谈思想之流变，故重视《世说》年代之下限，其说诚不可易。但若从士大夫新生活方式之全部着眼则尤当注意其上限，清谈特其一端耳，而《世说》所载固不限于清谈也。[181]
今按二家的意见甚是，合之更佳。陈先生注重清谈思想流变，故重下限，余先生注重士大夫生活方式，故重上限。其实《世说》的上、下限都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即仅从清谈一端而言亦是如此。
清谈的远源可以追溯到两汉的讲经，无论就内容或形式来看，清谈都是对两汉讲经的扬弃，即一方面，清谈是对两汉讲经的反动与否定，另一方面，清谈又是对两汉讲经在某种意义上的继承。而汉末党锢之祸正是这一扬弃过程的起点。当时集中于京师太学后来又因乱流散各地的知识分子则是这一扬弃过程的推动者。
东汉后期政治上的显著特点是宦官外戚集团和士大夫集团之间为争夺政权，尤其是中央政权所进行的残酷斗争，长达二十多年的党锢之祸正是这一斗争的集中反映。在这场斗争中，太学学生显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成为士大夫集团反抗宦官外戚集团的重要力量。当时太学规模很大，学生很多，其中又有不少贵族子弟、高官子弟。《后汉书·儒林列传》说：
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182]
两汉士人“通经致仕”，经学盖利禄之阶，而通过太学的策试而登仕途，则更是仕宦中最便捷、最荣耀的途径。所以两汉的太学可以说是官吏的摇篮，太学学生就是未来的官吏，参政意识本来就很强，现在再加这么多的贵族、高官子弟，这种意识当然更强了。但是太学学生发展得这么快，最高时达三万多人，哪有那么多官可做？而宦官外戚相继把持朝政，弄得乌烟瘴气，士大夫早就看不惯；加上宦官外戚的子弟遍布中外，也堵塞了太学诸生的仕宦之路。在这种情形下，太学诸生和中央政府里士大夫集团的领袖人物结合起来，批评朝政，推动风潮，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我们看《后汉书·党锢列传》追述党锢的缘起，说最初是起于甘陵南北部，但造成声势则是在京师的太学：
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183]
这样才引起宦官集团的恐惧，同时也给他们以镇压的借口。后来与宦官集团有关系的牢修乃上书诬告李膺等人，而诬告的内容正是说“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184]是为第一次党锢之祸，时在公元166年至167年。太学学生在这中间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甚至不妨说，党锢事件实际上是一次太学学生的学潮，郭泰、贾彪是这次学潮的领袖，而李膺、陈蕃等人则是这次学潮所拥护的政治代表。
事实上，在这次学潮之前，太学的风气已开始变化。前引《后汉书·儒林列传》那一段后作者紧接着就说：“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就是说，死啃书本的人少了，而另一种风气，即作者称为“浮华”的，开始起来了。这种被范晔称为“浮华”的风气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风气呢？《后汉书·循吏列传·仇览传》有一段记他在太学中的故事，很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特录如次：
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185]
由此可见，当时太学里有一种“游谈”之风，即交游与谈论之风。这种风气同死啃书本、拘守章句的老风气比较起来，显然是“舍本治末”，魏晋人的口头禅则称之为“浮华”。这种风气的产生，一方面是大量的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来到京师，长年累月地聚集在太学里，很自然会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使然，试看符融对仇览说的话，说现在“京师英雄四集”，是“志士交结之秋”，就可明了于此点了。郭泰、符融正是当时太学学生的领袖，又与李膺等人特别交厚，他们显然是感觉到时局的腐败，感觉到宦官集团之必须清除，政治之必须改革，因此想借太学的有利条件，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做一番除旧布新、“澄清天下”的大事业[186]。符融荐郭泰于李膺[187]，符、郭对仇览的注意与推诚，都应当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既要团结一批同志，游谈自不可免。其中谈论一项尤其重要。因为只有通过谈论，才能发现对方是不是人才；也只有通过谈论，才能判断对方是不是同志。简言之，通过谈论以知人交友，这就是当时太学中形成的新风气，而这新风气的产生又是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的。由此也容易明白，为什么当时的学生领袖，如郭泰、符融，都是既善于谈论，又善于鉴别人才的人。《后汉书·郭泰传》说郭泰“善谈论，美音制”“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188]，《符融传》说符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郭林宗始入京师，时人莫识，融一见嗟服”[189]。至于他们谈论的内容，虽无明白直接的史料记载，但根据各种间接资料，我们可以推测，大约不外乎以下三个大的方面：（1）对于时政的议论；（2）对于人物的品评；（3）对于学术思想的讨论。
