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研究魏晋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清谈”与“清议”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看法起源于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宫崎市定，我已在本书的“绪言”中提及。这里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历史事实的层次，一个是字面的层次。在历史事实的层次上，不少学者认为，魏晋清谈是汉末清议的变相，即汉末士大夫批评中央政治及评论执政者的清议之风，经党锢之祸和魏晋政治的压迫，变为空论玄理之清谈。中国学者中持此说最力的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其观点见于他的《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一文。在字面的层次上，有的学者认为，“清谈”在早期的含意与“清议”一致，可以互称，后来则变为专指玄谈，并且说：“清谈从清议的互称转变为玄谈也就是玄学形成的过程。”此说在中国学者中可举唐长孺先生为代表，其观点见于他的《清谈与清议》一文[44]。

关于历史事实层次上“清谈”与汉末风气的关系，我将在“清谈的酝酿与成形”一章中详加检讨，此处暂不讨论。但须指出，以“清议”来称呼汉末士大夫批评朝政之风，完全是近代的用法，魏晋时“清议”一词仅指士大夫阶层中形成的关于个别士人的舆论，与“乡论”的含义差不多。为避免行文枝蔓，此处亦不细论，读者可参看本章后的附录《“清议”词义考》一文。

这里我想仔细讨论的是，在字面的层次上，“清谈”与“清议”的关系究竟如何？因为唐长孺先生《清谈与清议》一文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其观点又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所以我的讨论即以该文为基础来进行。

现分条述之于次。

（1）“在初期清谈与清议可以互称”。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早期“清谈”大致有雅谈、美谈及正论三义。“清谈与清议可以互称”的命题在，也仅仅在第三义即“正论”上是成立的，对于其他二义则不成立。例如第一义“雅谈”中，有不少内容确与人物批评有关，如我在第三节中所引用的B组例子，但这些仍然只是清谈，而不是清议，因为清议是带舆论性的，这些例子却只是个人性的。这些例子中的“清谈”一般不可以换成“清议”，例如“祖约清谈平裁，老而不倦”通常不说成“祖约清议平裁，老而不倦”，其余亦同。唐先生文中却引用这些例子说明“清谈”可以与“清议”互通，是不妥的。第二义“美谈”虽是批评人物，又带舆论性，但仍然不能与“清议”互称，因为这类清谈意在褒，而清议则意在贬。正因为这类清谈意在褒，所以才说“有愧”“有累”，倘换成“有愧清议”“有累清议”就不成话了。唐文中也引用了此类例子以说明其时以清议为清谈，显然也是不妥当的。

真正可以与“清议”互称的只有“清谈”原义中的第三义“正论”，前引《南史》两例、《抱朴子》两例中“为清谈所少”“为清谈所贬”“清谈所不能禁”“谓清谈为诋詈”等之“清谈”都可以以“清议”换之，变成“为清议所少”“为清议所贬”“清议所不能禁”“谓清议为诋詈”，而意思不变。顺便还可以注意，这几个例子的时代恰恰是较晚，晚在东晋以后，前此还似乎未见此种用法。因此，说“初期”也是没有根据的。

仍用我们前面的图，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可以与“清议”互称的部分是图中画菱形小格的部分，只占“清谈”义域的三分之一，唐先生文章则将画斜线的部分都误算进去了，又忽略了A与C，结果得出“在初期清谈与清议可以互称”的结论，因而是不准确的。

（2）“清谈开始是以人物批评为主的”，“晋以后已专指玄虚之谈”。

清谈开始是否以人物批评为主，这个问题可以暂时不论，至于说晋以后，清谈已专指玄虚之谈，则可以肯定是错误的。事实上，终魏晋南北朝，“清谈”一词从来没有“专指”玄虚之谈，专指玄虚之谈的用法，如我在第一节中所说，是晚到明清之际才出现的。唐先生说：“从这一方面来检查史料，我们可以找出无数的例子来。”但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说，专指玄虚之谈的“清谈”例子在魏晋史料中几乎一个都找不到。试看我在第三节中所引的C组例子，可说是最接近“玄虚之谈”了，但都显然缺乏“专指”的味道。正因为不是专指，才老是跟“雅论”“讲道”等一块连用。其中最后一例说柳世隆自云“清谈第二”，这个“清谈”最接近专指，但仍极可能只是泛指雅谈而已，因为柳世隆并非三玄专家，他所谓“清谈”恐怕还是泛泛的。

（3）“清谈从清议的互称转变为玄谈就是玄学形成的过程”，“由此可以推论到玄学的起源”。

玄学的形成自然有一个过程，但能否从“清谈”一词含义的转化推论出来，则是颇可怀疑的。事实上，“清谈”一词的含义并没有在魏晋时代发生唐先生所说的这种变化。前面两点既然有问题，这个结论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