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乾隆十一年（1746），五十四岁的郑板桥从范县调任潍县县令。潍县是个富庶的大县，所以，他的调任是令人艳羡的“荣调”。也许是为了使初生的男孩能得到适当的照顾，他将饶氏和孩子送回了兴化。

潍县（今称潍坊市）属山东莱州府，地处齐鲁腹地，北濒渤海，南临沂蒙山脉，白浪河穿城而过，将县城分为两城。河东为东关，城墙是土质的；河西就是板桥《修城记》所叙的石城墙的城里。城里是潍县繁华的市集。那里盐商乂集，财势炙手可热；土布业和屠宰业也是远近闻名，它们是构成潍县这个繁华世界的主要支柱。四通八达的车路连接着胶州、济南、苏州、蓟中……贸易又给潍县带来了更大的奢靡繁华和更昌盛的文化。

置身在这种畸形繁华的环境中，在处理政务之余，板桥冷静地观察着现况，忧虑着潜伏的危机。从宰潍后的第二年到去官离潍前夕，他陆续写成《潍县竹枝词》四十首，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感。

《竹枝词》本乐府曲名，作为一种七言绝句形式组合的歌词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首创。后来的诗人都喜欢用来歌咏乡土风俗和男女恋情，明清诗人写《竹枝词》风气尤盛。板桥主张《竹枝词》应该充满战斗性，所谓“挟荆轲之匕首，血濡缕而皆亡；燃温峤之灵犀，怪无微而不照。招尤惹谤，割舌奚辞；识曲怜才，焚香恨晚”。这一宗旨在《潍县竹枝词》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四十首竹枝词用清新质朴的语言、深刻的揭露、鲜明的对比、隐括的讽谕，全面地再现了当时潍县的社会世相，呈现出富豪行乐、流民颠沛、理想桃源等三个图画长卷。

板桥通过潍县上层社会狎邪纵乐的表面繁华现象，勾勒了富豪们穷奢极欲的靡烂生活，字里行间充满了憎恶和讥刺：

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其一）

斗鸡走狗自年年，只爱风流不爱钱。博进已赊三十万，青楼犹伴美人眠。（其二）

四面山光树木深，良田美产贵千金。呼卢一夜烧红蜡，割尽膏腴不挂心。（其四）

豪家风气好栽花，洋菊洋桃信口夸。昨夜胶州新送到，一盆红艳宝珠茶。（其五）

大鱼买去送财东，巨口银鳞晓市空。更有诸城来美味，西施舌进玉盘中。（其六）

与此对比，《潍县竹枝词》以十二首篇章，描述了板桥目睹由于贫富不均而出现的不合理现象，和由于连年饥荒所造成的悲惨图画。这是《潍县竹枝词》的精华，其中如：

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可怜北海穷荒地，半篓盐挑又被拿。（其二十四）

二十条枪十口刀，杀人白昼共称豪。汝曹躯命原拼得，父母妻儿惨泣号。（其二十六）

东家贫儿西家仆，西家歌舞东家哭。骨肉分离只一墙，听他笞骂由他辱。（其二十九）

征发钱粮只恨迟，茅檐蔀屋又堪悲。扫来草种三升半，欲纳官租卖与谁？（其三十四）

泪眼今生永不干，清明节候麦风寒。老亲死在辽阳地，白骨何曾负得还。（其三十八）

作者的情绪达到了**。这里有抨击，有揭露，有同情，更可贵的是反映了铤而走险的饥民的反抗。虽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板桥不可能完全透过现象，明确地认识到造成灾荒的本质原因，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天公和帝王身上；但是，能涉及这些社会问题，并且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爱憎，这在当时真是要有“割舌奚辞”的勇气的。

此外，《潍县竹枝词》中还有一组幻想幸福生活，描写美丽风物和歌颂淳厚民情的诗歌，宛如一幅闪耀着理想光环的世外桃源图。如其十：“水流曲曲树重重，树里春山一两峰。茅屋深藏人不见，数声鸡犬夕阳中。”其十六：“秋风荻苇路湾环，钓叟潜藏乱草间。忽漫鹭鸶惊起去，一痕青雪上西山。”对潍县风物一往情深。这种太太平平的世外桃源当然不可能存在，所谓“留取三分淳厚意，与君携手入陶唐”“老夫欲种菩提树，十里春风满化城”只不过是这位廉洁奉公的官吏善良、天真的向往罢了。