这些人既以“澄清天下”为己任，那么议论时政自然是他们谈论的主旨，而品评人物则一方面是议论时政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知人交友的需要。议论时政与品评人物合起来，就是前人常说的“汉末清议”的内容。亦即《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说的“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190]前人于此已经说得很多了。讨论学术思想一层，直接资料最少，也最为前人之所忽视。唯余英时先生在其所著之《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中特别将此点提出，他说：“鄙见以为汉末士大夫之清谈实同时包括人物批评与思想讨论二者：李元礼每摈绝它宾听符融言论，而为之捧手叹息。符融之言论所以如此引人入胜者，岂能尽在于具体人物之批评，又岂能仅为其辞藻华丽或音调铿锵之故哉！斯二人在思想上殆必有符合冥会之处，故听者为之心醉而不觉深为叹赏耳。”[191]并在该文注八七中引《后汉书·孔融传》中路粹奏孔融“前与白衣祢衡跌**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之议论，谓为汉末谈论已涉及思想讨论之一例[192]。这实在是很对的。现在可以补充一点，即前面说过，汉末这种谈论的风气不是发生在别的地方，而是发生在太学。太学是当时研究学问（虽然主要是儒学）的最高学府，老师是当时最好的学者，学生是各地来的精英分子，这样的人聚在一起，谈论而不涉及学术思想的讨论是不可想象的。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人在一起，固然因为国事时局及自我切身利益的关系，常常议论时政、品核公卿、知人论世、互相题拂，但也一定经常展开学术思想的讨论与交流。而且，这两者还必然互相影响，互为表里，即学术思想支持论人议政，而论人议政又发展学术思想。可以想见，在论人议政之风影响下的学术思想，弃泥守章句、墨守家法之旧风，而向着探求义理、追求融会贯通方面发展，自是必然的趋势。所以汉末许多有作为的名士，都“不好章句”“不守章句”，而重视“博”“通”，也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了[193]。
总括起来说，就是：在汉末党锢事件前后那一段时期里，由于京师太学的发展和现实政治的刺激，逐渐在太学诸生中形成了一种交游与谈论的新风气，他们议论时政、品评人物，同时也讨论学术思想。这个新风气同从前太学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和墨守家法、拘泥章句的旧学风很不相同。
党锢之祸虽使士大夫集团受到沉重打击，太学中的“高名善士”，即领袖人物，也“多坐流废”[194]，但是这种交游和谈论的新风气并未因此而消灭，反倒随着这些高名善士的流废而从京师播散到地方，从太学诸生播散到一般士人之中。读汉末到魏初这一段历史，我们不难感到这股新风之流播，其时士人中以善于谈论或评鉴人物著称的人也特别地多起来。试举数例如下：
谢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195]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初，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彭汝南俗有“月旦评”焉。[196]
郑泰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司农众之曾孙也。少有才略。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桀。……卓既迁都长安，天下饥乱，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业家有余资，日引宾客高会倡乐，所赡救者甚众。[197]
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也。……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198]
孔公绪（名伷）清谈高论，嘘枯吹生。[199]
初平中，焦和为青少州刺史。……入见其清谈干云，出则浑乱，命不可知。[200]
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201]
党锢之后，士人谈论的具体内容或许有些变化，例如批评中央政治及当权者的“危言核论”可能减少或几乎没有了，而一般性的人物品评及思想讨论多起来。但是喜交游、重谈论、不守章句之风则依旧。这种风气直接酝酿了稍后出现的魏晋清谈。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从汉末党锢事件前后到魏初这一段时期，称为清谈的酝酿期，而其代表人物则是郭泰（128—169）、符融（生卒年无考）和许劭（150—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