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袜青鞋为长吏，白榆文杏种春城。

——《范县呈姚太守》

范县，清时属山东曹州府管辖（今属河南省），兼署小县朝城。“西风漳邺水，旭日鲁邹天”[51]，是地近古代邹鲁的一个朴实宁静的地方。

乾隆七年（1742）春，郑板桥骑着毛驴，带着年轻貌美的饶氏夫人和书童，几箱书，一张琴，一捆行李，来到范县上任。板桥做官，主要是企图“立功天地，字养生民”[52]，所以他力革敝政，给这个闭塞的小县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据曾衍《小豆棚杂记》云：“（板桥）莅任之初，署中墙壁悉令人挖孔十百，以通于街。人问之，曰：‘出前官恶习俗气耳。’”这个传说虽不可靠，但亦可能。它表示了板桥初任时破旧立新的决心。

郑板桥出身寒素，矢志苦读，熬到五十岁才得到七品县令。他既痛恨那些不问民瘼的官吏（这之前他写过《悍吏》等诗作，抨击过贪官暴吏），也深恐自己不了解民情，做出对不起老百姓的事。诚如《范县》诗所云：

四五十家负郭民，落花厅事净无尘。

苦蒿菜把邻僧送，秃袖鹑衣小吏贫。

尚有隐幽难尽烛，何曾顽梗竟能驯？

县门一尺情犹隔，况是君门隔紫宸。

作者深为民间的隐情、冤屈难以明察而不安，末尾两句是说县衙与百姓相距很近，尚且不能体察民情，何况皇宫远在紫宸云上呢？由自己不能完全了解老百姓而推而远之到皇帝，很大胆地对官场黑暗表示了不满。

“隔”会歪曲真相，颠倒善恶。有不少人就是为了私利在竭力维护、营造这个“隔”。板桥看到了这一点，他决心深入民间，探求人民疾苦，革除流弊。他在范县时经常到农村去，询问桑麻农事，了解下情：“布袜青鞋为长吏，白榆文杏种春城。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耦耕。”[53]他曾沿大河巡视范县东北的平**和西北的邯郸道，有《平阳道上》《邯郸道上二首》记其行，记叙了范县那种“云随马足，风送牛声。渔者以渔，耕者以耕”的淳朴民情。

按照当时的规矩，县令出门要坐轿子，仪仗要“排衙喝道”。就是前面敲锣吆喝，后面水火棍、回避牌张旗护卫，鸡飞狗跳，八面威风。但板桥除迎接上司外很少坐轿，甚至连每天的排衙站班也觉得受不了。他写过一首《喝道》诗：

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

一杯白水荒涂进，惭愧村愚百姓心。

给合戴延年《秋灯丛话》所云：“（板桥）遇夜出，惟令两役执灯前导，亦不署衔，自书‘板桥’二字”等一些记载，可知板桥确实是“芒鞋问俗”的。板桥能把眼光投向世俗社会，行动上与正统的官僚大相径庭，正统的封建等级观念已被原始的民主思想冲开了一些缺口。

淳朴的乡风、艰难的农事、幽隐的民情给郑板桥带来了一些新的观感，他的思想较以前深化了。我们从他的诗文，亦即他当时的感受的痕迹来看，他的思想有以下几点突出之处：

首先是表现出明显的重农思想。板桥老家在兴化东门外，族人多靠作田捞虾度日，他原本就同情农民，加之在范县任上“芒鞋问俗”，深入了农民春耕夏耘秋获冬藏的生活，观察了他们栽枣种梨、植桑养蚕、放鸭养鹅、男婚女嫁、应差服役等各个生活侧面，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农民的作用。《范县诗》就以饱含生活情趣的笔触描写了农村的景色，如其一：

十亩种枣，五亩种梨；胡桃频婆，沙果柿槔。

春花淡寂，秋实离离；十月霜红，劲果垂枝。

争荣谢拙，韫采于斯；消烦解渴，拯疾疗饥。

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色彩缤纷的形象啊！形象的感受受支配于理性的认识。板桥在给郑墨的信中说：“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他甚至从星象学上也找出支持自己理论的根据来：“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天顾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务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鉴矣。”他还谈到工商的作用，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与对农民的评价相反，板桥严厉抨击了有些知识分子“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板桥不仅思想上重农，而且行动上也注意维护农民的利益。他曾写信告诉在兴化主持家计的堂弟郑墨，如果人家赎回了原有的典产田后，我们弟兄就买二百亩田，不可再多。“若再求多，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天下无田无业者多矣，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足乎？”[54]写这封信的乾隆年间，封建地主阶级，包括皇帝、贵族、地主和大商人，在全国各地疯狂地掠夺土地，土地兼并在急剧地进行。这样掠夺、兼并的结果，促使大量农民失去自己的一小块耕地，沦为贵族、地主的佃农。乾隆十三年（1748），官吏杨锡绂上书揭露了当时土地掠夺的情况：“近日田之归富户者，大抵十之五六，旧日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55]而成为佃户的农民，要将收获的四五成、六七成甚至八成以上的粮食，奉献给地主、贵族或皇室，其命运是很悲惨的。联系这样的时代背景，板桥这封家书所反映的认识是很难能可贵的。后来，在潍县任上时，他还写信要儿子“学稼学圃”，要家中妇女“习舂榆蹂簸之事”[56]，都表现了明显的重农思想。

