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上所载的资料分析，清谈在当时的贵族知识分子中是一项相当普遍、相当简易可行、也相当开放的学术活动和智力活动。它随时随地可以举行，只要有两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就可以构成一个谈坐，也不一定要事先做准备。《文学》一九条：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

又如《文学》五五条：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

参加谈坐的人也并无特别限制，西域贫僧、他乡文士，乃至总角小儿都可参与，如果才华出众，就会受到他人的欣赏与称赞。如前引《文学》五三条，张凭以一个新进孝廉，从吴郡来到京师，因偶然在谈坐上表现了自己的才华，便马上得到刘惔的青睐，后来又被司马昱拔为太常博士。又如《文学》四七条：

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

《文学》三九条：

林道人诣谢公，东阳时始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

但是，清谈活动虽说普遍、简易、开放，却并非没有自己的规矩和讲究，只是它的讲究别有所在。例如对于某一次清谈而言，虽然不一定要做什么特别的准备，但是作为一个“谈士”的一般准备，却是要求很高的。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是南齐王僧虔教训他儿子的话。他儿子想作“谈士”，但是却没有做足够的准备，于是他写信告诫儿子说：

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仿佛。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秩》，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77]

王僧虔为南齐人，出身于清谈世家，其祖父为王珣，高祖为王导，他的话应当可信。按他的意见，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谈士”，除了天分自不可不高以外，还要读很多书，做很多研究。至少，第一，要熟读三玄的原籍；第二，要熟悉各家的注解及其异同；第三，要研究前人的清谈成果。《世说新语·文学》中有几条记载可以取来印证他的看法。一三条：

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厷复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

六〇条：

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

二四条：

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从二四条我们还可看出，一个好的清谈家，他的修养还远不能止于“三玄”，除正统的儒家经典自不可不熟外，他至少还应对名家有所研究。东晋以后，还得加上佛经，如果完全不懂佛理，在东晋南朝的贵族知识分子中是无法出人头地的。东晋著名的清谈家殷浩曾经下过很大功夫研究佛经（参看《文学》二三条、五〇条、五九条、四三条，前已引），想来部分原因当即在此。东晋另一个著名的清谈家，也可说创造力最强、成就最高的清谈家支道林，他的成功就全得力于佛玄双修（参看下编第六章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