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说过,清谈有求理的一面,也有求美的一面,换言之,即是清谈有学术性的一面,也有艺术性的一面。因为有学术性的一面,所以可供研讨、供切磋、供校练、供学习;因为有艺术性的一面,所以可供娱乐、供消遣、供欣赏、供观摩。这两面的结合,使清谈成为当时贵族知识分子中一项有益的文化活动及有趣的智力游戏,从而染上相当程度的社交色彩。
从《文学》一六条“客问乐令旨不至”,二四条“谢安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二八条“谢尚造访殷浩”等,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贵游子弟以清谈为学习手段的情形。又《赏誉》三四条云:“太傅东海王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王安期即王承,当时与卫玠齐名,并推为中兴名士第一,为东晋初年有名的清谈家[84]。司马越命自己的儿子向他学习,又特别强调学习他的“仪形”与“音旨”,那么主要是学习清谈或说通过清谈进行学习,这当是不言自明的了。
再看《文学》五五条、二二条、《言语》二三条等,则可见当时名士相聚以清谈为高级的消遣及愉快的心智享受。试录《言语》二三条为例: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对比《文学》二二条,王导与殷浩“既共清言,遂达三更”,其余在场的人虽“略无所关”,但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第二天早上桓玄对人说:“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
可以看出,清谈家们在清谈的过程中,的的确确感受到一种精神方面的愉悦。我想,清谈对于魏晋名士大约如赋诗猜谜之于后世文人,是既可欣赏别人才能也可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从而产生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与满足感。
在某些场合,游戏的意味显得格外浓厚,清谈的双方互争高下,旁观的听众也情绪热烈,欣赏之余还带一点怂恿的味道。如前面讲清谈的参与方式时引过的《文学》一九条说,“王衍嫁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名士悉集”。大家便“挑”动当时的清谈高手郭象与裴遐对谈,辩论激烈,结果“四坐咨嗟称快”,王衍“亦以为奇”。这简直就像一群人围观两个高手下棋一样。还有《文学》五六条更有趣,孙盛与殷浩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盛占上风,但大家都不服气,硬是去找了另外一位高手刘惔来,把孙盛压下去,这才“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
大体说来,早期的清谈求理的一面超过求美的一面,学术探讨的意识较浓,说理贵简约、贵理中,不涉或少涉意气;东晋以后,清谈中求美的倾向渐渐增强,游戏的意味渐渐增多,语言也就由贵简至渐渐变为贵华美、贵辞条丰蔚。有时甚至流为意气之争,如前引《文学》三八条许询和王修的辩论就是一例。又《文学》四五条(见本章一节“清谈的参与方式”中所引)载于法开和支道林争名事亦同。沙门尚且如此,其余可知矣。
但无论是学术探讨或游戏斗胜,当时知识分子对清谈的态度却是很认真的。前面已经引过的《文学》三一条记孙盛和殷浩清谈那股执着的劲头令人感动。“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可见并不如现在有些人设想的,以为魏晋人是一边清谈,一边饮酒,优哉游哉。又《文学》三九条云:
林道人诣谢公,东阳时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
又《文学》一一条云:
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
观此二条,可知当时的清谈是相当耗精神的。《文学》二〇条甚至说卫玠之病死,乃因彻夜清谈劳累所致:
卫玠始度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还有一事,足可证明清谈之游戏意味和参与此种游戏者的认真且争胜的态度的,是清谈中常使用军事术语来描述,这正如现代人之使用军事术语来描述下棋与打球。例如《文学》三四条: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
又《文学》五一条: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85]:“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又《文学》二六条:
刘真长与殷渊源谈,刘理如小屈,殷曰:“恶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86]
再如《言语》七九条:
谢胡儿语庾道季:“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
用军事术语及描写战争的词藻来写清谈,写得最夸张、最淋漓尽致也最有文采的,大概莫过于管辰所撰《管辂别传》中写管辂与诸葛原等人清谈的一段了,似尚未见有人提到,特录于次。此段为《三国志·二九·魏书·管辂传》裴注所引,传文先有语云:“馆陶令诸葛原迁新兴太守,辂往祖饯之,宾客并会。”裴注乃引《管辂别传》曰:
诸葛原字景春,亦学士。好卜筮,数与辂共射覆,不能穷之。景春与辂有荣辱之分,因辂饯之,大有高谭之客。诸人多闻其善卜、仰观,不知其有大异之才。于是先与辂共论圣人著作之原,又叙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辂解景春微旨,遂开张战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虚,以待来攻。景春奔北,军师摧衄,自言:“吾睹卿旌旗,城池已坏也。”其欲战之士,于此鸣鼓角,举云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后登城曜威,开门受敌。上论五帝,如江如汉;下论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若春华之俱发,其攻者若秋风之落叶。听者眩惑,不达其义;言者收声,莫不心服。虽白起之坑赵卒,项羽之塞濉水,无以尚之。于时客皆欲面缚衔璧,求束手于军鼓之下。辂犹总干山立,未便许之。[87]
此段洋洋洒洒,有声有色,把管辂写得比一个率领百万雄师的统帅还要威风,亦可谓奇文矣。
不过,我们应当记住,尽管清谈有游戏性、社交性的一面,后期这种色彩更浓,但它毕竟是一项精致的、学术性很强的智力活动,跟一般的游戏不同,即使有争胜的心理羼杂其中,而求真的本性始终未去。我们研究清谈时不可不注意到它的游戏意味和社交色彩,但也不宜把这一点强调得过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