潍县对于郑板桥一生的影响仅次于扬州。他宰潍七年，无论是在吏治或诗文书画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峰。郑板桥在潍县所刻诗，有一首题为《署中无纸书状尾数十与佛上人》云：“闲书状尾与山僧，乱纸荒麻叠几层。最爱一窗晴日照，老夫衙署冷于冰。”可知他仍如宰范一样，实行“无为而治”“卧而理之”。然而，较之范县，他的潍县之治有下面三个突出之处：

其一是救灾。潍县虽然是素称富庶的甲邑，但在板桥莅任的前后几年却是多灾多难。据《潍县志稿》载：“乾隆十年乙丑，疫。秋七月十九日，海水溢。”“十二年丁卯春，大饥。自十一年八月不雨，至是年夏五月十八日始雨，连阴两月，无禾。”“十三年戊辰春，大蝗疫水饥。”在板桥调职潍县的前一年，灾荒便揭开了序幕。第二年，又发生了百年未遇的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最后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郑板桥目睹灾情，忧心如焚，一方面连连向上司报告，请求救济；另一方面决定立即开仓赈灾。按清朝规定，开仓赈灾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后才可实行。有人婉转地阻止他开仓，认为何必为贫民得罪上司。但是，板桥想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激动地说：“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他拨出一批谷子，叫百姓写借条来领，救活了上万人。

连续几年，饥馑和苦旱折磨着潍县人民，灾民剧增，粮价暴涨。身为潍县县令的郑板桥是非常痛苦不安的。他在《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中写道：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由卧听竹林风声，联想到百姓的呻吟，而感觉眼前的一枝一叶，也如同苦难中的人民一样，与人民“痛痒相关”的情怀溢于言表。板桥还刻了一方印章：“恨不得填漫了普天饥债”。

为了应付潍县的危机和救活更多的饥民，他采取一系列果决的措施。首先，板桥将那些囤积粮食的富户的粮仓查封，责令他们按市价卖给百姓，从而压低暴涨的粮价。他还派人管理米市，打击抬高粮价的不法商人。其次，他利用县令的身份地位，劝说那些大中富户轮流开设粥厂，煮粥供给老弱病残的灾民。此外，板桥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他亲自规划出诸如修城凿池等种种兴建和复旧的工程，由政府和富户集资，大兴工役，招集远近饥民来做工，使他们免于饿死。大灾之后的秋后又是歉收，板桥就将春天放赈时灾民的借条全部烧毁，不要他们偿还，从而给灾民创造了休养生息的条件。当时，潍县人民很感激这位“循吏”，为他在潍城海岛寺巷建有生祠。

乾隆十二年（1747），清廷下诏免了山东的赋税，并派遣大学士高斌和都御史刘统勋为特使，到山东放赈，郑板桥随行。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潍县的灾情才渐渐缓解，饥民也由关外络绎返乡。

