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取金刀眉目割，破头颅血迸苔花冷，亦不是，人间病。

——《贺新郎·徐青藤草书一卷》

上文介绍了板桥诗词的简况及评价，这里拟披文入质，沿波讨源，就其特色做些探讨。别林斯基指出：“要着手研究一个诗人，首先就要在他许多种不同形式的作品中，抓住他个人性格的秘密，这就是他才有的那种精神特点。”[66]板桥诗词的特点是狂怪。正是这种贯穿始终的狂怪雄风，使他的诗词在清代文坛发出奇异的光芒，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按《书·洪范》疏：“狂为倨慢。”《诗·风》疏：“狂者，进取仰法古例，不顾时俗。”《白虎通》曰：“凡行之诡异曰怪。”狂怪，就是倨傲、反俗，诡异奇特。表现于诗歌，则是诗人用狂怪的心理观察、表现世界的结果。从郑板桥思想艺术的整个倾向来说，潜存着一种真挚与怪诞、谦恭与狂放的截然相反而又浑然一统的生动精神力量。板桥自幼贫困，刻苦攻读，“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想为老百姓做点事。但在当时，这种虔诚的愿望迭遭打击。于是，他一切幻想破灭，决心“从此江南一梗顽”，嬉笑怒骂，以狂怪的艺术形式暴露和鞭挞黑暗的现实，抚慰善良的、创痛的心灵。这样，板桥的诗词无疑是独特的，也是生动的。

首先，板桥一部分诗词表现了爱奇反经、思想解放的独创精神。正如他在《乱兰乱竹乱石与汪希林》中写道：“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原不在寻常眼孔中也。”他在《偶然作》中亦云：“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与历来“劳心者治人”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农民是“天地间第一等人”，而“士为四民之末”。这种重农思想在他的诗词中屡有流露。如《喜雨》：

宵来风雨撼柴扉，早起巡檐点滴稀。

一径烟云蒸日出，满船新绿买秧归。

田中水浅天光净，陌上泥融燕子飞。

共说今年秋嫁好，碧湖红稻鲤鱼肥。

历来喜雨诗名篇佳作不少，但背景多是山光水色。如杜甫《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细微地描写了春雨，而板桥则由及时雨想到丰收美景，新鲜自然，动人心扉。其他如《呈姚兴滇太守》《范县诗十首》等，都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农民生活和农业副业等各项生产的关心。

爱奇反经，还表现在对历代兴亡、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所谓“量今酌古情何限？愿借东风作小狂”。板桥同情“只此快战千古无”的项羽，赞扬“千古文章根肺腑”的王安石，鄙视“自云黼黻笔，吾谓乞儿谋”的“曹刘沈谢才，徐庾江鲍俦”。虽然这些看法有偏激之嫌，但见自己出，毫无依傍，真可谓推翻旧案，裂石惊天！最令人回味的是《铜雀台》：

铜雀台，十丈起。挂秋星，压寒水。漳河之流去不已，曹氏风流亦可喜。西陵松柏是新栽，松下美人皆旧妓。当年供奉本无情，死后安能强哭声？帏八尺催歌舞，懒慢盘鸦鬓不成。若教卖履分香后，尽放民间作佳偶，他日都梁自检烧，回首君恩泪沾袖！

铜雀台是曹操宴会歌舞的场所，西陵是曹操的墓地。北周庾信《拟咏怀诗》：“徒劳铜雀妓，遥望西陵松。”唐王勃《铜雀妓》：“西陵松槚冷，谁见绮罗情！”描写铜雀旧妓对曹操的感情。板桥则反其意而用之。后四句说，曹操如果教人在自己死后将这些宫女都放往民间，让她们组织幸福的家庭，那么，以后宫女们一定会自动地烧香纪念、回想恩德而泪流沾袖。这里，板桥为受奴役者呼喊了不平，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芒。