其次是板桥逐步形成了“清静无为”的吏治思想。清静无为原是道家的哲学思想。老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根源是“道”，而“道”是“无为”而“自然”的，人效法“道”，也应以“无为”为主。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后来黄老之说与刑名法术之学结合，就成了封建君主统治人民的方法之一。儒家也讲“无为而治”。如《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己矣。”朱熹《集注》：“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应该承认，历史上统治者采用“无为”治术，即“与民休息”的政策，对稳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通过深入民间，板桥觉得只要没有官吏骚扰，老百姓是会安居乐业的。他在《范县诗》中写道：

驴骡马牛羊，汇费斯为集。或用二五八，或以一四七。长吏出收租，借问民苦疾。老人不识官，扶杖拜且泣。官差分所应，吏扰竟何极；最畏朱标签，请君慎点笔。贪者三其租，廉者五其息。即此悟官箴，恬退亦多得。

显然，这是一篇纪实之作。诗中的“长吏”，就是作者自己。乡村用日中为市之例，逢期市集。板桥厕身其间，探询民间疾苦，得到了“恬退”的“官箴”。这样的思想，他在书画作品中也明显地流露出来，请看下引一则题画：

今日画石三幅，一幅寄胶州高凤翰西园氏，一幅寄燕京图清格牧山氏，一幅寄江南李鱓复堂氏。三人者，予石友也。昔人谓石可转而心不可转，试问画中之石尚可转乎？千里寄画，吾之心与石俱往矣。是日在朝城县，画毕尚有余墨，遂涂于县壁，作卧石一块。朝城讼简刑轻，有卧而理之之妙，故写此以示意。三君子闻之，亦知吾为吏之乐不苦也。

题中的朝城是归范县兼管的小邑。题画中除了充满对朋友的一片深情外，还充满了作为主事的官吏对辖地“讼简刑轻”“卧而理之”的满足。

在这段时期，板桥“日高犹卧，夜户长开”，生活确实很平静愉快。他写有《破屋》一诗，抓住很多细小平易的事物，烘托出“尚简易”的主题：

廨破墙仍缺，邻鸡喔喔来。

庭花开扁豆，门子卧秋苔。

画鼓斜阳冷，虚廊落叶回。

扫阶缘宴客，翻惹燕鸦猜。

因为没有吆喝开衙，所以听得见鸡啼喔喔；因为没有人来，所以庭中长满了苔藓；因为门不常开，所以看门人也就乐得安闲。公堂的鼓冷清地摆在斜阳中，而空无一人的走廊上落叶飘回有声。这是何等令人深思的宁静啊！符保森《寄心庵诗话》谓板桥做县令时“见身说法，民皆安堵息讼。尝于公庭步月，作诗写画，六房如水，吏去无人，真循吏中仅见也”，就是指的这种境界。

但是黑暗的官场现实打碎了郑板桥“无为而治”的梦幻。初到山东赴任时，妻子郭氏就对他说过：“一代做官七代贫。”[57]他在范县任期的后段，已开始有辞官的思想了，只是因为巡抚待他很好，“士为知己者死”的知遇观念使他留在任上。他给郑墨的信表明了这种心情：“人皆以做官为乐，我今反以做官为苦。既不敢贪赃枉法，积造孽钱以害子孙，则每年廉奉所入，甚属寥寥。苟不入仕途，鬻书卖画，收入较多于廉俸数倍，早知今日，悔不当初。现拟告病辞职，得邀见准，如天之福。惟余每因事晋谒中丞，必蒙青眼相加，并见赏我之墨竹，谓为得文湖州真髓。凡遇上辕门，必邀余至内花厅留膳。余受宠若惊，不敢放浪。”中丞笑语云：“下属无留膳之例；此时吾与尔叙私与，不必目我为上司而兢小心也。既逢此知遇，只恐一时未必许我解租归田，奈何奈何！”正当板桥“进又无能退又难，宦途局蹐不堪看”之际，乾隆十年（1745）冬，他接到了调署潍县的命令。

在范县任职期间，板桥于乾隆七年（1742）订定了诗、词集，并手写付梓。乾隆八年（1743）更订了《道情十首》。三集都是板桥自己用六分半书钞录，由门人司徒文膏刻版。这是板桥诗文创作达到高峰的时期。

在范县任期内，郑墨还特地从兴化来看望板桥。板桥将几年来积蓄的俸银交弟弟带回家去，要他在同宗叔侄中“挨家比户，逐一散给”。尤其对“无父无母孤儿”，“宜访求而慰问之”，“务在金尽而止”。此外，板桥的祖辈扬州福国和尚、云南秀才陈坤、杭州余省三等人都曾到范县看望过板桥，板桥都有诗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