在救灾工作之中，板桥感慨万千，写下了姊妹篇《逃荒行》和《还家行》。《逃荒行》写的是潍县饥民逃往关外谋生的撕裂肝肺的悲惨遭遇：

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天荒虎不饥，肝人伺岩阻。豺狼白昼出，诸村乱击鼓。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不堪充虎饿，虎亦弃不取。道旁见遗婴，怜拾置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路妇有同伴，怜而与之乳。咽咽怀中声，咿咿口中语；似欲呼爷娘，言笑令人楚。千里山海关，万里辽阳戍。严城啮夜星，村灯照秋浒；长桥浮水面，风号浪偏怒。欲渡不敢撄，桥滑足无履；前牵复后曳，一跌不复举。过桥歇古庙，聒耳闻乡语。妇人叙亲姻，男儿说门户；欢言夜不眠，似欲忘愁苦。未明复起行，霞光影踽踽。边墙渐以南，黄沙浩无宇。或云薛白衣，征辽从此去；或云隋炀皇，高丽拜雄武。初到若夙经，艰辛更谈古。幸遇新主人，区脱与眠处。长犁开古碛，春田耕细雨；字牧马牛羊，斜阳谷量数。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诗中写一位卖尽自家儿的难民，又拾起路旁的弃婴。同行的妇女给弃婴哺乳，弃婴则咿咿咽咽，“似欲呼爷娘”。又写在大庙歇息时的谈话。这些细节都使人如置身其中，非亲眼目睹者不能道出。全诗如一幅《流民图》长卷，真实地反映了潍县巨大的灾害及其给人民造成的痛苦。《还家行》则以轻快与沉重、喜悦与悲伤交错的节奏，描绘出潍县土地的复苏和灾民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创痛：

死者葬沙漠，生者还旧乡；遥闻齐鲁郊，谷黍等人长。目营青岱云，足辞辽海霜；拜坟一痛哭，永别无相望。春秋社燕雁，封泪远寄将。归来何所有？兀然空四墙。井蛙跳我灶，狐狸据我床。驱狐窒鼯鼠，扫径开堂皇；湿泥涂旧壁，嫩草覆新黄。桃花知我至，屋角舒红芳；旧燕喜我归，呢喃话空梁；蒲塘春水暖，飞出双鸳鸯。念我故妻子，羁卖东南庄。圣恩许归赎，携钱负橐囊。其妻闻夫至，且喜且彷徨。大义归故夫，新夫非不良。摘去乳下儿，抽刀割我肠。其儿知永绝，抱颈索阿娘。堕地儿翻覆，泪面涂泥浆。上堂辞舅姑，舅姑泪浪浪。赠我菱花镜，遗我泥金箱；赐我旧簪珥，包并罗衣裳。“好好作家去，永永无相忘。”后夫年正少，惭惨难禁当；潜身匿邻舍，背树倚斜阳。其妻径以去，绕陇过林塘。后夫携儿归，独夜卧空房。儿啼父不寐，灯短夜何长！

这首诗具有诗体小说的性质，是一曲凄婉的乡村牧歌。它描写了由于饥荒所造成的家庭悲剧。恩格斯认为，悲剧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的原因造成的。《还家行》正是表现了这种必然性。还家有喜悦，也有辛酸。在诗人悲悯而敏锐的感受中，这种喜悦后面的巨大辛酸，与喜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给人一种撕肝裂肺般的痛楚，从而促使人深入思索造成悲剧的原因，透过无辜者的遭遇，看到社会制度的黑暗和冷酷。通篇文字中，作者并未用一句议论，而是让事实说话，把特定历史下的悲剧准确地摹写出来，具有动人心弦的力量。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作有“三吏”“三别”《兵车行》等现实主义史诗，描写了一代人的战乱天灾，一代人的悲欢离合，是历史的忠实见证。板桥的《逃荒行》和《还家行》明显受了其影响，它们反映了乾隆十一年到十三年（1746～1748）潍县的灾变和民情。分析这两首诗，对于理解板桥全力投入拯救灾民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其二是保护贫民及小商贩利益。由于郑板桥青少年时代生活屡濒绝境，与贫苦百姓有着共同的感情，所以他读书做官意在“得志则泽加于民”。他认识到“盗贼亦穷民”，在宰潍时理政则“右窭子而左富商”，改革弊政，体恤贫民和小商贩。以下两则逸事颇可说明板桥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

盐店商送一私贩求惩，郑见其人褴缕非枭徒，乃谓曰：“尔求责朴，吾为尔枷示之如何？”商首肯。郑即命役取芦席编成一枷，高八尺，阔丈，前成一孔，令贩进首带之；郑于堂上取纸十余，用判笔悉画兰竹，淋漓挥洒，倾刻而就，命皆贴枷上，押赴盐店。树塞其门，观者如堵，终日杂沓，若闭门市。浃辰，商大窘，苦哀郑，郑乃笑而释之。

