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与桂林山水，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与江南小调，“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它们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人们面对青藏高原的大山、巨石，听到《命运》交响曲的激昂与悲壮，感受“大江东去”时，体会到的是一种阳刚之美，是壮美；而人们游览秀丽精致的桂林山水，欣赏柔婉妩媚的江南小调，体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感情时，感受到的是一种阴柔之美，是优美。可见壮美与优美是两种风格相对立的美。事实上，中国古典美也恰好分为这两种，且这种传统根深蒂固，从古老的《易经》就开始确立了。

《易经》中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因为事物内部存在着对立的两种因素，它们就是阴和阳。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统一的，都是道所不可缺少的。《易经》还指出，阴和阳就是柔和刚。在这种阴阳刚柔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典美学通常就将美区分为以“阴”为代表的优美和以“阳”为代表的壮美。与美的这两种不同类型相对应，艺术作品中往往也分为壮美与优美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这一点在诗文、绘画中都表现得很明显。需要注意的是，《易经》中虽然指出了这两种美的区别，使人们注意到了它们的不同，但同时又指出了它们之间的统一。正如阴、阳都是道所不可缺少的，壮美与优美也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是相互统一的，任何事物的美，只能是偏向于壮美或偏向于优美，但是并不会只有其中一种。壮美的形象不仅要雄伟、壮阔，还要表现出内在的韵味。优美的形象不仅要柔婉、俊秀，还要表现出内在的力量。因此，壮美与优美不可偏废其一。

在《易经》之后，清代散文家魏禧与姚鼐都对优美与壮美进行了讨论。

魏禧，字冰叔，明末清初散文家。明朝灭亡后曾隐居江西省翠微峰，后来游居江南，以文会友，传播他的学说。他的文章多颂扬具有民族气节的人、事，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著有《魏叔子文集》。

关于美，魏禧曾说，风水相遇，阴阳交错，产生了美。而风水相遇的程度有轻有重，因此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美。如果风水相遇形成了“汹涌的洪波巨浪”，就是人们常说的壮美。如果风水相遇形成了“平静的涓涓细流”，就是人们常说的优美。魏禧认为，这两种不同的美会引起不同的美感心理。壮美的东西往往与高大、雄壮联系在一起，人们在欣赏这样的景物时，心与物之间常常产生一种对抗的关系，因此，人们内心会产生害怕的情绪。但同时，人们看到壮美的景象，又会激起一种摆脱了平庸的更为广阔的境界，内心充满豪壮之气，会感到兴奋、激动。与壮美相反，优美往往与娇小、精致联系在一起，人们在欣赏这样的景物时，常常会有亲近之感，内心愉悦，甚至会忘记自身的存在。

将壮美与高大、雄壮相联系，优美与娇小、精致相联系，并不是说壮美与优美的区别只在于形式，魏禧所说的美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魏禧认为忠臣、孝子、义士、节妇等，都具有阳刚之美，可见壮美与优美是与事物的内容相关的。

姚鼐是清代著名的散文家，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人，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他曾举了一些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美。他也指出文章的优美与壮美要统一，不能偏废其中任何一种。但是他又认为，一般人的文章总是不能做到非常恰切、适当的统一，总是要偏向于其中一种，正是因为如此，文章才分出了刚美与柔美两种不同的风格。而到底形成了哪一种美，一般同作者的性情有关。而且在他看来，壮美的地位要高于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