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清谈本身，讲究就更多。理想的清谈，应当是理、辞俱美，风度优雅，连语音也要漂亮。下面就《世说新语》中所见的资料略述数端如下。

1.贵“拔新领异”

《文学》三六条云：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

“拔新领异”的意思是说自创新意，不人云亦云。能不能“拔新领异”，是一个清谈家有没有创造力的表现。

“拔新领异”有三个层次。最上一层是自创新理，例如荀粲创“六经皆圣人糠秕论”、夏侯玄创“本无论”、王弼创“圣人有情论”、何晏创“贵无论”、裴创“崇有论”、钟会等人创“才性四本论”、嵇康创“养生论”“声无哀乐论”、欧阳建创“言尽意论”、郭象创“独化论”等等。其次是提出新的论据，或说运用新的“谈证”。嵇康《声无哀乐论》云：“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78]“谈证”即借以明理的“古义”“前言”，在“理已定”的前提下，就看谁能提出切当而新异的“谈证”了。“拔新领异”的最下一层是遣词造语的新异，所谓“才藻新奇”（见《文学》三六条），自然也是值得称赞与欣赏的。

以此三层来观察自魏初至晋末的玄学家、清谈家，就不能不感叹于玄学及玄学家、清谈及清谈家之每况愈下了。创造力高强的玄学家、清谈家都出在魏及晋初，他们提出了许多新理，打破了两汉学术界墨守家数、拘泥章句的沉闷局面，把中国古代的学术真正推进了一大步。玄学与清谈，那时正处在它的生气勃勃的青春期。到东晋以后，玄学中新理几乎不再看到，大名如王导，过江后“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见《文学》二一条），而名家的《白马论》“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了。东晋的清谈家，最高明的也只能在“谈证”与“才藻”上表现一点创造力，在义理方面则只能守住旧说，甚至旧说也慢慢不能守，例如号称于玄论“莫不研究”的殷仲堪就自己承认不解“才性四本”。玄学至此，自然会日趋下坡了。

东晋清谈家中堪称翘楚的乃是沙门中的支道林，前面已有说明，兹不赘论。从支道林的例子，我们可以推知东晋以后玄佛融合的趋势，玄学似乎已成强弩之末，不借外来的佛理就不能“拔新领异”了。

2.贵“理中”

《赏誉》一三三条注引《王濛别传》云：

濛性和畅，能清言，谈道贵理中，简而有会。（中，去声）

“贵理中”的意思是说重视说理的切当，使人心服口服，即不可强词夺理，徒逞意气之辩；否则虽胜不美。例如《文学》三八条许询与王修论理，许询逞一时之意气，而不顾“理中”与否，结果虽然胜了，却不为时贤所许：

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支法师[79]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许询先执一理，胜；后来再执对方刚刚被自己驳倒之理，又胜。很显然地，这里胜的不是理，而是辞及辩论技巧。这样的辩论已经离开了辩论的真正目的——求真理，再怎样“语佳”也是不可取的。

相反的例子是王衍。《晋书》本传说他清谈时，“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80]不安即改，唯求理中，不逞意气，毋固毋我，这才是清谈中可嘉的态度。虽然对于王衍，后世批评很多，“口中雌黄”一词也转为贬义，但我以为不必因为王衍后来的失败和其他方面的无能而否定他的一切，如果只就清谈一端而已，他仍然不失为谈士中之佼佼者。

最令人满意的以清谈求理而不涉意气、不计名位的例子也许还要算正始中的何晏、王弼。前引《文学》六条，何晏以吏部尚书之尊，如此尊重不满二十的青年王弼，令人叹赏而神往古人之风。又七条云何晏注《老子》始成，见王注精奇，即改己注为《道》《德》二论，也是同样的风格。“正始之音”常令后世清谈家神往不已，部分原因想即在此吧。

3.贵“辞约旨达”

《文学》一六条云：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辞约旨达”的意思是说言辞简约而道理又说得很清楚，这是清谈中一种很高的境界，魏晋人特别欣赏的。乐广在中朝名士中很受人称赞，辞约旨达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赏誉》二五条云：“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注引《晋阳秋》云：“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简至”是辞约旨达的另一个说法。乐广说话的简至在《言语》篇中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二五条云：

乐令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王兄长沙王执权于洛，遂构兵相图。长沙王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允朝望，加有婚亲，群小谗于长沙。长沙尝问乐令，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岂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释然，无复疑虑。