这种强烈的、真挚的感情，深刻地体现在对广大人民的同情上面。他的笔触大胆地反映了现实众生相。如写悍吏，则“豺狼到处无虚过，不断人喉抉人目”；写私刑，则“雷霆收声怯吏威，云昏雨黑苍天泣”；他还描写了“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的逃荒者、“摘去乳下儿，抽刀割我肠”的还家贫民、“低头屏息，不敢扬声”的孤儿、“疤痕掩破襟，秃发云病疏”的小媳妇、“听他笞骂由他辱”的童仆……这一幕幕人间悲剧，令人不忍卒读。这种“狂怪”，是与当时社会民不聊生的现实格格不入的愤嫉。和一般帮闲的骚人墨客之流“剪树枝，造亭榭，辨古玩，斗茗茶”是大相径庭的。读板桥这些诗词，仿佛看见这位“怪”人——一位满怀同情人民大众的老人，怒目裂眦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最本色的“爱奇反经”，这也是他和“扬州八怪”中的其他七位不相同之处。

板桥诗词的狂怪特色还表现为不做奴才的主人翁气概。板桥《与江宾谷、江禹九书》云：“学者当自树其帜。凡米盐船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也。”又云：“凡作文者，当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他还刻了一方图章，文曰：“郑为东道主。”这种主人翁的气概在诗词中屡有反映。如他在《贺新郎·徐青藤草书一卷》中借徐渭以自道：“只有文章书画笔，无古无今独逞，并无复自家门径。”板桥赞扬这种“一切是独创的，一切是自己的，连缺点在内”的主人翁精神。他对徐渭晚年因嫉世而疯狂自残的行为也深表理解和同情：“拔取金刀眉目割，破头颅血迸苔花冷，亦不是，人间病！”

《清史列传·郑燮传》载：“（燮）家穷，性落拓不羁，喜与禅宗尊宿及期门子弟游。日放言高谈，臧否人物，以是得狂名。”这种目空一切的“臧否人物”在其诗词中也有所反映，如前文所引对“曹刘沈谢才，徐江鲍俦”的评论即是。这里，我们想指出的是，板桥的狂怪笔触不仅指向名人，而且指向了“天”。他问天：“长啸一声沽酒楼，背人独自问真宰”；“呜呼七歌兮浩纵横，青天万古终无情”！进而恨天：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歌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

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沁园春·恨》）

作者蓬首跣足，毁灭一切心爱之物，但也发泄不了胸中的愤恨。这真是一篇疯疯癫癫、回肠**气的狂怪宣言！试问在那文字狱罗网高张的年月，这样的思想能不以狂怪的面目出现而是直率道来吗？板桥不仅恨天，而且直欲扫天、掀天：

一阵狂风倒卷来，竹枝翻回向天开。扫云扫雾真吾事，岂屑区区扫地埃！

（《题画》）

画根竹枝插块石，石比竹枝高一尺。虽然一尺让他高，来年看我掀天力！

（《题画》）

气概豪迈，目空一切，真不愧他印文自许的“江南巨眼”！

以俗自居，俗中见奇，也表现出明显的狂怪特色。戴延年《秋灯丛话》载，郑板桥没有官架子，夜间外出巡视，不鸣锣开道，不用“回避”“肃静”的牌子，只用一小吏打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前导。当时许多人看不惯。他的朋友郑方坤亦在《郑燮小传》中说：“嵚崎历落，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板桥诗词中则屡屡以俗自居，一则曰：“俗吏之俗亦可怜，为君贷取百千钱。”再则曰：“一别朱门，六年山左，老作风尘俗吏。”《喝道》还生动地再现了他芒鞋问俗的情景：

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

一杯白水荒涂进，惭愧村愚百姓心。

显然，这里的“俗”是指充满痛苦贫穷而又朴实淳厚的世俗社会。“芒鞋问俗”所迈出的一步，是对正统的封建等级观念的嘲弄和蔑视，体现了可贵的民生主义精神。“俗”得可亲，也“狂”得可爱。

在诗词中，板桥也不避“俗”物，并且往往俗中见奇。如“白菜腌菹，红盐煮豆，儒家风味孤清”“江南大好秋蔬菜，紫笋红姜煮鲫鱼”“柳坞瓜乡老绿多，么红一点是秋荷”“碧绿新筐果，轻黄旧草鞋”“触窗无力痴蝇软，切莫欺他失意时”，俗景琐事，一经驱使，便精神百倍，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为什么郑板桥诗词会有浓厚的狂怪特色呢？总的来说，他是生活在文禁森严的年代，同情人民、不满现实的满腹牢骚只能曲折地寄托于笔墨之中，“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从而成其为狂怪的。