（曾衍《小豆棚杂记》）

辛未五月下第归，过潍，招饮友人家，潍俗重贾，二三贾客与语焉。语次及板桥，余亟问曰：“何如？”群贾答曰：“郑令文采风流，施于有政，有所不足。”余曰：“岂以诗酒废事乎？”曰：“喜事。丙寅丁卯间，岁连歉，人相食，斗粟值钱千百。令大兴工役，修城凿池，招徕远近饥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户煮粥轮饲之，尽封积粟之家，责其平粜。讼事则右窭子而左富商，监生以事上谒，辄庭见据案大骂：‘驮钱驴有何陈乞，此岂不足君所乎？’命皂卒脱其帽，足踏之，或捽头黥面驱之出。”余曰：“令素怜才爱士，此何道？”曰：“惟不与有钱人面作计。”余笑而言曰：“贤令！此过乃不恶。”群贾相视愕，起坐去。

（法坤宏《书事》）

潍县的大盐商有钱有势，经营官盐，往往倚势欺压小本经营的私盐小贩。而私盐小贩大多是失去田地的农民，板桥对他们是很同情的。《潍县竹枝词》其二十四云：“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可怜北海穷荒地，半篓盐挑又被拿。”其二十五云：“行盐原是靠商人，其奈商人又赤贫？私卖怕官官卖绝，海边饿灶化冤磷。”板桥不仅在感情上同情小商贩，而且从法令、措施上也维护他们的利益。乾隆十四年（1739），他曾立告示碑《潍县永禁烟行经纪碑文》：

乾隆十四年三月，潍县城工修讫，谯楼、炮台、垛齿、睥睨，焕然新整；而土城犹多缺坏，水眼犹多渗漏未填塞者。五六月间，大雨时行，水眼涨溢，土必崩，城必坏，非完策也。予方忧之。诸烟铺闻斯意，以义捐钱二百四十千，以筑土城。城遂完善，无复遗憾，此其为功岂小小哉！查潍县烟叶行本无经纪，而本县莅任以来，求充烟牙执秤者不一而足，一概斥而挥之，以本微利薄之故；况今有功于一县，为万民保障，为城阙收功，可不永革其弊，以报其功、彰其德哉！如有再敢妄充私牙与禀求作经纪者，执碑文鸣官重责重罚不贷！

此碑表彰烟行众小铺捐资修土城的义举，并永禁设经纪，使其不受欺凌剥削，是郑板桥体恤小商小贩，改革弊政的重要措施。

其三是推行文教，识拔人才。潍县富商云集，人们以奢靡相尚，以攫财为荣。郑板桥莅任后，竭力提倡文事，力图“留取三分淳朴意，与君携手入陶唐”。乾隆十五年（1750），潍县重修文昌阁，他撰有《重修文昌阁记》，结尾说：“本县甚嘉此举，故爱之望之，而亦淳切之警之，是为民父母之心也。”提倡文教之切切，固不待言。有趣的是，板桥于乾隆十七年（1752）为潍县新修城隍庙所撰《城隍庙碑记》中也宣扬文事：

今城隍既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娱之哉！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情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欢喜悲号，其有功于世不少。至于鄙俚之私，情欲之昵，直可置弗复论耳。则演剧之楼，亦不为多事也。

城隍本泥身木胎，并无七情六欲；演剧楼的建立，实际是在“娱神”的招牌下为人服务的。板桥提倡上演一些“演古劝今”“有功于世”的戏曲——这也是新修城隍庙的重要目的。

在推行文教的同时，板桥还大力发现人才，奖掖后进。如有一天晚上，他微服漫步于东关韩家涯一带，忽听到从一间破屋内传出琅琅书声。经询问知是贫寒书生韩梦周，板桥即解囊相助，着意培养。后来，韩梦周于乾隆十七年中举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中进士，任安徽来安县令，指导发展生产，做了不少好事，极受群众爱戴。去官后，归里授徒，成为著名学者，有文集行世。还有一位贡生胥伦彝，性嗜赌，腊月天寒，还披毡坐在赌场舍不得离开。他的文章做得很好，受到板桥赏识。板桥劝他不要消沉下去，荐他担任了某县的书院山长，清末潍人郭麏曾作《竹枝词》，其中一首云：“胥君生有樗蒲癖，腊月披毡一片青。不遇扬州郑风子，只应冻杀老明经。”即指此而言。板桥还有一位得意门生韩镐，也是家贫有才。板桥对其不仅在经济上资助，而且在治学上也加以辅导，曾写一联赠韩：“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该句成为名句箴言，流传颇广。可惜韩镐因家庭多故，生活坎坷，久踬场屋，直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才中举人，其时板桥已离开潍县了。