“辞约旨达”的前提是道理想得透彻，了然于心，而不强不知以为知，或知之不深而徒逞口舌，所以乐广“其所不知，默如也”。因为道理了然于心，说出来也就容易达到“中理”的效果。许多著名的清谈家都有这个特点，如前引《王濛别传》说他“谈道贵理中，简而有会。”刘惔“辞难简切”（《文学》五六条）而“往辄破的”（《品藻》四八条）。

如果不仅言辞简约，而且意味深长，所谓“言约而旨远”，令人回味无穷，那就是更高的境界了，魏晋人对此是倍加欣赏的。著名的“三语掾”（见《文学》一八条）故事中，王衍之所以特别欣赏阮修[81]的回答，盖因其旨远而可回味也。又如《规箴》六条注引《管辂别传》说管辂与何晏、邓飏论阴阳之事，而语不及《易》中辞义，邓飏怪而问之，管辂说：“夫善《易》者不论《易》也。”他的回答，得到何晏的激赏，说“可谓要言不烦”，其原因也就在于这个回答不仅言约，而且旨远。

因为贵理中，贵简至，所以清谈忌“强辞”，忌“游辞”，例已见前，兹不赘。

4.亦贵“辞条丰蔚”“花烂映发”

《文学》二八条：

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遇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殷除语左右：“取手巾与谢郎拭面。”

“辞约旨达”是一种美，一种境界，“辞条丰蔚”是另一种美，另一种境界，两者都能动人。所谓环肥燕瘦，各得其宜。这里说殷浩的“辞条丰蔚”令谢尚“注神倾意，流汗交面”，可见其动人之深。《文学》三六条说王羲之很骄傲，本来看不起支道林，竟“不与交言”，但后来有一次被支道林强邀清谈，论《庄子·逍遥游》 ，“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结果“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也可见“才藻”之足以动人。

支道林的“才藻”看来是有名的，《文学》五五条载他与许、谢、王诸人共论《庄子·渔父》，也说他“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而谢安则更厉害，“作万余语，才峰秀逸”，结果令“四坐莫不厌心”。

如果说清谈家中，乐广、王濛、刘惔等人属于简约派，则殷浩、支遁、谢安等人就属于丰赡派。属于丰赡派的，较早的有郭象，王衍说他“语议如悬河写水，注而不竭”（《赏誉》三二条）。较晚的还有王珉，《世说新语》说他“言话如流”（《赏誉》一五二条），《续晋阳秋》也说他“风情秀发，才辞富赡”（见同条注引）。

5.贵风度优雅

清谈不仅是求理，也是求美；又不仅是求理辞之美，而且要求风度之美，求语音之美。内在之美要通过外在之美表现出来。内在的智慧、精神、人格与外在的风貌、神态、声音完美地结合，是当时贵族知识分子的审美追求与理想。所以典型的名士都是清谈高手而又风度翩翩。试看《容止》篇所载：何晏“美姿仪”、夏侯玄“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丰“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嵇康“风姿特秀”“岩岩若孤松之独立”、裴楷“粗服乱头皆好”“光映照人”、王衍“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王濛“不复似世中人”、司马昱来“轩轩如朝霞举”、谢安“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卫玠风度之美更是名闻遐迩，到京师时“观者如堵墙”，至被人“看杀”。

魏晋名士清谈时讲究风度我们还可以从一个细节上看出来，即他们清谈时每执“麈尾”。《文学》二二条：

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

又三一条云：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

又一六条：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

这“麈尾”几乎成了谈士们必不可少的道具，所以王僧虔《诫子书》说“盛于麈尾，自呼谈士”。做得也很讲究，或以玉为柄，或以犀牛骨为柄。清言妙辞、手执麈尾、风度潇洒，也就成了“名士”的理想形象。《容止》八条云：“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伤逝》一〇条云：“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

6.贵语音节奏之美

讲究语音节奏之美是自汉末郭泰开创的传统，《后汉书·六八·郭泰传》云：“（泰）善谈论，美音制。”[82]王先谦《集解》引周寿昌曰：“音制，即声音仪制也。”声音仪制亦即声音节奏。郭泰是最早的清谈家，他的“美音制”亦为后世清谈家所仿效。《品藻》四八条：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

“韶音”即美音。由这段记载可以推论语音节奏之美是当时评论清谈及清谈家高下的重要标准之一。《文学》四〇条记支遁和许询的清谈云：“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既然“不辩其理之所在”，那么所嗟咏的二家之美，必有一大部分属于语音节奏是可以想见的。

附带提一句，文学史上永明声律及四声之发现是一件大事，前人已经注意到它与文体上的骈化有关，甚至与佛经的传人有关[83]，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与清谈的“美音制”之间的可能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