板桥生活的康、雍、乾三朝，是文网高张的年代。（关于文字狱之为烈，本书在前面已有叙述。）诚如与板桥同时代的一位惯写狐仙鬼怪的作家蒲松龄说的：“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这样险恶阴森的环境，使知识分子感到压力很大。郑板桥也不例外。板桥的好友杭世骏就是因条陈“泯满汉之见”而被罢官。板桥的同学陆骖因文字狱而被戮尸。板桥听到这个消息后，把已刻好的《诗钞》上十几首流露反清情绪的诗从板子上铲去。在愤懑之余，他曾写了《历览》，其三云：

历览前朝史笔殊，英才多少受冤诬！一人著述千人改，百日辛勤一日涂。忌讳本来无笔削，乞求何得有褒诛？唯余适口文堪读，惆怅新添者也乎。

谁都清楚，“前朝”就是“本朝”。这首诗笔锋直指虐民害贤的文字狱，实在是“大胆妄为”！

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板桥不得不以狂怪的面目出现，是不足为怪的。《板桥自序》云：“板桥貌寝，既不见重于时，又为忌者所阻，不得入试。愈愤怒，愈迫窘，愈敛厉，愈微细……”他有时怒目裂眦，有时侃侃而谈，有时啸傲跳跃，有时垂涕而道，以“狂怪”的面目出现在清代诗坛。

同时，板桥贫困坎坷的身世也是造成其诗词狂怪特色的重要因素。板桥从小家庭贫苦，常常是“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做进士前，在扬州卖画，但经济拮据，所谓“卖与东风不合时”。乾隆元年（1736）中了进士，做了十二年县令。但是，乾隆十八年（1753），他为请赈得罪上司，丢了官。板桥一生坎坷，苦闷彷徨，忧愁愤慨，更促进了“狂怪”特色的形成。诚如他在《自遣》中所自述：“啬彼丰兹信不移，我于困顿已无辞。束狂入世犹嫌放，学拙论文尚厌奇。”当时“板桥徒以狂故不理于口”，攻击他的人很多。他曾刻印“古狂”“动而得谤名亦随之”。生活的困顿，就像块块礁石，激起了艺术创作狂怪的浪花。他有首《竹石》诗云：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在诗人笔下，竹子也有一股清傲倨狂的神态，这也是一丛迭遭打击的风霜之竹啊！

“怪迂荒幻性所钟，妥贴细腻学之谧。”对艺术的执着的、如痴如醉的追求，也加强了板桥诗词的狂怪特色。板桥在艺术上有很多痴癖。他自云：“终日作字作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三日不动笔，又想一幅纸来，以舒其沉闷之气。”[67]他对徐渭极其倾倒，尝刻一印云：“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对于自己的诗集，他是死后也要追求文责的，《后刻诗序》云：“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他对画友也是“惺惺惜惺惺”。《赠金农》诗云：“乱发团成字，深山凿出诗；不须论骨髓，谁得学其皮？”对艺术的沉醉，常常使板桥天真烂漫，忘乎所以。他想念扬州，便以为扬州也有心肝思虑：“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68]在他眼里，竹、兰、石都是涂上了“有节、有香、有骨”的感情色彩的朋友，他愿意终生为之高歌，为之低吟，对之跳跃，对之抚弄。

以上试论了造成板桥诗词狂怪特色的原因。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狂怪正反映出板桥真挚的性情。这是艺术的辩证法。张维屏《松轩随笔》云：“板桥大令有三绝，曰画曰诗曰书。三绝之中有三真，曰真气曰真意曰真趣。”徐世昌《晚晴诗汇》卷七十四云：“板桥画书诗号称三绝。自出手眼，实皆胎息于古诗。多见性情，荒率处弥真挚有味，世乃以狂怪目之，浅矣！”这些议论都是很有见地的。我以为，板桥是个真挚诚恳的血性男儿，真诚是他的本质，而“狂怪”则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外表”。唯其真诚，所以能不向卑鄙、肮脏的官场规则妥协，能不在邪恶面前低下“狂怪”的头颅；唯其“狂怪”，所以能不阿谀逢迎，不助纣为虐，不丧失艺术家真诚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