总之，板桥在潍县七年，“无留牍，亦无冤民”，是一位难得的清官。当时，他的朋友沈廷芳有诗赠云：“郑君郑君尔才奇特风义古，为政岂在守文簿？一官樗散鬓如丝，万事苍茫心独苦。”有抱负而难以施展，行善政而多所阻碍，这也是封建社会里一切正直的下层官吏的必然命运。

这期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板桥还担任过“乾隆东封书画史”。所谓东封，就是古代封建皇帝祭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泰山为中国五岳之一，因地处东部，故称东岳。古人以东方为万物交替、初春发生之地，故东岳有“五岳之长”“五岳独尊”的称誉。古代帝王登基之初或太平之岁，多来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祭告天地。据传夏、商、周三代即有七十二个君主来此祷祀，自秦始皇以下始见记载，《史记·封禅书》志其事。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东巡。为了筹备、布置皇帝登临泰山的住处，板桥在东岳的最高峰玉皇顶住了四十多天。这是板桥一生中最有光彩、最富纪念性的日子。后来，他自豪地镌一印章云“乾隆东封书画史”，以此自炫夸世。二是乾隆十四年（1749），他的儿子在兴化病殁。这个孩子是饶氏所生，很受板桥钟爱。板桥在潍县任上时，常常写信回家，托付郑墨和妻、妾教育孩子；他还特别抄了四首五言绝句，让郑墨教孩子唱诵。然而孩子死了，板桥屡经创痛的心灵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未入仕前，板桥耽于幻想，所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一心想做个清官，“得志则泽加于民”。然而，当了十几年县令，亲身经历了黑暗的官场、亲眼目睹了老百姓的苦难后，他的幻想逐渐破灭了。这时，他更加怀念荷红藕碧的扬州水乡：

潦倒山东七品官，几年不听夜江湍。

昨来话到瓜州渡，梦绕江南晓日寒。

这首诗题名《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于学使叫于敏中，与板桥同样来自江南。当他们一块谈论到瓜州渡的风物时，充塞在心中的乡愁，就变得更加浓厚了。

不仅思乡，而且对于做官，板桥也甚觉无聊。他给郑墨写信，十分感慨地说：“官途有夷有险，运来则加官进爵，运去则身败名裂。……惟久羁政海，精力日衰，不仕又无善退之法，自寻烦恼，未知何日始克遂我初服也。”“我今直视靴帽如桎梏，奈何奈何！”他还作有一首《青玉案·宦况》，抒写了对官场生活的厌倦：

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厅天似水，正宜泼茗，正宜开酿，又是文书累。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妆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

“酒阑烛跋，漏寒风起”与“雨过槐厅天似水”成一对比，使人愈觉为官的不值得。

这时板桥的健康状况也欠佳：“足部湿气”“通宵失眠”“疝气时发”“左耳失聪”“目光昏蒙”，加上思乡和厌官，他于是产生了辞官归隐的念头。《唐多令·思归》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情怀：

绝塞雁行天，东吴鸭嘴船。走词场三十余年。少不如人今老矣，双白鬓，有谁怜？　 官舍冷无烟，江南薄有田。买青山不用青钱。茅屋数间犹好在，秋水外，夕阳边。

在这种情绪支配下，郑板桥闷闷不乐。他在《复同寅朱湘波》中云：“去家十一载，久思解租归田，以延残喘。而苦衷不为上峰见谅，能无悒悒乎！”在给郑墨的信中亦云：“颓唐之象，日见日衰。作宰十数年，无功于国，无德于民，屡思乞休，遄返故里，与我弟畅叙手足之情，而犹不见谅于当道，殊令人欲哭不得，欲笑不能。”

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意外地，他被解职罢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