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提出的“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和“诗穷而后工”的命题，分别阐述了“道”与“文”的关系和怎样达成诗文创作的美感的问题。

欧阳修认为，“道”是可以被人认识、效法和执行的。“道”不应是道家所说的抽象的世界本原，也不应是儒家所指的抽象的社会教条，而是符合一定标准的与社会紧密联系的事物。他认为，“道”就是人们种树、养蚕等最基本的社会生活，提倡“道”应该是文章中的内容，而“文”是表现“道”的，是“道”的形式。“道”是诗文写作的本源和动力。诗文表现了“道”，内容充实，而且外在形式光辉、美好，文章才会美。

欧阳修所说的“道”与“文”的关系，其实是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认为“道”是文章的内容，是更本质的东西，“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但是它们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呢？有了“道”，内容充实了，是不是形式就一定是美的？不是的。欧阳修还看到了形式的独立性的一面。

欧阳修提出了“个性”这个重要的因素。他认为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个性接受“道”的，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这一内容。每个人对“道”的理解各不相同，因此，文章的内容就会具有各自的独特性。形式也是如此，人们的个性与审美兴趣不一样，所作的文章的语言风格、结构方式就会各不相同。这是必然的，每个人的社会经历不同，养成的性格、气质也会不同，另外，每个人所受的教育和各方面修养程度不同，这些因素反映在写作等创作活动中，就会对内容和形式产生影响，使之各有不同。

在此基础上，欧阳修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观点。“穷”是指政治上受到挫折，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工”是指精巧、细致，也就是指创作的作品很成功。因此，“诗穷而后工”是指人在政治上的失意，往往能使文学创作取得成功。这一观点是欧阳修提出来的，但是欧阳修之前，也有很多人表达过相似的思想。例如，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就曾说过，《周易》《离骚》等伟大著作，大都是圣贤为了抒发内心的抑郁之情而作的。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忧愁、怨愤这种负面情绪比愉悦、快乐这种正面情绪具有更大的力量，会更想要寻找方式发泄出来。而且，忧伤的情感比欢乐的情感具有更强的感染力。人们如果欣赏一部喜剧，往往笑过之后，很快就忘记了，但是如果看了一部悲剧，则更容易在心里产生震撼，会为悲剧而伤感，甚至会花很长时间来思考产生这一悲剧的原因。悲剧较多地揭示了社会的矛盾和本质，所以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在忧愁、怨愤的情绪下所写的作品也是这样。按照传统的儒家观点，优秀的诗歌应该是包含“道”的，是要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对人民具有教育感化作用的。它应该对政治的得失和社会上的不平之事有所反映或影响。在政治上不得志或者在生活中受到挫折的人，更容易接触到社会的矛盾，了解人间疾苦，因此，他们所写的东西就更能反映真实的生活，也更能让人感动。

“诗穷而后工”的规律在很多情况下是符合的，但并不是说，一定要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后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有很多作家没有这样困顿的生活经历，但是因为热爱生活，善于观察与总结，也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因此，对于“诗穷而后工”这一命题的理解要全面。

富贵者之乐与山林者之乐

欧阳修说，“富贵者之乐”是指想要得到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的快乐，这种富贵、奢华的生活必然是与权力和金钱密切联系的。在古代，实现这一乐趣的途径往往是做官。而“山林者之乐”，顾名思义，就是以山林为乐，寄情山水之中，它的乐趣来自对自然之美的欣赏。自古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将它作为人生的一大追求。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意思就是说如果政治上得志，就要造福于天下的百姓，如果政治上不得志，就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兼济天下”的方式往往就是做官，享受“富贵者之乐”；“独善其身”的方式则常常是隐居，寄情于山水，享受“山林者之乐”。