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自东汉初年（公元1世纪中叶）传入中国，经过两百五十多年的传播，到晋室南渡前后已颇流行，尤其在上层人士中。读《世说新语·文学》《言语》等篇，我们很容易发现，东晋以后，佛徒相当活跃。他们来往于贵族名流之间，成为社会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同时佛理也逐渐侵入学术殿堂，成为清谈家们研味探讨的对象。当时的名僧高僧往往也同时是很高明的清谈家，他们常常出现在贵族名士们的清谈集会中。他们不仅精通佛理，而且熟悉玄学，既谈佛，又谈玄，玄佛互参，相摩相扇，为清谈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色彩。
《世说新语·文学》记录东晋清谈资料共四十五条（二一条至六五条），其中涉及清谈内容的三十二条。在这三十二条中，与佛经佛理有关的就有十二条（二三、三〇、三五、三七、四〇、四三、四四、四五、五〇、五四、五九、六四）之多，占百分之三七点五。东晋谈佛之盛于此可以想见。
佛理为什么会进入清谈，而且成为清谈的重要内容呢？这可以从佛理和清谈两方面来看。从佛理一面看，是佛理需要借清谈来传播，尤其要借清谈才能打进贵族学术圈；从清谈一面看，是清谈可以接受佛理，且需要佛理作为自己的新鲜血液。
先看第一面。其时佛经传入中国不久，尚未生根，尤其未在上层及学术层生根。佛教要求发展，要得到贵族知识分子的承认，只有借中国固有的学术来诠释，并借当时流行的方式来传播。因此在当时佛经阐说中大量采用一种所谓“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于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122]。而要这样做，就要求佛徒，尤其是那些以高僧自许的人，熟悉中国原有经典。事实上，他们当中也的确有不少人，对于“外典”[123]下过很大功夫，其熟悉程度不亚于当时最高明的清谈名士。《世说新语》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名僧，而以支遁为杰出代表。关于支遁和其他精外典、善清谈之名僧，我将在本书的第六章中加以叙述，此处暂略。
至于佛经之讲习、佛理之研讨，更是完全采取了当时流行的清谈形式，我们在《世说新语》中可以找到好些例子。例如下面的三条就很典型：
①《文学》四〇条：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②《文学》三〇条：
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
③《文学》四五条：
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后情渐归支，意甚不分[124]，遂遁迹剡下。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时支公正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诣支公。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
这三则都是讲佛经，第一则据刘注是讲《维摩诘经》，第二则与第三则是讲《小品》（亦称《小品般若》，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小品》即佛经中的《道行经》[125]）。但是无论从参与的人和进行的方式，乃至使用的术语来看，却都是典型的清谈（参看本书第二章）。
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面。佛经作为一门不久前才从外国传入的学问，对于中国士大夫相当新奇，相当有引诱力。尤其是汉末以后，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社会对于异端的承受力大大增加；魏晋以后，玄学兴起，虚无之说盛行，对于旨趣颇有相通之处的佛理自然就更易于接受。《世说新语·文学》二三条说：
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在阿堵上。”
殷浩的话，如果译成现代汉语，那就是：“理也该在这里找到。”这儿的“理”，今天的读者很容易理解为一般的道理，但魏晋时的用法，“理”是专指宇宙人生之哲理，即当时人说的“玄理”或“名理”。可见殷浩初见佛经便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相信佛理必与玄理相通。殷浩的这种看法其实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一般意见，即认为佛与孔、老的区别，只不过一是“西方圣人”，一是“东方圣人”，而他们所述说的“理”，尤其是那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终极之理，都是一样的。热心的人甚至根据《史记·老子列传》中说老子晚年出关，“莫知其所终”的话，造出一个“老子化佛”的故事，说老子去了西方，到达印度，收佛和其他印度人为弟子，共有二十九个云云[126]。这样一来，所谓佛经就不过只是《道德经》的外国变种，那么佛理和玄理之相通，当然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世说新语·文学》四四条：
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致。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
刘注引佛经曰：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断烦恼，万行具足，便成佛也。
简文是清谈家，并非佛徒。但在他看来，“佛”也就是“圣人”，佛经可以陶练神明，正如同《老》《庄》可以陶练神明一样。
事实上，东晋中期清谈得以重振，部分原因即是佛理抓住了当时贵族知识分子，清谈名士竞相借佛经来“陶练神明”之故。
除简文外，刘惔、孙绰、许询、郗超、王坦之、袁宏、殷浩等人都好佛经，而殷浩下的功夫最大。《世说新语·文学》有好几条记他学佛经之事：
殷中军被废东阳，始看佛经。初视《维摩诘》，疑“般若波罗密”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
（五〇条）
殷中军被废，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唯至事数处不解。遇见一道人，问所签，便释然。
（五九条）
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竟不得。今《小品》犹存。
（四三条）
最后一条“世之幽滞”一语，证明当时努力读佛经的尚大有人在，决不只殷浩等数人——当然，真读通的也不多。
东晋中期以后，玄学已有强弩之末、欲振乏力之感，而佛学却方兴未艾，在清谈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渐渐变成鸠占鹊巢，反宾为主了。这时清谈中若有新理出现，也往往是关于佛理的，例如《世说新语·文学》三五条云：
支道林造《即色论》，论成，示王中郎，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
又《假谲》一一条云：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
“即色义”及“心无义”皆后期清谈中重要的新理，汤用彤《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及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皆有论述，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